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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回报他的呢？我想。我找出一块海绵给玻璃窗户涂上肥皂，从顶部往下清洗。我一直偷偷摸摸地在整个伦敦奔走，看医生、作扫描、访问我们的老房子和出事之后治疗我的地方，一句话也没有告诉他。为什么？因为我不信任他吗？因为他决定不把真相告诉我、好让我的生活尽可能地简单和容易吗？我看着肥皂水一小股一小股地流下来，在窗户底部汇成了一片，便又找了一块布把窗户擦得干干净净。
现在我知道真相甚至更加不堪。今天早上醒来时我心里的内疚几乎让人难以承受，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些话：你应该为自己羞愧。你会后悔的。刚开始我还以为醒来身边躺着的男人不是我的丈夫，到后来我才发现了真相。我背叛了他。两次。第一次是在多年以前，那个男人最后夺走了我的一切，而现在我又这么做了，至少我的心是这么做了。我对一个努力想要帮助我、想要安慰我的医生产生了荒唐幼稚的倾慕。现在我甚至想不起他的模样，甚至不记得我们见过面，但我知道他比我年轻得多，有个女朋友，而且现在我已经告诉了他我的感觉！虽然很不小心，但，是的，我还是告诉他了。我的感觉不仅仅是内疚，我觉得自己很蠢。我甚至想也不能想到底是什么让我落到了现在这步田地。我太可悲了。
我作了一个决定。即使本不相信我的治疗会起作用，可是我不相信他会拦着我寻求治疗，只要我自己想要。我是个成年人，他不是一个暴君。毫无疑问我可以把真相告诉他吧？我把水冲下水槽，又灌满了水桶。我会告诉我的丈夫。今晚，等他回到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继续清洗窗户。
*****
上面一则是一个小时以前写的，但现在我不那么肯定了。我想到了亚当。我已经读到过金属盒里有照片，可是周围却找不到他的相片，一张也没有。我无法相信本——或任何人——失去了孩子以后，能够把家里所有有关他的痕迹都抹掉。这似乎不对劲，似乎并不可能。我可以相信一个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吗？我记得在日志里看到我们坐在国会山的那一天，我曾经直截了当地当面问过他。他说了谎。我把日志翻到那几页读了一遍。我们从来没有过孩子吗？我说，他回答说，没有，我们没有过。难道他这样做真的只是为了保护我吗？难道他真的觉得最好是这样做吗？除了必须告诉我的、省事的东西之外什么也不要说。
他告诉我的那些故事同时也是几句话就能讲完的。他一定厌烦透了每天要把同样的事情一遍遍地讲给我听。我有了一个念头：他把长长的解释缩成一两句话、改动过去的故事，其原因完全跟我无关，也许这样他才不会被不断地重复逼疯。
我觉得我要疯了。所有的一切都不定型，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化。前一分钟我认定一件事，后一分钟又有了相反的主意。我相信我丈夫说的一切，接着我什么都不相信。我信任他，然后我怀疑他。什么都感觉并不真实，一切都是虚假的，甚至我自己。
我希望我实实在在地了解某件事情，仅仅只要有一件事不用别人告诉我，不用别人提醒我。
我希望知道在布赖顿的那天我是跟谁在一起。我希望知道是谁这样对我。
*****
现在已经过了一会儿，我刚刚跟纳什医生谈过话。手机响起时我在客厅里打瞌睡，开着电视，关掉了声音。有那么一会儿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是睡着了还是醒着，我以为自己听见了声音，越来越响的声音。我意识到其中一个声音是我自己的，另外一个则听起来像本。可是他在说你他妈的婊子，还有些更糟糕的东西。我对着他大喊大叫，刚开始听起来是愤怒，接着是恐惧。一扇门发出砰的一响，拳头轰的一声，玻璃碎了。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在做梦。
我睁开了眼睛。一个缺了口的咖啡杯摆在面前的桌上，咖啡已经冷了，旁边一部手机不停地嗡嗡响着。翻盖的那个手机。我把它拿起来。
是纳什医生。他作了自我介绍，尽管他的声音听起来莫名其妙地有点熟悉。他问我是不是还好。我告诉他我没事，而且我已经读过了日志。
“你知道昨天我们谈了些什么，是吧？”他说。
我有一丝惊讶。恐惧。这么说他是决定要处理那些事情了。我感觉心里冒出了一个希望的泡沫——也许他真的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同样面对交织着的欲望和恐慌，同样迷惑——可是泡沫马上就破灭了。“关于要去你离开‘费舍尔病房’后住的地方？”他说，“‘韦林之家’？”
我说：“是的。”
“嗯，今天早上我给他们打过电话。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去拜访，他们说我们随时可以去。”他说的是未来的事，似乎又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接下来几天我很忙，”他说，“我们周四去好吗？”
“听起来不错。”我说。对我来说什么时候去似乎并不重要，我不看好这次出行会有什么用。
“好的。”他说，“好吧，我会给你打电话。”
我正要说再见，却记起打瞌睡之前一直在记日志。我意识到这一觉睡得不算深，不然我已经忘掉了一切。
“纳什医生，”我说，“有件事我能跟你谈谈吗？”
“什么事？”
“关于本？”
“当然。”
“好吧，我只是很困惑。有些事情他不告诉我。重要的事情。亚当，我的小说。有些事情他说谎。他告诉我是车祸让我变成了这样。”
“好吧。”他说，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继续道，“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重音放在“你”上，而不是“为什么”上。
我想了一秒钟：“他不知道我在把事情记下来。他不知道我明白前后有出入。我想这对他更容易些。”
“只是让他更容易些吗？”
“不是。我想这对我也更容易些，或者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意味着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可以信任他。”
“克丽丝，我们总在不断地修改事实、改写历史好让事情变得更容易，让它们符合我们偏爱的版本。我们是不由自主地这么做的。我们不假思索地虚构回忆。如果我们经常告诉自己有些事情，到了一定时候我们会开始相信它，接着它就真的成了我们的回忆。这不正是本在做的吗？”
“我想是的。”我说，“可是我觉得他在利用我的病。他觉得他可以随便改写过去，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我永远不会知道，永远也看不出来。可是我的确知道。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因此我不信任他。他这么做到最后会让我远离他，纳什医生。会毁了一切。”
“那么，”他说，“你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你能做些什么呢？”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今天早晨我一遍又一遍读过自己写的东西。关于我如何理应信任他，我却如何不信任他，到最后我能想到的只有一句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必须告诉他我在记日志。”我说，“必须告诉他我一直在跟你会面。”
有一会儿纳什医生没有说话。我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反对？可是他开口说：“我想你也许是对的。”
我全身涌上一股轻松：“你也这么觉得？”
“是的。”他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么做也许是明智的。我不知道本给你讲的过去跟你自己慢慢想起的有这么大的出入，也不知道这有多么让人难过。可是我也想到，现在我们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面。根据你说的，你压抑的记忆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浮现了。跟本谈谈可能对你有些帮助，谈谈过去，可能会加快你恢复记忆。”
“你这么觉得？”
“是的。”他说，“我想也许瞒着本不让他知道我们的治疗是个错误。再说，今天我跟‘韦林之家’的工作人员谈了谈，想知道那儿的情形怎么样。那个工作人员是一个跟你关系亲密的女人，名叫妮可。她告诉我她最近才刚刚回到那里工作，不过发现你已经回家住的时候她十分开心。她说没有人可以比本更爱你，他几乎每天都去看你。她说他会陪你在房间里坐着，或者在花园里，除此之外他还努力作出快活的样子。工作人员都跟他很熟，他们常盼着他去。”他停了片刻。“我们去‘韦林之家’访问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提议本跟我们一起去呢？”又是一阵沉默。“反正或许我应该跟他认识认识。”
“你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没有。”他说，“只是刚刚开始联系他打算跟你见面的时候我们简短地通过电话，我们处得不算好……”
那时我突然明白过来，这正是他提议我邀请本的原因。他终于想要见见他了，他希望把一切都放到明面，确保昨天的尴尬场面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好的。”我说，“如果你这么认为。”
他说他确实这么想。他等了很久，接着问：“克丽丝？你说你读过日志了？”
“是的。”我说。他又等了一会儿：“今天早上我没有打电话。我没有告诉你它在哪里。”
我意识到这是真的。我自己去了衣柜旁边，尽管我不知道会在里面找到什么。我发现了鞋盒，几乎不假思索地打开了它。我自己找到了它，仿佛我记得它会在那里。
“太好了。”他说。
*****
我在床上记这篇日志。时间已经不早了，可是本在他的书房里，那个房间在平台对面。我能听到他在工作，键盘咔哒作响，还有鼠标的声音。偶尔我能听到一声叹息，听到他的椅子发出吱吱声。我想象他正眯着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我相信如果他关掉机器准备睡觉的话我会听见声音，来得及藏起我的日志。不管今天早上我怎么想、怎么跟纳什医生达成了一致，现在我肯定自己不希望我的丈夫发现我在写什么。
今天晚上我们坐在餐室时我跟他谈了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他抬起头来，我说，“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过孩子？”我猜我是在试探他。我暗暗祈求他告诉我真相，驳倒我的推断。
“时机似乎总是不对。”他说，“然后就来不及了。”
我把我的碟子推到了一边，我很失望。他很晚才回家，进门的时候大声叫着我的名字，问我怎么样了。“你在哪里？”他说，听起来像是指责。
我喊道我在厨房里。我在准备晚饭，把洋葱切好放到正在热的橄榄油里。他站在门口，仿佛犹豫着要不要进屋。他看起来有点疲惫、不高兴。“你还好吗？”我说。
他看见了我手里的刀：“你在干什么？”
“只是在做晚饭。”我说。我笑了，但他没有回应。“我想我们可以吃个煎蛋。我在冰箱里发现了一些鸡蛋，还有些蘑菇。我们有土豆吗？我在哪里也找不到，我——”
“我本来计划晚上吃猪排的。”他说，“我买了一些，昨天买的。我想我们可以吃那些。”
“抱歉。”我说，“我——”
“不过没有关系。煎蛋没有问题，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能感觉到谈话滑向了我不希望的去向。他盯着砧板，我的手正悬在上面，抓着刀。
“不。”我说。我笑了，可是他没有跟我一起笑。“没关系的，我没有意识到。我可以——”
“现在你都切了洋葱了。”他说。他讲话时不带感情，只是陈述事实，没有加什么修饰。
“我知道，可是……切了的洋葱我们还是可以吃吧？”
“随便你想怎么样。”他说。他转过身向餐室走去。“我去摆桌子。”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如果我做错了的话。我继续切着洋葱。
现在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一顿饭没有说几句话。我问过他是否一切都好，但他耸耸肩说是的。“今天事情非常多。”他只告诉我这句话，在我追问的时候补了一句，“工作上的事情。”话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我想还是告诉他我的日志和纳什医生的事情为好。我吃了一口东西，努力不让自己担心——我告诉自己毕竟他有权利遇上不顺心的日子——可是不安啮噬着我的心。我可以感觉到开口的机会正从身边溜走，也不知道明早醒来是否还同样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最后我终于再也忍不下去了。“可是我们想要过孩子吗？”我说。
他叹了口气：“克丽丝，我们一定要谈这个吗？”
“对不起。”我说。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也许最好是放过这个话题。但我意识到我不能这么做。“只是今天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说。我努力想让自己的口气轻松起来，刻意想要表现得漫不经心。“我只是觉得想起了一些事情。”
“一些事情？”
“是的。噢，我不知道……”
“说下去。”他向前靠过身子，突然变得热切起来，“你还记得什么？”
我的眼睛盯在他身后的墙上。那里挂着一幅照片，是一片花瓣的特写镜头，不过是黑白色的，花瓣上的水珠还没有掉落。看上去很便宜，我想。似乎它应该摆在百货公司里，而不是在某人家中。
“我记起有一个孩子。”
他坐回到他的椅子里，瞪大了眼睛，接着闭得紧紧的。他吸了口气，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是真的吗？”我说，“我们有过一个孩子？”如果他现在撒谎，那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做，我想。我猜会跟他吵架，或者无法控制地、狂风暴雨地把一切一股脑告诉他。他睁开眼睛正视着我。
“是的。”他说，“是真的。”
他告诉了我亚当的事，一阵宽慰淹没了我。宽慰，但也混杂着一丝痛苦。这么多年，永远地寻不见了。所有这些我记不起的时刻，永远也找不回来了。我觉得心中萌生了渴望，它在成长，长得这么茁壮，似乎会吞没我。本告诉我亚当的出生、他的童年、他的生活。他是在哪里上的学，在学校表演过的基督诞生剧；他在足球场上和跑道上的精彩表现，考试成绩让他多么失望。他的女朋友们。有一次他把一根卷得不怎么像样的雪茄当成了大麻。我问本问题，他一一回答；谈着他的儿子他似乎很高兴，仿佛他的情绪被回忆赶走了。
我发现他说话的时候我闭上了眼睛。一幅又一幅画面从眼前飘过——画面中是亚当、我和本——但我无法辨认它们是虚构还是回忆。当他讲完时我睁开了眼睛，有一会儿被面前坐着的人吓了一跳，不敢相信他已经变得如此苍老，跟我想象中那个年轻的父亲有多么不一样。“不过我们家没有他的照片。”我说，“哪里都没有。”
他的模样有点别扭。“我知道。”他说，“你会难过。”
“难过？”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也许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告诉我亚当的死。不知道为什么他看上去一脸沮丧、筋疲力尽。我有种内疚的感觉，为了我现在对待他的方式、为了我日复一日如此对待他。
“没关系。”我说，“我知道他死了。”
他看起来又惊讶又迟疑：“你……知道？”
“是的。”我说。我要告诉他我的日志，还有以前他已经告诉过我一切，但我没有。他的情绪似乎仍然很脆弱，气氛仍然紧张。这个话题可以等等再说，“我只是感觉到了。”我说。
“这是有道理的，以前我告诉过你。”
这是真的，毫无疑问。他告诉过我，正像他也告诉过我亚当的生活。可是我意识到一个故事感觉那么真实，另一个却并非如此。我意识到自己不相信儿子死了。
“再跟我讲一次。”我说。
他告诉了我那场战争，路边的炸弹。我尽可能保持平静地听着。他讲到了亚当的葬礼，告诉我人们在棺木上鸣过炮，上面盖着英国国旗。虽然那副场面对我来说那么艰难、那么可怕，我还是努力回想着。什么也没有想起来。
“我想去那里。”我说，“我想去看看他的坟墓。”
“克丽丝。”他说，“我不知道……”
我意识到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我必须亲眼看到儿子已经死了的证据，否则我会永远抱着他还没有死的希望。“我要去。”我说，“我必须去。”
我还以为他会说不行，可能会告诉我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它会更加让我难过。那样的话我要怎么做呢？我要怎么逼他呢？
可是他没有。“我们周末去。”他说，“我答应你。”
宽慰夹杂着恐惧，让我麻木了。
我们收拾了餐盘。我站在水池边，他把碟子递给我，我将它们浸进热热的肥皂水里刷干净，又递回给他让他晾干，在此过程中一直躲着自己在窗玻璃里的倒影。我逼着自己去想亚当的葬礼，想象着自己在一个阴天站在青草上、在一个土堆的旁边，看着地上的坑里悬吊着一副棺木。我试图想象齐齐响起的炮声，在一旁演奏的孤独的号手，而我们——他的家人和朋友——默默地抽泣着。
可是我想不出来。事情并没有过去很久，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努力想象着当时的感觉。那天早上我醒来时一定都不知道自己是个母亲；本必须先要说服我我有一个儿子，而就在那天下午我们不得不让他入土。我想象的不是恐惧，而是麻木、难以置信、不真实。一个人的头脑只能接受有限的东西，毫无疑问没有人能够应付这个，我的头脑肯定不能。我想象着自己被告知该穿什么衣服，被人领着从家里走到一辆等候着的汽车，坐在后座上。也许在驱车前往目的地的时候我还在想此行不知道是要去谁的葬礼，也许感觉像奔赴我的葬礼。
我看着本在玻璃窗户里的倒影。当时他将不得不应付这一切，在他自己的悲伤也达至顶峰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带我参加葬礼的话，也许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会好过些。我心里一凉：也许他当时正是这么做的。
我仍然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纳什医生的事情。现在他看上去又有些疲惫，几乎有点抑郁的模样。只有在我遇上他的目光，并对着他笑的时候他才露出微笑。也许等一会儿吧，我想。尽管我不知道是否会有更好的时机。我忍不住觉得自己是造成他情绪低落的罪魁，或许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漏了什么事情。我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多么关心这个人。我说不清楚是否爱他——现在也说不清——可那是因为我不清楚什么是爱。尽管对亚当的记忆模糊而闪烁，我能够感觉到对他的爱，本能地想要保护他，渴望给他一切，觉得他是我的一部分，没有他我并不完整。对我的母亲也是如此，当思绪转到她身上时我感到一种不同的爱，一种更加复杂的纽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