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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北京大案 作者:丁一鹤-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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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晴空一鹤 
        丁一鹤的法制纪实作品名声越来越大。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他关于某演艺圈名人案件的报导,引起湖北与广东两家大刊编辑的争抢,以致他不得不承诺为放弃的一家另写两篇稿子才算平息。 

        从《名人》杂志起,为一鹤同志做责编大概有十个年头了罢。这其间,文坛中太多起承转合,波诡云谲了。而一鹤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由一个青涩的山东汉子,成长为深具洞察力的法坛卫士、人类灵魂工程师,自有其独特的理想与追求。 

        “感恩”,是一鹤嘴上常说,并身体力行的一道座右铭,感谢尊长师友,感谢编辑媒体,这是常人都能做到的。而感谢自己报导、写作的特殊对象,却是一鹤的独家感悟,非产于真心,不易道出。 

        法制写作的重要对象是囚犯,或犯罪嫌疑人。他们或滥用公器贪赃枉法;或偷摸拐骗,损人利己;或杀人越货,戕害生命,可谓罪大恶极,万人唾弃。但,当他们向作家袒开心扉,表达忏悔,挖掘犯罪根源而人性闪光时,一鹤同志常常感到震憾。从写作专业说,案件与当事人给他以资料和灵感;从为人处事说,活生生的案例让自己警醒。“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这“活水”当然包括他的报导对象,写作原型,而不管他是好人坏人。 

        与以虚构为主的纯文学创作相比,纪实文学同时存在“易”和“难”两个相互对立的特点。“易”是指有所依傍,不必向壁杜撰,案情本身天然带有故事性、可读性。“难”是指发挥空间少、有似“带着镣铐跳舞”,只能在叙述、修辞、文字上多动脑筋。从艺术效果上看,一鹤同志对二者处理是成功的。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握了当代读者的阅读审美需求,把“老吏断狱”的文章写的华彩摇曳,富于情致。 

        一鹤同志没有停留在以资料写案情,以事实写故事的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心去写作,鞭挞丑恶现象的同时,关注当事人的命运,对法制建设发挥了特殊的宣传、监督的作用。 

        轰动一时的空姐杨旸杀人案给一鹤同志带来了一枚无形的勋章。杨旸的情人是有妇之夫,他不仅隐瞒真相,骗得了少女的爱情,而且在杨旸与其争执时,不顾杨有孕,板砖拍,刀子刺,虐待杨旸。在绝情失望的情绪下,她夺刀杀死了负心汉高晓兵。2002年9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杨旸死刑。 

        2003年3月8日,一鹤第三次采访了待刑的杨旸,并写出了《空姐挥刀斩断情妇生涯》的长文发表在媒体上。他既写了那段畸形恋情,也写了杨旸由单纯到上当到变态复仇的心路历程,读来令人扼腕。文章发表后不久,审判机关对杨旸做出改判,由死刑改判死缓,给这枝带“罂粟”气质的花朵以重生的机会。据新近得到的消息,杨旸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表现较好,当过节目主持人,表演过笛子独奏,又得减刑,愿她早日回归正常人的社会生活。 

        当然,不能说杨旸的改判仅仅由于一鹤同志一篇文章的作用。但后来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却十足证明了作家的“阴功”。 
        由于我是责编,一日突然接到美国纽约的一个长途电话。我很纳闷,在纽约也没有什么可通长途的朋友啊?来电的人是个旅美华人小伙子。他替夫人来电,问如何能与杨旸的父母取得联系。原来,他的夫人是杨旸的中学同学,关系一直很好。日前,她去纽约公共图书馆排了二个月的号,借读了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案》,知道杨旸出了大祸。她担心杨旸的父母受刺激,想通过我联系他们,要给以安慰和帮助。我被他们的赤诚所感动,通过黑龙江省驻大连办事处,为他们牵了一条线。 

        我国历来重视法制文学的创作和传播。要求文字准确,足以记录历史。褒在片言,贵踰轩冕;贬在一字,诛深斧钺。拿这个标准要求一鹤同志的作品,似乎还不能完全达到。特别是一些文章,当初是为媒体写的单篇,现汇集成书,又没时间重新整合加工,难免有枝蔓重叠之处,这可能是编辑的责任。这个问题,在本书的《马德江湖》等章节中,有所改进。 

        一鹤同志是个富于诗人气质的人。既勤于笔耕,又长于思索。作为朋友、读者和编辑,我愿看到他堪称当代“三言二拍”的作品问世。(姚凤林) 
      第一章 马德江湖(1) 
        在讲述马德和他所营造的官场江湖之前,应该首先考察一下马德所处的地理和文化环境,我们就会知道,马德之所以把官场当作他个人的江湖,实在跟当地的人文环境有关。 

        我们先说东北人。东北人讲义气,重感情,哥俩好了天大的事都可以拍胸脯。东北人好交往,坦坦荡荡,豪侠仗义,少数人甚至把这种豪爽任勇的性格发挥过头了,演变成“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东北官员,和其他地方的官员比,就有显著的东北特色。东北的官员非常勤奋,不怕困难,勇于进取,热情豪爽,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且创造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东北的官员对困难是非常藐视的,“蓝天当被地当床”、“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那种豪迈的气魄和宽大的胸襟,那种连命都不要的创业精神是很感人的。 

        但是,东北的官员是粗线条的,往往把义气和感情看得比做官本身更重要,这跟白山黑水的豪迈与粗犷是分不开的。 
        在马德当过县长的海林县、当过副市长的牡丹江,都是当年“江湖好汉”啸聚山林的地方,比如座山雕、比如许大马棒等等。著名的“林海雪原”,以及著名的威虎山、奶头山、夹皮沟,就在牡丹江境内。马德在海林县当县长时,有一条很重要的政绩就是为了振兴当地的旅游经济,曾经斥巨资对赫赫有名的威虎山进行过改造。 

        马德当然知道座山雕,知道许大马棒,但是,马德的性格却不像我们熟悉的座山雕,而更像许大马棒许旅长,毕竟,许旅长更像正规军,有着严格的军规。马德是很讲“规矩”的人,况且我们的马德书记也确实没有座山雕那么奸诈狡猾,即使恨马德的人也认为马德“义字当先”。 

        义气,很多江湖好汉都是在这杆大旗的号召下,聚集到一起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我们津津乐道的梁山好汉、百看不厌的金庸武侠,包括打入座山雕身边当了九爷的杨子荣,所作所为无不是义字当先。这是马德的做人准则,也是马德的官场规则。 

        马德做官,更像是做江湖。对于他的上司,他会像对“大哥”一样敬重,逢年过节都会准时拜望,同时送上或轻或重的礼物。对于上司的耳提面命,马德都会唯命是从坚决执行。而对于自己的手下,马德需要他们一切行动听指挥。“你给我好好干,我给你升官”,这是马德驭下的基本格言。而节日期间谁来不来看他,也被他看得很重,这时候马德就觉得自己是“大哥”,如果谁不来看他,他会觉得很没面子。甚至一位得罪了马德而被长时间搁置的某市负责人说:“马德特别重义气,注重感情投资,他很看重别人买不买他的账。”一个马德的对立面说:“我在马德的下面,过年过节也去看他,但是想自己也没有多少钱送给他,也就不去了,马德就会觉得是我有意跟他对着干。” 

        马德把这种节日期间的“孝敬”,当作了一种对他权威的“孝忠”。马德需要这样的孝敬,就像他受贿是为了孝敬更大的官一样,他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种马德眼中的官场规则。 

        如果把马德当作一个绥化这块地盘上的江湖老大,我们也许就会理解马德,理解马德为什么如此大胆地卖官鬻爵,我们也就不会把马德看成一个被妖魔化的脸谱。毕竟,马德曾经是一个能力出众、口碑不错的领导干部,他的堕落固然有他自身的因素,但更与他的官场沉浮、所处的官场环境密切相关。 

        马德的名字后面总是伴随着中国第一大卖官案、黑龙江官场腐败等这些名字出现的。马德案件的审判已经尘埃落定,但对于马德的讨论甚至声讨,似乎仍然经久不息。自从马德卖官案出现,黑龙江高层发生震荡,随着田凤山、韩桂枝等封疆大吏的落马,马德的名字在2005年几乎占据了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其曝光率甚至超过了他的上司田凤山和韩桂枝。 

        在黑龙江的官场中,马德其实只是官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只不过因为他是这个链条中腐烂得最严重的一环,因而腐败链条从他这里断裂,由此牵出了田凤山、韩桂枝,以及数百名大大小小的官员,并由此揭开了黑龙江官场的腐败盖子,让人们误认为黑龙江官场已经变成了一块烂掉的土豆一般。其实,马德以及那些落马的官员,不过是土豆上一块小小的冻伤而已,剜掉冻伤,土豆依然,不过,土豆上的伤疤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视野中。 

        江湖需要马德,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需要马德这样的官员。 
        让我们看看这个官场江湖中的马德,以及他所营造的官场江湖。 
        在讲述马德江湖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下马德的简历:马德,1949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克东县乾丰镇。1968年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1970年12月入党,先后任黑龙江省革委工交办秘书,省经委秘书、副科长,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海林县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书记,牡丹江市副市长,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书记、市委书记。 

        生于乡野,不安贫贱 
        在黑龙江省的版图上,离牡丹江和绥化都不太远的黑龙江省中部,有一个克东县,它因位于克山县之东而得名。克东县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过渡带,地势起伏,自然资源丰富,是黑龙江省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尽管这样,克东县仍然是名不见经传、地不载方志的贫困县。直到马德的出现,克东县才在一夜之间,传遍了黑龙江省,传遍了全国。 

      第一章 马德江湖(2) 
        克东县出名,是因为从克东县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走出了以新中国最大卖官案出名的马德。 
        马德1949年11月出生在克东县乾丰镇的一个贫农家庭,贫困的家庭并没有给予他温暖和幸福。马德兄妹8人,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实厚道、本本分分的农民,他的家境用4个字就完全概括——“饥寒交迫”。 

        因为家境贫寒,加上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马德家已到了家徒四壁的地步。贫寒家庭百事哀,马德10多岁时母亲去世。马德的父亲马殿阁30多岁就开始有病,一家9口人,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马殿阁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马德的哥哥们,下学之后总是帮父亲下地干活,忙活家务。可马德当时只有七八岁,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而且一下课总是抱着书本看,家务事也不做,难免遭到父亲的白眼,父亲有时不让吃饱饭,甚至把他撵到外面罚站,一站就是小半天。马德上学后,父亲告诉他,从今以后各种学杂费家里只拿出一半,剩余的全由马德自己负责。此时,马德才八九岁,他上哪儿去借?上哪儿去讨? 

        没办法,马德只好利用放学后的时间捡破烂和废铜烂铁到收购站去卖,或者村前村后拣粪肥,以此换来微薄的学杂费。 
        马德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一边放猪,一边打猪草。有一次,猪跑了,马德提着镰刀奋力去追,他刚一迈步,手中的镰刀随即就掉了下来。借着惯力,他的脚踢到了镰刀的刀刃上了。只听他“哎呀”一声,鲜血立即从他的脚趾缝里流淌出来。他顾不得疼痛,急忙将破衣服撕下一个布条,快速地包好。然后才一瘸一拐回到家中。至今,马德的脚趾还留有畸形的残疾。 

        马德小时候最重要的记忆就是挨打,最厉害的一次是他被父亲打得离家出走。那一次,马德跑到他的一位亲戚家,在亲戚家足足住了一个月才被父母找回家。 
        从小饱经贫穷之苦的马德,和近年来落马的其他贪官,如成克杰、胡长清、马向东酷似,都是经历过艰苦环境的挣扎,在奋斗中崛起。与此同时,和贫穷与生俱来的节俭,甚至是吝啬,曾长期地伴随着马德。 

        马德跨入中学时代起,文革开始了。当时,马德正在克东县第三中学读书,全国正掀起“革命大串联”。马德便与同班几名要好的同学沟通到北京串联。第二天,他们就举着红旗,背着行李,唱着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哈尔滨方向徒步行军,愣是步行到了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火车站登车,来到了祖国的心脏北京,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从那以后,马德这一“英雄壮举”成了自己仕途上的“资本”。从北京返回克东县以后,马德进入克东县第一中学读书,并担任班长和学生会委员。这也许是马德从政的第一步,或者是从政前的热身时代。 

        马德的贫农出身,再加上他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英雄壮举”,作为一名学生干部,他出席了克东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68年,马德高中毕业了。根据个人的政治表现,马德被上级组织部门留在了克东县,分配到军管会工作。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又回到了家乡公社工作,负责公社的后勤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马德与妻子田雅芝恋爱并结了婚。 
        马德结婚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工作开始了。那时,凡是进入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前面必须加上三个字,那就是“工农兵”。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是出身贫穷、根正苗红,在所在的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由当地革委会推荐,政审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德当然也就当仁不让。 

        1970年,20岁的马德被当地党委和贫下中农们推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当马德接到入学通知书时,他简直不相信,他即将入学的竟是千里之外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就这样,马德跨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的班主任、上海复旦大学生中文系退休教师高天如说:“那时,马德这一届中文系学生共有73人。因为是文革中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学生,他们都是各地基层组织推荐选拔上来的,能上名牌大学,实乃不易。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要求是初中,可马德是高中生,他的知识基础是很不错的。” 

        年过古稀的高天如回忆,说道:“那时候的马德,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可言。他的学习成绩不错,但也不拔尖,最多曾当过学习小组长罢了。” 
        在学校两年多的时间里,马德和同学们到全国各地学工、学农实习的时间占了一大半,真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间不过是一年。除了少数成绩出类拔萃的可以留校以外,这一届学生毕业之后都回到了原籍,由当地党委、革委会进行分配。 

        这一届的同学中,其中就有后来与马德齐名的著名贪官马向东。 
        当时像马德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国家每个月补贴19。5元。马德就是靠着学校这点微薄的补助上完了大学。据坊间传闻,马德大学毕业的前夕,他将自己的惟一值钱的旧手表卖掉了,得到30多元钱。可这些钱还不够,复旦大学的老师们又为他凑了一些钱,马德才买了一张从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硬座票,票价是39。4元。 

      第一章 马德江湖(3) 
        马德回到黑龙江以后,他再也没和母校联系过。 
        政坛骄子,平步青云 
        马德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凡是工农兵大学生都实行“社来社去”的原则。但是马德的运气很好,他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工交办秘书处任秘书。对于一个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这份工作对于马德来说,显然是求之不得的。 

        对于本职工作,马德是尽职尽责的,不到半年时间,马德很快成为革委会工交办的笔杆子,马德为领导撰写的讲话、调查报告、工作经验,都令主管工交的领导赞不绝口。后来马德出事之后,很多媒体把马德描述成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确有偏颇之处。不用说在上世纪70年代初,即使是现在,把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当作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也都是不恰当的,何况马德在黑龙江省革委这样的大机关从事了多年秘书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一个大老粗能够胜任的。如果说马德粗,应该单指马德性格直爽粗犷的一个方面。 

        1976年8月,马德升任为黑龙江省经委办公室秘书、副科长。1980年8月,他又调任黑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马德在工作不到8年时间里几经升迁,由一个大学生很快成为一名黑龙江省委的一名副处级干部。 

        1982年12月,是马德在官场上的重大转折。黑龙江省委决定派省委机关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基层第一线。经组织部门的反复研究,省委决定将马德派到牡丹江市海林县任副县长。 

        这是党组织对马德的重用,更是对马德的重大考验。32岁的马德到海林县走马上任,从此,马德从政道路一帆风顺。34岁时,他当上了海林县县长。35岁时,又当上了海林县县委书记。几乎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当时整个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干部。 

        如果说马德没有什么政绩,那可就太不公正了。马德在海林县的4年里,凭着他的锐意进取,勤勤恳恳,敢打硬拼,不徇私情,把海林县建设成了一个全省的先进县。 

        那时侯,马德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自身修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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