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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微不足道的维系，就是一分熨帖的安慰。他掉过头来，勉强笑了笑。我在心里一遍遍地说：你是我最熟悉的、一直爱着的男人，那里，是我们深爱和关心的儿子。
真的。我常常说这句话：他是我们两个的儿子。
他真是我们两个的儿子吗？
这些天来，我始终在问自己这句话。我问这句话问得人都快傻掉了。在这以前，我过得很快活，我有丈夫、有儿子、有稳定的工作，我当了护士长，我四十七岁，可是买衣服仍然很方便——我觉得一个女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如果还有什么不满意，就属于大逆不道了。但是，自从那天接听了儿子班主任打来的电话，我开始怀疑。这种情形就好比有一天我抬起头来，忽然发现天空到处布满了裂缝——我所坚信万年不倒的天空马上就要倾覆了，但我还无法知道在那上头是些什么。我保存了大半生的信念已在瓦解，而新的信念还不知身在何处，这种时候人会有什么感觉？我走路都开始头重脚轻。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错问题。假如这仅仅是儿子的过错，那么我们可以让他听候发落。可怕的是，他遇到问题之后没有告诉我们——这就不仅仅是他的过错了。秦磊在教育孩子方面相当固执，简直有点刚愎自用，他总是主张给孩子足够的自由、足够的权利，以培养他的独立人格。我承认，在秦磊提出“自由”、“权利”、“人格”、“思想”等等诸如此类的名词之前，我连想都没想到过这码事，我所知道的，只是我爱儿子，我要让他过得快快乐乐——这就是我所有的想法。我生他时，秦磊气定神闲地在查病房，可以说我是由儿子陪着生出了儿子；当我第一次抱他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让他过得快快乐乐，让他不懂得什么叫烦恼、什么叫痛苦——这当然是我一相情愿的想法。后来秦磊用他那一套去养育儿子，我也跟在他后面，给儿子自由、给儿子权利，给儿子所有他爸爸认为可以造就他独立人格的东西，有时去朋友家串门，看到他们的孩子每天必须坐在琴凳上两个小时，反复地练琴，或者握住硕大无朋的毛笔一遍遍练字练画，或者被逼着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无穷无尽的数目字，我就真心地为自己什么都不会、除了“独立人格”之外无一是处的儿子感到得意——我觉得有一个快乐的儿子比什么都强。现在我只怕，从前我们误解了他，我只怕快乐的不过是我们自己。
最近我一直在观察秦庾。我发现自己对他的了解少得可怜：我不知道他在学校里上些什么课，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要好的朋友，我不知道他的教室在几楼，我不知道常打电话给他的那个嗓音清甜的女孩子是谁，我不知道他整天在想些什么，我甚至刚刚发现他长了胡子！我怕承认这一点：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我口口声声说着爱我惟一的儿子，可我对他的关心还不如对自己体形的关心多。我不清楚其他母亲有没有类似的想法，其他母亲有没有想去看一看，自己的孩子究竟有几分跟自己相像——我觉得秦庾根本不像我，也看不出哪里像他爸爸。这难道不可怕吗？我们为他准备了这个家庭帮他面对整个世界，为了他的快乐，我们挖空心思地给他自由、权利，给他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的全部条件——到头来发现，他不折不扣地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不带一丝父母的痕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做过什么事，让他难以忘怀吗？我们说过什么话，对他的人生有启发吗？我们爱他，可我们有过什么行动，来表示我们是爱他的吗？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说爱他？到底有什么资格说他是我们两个的儿子？
我的同事小林，连他儿子哪个手指甲盖上有虫斑都说得丝毫不差——可我有多少时间没有碰过儿子的手指头了？做母亲的做到这个地步，我刚刚发现一点安全感也没有。一个不敢确认自己儿子是自己儿子的母亲，难道不是枉做了一回母亲吗？
有几次，我试着跟秦磊说起这些想法。不知是我没说好，还是什么，他听了之后，满脸的退缩和拒绝。他的信念比我的坚定多了，从今晚他的表现看来，他是毫不怀疑自己的正确。可要是来问我，要是时间能倒转，我宁愿做一个最传统、最保守、最不尊重孩子权利和自由的母亲，只要儿子看起来像我，只要我能知道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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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之家 4秦庾（1）
我养过的那只猫——叫“针筒”的猫，冬天喜欢趴在我的膝头睡觉。我在家里过寒假，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就这么坐着，让针筒趴在膝头幸福地睡。我把手放在它蜷缩起来的身上——就是后腿前面一点——明显地感觉到它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它的气似乎很长。我再把手放到自己肚子上，却感觉不到有什么起伏，当时我一阵害怕，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其实我不大明白，像针筒那样的猫们怎么可以活得如此没有意义：针筒从来没有抓过老鼠——我猜想它根本不清楚老鼠是什么样子，假如用是否知道老鼠的样子来判断一只猫的话，那我比它更像猫；而其他在家里养猫的同学也没见过他们的猫抓老鼠；对它们来说，生命的第一大意义大概是睡觉，早也睡，晚也睡，冬天找暖和的地方睡，夏天找凉快的地方睡，睡完醒来，弓弓背打个哈欠，悠悠地衔条小鱼吃，接着再睡；偶尔它们也玩：它们可以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半天，也可以一心一意地企图将一根高悬的绳圈什么的碎尸万段——反正猫的生命目的尽在于此，而且我看针筒那样子，它幸福极了、满意极了，它“呼噜呼噜”打着瞌睡，活像个骄傲的皇帝。
我想着，要是人能够有猫这样的觉悟，那世界就会适合生存得多——可惜人没有这种觉悟。比方我这个傻啦吧唧的倒霉蛋，这会儿几乎连家都待不下去。
天已经晚了，很晚很晚，窗外不知何时还下起了倒霉的雨。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时爸爸深夜被叫出去给他上亿个病人做手术，妈妈就不睡了，要么陪爸爸去医院，要么坐在卧室里看杂志——我知道这些，因为小时候我睡得不大沉，而他们两个人睡眼惺忪地翻衬衣、翻袜子时又老弄出接二连三的响动来。有一天晚上，爸爸被医院叫出去的时候在下大雨，隔三差五地还打雷闪电，我被他俩找东西和讨论的声音弄得醒了一下，就又心满意足地睡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好几个小时——我被人一阵推搡，不快地醒过来，蒙蒙眬眬中，我听见妈妈的声音说：“秦庾？秦庾……”说老实话，我不情愿被吵醒，因为我正在做一个梦，梦里跟窗外一样：下雨、刮风、打雷、闪电——于是我闭着眼，哼哼了一声，只听妈妈说：“秦庾你要紧吗？打雷怕不怕？要不要来和妈妈睡？”我伸手往下巴那儿搔了搔，迷迷糊糊又哼哼一声，表示不用，屁事不管，打算继续做梦。我猜想，她大概回卧室去了。可是紧跟着，“哗啦啦”一声炸雷，我也不清楚是梦里的雷还是窗外的雷，只隐隐约约觉得眼皮外面光明了一瞬，接着又被人一阵猛推猛搡——看样子我是非睁眼不可了，要不然妈妈决不会让我安生。睁眼一看，就看见妈妈的脸，床头灯在她身后亮着，勾勒出她面孔的轮廓。可我背着光看不清她的鼻子眉毛，只看见她的一对眼睛，眼白部分又清又亮。她两手握着我的肩膀，有些气喘似的问：“打雷怕不怕？”我摇头。“要不要上妈妈那儿？”我摇头。她顿了顿，还问：“真的不怕？”我望着她，望了一会儿，在床上坐起来——因为我觉得在枕头上点头太吃力——点点头说：“行，我去和妈睡。”我觉得在枕头上点头太吃力，所以要坐起来。妈妈咧嘴一笑，露出的牙齿在窗外的闪电照映下是蓝莹莹的，她牵着我的手，到隔壁大房间去。大房间里亮着床头灯，粉红色——是妈妈挑的粉红色灯罩，就是那种倒过来形状像铅桶、外面蒙着纱的老式灯罩，我觉得非常好看——床上乱糟糟的，摊了几本书和杂志，妈妈去睡在床的右边，我就去睡在床的左边——我睡的那一边，床单上有个填填，是爸爸留下的。妈妈问我，不睡觉好不好，念书给我听好不好。我说，行。于是她就让我靠在枕头上，她也靠好——枕头是她做的，枕套子上的花也是她绣的，内容是浅粉色的桃花，我曾经在别人家见过枕套子上绣牡丹、绣*、绣牵牛花、绣蝴蝶、绣金鱼，可从没见过和妈妈一样绣上浅粉色桃花的，光这一点，我就觉得妈妈够水准。那天晚上，窗外下着大雷雨，闪电下的雨滴像钢针一样，天空一阵黑、一阵白，雷声一会儿滚、一会儿炸；室内，在粉红色的灯光下，靠着绣上浅粉色桃花的枕头，妈妈给我念书——到初中里我才知道，书是妈妈所钟爱的《追忆似水年华》。后来她又有无数次念这本书给我听；她大概有个雄心壮志，想把这本二百四十多万字的小说从头至尾地念一遍给我听，可每次念，她都忘了上回念到哪儿，只好从头开始，所以直到现在，我才只听过这部巨作的前十多页；何况近几年来我根本坐不下来听这倒霉的普鲁斯特，而妈妈也对我的文学鉴赏能力丧失了信心。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尤其是在那晚的大雷雨中，妈妈柔和的嗓音念出的文字深深吸引了我，尽管我不清楚那些永远理不清的意义。我记得妈妈翻开书页，捧好书，像开始什么重大工程似的、郑重其事地念道：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口之家 4秦庾（2）
“追忆似水年华——马塞尔·普鲁斯特。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第一卷，贡布雷。一。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有时候，蜡烛才灭，我的眼皮儿随即合上，都来不及咕哝一句：‘我要睡着了。’半小时之后，我才想到应该睡觉；这一想，我反倒清醒过来。我打算把自以为还捏在手里的书放好，吹灭灯火……我听到火车鸣笛的声音，忽远忽近，就像林中鸟儿的啭鸣，表明距离的远近。汽笛声中，我仿佛看到一片空旷的田野，匆匆的旅人赶往附近的车站……”
妈妈的声音柔和而亲切，和窗外的雷声形成一股抗衡之势。她不知疲倦地读啊读啊，醉心于书中的描述，直到我打断她问道：
“妈妈，为什么每次爸爸去做手术，你都不肯睡？”
她停住了，扭头看看我，微笑了一下。伸出手指头，在书页的边缘上轻轻来回地摩挲。半晌，她答道：
“爸爸没有睡，妈妈怎么可以睡？”
说完，她又冲我很快地微笑了一下，接着说：“爸爸动手术，妈妈是护士，要陪着他。”顿一顿，怕我听不懂似的，又像是自言自语：“爸爸是救人的性命，妈妈要在这儿陪陪他。”
我望了望窗外的雨，又问：“妈妈，你怕死人吗？”
她温柔地凝视着我，握住我的手，答道：“妈妈不喜欢看到别人死，但是妈妈不怕死人。”
“那，怕打雷、怕闪电吗？”
她一听这话，眼神微微地变了，想一想，说：“只要陪着爸爸在一起，妈妈什么也不怕——只要爸妈陪着你，你也什么都不用怕。”
我明白，妈妈她怕打雷、怕闪电——女的都这样。而且她们还不肯直说。自从那一晚，我比从前更爱妈妈了，因为我知道她也有害怕的东西，而且她在害怕的时候会来求助于我——虽然仅仅是那么一次，也令我深感骄傲。可我也知道，爸爸对妈妈比我更要紧：要不是爸爸走掉，她才不会害怕，要不是爸爸走掉，她才不会来找我，要不是爸爸，她谁都不会等、谁都不愿陪的，她让我睡在大床上、给我念书、和我说话、对我微笑，都为了她要陪着爸爸不睡觉——我到底是不要紧的，从小我就明白。到头来，她只会对我说一句倒了八辈子霉的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这世上的人都疯了，疯得一模一样，全巴望着我告诉他们处分的事——可笑的是，他们既然早就知道，又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告诉他们呢？
天知道，我曾经相信，我的爸妈绝不会欺骗我。可我错了。想到当我一心隐瞒处分的事时，他们两个早就知道这事，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现在回忆过去的一个多礼拜，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始终在刺探我！我曾经相信他们的，因为我以为他们是最好的爸爸和妈妈，可我错了。这对爸爸妈妈，他们送给我一只小猫，他们从不逼我干这干那，他们从事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他们在我眼前相爱，他们用绣上桃花的枕头套子和粉红的灯罩——可他们只对我说了一句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事告诉全世界的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件由一帮土豆似的家伙决定的事告诉别人？我为什么要被人耍来耍去、骗来骗去？我早明白，他们全为了他们自己：王海燕是为了满足她必须关心谁的欲望；李老师是为了持久地把我当成她那儿子的破烂代替人；樊斌是为了别叫我埋怨他而他能好过些；我的好父母，他们是为了保住他们父母的身份。
我认了。反正是我自己让王海燕以为我有多需要她狗屁的帮助，反正我至少得过一年才能离开肿眼泡的李老师，反正我死也摆脱不了同我一样倒霉的樊斌，反正我没法开除我的爸妈。我闷极了，我宁愿为了那道透露给樊斌的化学题给枪毙，也不要这么多人来关心我——他们哪里关心我？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痛苦、自己所受的伤害，他们为了表演自己的难过，从不管我是不是会被闷死。
世上的人全是这样。即便是李老师的儿子死了，她所想的也不过是：我再见不到他了！谁见不到谁，还不是一样活吗？只有王海燕这种假模假式、夸夸其谈的人，才会津津乐道人和人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岂不知我再也不想和她有什么可怕的联系了，她漂亮也好、聪明也好、是Ｆ大学的疯狂大学生也好，总之我再也不想见到她。死的就让他好好死，活的就诚实点活，干吗都把“责任”、“情感”、“缘分”、“爱”一类让人恶心的字眼挂在嘴边，好好的日子还要故弄什么玄虚，故意搞得乱七八糟，再自以为是地去忏悔，像夜间谈话节目里那个不要脸的鼻音先生一样，其实不过想证明一个狗屁的高贵而已。
爸妈也很虚伪。既然那么想知道，干脆来问我。吞吞吐吐这些天，刺探来刺探去，憋出火气自找罪受。过去我需要他们重视，他们说“忙”，现在我不愿他们管，他们又痛心疾首。他们让我失望，他们怪谁？也不用那么看重“开明父母”的称号——即使看重，也不用假模假式地硬撑。
窗外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我从床上起来，去开窗。风把雨往屋里吹——雨滴很细，可是密，兜头兜面过来，脸上只觉一阵凉意，手一摸，已经干了——这到底算什么呢？淋到还是没有淋到？我又想念针筒了。针筒这猫活得多快乐，它不思考，就没迷惑；不像我，一过了睡觉时间，就死活睡不着。
王海燕（二） 1
我同桌死了。
是煤气中毒——在洗澡的时候。
真不能相信，那是我的同桌。只是在昨天，她还笑眯眯地告诉我她天天熬到什么时候睡；她手里拿着一方白地缀粉蓝色碎花的手帕，轻轻地抹一下鼻尖，抱怨着说，天越来越热，希望高考那两天下雨，可就好死了。
她不应该说什么“好死了”。现在看起来，从她出生那一天起，她就不该说一个跟死有关的字，那都是凶兆。现在，她真死了。这种事，这种事如果不是降临到天天耳鬓厮磨的人身上，叫人怎么能够相信呢？
今天一天，她没有来上课；要不是刚才，班主任特地打电话通知我，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已经不在了。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秦庾——我天天等他来电话，每次电话铃响都会神经紧张——我赶在提起话筒之前清清喉咙，然后才有礼貌地对着话筒说“喂”。电话那头，班主任林老师的声音说：“王海燕。”我听出来是谁，心一松，说：“林老师啊。有事儿吗？”“王海燕——”“林老师？”我听她欲言又止，和平时雷厉风行的做派完全不同，心里像感觉到什么似的，猛一下紧张起来。只听她低沉着嗓音，心事重重地又叫了声“王海燕”，顿一顿，似乎要说什么，却再次停滞不前。我屏住呼吸，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一边用空着的左手去扭电话线，一边嘎着声音催促道：“林老师……什么事？”她这才很迟缓很迟缓——几乎是拖泥带水地说：“你同桌——她——不在了。”“不在？她哪儿去了？”我甚至没有反应过来，紧接上去就问。沉默——林老师沉默，我也沉默。我攥着电话听筒，眼神迷离地凝望前方那堵雪白的墙，头顶上的灯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猛然间跳动着闪了一闪，我的太阳穴被闪得生疼。我似乎明白了老师的意思，又似乎不十分明白——这一切都像在做梦，那么不真实，不真实到连我的心脏都似乎没有跳动。世界刹那间安静下来，所有的嘈杂都退得远远的；安静到不真实的空气中，只有林老师的声音，在缓缓叙述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原委：她爸爸去值夜班，她妈妈到小姐妹家去学习一种新的绒线编织花样，她一个人在家里复习功课，也许因为疲劳，她开了热水器洗澡，然后——林老师没有说下去，似乎是顺理成章地，事情就发生了。整个叙述过程中，我和她都小心翼翼地避免着说同桌的名字，好像这样一来，死的就可以是另外一个人了。
然而，我同桌真的是死了。死了。虽然我不愿意说她的名字。虽然她的模样、她的声音还近近地在我眼前、在我耳畔。虽然除了我之外，班里的其他同学还继续以为她仍旧在世上，鲜活、乖巧，和他们一道抱怨功课、抱怨高考、抱怨教育体制、抱怨盼不完过不完的未来。她已经死了——死，就这么简单。
我们究竟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她刚刚开始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抱有信心，她刚刚开始对所填的志愿有了志在必得的勇气——真的，最近几天，她不知为了什么，变得很自信、很朝气，前段日子为各方面的重负所压下去的快乐，奇迹般又活了回来，三年以来，我头一次看到她这样镇定地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