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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霞对沈宝说：“柴在哪里？快些去抱点柴进屋把火烧大，张干部为了到你这里来，刚才栽进田里一身湿透哒。快去寻条裤来给张干部换。”沈宝说：“我只有一条裤穿在身上哒，没有别的裤。”
沈宝说完话搬起两张板凳就往外面跑，三下五除二砸烂哒抱了进来。这位从省城来的年轻人不得不再次被眼前知青的情谊和义气震惊和感动。
在老场长的办公室，小张向老场长说明了来意，并出示了有关证明和准迁证。这次老场长再无话可说了。很快便指示有关部门为华医生办妥了各种手续。同时还指示秘书，要他准备几桌饭菜，盛情邀省城来的张干部吃了为华医生的饯行酒再走。
在老场长办公室，小张见有电话，很礼貌地征得老场长同意后，拨通了厂里的电话。他向厂长请示：是不是可以多给他一个指标……
显然，他脸上露出笑容。就这样，小张一锤锣鼓把沈宝也招了回来。这简直把大哥、沈宝和晓霞妹妹喜宝了。沈宝对张干部说：“张干部，今生今世，只有你是我的大恩人。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劲。到厂里后，我保证贴着你听你的做死的卖力做事。”小张说：。“今后我们都是同事，还讲什么客气，讲老实话，我就是看中了你的义气和这一身牛劲。”
回长沙后，晓霞在装订车间，大哥在医务室当医生，直到工厂倒闭他们下岗。沈宝在仓库做普工。那时仓库的纸几百斤一件，那时厂里没条件买叉车，全是人工堆码，他那身劲的确是派上用场。沈宝的父母在“文革”中被折磨去世。上班后虽有工资，但他好点烟酒，所以一直没有成家。晓霞和大哥为了他的亲事一直都在操心，并也为他介绍过几个对象，都被他婉拒。往后的日子，晓霞只要买了斤把肉或者有点好吃的，都要把他请来吃点喝点，沈宝也把大哥视为亲哥，把晓霞视为亲嫂。
十多年后，小张当了厂长。沈宝不幸患了胃癌。当时厂里的经济开始滑坡，为了给他治病，张厂长从贷款中都用了好几万。
沈宝终于去世。大哥和晓霞妹妹拿着礼簿，到厂里同事家里一一登门为他募捐。用募捐的钱为他买了骨灰坛子，买了一方墓地，立了一块碑。从此，每到清明时节，大哥和晓霞又多了一桩事情……
第十二章 谈谈企业的倒闭与兴旺
沈宝死后，工厂的状况如同“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原来一些有多年业务往来的老主顾，一个一个都被别人用“高额回扣”或“现实中的快乐”挖走了。面对着车间里的机器先后要死不落气地一台一台瘫痪而使工厂笼罩在一派鸦雀无声的死寂中，张厂长不是没有意识到，工厂已像一条年久失修的帆破了、板朽了、钉锈了、风一吹浪一打就会散架的船。
张厂长不但面对着自己的实际问题，也面对全厂几百在职和退休工人要生存的具体问题。作为一厂之长，同事们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他脸上瘦了，白发多了，饭吃少了，烟抽多了，但精神没有怏！
有一天，有一位知青到医务室找大哥看病。看完病，他和大哥谈起了一些过去当知青时的往事。他说：“……我下放的那个村子，在都庞岭山脉的笔架山下。在大山的环抱中，那可是个世外桃源。每到春天，鸟语花香，空气如酒醉人。山上源源不断的水，先经过我们村再往下流去。下面涨水也好、遭干也好，我们村的作物都是旱涝保收。”此刻，正好张厂长患了感冒到医务室来找大哥拿点药，这位知青的话他都听见了，“旱涝保收”这四个字对他的启发很大。
在全厂干部工人的会议上：张厂长用沉重的语调说：“同志们，面对当前的形势，工厂迟早要遭倒闭的厄运，我本人实在是无力回天。面对全厂几百职工的生计，我时刻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厂周围有近百栋的居民楼和很多单位企业。我想把闲置了几年的一、二、三车间拆掉，建一个集贸市场。这样，不但可以安排一部分下岗的同志们作为市场的管理人员，还可以优惠租给愿意做生意的职工。我计算过，所收取的摊位费、管理费等等，再加上我们还从其他方面挖挖潜力做做文章，那么同志们每月都可以按时领到工资。所以我请求职代会和同志们批准我的提议。”张厂长把话讲完，大家拍着手板举着大拇指异口同声说：这个点子好，这个点子好！
在张厂长的领导下，一切该做的事项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先给主管局、市政府打报告，待批文下来，就动手拆屋。全厂工人都自愿参加劳动并献计献策，集贸市场很快就建起来了。从此，一个曾经红红火火的印刷厂名存实亡，却诞生了一个“旱涝保收”的集贸市场。
印刷厂倒闭，实在有太多的理由来申辩是势在必然。这怎说呢？电脑的飞速发展，作家写书，很多单位办公都实现了无纸化。以银行为例，过去用的是会计账表。现在人家用电脑，难道还会请你印表格？
北京有个李素丽，公交车上卖票的，是全国劳动模范，被誉为当代活雷锋。如果她在长沙，很可能也会下岗。因为长沙大多数线路上的公交车都无人售票，乘客上车后自觉投币。坐汽车不要票了，印刷厂当然就不要印票了。这两个例子似乎都还不能透彻地说明问题，主要的是对印刷品需要量大的单位几乎自己都有印刷厂。政府有，吃了政府下属这条线；部队有，吃了部队下属这条线；教育系统有，吃了教育系统下属这条线。航空有、铁路有、公路有、航运有、烟厂有、药厂有、食品厂有……除去这些，剩下少得可怜的印刷业务流人社会像众僧抢粥，最后还要比谁的回扣给得多。你说印刷厂会不会倒闭？
但是，有些工厂倒闭就不好说了。既然还有这么多印刷厂存在，油墨厂为什么会倒闭？难道印刷厂不需要油墨了？灯泡厂为什么会倒闭？我们只要稍稍回忆，改革开放前一个家庭多是一盏灯两盏灯，现在一个家庭十盏灯二十盏灯也不稀奇。现在灯泡的使用量比以前猛增了，为什么灯泡厂会倒闭？还有服装厂、鞋厂、袜厂、帽厂、食品厂等等。难道现在正如气象学家所说的“厄尔尼诺现象”地球正在逐渐变暖，人们就不穿衣服鞋袜不戴帽子光着身子像原始人用树叶遮羞御寒了？难道现代人为了美身就喝西北风就不吃东西了？沈宝只有一条裤子，我那位朋友革命一辈子的父亲却一辈子没穿过西装没穿过皮鞋，这些都是过去不堪回首的事情。现代人不但要求吃好穿好，而且还要求像《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中的一句台词一样：活好每一天！
有三位女知青，如今确切地说应该是名符其实的三位老女人。她们都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都长得矮长得丑都像汤加女人有着一对大奶子一个大屁股胖乎乎。都是结了婚离了，离了又结婚，结婚又再离，最后被爱情蹂躏得一塌糊涂后发誓要独身，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好，都是我行我素自我感觉特好仿佛生活在真空不理睬别人怎么说。
第一位喜欢跳舞，尤其爱跳“华尔兹”。走火入魔的程度是早上或晚上在屋后的空坪上，没有音乐没有舞伴独自摆开架式左一圈圈右一转转练得呼哧呼哧人像落水鬼。为了在舞场满足表现欲，她有三十多条颜色各异的大摆裙。我有幸见她跳过一次，那天她穿着红裙子和男伴在约翰。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的乐曲中旋转起来，使我幸福地回忆起儿时打陀螺也爱在陀螺上涂点红颜色，她就像那只陀螺。
第二位喜欢买鞋子，对高跟鞋更情有独钟。矮是她终生遗憾，穿双高跟鞋以假乱真给人的印象高一点这完全可以理解。她爱时麾，更爱新潮。然而，任何一种款式，流行了一个时段，新潮了一个时段，就会被另一种款式所替代。比方今年就流行一种有一尺多长，后跟特高，前面特尖而且向上弯弯翘起的女靴，据说是意大利最新款式。她那双“三寸金莲”般的小脚穿着这双鞋，使人猛然就会想起当年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穿的那双鞋。她走起路来也像卓别林表演一样上身前仰仰后仰仰屁股左扭扭右扭扭。我心想：这哪是穿鞋啊，分明是脚踩两条船，我真担心他会绊死。我问她：“你有多少双皮鞋？”她说：“四十多双。”
第三位喜欢吃零食。与我相反，我热爱煮饭而她有“煮饭恐惧症”。她的病史，细算始于下乡当知青的时候。那时，她们知青组有十余人。组长照顾她矮小，便要她在家煮饭。当时公社有一位特派员在她生产队蹲点。这位特派员鹤立鸡群，像愚人国里的国王。他有权有文化，会哄会骗人。有一天，他说他要介绍她入团，她有些心动继而对他热乎起来。这位特派员见她有了点意思就来一进二行点蛮把她搞了。三个月不来月经，团也没入成。
她急了，自己酿的苦酒只有自己捏着自己的鼻子往嘴里灌。在无人的时候，她一次一次爬上屋后那株老桃树上从米多高往下蹦，也无人晓得她蹦了多少次，一直蹦到她认为是解决了问题才收场。从此她厌恶煮饭。回城后父母健在时，父母煮饭给她吃。结婚后老公煮饭给她吃。离了婚后她更不煮饭炒菜了。维持生命就像洋人靠牛奶和麦当劳肯德基的面包和吃零食。她退休前是在办事处搞房屋审批报建的，算是个小公务员，所以退休工资还蛮高。用她的话说，吃光用光身体健康。
由此显见，人们穿的还是要穿，吃的还是要吃，谁都不会虐待自己。市场的购买力一年比一年提升，为什么长沙的商场、超市、包括我的小店中所摆的生活必需品和食品多是上海货、广东货、温州货、舶来货呢？为什么本地生产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厂家会一个_ 一个破产倒闭呢？为什么会有几千万的下岗工人呢？我与下岗工人交谈，听到的只是抱怨的牢骚和无奈的痛苦，很少听到反思的声音，这就引起了我的思索。我注意到，有很多的企业，活脱脱就是被贪垮的、蛀垮的、偷垮的、吃垮的、浪费垮的、领导点头点垮的、拍胸脯拍垮的。恕我斗胆说一句，很多人今天的结果也是自作自受和事物发展中注定的。
我第一次吃巧克力是在很多年前我开饭馆的时候。附近有家食品厂，领导与工人都常来关照我的生意。有一天一位熟人丢给我一小块“黑泥巴”，并示意我放进嘴里。从此，我晓得那味道好极了的“黑泥巴”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进口纯巧克力。以后，只要是看到食品厂的人来吃饭，不论男女穿的衣服鼓鼓囊囊，我便会伸手问他要点巧克力尝尝。因为这些“巴格达窃贼”绝不会偷不值钱的面粉和白砂糖。
我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是浪费是在妻的工厂洗澡。快过年了，妻买了票要我带崽女到她厂里洗个澡过年。我的乖乖，偌大一个澡堂几十个冷热水龙头只能哗哗出水不能关。我在水贵如油的山区当了十年知青，回城后又经过若干年，洗头洗澡都是一桶水解决问题。那次洗那个澡我还算快的，估计约莫用了一百担水。看看前后左右，还有些大屁股小屁股老屁股嫩屁股坐在那里慢慢搓慢慢擦，任水哗啦啦，仿佛泡在湘江河里没感觉。洗这么一个澡，没两百担水解决不了问题。建设好一个企业很难。但是要毁掉它，也许就像山中一棵经历几百上千年风风雨雨的参天古树，一个人用斧头一天就能把它砍倒，用电锯只要一小时或者几分钟。也像白蚁蛀木，慢慢地就会使一座大厦坍塌。
我是个卖烟卖酒的，但是，我只要做一次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的小店必垮。冬天，喝啤酒的很少。假如有位推销啤酒的对我说：“陈老板，现在进啤酒每件可以给你多少多少钱回扣，我如果想把‘回扣’放进腰包，不假思索地进它一百件一千件……啤酒卖不出，过期只能丢，你说我的小店垮不垮？当然我不会这样做。我的妻和儿子媳妇还有员工露子她们都会眼鼓鼓地监督我不准这样做。”但是在厂矿企业中缺少这种监督就难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政府提倡“阳光采购”。
有些企业和个人转型或者说是第二次投资，也是件马虎不得的事情。知青好友王狗。久久见面，叫他一声狗哥，他高兴得不得了。如果叫他一声当知青时亲热得很的诨名狗鳖，他更是乐不可支。回城后做空调生意赚了一笔。这时，有人建议他投资一种环保设备，说是从这头把称之为“白色污染”的泡沫饭盒和泡沫塑料等喂进去，那头便可以哗哗流出油来。多美妙，多神奇，真是高科技！他把钱全部投了进去，租了厂房，安装好设备，组织了货源。原料可以喂进去，但不是流出油来，而是喷出来全是让人近不得身刺人眼鼻的粉末。厂房要租金，设备成了废铁，一屋的“白色污染”无法处理。用他的话说：“这是命。我奋斗了几十年，又回到了解放前！”狗哥投资失误，把多年的心血赔了进去，充其量是个人行为，并没有祸及他人。
但是有些工厂和企业的转型投资失误，那就是另外一种性质不同的事情了。报纸有披露，小道亦有传闻，说某某工厂的厂长带一班人到国外购买设备，吃了人家的牛排，泡了人家的妞，收了人家的回扣，人家说什么，他们都点头说OK！人家要多少钱，他们也拍着胸脯说OK！结果花了几百万几千万美元买回人家已经淘汰了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是太监那个做不得用的东西。他娘的鳖！他老婆要他买个暖水瓶，充其量就不过几十元的事情，他切相关，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发现有些中层干部仍有吃大锅饭时得的“松垮病”时冷时热还没有完全根治好，坐在办公室喝茶看报打毛衣还要议论海湾战争到底是为了掠夺石油呢还是因为布什的老婆“偷”了萨达姆。他从部队请来一位老班长，把全厂的干部封闭起来住在厂里军训一周。天一亮听到起床号就到操场上风雨无阻地立正、向右看齐。再稍息、立正、向左转、向右转，口里喊着一、二、三、四，走了一个礼拜步伐。他快六十岁了，照着老班长的口令甩手甩脚挺胸缩腹走得蛮起劲。但有个别的走得哭走得喊他做爸爸。他说：“哭也枉然，喊我做爸爸也枉然。‘松垮病’没根治，还要走！一直要走出一个精神抖擞雷厉风行面貌一新！”打这次军训之后，干部精神抖擞，工人干劲足，全厂上下协同努力一条心，产销两旺旺！
我在前面说过，当过知青的人都有点怪。王知青，也怪得很典型。
首先是他的相貌身坯很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张飞和他都声若巨雷，但张飞不口吃。张飞如果口吃，绝对不可能像戏文中唱的：“当阳桥上一声吼，吼断了桥梁水倒流。”萝卜。苹果。
从张飞嘴里出来，肯定还是萝卜。苹果。但是这两样东西从王知青嘴里出来就变成了：“萝、卜、卜、卜！苹、果、果、果！”他晓得自己有这个毛病，从来不多说也不和人争吵。当知青的时候，社员都晓得，他身大力不亏什么事都能做好。但不能欺他，他有点打人而且亡命。社员既敬他也怕他，基于这点，才保护自己和老婆孩子在农村混了二十年。
知青大返城之后，政策是除了与当地人结了婚的和在本地妥善安排好了的不能回城之外，凡符合条件的都要回城。他和他老婆读高中就谈了恋爱，还出过点问题。上山下乡对他们来说，正好是《孔雀东南飞》。回城，他们当然就符合条件。当时他们都三十多岁了，拖到最后首要的原因是双方的父母都已去世。虽有兄弟，都懦弱无能。自己一家子回城投奔谁？谁又背得起这个包袱？再说现在生产队大家集资买了台拖拉机队长要他开，老婆出工，崽放得牛，女扯得猪草，日子也还勉强过得下去。所以，他们都不再指望回城。但，这就违反了政策，这就说明县“四个面向办公室”的扫尾工作没有做到位。“四向办”的干部翻山越岭到生产队去做了几次工作。对于已经“触及灵魂”二十年铁了心做出了重大抉择的两个老知青来说，这些人来只能是再次戳痛他们的心。所以，他们每次来都不会有好脸色看。王知青说：“老、老、老、老子就、就、就、就不回去！”他老婆哭着说：“我们长沙都没有父母了，你们要我们到长沙去舌头舔灰呀？我们一天不回去，你们那块‘四个面向办公室’的招牌也一天莫想摘！是你们要我们来的，我们一家人以后死也死到你们那里去！”干部们做工作水火不进，事态变得严重起来。
王知青的具体情况是事实。但是对于安置过上万知青的县城最后只剩下王知青一家人没有回城这也是事实。而且从王知青和他老婆的话中明显可以听出是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就不定哪天他们生活有困难有三病两痛，跑到中央、省里上访这也是说不准的事情。中央和省市领导若是过问起这件事，县城里的干部们最怕的也就是这个。怎么办呢？“四向办”去了几个人到长沙，找了很多厂矿企业游说，他们把王知青和他老婆都说成是思想顶呱呱！身体顶呱呱！能力顶呱呱！什么都顶呱呱！就是没房子住是呀呀呼！很多单位一听人还没来做事就先要房子这是哪来规矩的都婉言拒绝。最后总算找了一家医院，院长同意了。正因为院长三个小孩都是知青，他对王知青一家特同情。他同意接收王知青老婆到住院部来开电梯，并给了她一套八楼的两室一厅。房子问题解决了，他们又找了一家做电器的开关厂，厂长也接受了王知青来开车（拖拉机驾驶证换成汽车驾驶证在小县城干部出面去办就像喝豆腐脑一样）。随后，他们又为王知青的崽女联系了学校。
十四岁的儿子读三年级，十二岁的女儿读二年级，大是大了点，学校还是同意接收。一切都办好了，“四向办”的干部舒了一口气，火速回到县城来到王知青那里。把情况对他一说，干部们满以为他会千恩万谢，哪里晓得他把大脑壳摇得像拨浪鼓。干部们一个个都被他摇头摇得懵里懵气问：“这是为什么？”王知青急得颈根上的青筋都要暴出来示意他老婆做“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