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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擅长，总是能把对话之人噎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苦恼不已。与相貌不太般配的是姚望有着一口可以给牙膏做广告的白牙，虽然左边缺了一颗，但空出的部分正好可以夹一根儿烟，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给我们表演“徒嘴抽烟”的节目，配以一脸的坏笑，令人叫绝。
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我中午吃完饭无所事事，在学校门口闲逛，正好碰上姚望，他很自然地和我走到一块儿，然后我们就闲聊了起来。谈话的内容我记不太清楚了，大体是他向我把自个介绍了一番，包括他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他一直和他妈妈在一起住的事情，我觉得此人很是爽快，顿生好感。
“会抽烟吗？”姚望问我。
“常抽。”
我们俩心照不宣地走到胡同僻静的一角，姚望从兜里掏出一盒儿皱皱巴巴的“都宝”，拿出两根儿，一根儿叼在嘴里，一根儿递给我。我们很客气地相互为对方点上火，然后边抽边聊：
“你丫怎么平常不太说话啊？”
“我和你们丫不太熟。”上了高中，我原来的一帮朋友各奔东西，叫我郁闷。我承认，我的适应能力很差，不太善于和生人打交道，刚上高中的一个月里，我在同学们的面前表现出了一副十足的老实巴交嘴脸。
“没事儿，玩玩儿就熟了。会打牌吗——升级？”
“会呀，强项。”
“行，放学咱们练练。”
姚望总是如此热情，和朋友们在一起时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变得得意忘形，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如此，我喜欢他这一点。
我们就这么在一天天的聊天、抽烟、打牌、胡闹中形成了一个亲密顽固的群体。和每个年少轻狂的孩子一样，我毫不怀疑我认识了我所能认识的最好的一堆朋友，刘跃然、田峥、姚望、郑雨、文武、潘迪、王睿、谭威……我们每天嬉笑怒骂，乌烟瘴气，我那时每天都活得像个傻子一样，不用思索，只顾快乐。
到了高一的下半年，我们的打牌技术已经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并且形成了固定的搭档，往往看到同伴的一个眼神儿一个表情，就能知道大致的牌路走势。
我们像赌徒一样慎重地对待每一把牌，形势好的一方洋洋得意，喜上眉梢；形势险恶的一方则冥思苦想，力图死里逃生。
虽然把胜负看得很重要，但我们之间打牌从不屑掺杂什么手脚，也从没挂上过钱。当然，为了更刺激一点儿，输的一方还是要接受一些惩罚，比如为大家清唱一段儿小曲儿什么的。
那段时间，我学了不少流行歌曲以备不测，这倒为我几年后经常出没卡拉OK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唱的“这里还有我”、郑雨唱的“花房姑娘”、姚望唱的“浪子吟”、还有我和潘迪合唱的“沉默是金”都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成为我们中间的保留曲目。
时至今日，我已经全然体会不到区区54张纸牌还能够给我带来什么乐趣，但要说起当时的那份儿心情，我可是毫不吃力就能回忆起来。和朋友们混在一起，用两个字就能概括我的感受——满足。这种感觉像酒足饭饱时吸进的第一口烟，像打炮儿之后躺在情人的胸膛上闭着眼喘息，像休息日的清晨突然醒来然后发现自己还能沉沉睡去，欢畅无比。
然而，我想说，欢快的日子总是无声无息地从身边滑过，飞速消失，这是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体验。无论如何，时针走动着，我们长大了，共同拥有的东西在不知不觉间慢慢遗失，无从挽回。所幸，我还能留下一些回忆，并且越来越多地依靠着它们度日，对我个人而言，我始终认为回忆是医治诸如孤独，寂寞，伤感之类东西的一剂良方。
我倒是挺愿意把我关于那段儿日子的回忆一一列举出来，我的虚荣心甚至想通过笔墨，让每个人都由衷地羡慕我的那段儿欢快时光，事实上，我并非没有尝试过，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做到。
我一段儿一段儿自得其乐地写着我们大伙儿是如何轻快混过枯燥单调的高中时代：写姚望为了不让我写的流氓诗歌落入阴险的数学老师手中，像个碎纸机一样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儿把一大张纸生吞活咽了下去；写我们如何在十分钟之内拼掉了整整两瓶二锅头，随后在课堂上各显神通；写大伙儿在新年之夜差点儿冻成残疾，还坚持如拦路抢劫一般强行给路上行人分发贺卡……然后，我看着这些落为一个一个汉字的片断，突然无比别扭地发现：妈的，那些日子怎么都变味儿了？这不就是一帮傻逼孩子自以为是的生活写照嘛。
理智告诉我，自我陶醉只适合严严实实地捂在心里，让它像一罐儿臭豆腐，慢慢发酵，无聊的时候独自享用，如果非要把它展示出来，那结果除了丢人现眼之外不会有丝毫价值。所以，我还是给自己留点儿脸面吧。
当然，在此后的叙述中，我还会非常频繁地提到我的朋友们，因为即使到了现在，我的生活还是与他们缠绕在一起，但只是他们中的一部分，而至于另一部分，我想说，我们像大多数人一样，疏远了，淡漠了，矛盾了，破裂了。
我也曾经天真地以为我们永远不会像那些俗人一样把友谊走到尽头。别看我对姑娘没什么长性，对待友情，我却莫名其妙地有着一股“只求天长地久”的偏执情绪。此种固执现在看来当然可笑，理由明摆着：有什么事儿是永远不变的呢？
可是，到底又是什么把我和我的朋友们之间多年的顽固友情撕扯得面目全非了呢？——姑娘、环境、金钱……我似乎清晰地找到过答案，又似乎一直迷迷糊糊，不明原委。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准确地给出一个解释，我只能似是而非地说：这是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成熟了，我们实际了。
不过，随着年岁一天天地增长，我倒是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既然时光不能倒流，那过去的永远就过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无法强求。
可能你听着这些纯属废话，但这个不能不说是老生常谈的道理确实是我在无数次的可以称之为痛苦的思考后才总结出来的。
说这些也许还为时过早，毕竟，我和我的朋友们的故事到此还远远没有结束。但是，在我的脑海里，95年是一个分界线，此前的一段完全独立，正如我说过的，是我活到现在最美好的一段儿时光；此后的一段呢，后面再提。
95年以后，我理所当然地离开中学，接触到更为广阔的世界，接触到更多的形形色色的人，悲哀的是，被我认同为朋友的人屈指可数。也就是说，直到现在，我真正的生活基本上一直封闭在十几个人组成的小小围墙之中。
从普遍意义上来讲，作为一个男人，我的这种生活状态未免有些傻逼；然而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围墙外面好像更是遍地的傻逼，不堪理喻。
我还是怎么爽怎么来吧。
关于友谊，我还想补充两句：我毫不惭愧地认为自己把朋友看得比什么都要重要；我十分惭愧地承认在我和小文相处的岁月中，我一直也没意识到如果我能像珍惜友情那样来珍惜把我看作全部的小文，我将能给她带来如何的满足与快乐。
小文对我看待友情的评价是——“不太正常”。
第10章 稀里糊涂的考上了大学
95年秋天，我离开了生活了六年的灯市口地区，走进了大学校门，从此结束了无忧无虑的中学时代，迎接着我不可预知的未来。
我上的大学名叫首都外国语大学，专业是西班牙语，一种我此前从没想到过要与之发生什么关联的绕嘴语言。
我的大学是这么上的：5月的一天，正当我在各种考试、讲解、复习和不及格中气急败坏，六神无主之际，班主任周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首都外国语大学有一个提前招生的机会，如果通过他们的考试，可以不经过高考就直接进入大学，而且，他们的考试中最诱惑我的是根本不涉及让我束手无策的数理化。对于此等美事，我自然是当即欣然接受。
随后，我便去往这所位于西三环附近的破旧大学，和一帮形形色色的来自各个中学的学生们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各门考试，考完回到各自学校等候通知。
我认为自己能被录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在语文考试中我的作文写得极烂，写完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要危。
我垂头丧气地走出考场大门，一抬头，却发现了一大早从家骑车赶来的小文正在笑眯眯地看着我，这让我的心情顿时大为好转。
我甚至清楚地记得小文那天穿的衣服：黑白色条纹的长袖T恤衫，亮黄色的长裙，浑身散发着我熟悉的淡淡香味儿。
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外国语大学寄来的通知书——我被录取了，也就是说，困扰了我将近一年的学习噩梦顷刻间烟消云散。虽然那份儿通知书印刷得和医院的病例本儿如出一辙，但当时对于我来说却无异于一张大额存折般招人喜爱。我把功劳归结于小文，即使没有任何道理，我始终愿意相信，如果那天她不来找我，我是不会被录取的。
于是，我从一名糟糕之极的理科学生一跃成为一所名牌文科大学中的一员，虽然此后的四年证明我在文科领域中是同样的不值一提。
我轻松了，彻底变为无所事事，连上课的权利都被老师以避免影响其他同学复习的理由剥夺了。我所要做的就是等待着我的一帮狐朋狗友们的解脱。
7月的7、8、9三天，我的朋友们各自在考场中写出了一片片他们竭尽全力的中文长句，英文单词，阿拉伯数字和物理化学方程式，然后交给老师，等待着高考成绩决定的命运。毕业把我们从同一间不到五十平米的教室里分割到北京的各个角落，东南西北，无处不在。
姚望考上了他的第一志愿——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于是，此后他便能动不动就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威胁我们：“谁敢牛逼？找我点了丫的‘终生不能停止性交穴’呢吧。”可笑的是，文武听了这话是这么反应的：“姚望，真有这穴吗？哪儿呢哪儿呢，你丫先点我一个吧。”
武和刘跃然一块儿走进了臭名昭著的北工大，这也是我当初认为自己能考上的最好的学校；田峥和郑雨结伴儿去了联大机械工程学院，一所比中学还小的所谓“高等学府”。
王睿去的是华北电力大学，他当初报考这所学校是因为招生简章上写的地址“德胜门外”距离他亚运村的家不远，考上之后才知道虽然学校确实在德胜门外，但是外了足足有三十多公里，简直能溜达着去八达岭散步；潘迪考了一帮人之中的最高分，但悲惨的是，他仅以一分之差没能混进他的第一志愿人大，而是被发配到了地点号称“花乡”，实际上臭不可闻的首都经贸大学。
谭威和其他几个哥们儿的成绩不太理想，但好歹有了着落，分别上了只需两年就可以毕业的大专。实际上，这所谓的“不理想”此后不久就被我用自身经历证明，他们不过是被迫比我们压缩了两年虚度光阴的自由。
关于大学，赞美的词语实在层出不穷，我也没必要在此一一赘述。像“大学时代是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大学四年是人生最后的纯真年代”之类的说法，从普遍意义上考虑，我倒也没多大兴趣标新立异，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只是涉及到我个人，如果我的哪位同窗好意思向我表达诸如此类的想法，那我必须要对丫说一句：“到一边儿操墙去吧。”
开学头一天我就迟到了，准确地说，我是“起了个大早儿赶了个晚集”。
我走进了陌生的校园，像每个新来的雏儿一样东张西望，不多时就被一栋栋古老破旧的楼房和一群群叽叽喳喳的学生搅得晕头转向。随后，我糊里糊涂地跟着一队新生走进了主楼的一间教室，准备上课。进了屋，我还特意为自己找了一个不错的位置。
随着一个戴眼镜的女老师的出场，满屋喧闹的学生们立时安静下来。只见这位老师一步跨上讲台，清清嗓子，开始发话：
“同学们，今天我们法语系……”
操，我立马反应过来自己走错地方了。我手忙脚乱地收拾好书包，起身就走，在全屋人莫名其妙的目送中狼狈而逃，几分钟后，又在一屋子学生和老师同样的注视下来到了属于我的教室。
我在慌乱中找到了一个靠墙的座位，低着头走了过去，顺便还环视了一下我未来四年的同学们。叫我泄气的是，女生们个个姿色平平，而来之前我可是听说这所学校遍地都是花朵。
只有一个女生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她一脑袋长发遮住了大半个脸庞，但露出的那一部分还是让我觉得比较合意。随后的点名中，我知道了她的名字——章吟。
我们头一个认识的是全系的辅导员冯梅，一位三张儿多的“准大妈”。让我怎么说她呢？我想，“俗不可耐，不堪理喻”可能是对她最贴切的评语，而且，这一评价是我和我并不欣赏的大学同窗们之间不多的共识之一，可见此人是多么善于招惹各类人的厌烦。
冯梅用一番乏味难忍的低水平发言拉开了我们四年大学教育的序幕，一说就是一个多钟头，期间啰里啰唆，颠三倒四，和我们中学的两个教导主任可真是难分高下。顺便说一句我中学的那两个教导主任，一男一女，女的姓张，男的姓王，让人望而生厌，于是我们分别把这两人冠名为“张开缝儿”和“往里杵”，真是相得益彰。
我在阴暗的教室里心不在焉地听着冯梅的长篇大论，诸如“我们学校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学”，“学生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大学期间男女同学不可以谈恋爱”之类的废话，没完没了，正在这时，我腰间的BP机突然不识趣地响了起来。我的BP机有一个特点，就是马力强劲，响声吓人，一旦鸣叫，声传百里，于是，我再次不幸地吸引了全屋人的目光。
“怎么回事儿？那位同学，把你的BP机关了，上课你怎么还带着它？以后必须注意啊，不要影响别人！同学们，以后无论谁上课都不能带BP机，因为……”冯梅不失时机地又把自己的发言扩展了一大段儿，而我断定只凭今天的表现，从此我在她那里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
好不容易熬完了这一大顿演讲，我跑到楼下回了一个电话——是谭威，他约我晚上吃饭，我对着话筒连声应允。
傍晚，我和谭威、刘跃然聚在东皇城根的一家小饭馆儿里，叫了几个炒菜和一堆啤酒，边喝边数落着各自学校的傻逼之处，越说越是尽兴。中间出来上厕所的时候，我和谭威都有点儿腿根儿发软，必须相互搀扶，我们约定以后每礼拜都得聚在一块儿喝几回。
谭威上的学校是物资学院。开学头一天，他兴冲冲地从自己位于门头沟的家里出来，扛着一大包行李，打上一辆夏利，往学校进发，结果等车停在坐落于通县境内的物资学院门口时，他发现计价器上的金额已经蹦到了150多块钱，差点儿没晕在当场。
下了车，谭威跨过大门口外面随处可见的死耗子走进校园，一番察看，结果彻底泄气。满学校的女生个个貌似村姑，简直比死耗子们也强不到哪儿去，气得谭威立马给我打了个电话，和我约好放学后逃回城里。
刘跃然上的北工大实验学院虽说没有那么远，但和工大本校比起来，也是菜地一块儿，要什么没什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宿舍闻所未闻的大通铺结构，一个屋能住三十多口子，恰似集中营。
我的情况只能拿更惨来形容。几乎从头一天开始，我就形成了对我的大学的恶劣印象，并且经久不衰，一直维持到现在——
第11章 向最坏的学生看齐
我拖着我妈给我装满衣服和各类生活用品的死沉死沉的大箱子走进了我们的5号楼宿舍，一股子白灰加发霉的气味儿迎面扑来，直撞鼻子。顺着渗水的楼道走到底，往右一拐，顶头的那间屋就是我被分配的133房间。
我推开门走进去，差点儿没一头撞在竖立在门口的大柜子上。我操，这屋也太黑了吧，刚从阳光刺眼的外面进来，我对宿舍里的一切视而不见，如陷地窖。
缓了足有半分钟，我渐渐适应了光线，环视一下屋内——其实根本用不着环视，一眼就能看个底儿掉——发现我的同屋们已经全部入住，我们五个人把这间不足十平米的囚笼塞了个满满当当。
我一屁股坐到门后还剩下的惟一一张床上，看了看我的室友们，四个人中我一个有印象的也没有。当然，刚才在教室里我本来也没怎么注意那些男同学。
“抽烟吗？”我伸手从兜里掏出我的“都宝”，没人响应。
我尴尬了一秒钟，自己点上一根儿，然后一边抽一边看着他们四个如辛勤蚂蚁一般各忙各的一摊事儿。
光看他们忙活我就出了一脑门子汗，再低头瞧瞧自己带来的种种物件，腻歪的感觉顿时汹涌袭来，我把烟屁往地下一扔，转身走出门去。
我来到操场上，看了一会儿打篮球的学生们，没看出任何意思。天不太热，可我浑身疲软，一动都不想动。又抽了一根儿烟后，我起身把不大的校园转了一圈儿，结果发现只花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回到了原地。无聊的情绪这时候已经越来越充实在我的心头，我思索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该干点儿什么好，无奈之下，只好转身再回到宿舍，一头扎向铺盖，苦闷而睡。
我一睡不醒。我的意思是，此后四年的大学生涯中，只要是在校园内，我最主要的活动就变成了睡觉，这是我为自己打发无聊的方式。无论困或不困，只要置身在我的133宿舍，我惟一的选择就是倒在床上，拿上本儿闲书，看累了睡，睡醒了看，反复不休，乏味至极。
你陪我走过了最沉闷的岁月，小文，你陪我从激情走到低谷，陪我看着下一个日出。而我，我什么也没有带给你，除了绝望和痛苦。
在学校上了一个星期不知所云的军事理论课后，我们所有大一的新生被发往郊区大兴，进行谁也逃不过的十五天军事训练。
开练的头一天我就感到要大事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