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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当时的背景，1982年二王兄弟乌蒙磅礴走泥丸，跟着就是长达十余年的国际社会风起云涌，从中东到拉美，各路好汉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劫机，绑票，暗杀，全球流行用暴力解决问题，我和李海洋他们打那时起落下的毛病，没事就在一起吹牛，交流江湖上的小道消息，崇拜各路英雄好汉。我走的是“上海滩”的路子，热衷打闷棍撒石灰等小瘪三手段；李海洋更胆小，转而钻研行动技术，从小打架就拎着一只打钢珠的弩弓远远掉在大部队后面，号称是远程支援武器。某次和其他厂子弟打架，对方也有重武器压阵，队伍里走出一个小孩，手里竟然晃着一只硕大的五四手枪，一亮出来我们都开始往后缩，大家一起回头看着李海洋求助，李海洋从人缝里看清对方手里的家伙，吓得妈呀一声扔下弓弩第一个跑了。
往后几年李海洋胆子没涨多少，行动技术倒是勇猛精进。收音机里单田方的评书讲完之后，国际新闻就兴致勃勃地插播了新闻，介绍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搞爆破暗杀的事迹，让他十分神往，等到1989年RAF做的炸弹把德意志银行的总裁炸死，我还在看《地雷战》，他已经可以非常内行地和我们解释红外引爆和自锻破片了。他说要学国际上的好汉搞“直接行动”，弄个地雷，“崩死老王个狗日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地雷战（3）
在李海洋的行动预案里，蒋峰负责弄一根塑料拉火管。完了再由我搜集些火药填入一个小金属桶（当时我们准备了一个马牌护手油的小铁盒），塞入拉火管，做成爆炸部。把这个爆炸部放在一个玻璃瓶里，中间用小石头填满充当弹片，在拉火线上放上诱饵，引诱老王的狼狗来咬，那么土炸弹自然可以要了这个畜生的性命，所谓打狗看主人，真炸了人就得进去喝稀饭，运气好的话也得亡命天涯，远不如敲山震虎，杀鸡儆猴。
可惜事情一开始就不顺利，首先是我在课堂上制备黑火药发生意外——用李海洋的话来说，在一定的杀伤力之下，咱们不片面追求威力，炸药越普通越好，叫我剥“啄木鸟”鞭炮。
我用了一上午，弄出了大概二两火药，下午第一堂课上，心痒痒拿出来看，忍不住一时手贱，倒在地上，弯腰擦了根火柴往上凑。结果火苗还没挨到火药，黑火药就迅速爆燃，明亮的火焰很快就照亮了教室的后方，接着就散发出大量白烟。
那正是下午精神最糟糕的时候，出于田忌赛马的安排，这时候的课往往也是最不重要的。我闯祸那堂就是“三防课”——老师教我们防火防盗防核战争。当时他正在心不在焉地念课本，如果世界大战爆发，敌人疯狂地向我们扔原子弹，爆炸中心会散发出巨大的冲击波，白光和辐射，正说到这一段高潮处，就看见眼前火光一闪，整个教室后方被火光照亮，紧跟着冲天的白烟开始弥漫，饶他是天天和核弹打交道的三防老师，算是见多识广了，也吓了一大跳。
我不知道老师和同学用了多久才搞清楚那天不是有人发动核战争，反正我当时眼前给火药一熏，脑子就蒙了。过了一会儿听到老师镇定下来，开始低沉的怒吼：“楚建明，你在干什么！”我当时心说坏了，木愣愣地站起来，脑子里也不知道在想啥，顺嘴就大声溜了一句：“补套鞋！”
1993年的时候，省一中的房子偏老，三四层小楼占了多数，我上高一的时候就在一楼房头的一间教室里，走廊在南，窗户朝北，我就坐在西北角的那扇窗子之下。教室中间乃有一个取暖用的炉子，烟囱弯弯曲曲地从窗户上伸出去。毕竟是在南方，整个冬天里，也只有最冷的几天这个炉子才点着。但是只要一点炉子，我就觉得教室里的空气凝滞住了，连颜色也变得灰蒙蒙的，我仿佛能看见老师讲课时，一个一个汉字从他嘴里蹦出，硬生生地砸开胶水似的空气。那天是年末的一堂副课，下午三点前后，所有的人都在昏昏欲睡。天上挂着太阳，斜斜地撒下一些光来。教室里的炉子也许点着，教室里飘着混浊的温暖，空气迟滞，外面却冷风如刀，空气清凛。当时我脸上给火药熏黑，尴尬和羞愧的双重作用下，看着笑翻了天的教室，脸上泛着诡异的笑容。
火药爆燃事件延宕了炸弹的工期，后来蒋峰喝豆浆不小心撒在拉火管上，彻底受潮失效。李海洋说塑料玩意靠不住，吵吵着要去找铜壳电雷管，可找了三天，就拿来一节武汉产的火凤凰电池。
每一场战争，都是对当事人意志和韧性的考验。连续的受挫之下，蒋峰首先憋不住了，拿着我们的作战方案去找“苏联专家”顾问。飞哥听我们说完就笑，说追求爆炸效果，这是有军政野心，花这么大力气弄个死狗，不如出两个人，一个人拿铁丝套住狗脖子，一个人抓腿，扯直了往地上一扽，捆上嘴和腿，狗还是活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地雷战（4）
那天飞哥是来武昌找我们玩。我和李海洋在车床厂子弟学校接见了他。厂里的子弟学校到了下午人就快跑光了，两排教工小楼的房后，有几只菜狗转悠。我和蒋峰给飞哥说得心动，找根绳子想去抓一条试试，为了掩饰祸心，我们两个每次都龇牙咧嘴地冲着狗笑，手里拿着绳套猫着腰往狗身前凑，可这些土狗和人打惯了交道，不等我们走到近前就跳跃着逃走。飞哥说这个是技术活，遇见高手了一个人就能搞定，容易得很。可你们要急着一两天学会，也挺难的。不如教你们喂点东西，把狗毒死算了。
李海洋摇头说不行，老王家里的狗是好狗，别人喂东西未必吃。万一中毒了，一时不死，发疯冲上来咬我还不是白咬。飞哥就笑，说那条狗我看了，眼睛又大又鼓，像哈巴狗似的。好的狗眼睛像筷子戳出来的小坑，又深又圆，眼角的淤肉红得往外翻。你们要弄的这条叫“泡子眼”，满眼眼屎，踹它三脚都未必敢跳起来咬你。
狗虽然是“瘟狗”，但兄弟们毕竟是出来混的，所谓“江湖儿女”，用耗子药未免太没有追求。飞哥走后，蒋峰趁着家里炖排骨的机会，偷偷找了个大红薯，乱七八糟地缠上麻线扔进砂锅，等这个玩意快炖烂的时候，再捞出来，用件破棉袄兜上，匆匆赶到李海洋家被老王霸占的那间房外，把缠满麻线的红薯从打烂的窗玻璃里扔进去。
我们三人是踮着脚，看着老王的狼狗三口两口吞掉红薯，然后就开始在地上蹭脑袋打滚。接下来几天内要发生的事情，此时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满嘴的麻线绞住了狗牙，怎么挣也挣不脱。滚烫的红薯烂在嘴里，吞不下也吐不出，狗的整个口腔连带上消化道全部烫烂掉，几天以后活活饿死——这个秘方，是飞哥临走的时候教我们的，他最后的一句话是：“无毒无害，回头吃狗肉的时候叫我！”
次日中午，我正在教室里做数学题。彼时乃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学校教育以理科为中心，数学乃是中心的中心，省一中参加奥数培训班的数学尖子，颇有点CENTER CLUB的意思。平日里老师宠爱，数学自习教室从来没有人那么猖狂地砸过门。
结果那天砰地一声就给人砸开了。寒风一下涌进教室，教室里正在自习的家伙头也不抬地就开始骂，不会轻点啊，结果没有听到任何回音。我抬头一看，是蒋峰吊丧着脸，走路带风直奔我座位，到我跟前就说了一句话：老王把李海洋打了。
我腾地就站起来了，这才发现教室里的人都盯着我俩看。把书一合，跟着蒋峰就出了门。
那天我从学校车棚出来，带着蒋峰，只骑了二十分钟就到了李海洋家。老王正蹲在门口晒太阳，狗在他脚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叫，声音里充满了委屈。老王斜着眼看着我们，神色藐藐。我拉着蒋峰没理他，绕着进了门。进去就看见李海洋坐在床上，头上裹着纱布，也看不出伤的轻重，手里拿着他老爸的盒子炮木壳。李海洋一见我们，眼泪就下来了。我上去一把打掉他手里的枪匣子，恨铁不成钢地骂了句我操，扯着蒋峰就出了门，李海洋见状，跳下床来，跑到厨房拎出一把菜刀也跟了上来。
楼栋口的老王是背对着我们坐的，那会儿香港电影里坐在大班椅后面的老板都喜欢亮个背脊给人看，显得牛逼。蒋峰没理老王这一套，从楼梯口一出来就拨开我抢上前，拉住老王的躺椅就往后一扯，老王没来得及回头就哎哟一声仰倒在地，蒋峰对着他脑袋踹了一脚就去抓狗，我看他要爬起来，跳上去对着他的小肚子狠狠踏了一脚，免除了后患。
此时蒋峰已经拽着狗腿开始往地下摔，老王的狗拉直了快有一人高，给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刚晃着脖子要反抗，就给蒋峰重重地踩了一脚。那天他穿的是一双3513的“巡洋舰”皮靴，第一脚就踩在狗脊梁上。老话说，踢不烂的狗头，打不断的狗腿，但狗鼻梁却很脆。蒋峰跟着一脚蹬在狗鼻子上，鼻梁脆骨就碎了。
蒋峰提起断了鼻梁的狗扔到墙角，李海洋从后边冲出来，提起菜刀对准狗脖子狠狠地剁了几刀，狗血喷了一地。这时候老王正爬起来，给这一幕看傻了，李海洋狠狠踹了死狗一脚，老王的腿一软，扑通坐在了地上。李海洋提着菜刀，大口喘着气，回头看了一眼我和蒋峰，稳了稳心神，提起菜刀走上前去，连扇了老王十几个耳光，正手一个反手一个，不紧不慢压着节奏，每一下都是掌心微拢，鼓着风平展展地扇上脸颊，响声清脆。苦主脸上看着就一条条青肿起来，眼泪，鼻涕，狗血糊得到处都是。
我至今仍然记得1994年年初的那个场面。那天中午，太阳正暖，我傻愣愣地站在死狗旁边，心里一片空白，蒋峰估计也差不多。李海洋提刀指着满脸是血的老王，想说点什么，喘了几口气，最后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没头脑和不高兴（1）
1994年春节前的一段日子，后来我知道那是“软着陆”前夕，是大家都比较有钱而物价需要更多的钱的日子，路上的人熙来攘往，都在揣着钱办年货。车床厂的保卫科干事们满院贴纸条，提醒大家年末防盗。贴到李海洋家门口的时候站住了，看见我和蒋峰站着抽烟，一边抽一边用脚把地上的狗血擦淡。死狗还趴在我们脚边，李海洋去屋里推车了，剩下一个躺椅翻倒在墙角，老王满脸是血扒在椅子上哭。
蒋峰凑上前去，打了个招呼，递了两根烟，指着老王解释了几句，两个保卫干事看看老王，又看看我，我冲他们笑笑，两人啥也没说，又把蒋峰扯到一边说了几句，就走开了。蒋峰踹了老王一脚，回来和我继续抽烟。
没一会儿，李海洋推着车子出来了，蒋峰把死狗扔在他的车后座上，说是“劳动成果”，边说边回头看老王，估计心里还是别扭，蹦上我的车，说咱们另找个地方把这成果给做个火锅。
当时通货膨胀，物资却不紧缺。我们自立以前在家并不缺吃穿，但偏偏对自己“搞”来的成果兴致盎然。说来惭愧，这些成果要么是从小卖部摸的汽水，要么是摘的别家葡萄，有时还偷点废铁卖钱，偶尔自己逮回蚂蚱烤着吃，虽不卫生，却也是少有的正当来路。
那天我第一个想起飞哥，说狗是飞哥出主意打的，拿去给他收拾吧，收拾好了一起“咪西”。蒋峰和李海洋都说好，决定骑车先去职院找老秋，完了再让他带我们找飞哥。
从车床厂到职院，中间还隔了一道长江。小学时看话剧《江姐》，那里有个国民党特务得意洋洋地说：“隔了一道天险扬子江。”我们就在底下哈哈大笑——武汉的孩子从小就在长江大桥两边走，夏天还在长江游泳，一旦熟悉，畏惧就全部消失了。那时我们课文里讲南京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老师告诉我们，这个话是毛主席夸武汉长江大桥的，让人觉得很自豪。我和安谈朋友的时候，有个保留节目就是日暮时分，我骑车带她去江滩看日落。有时是干脆就靠在大桥人行道边上聊天，后来想想，也不知哪来那么多好聊的。我和她讲我爸当年是守卫大桥的省军区独立师，她不爱听，后来我和她说“*”时候几个恐怖故事，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特务在婴儿肚子里塞炸弹阴谋炸大桥之类的，反反复复给她讲了不下十遍，她居然每次都吓得花容失色，也算是个奇迹。
2004年春节，我去蒋峰家拜年，他还住在车床厂的老房子里。儿子正是死调皮的年纪，我给他塞了压岁钱，他居然回头塞给我一个镚。我张开手一看，是个蓝色的塑料圆牌，上面印着长江大桥的花——那竟然是一个90年代初长江轮渡的船票，十几年没看到了。
初一那天，街上满是拜年串门的人，连一辆出租车都拦不到。我把公司的车借出来，带着两家人一起去李海洋家。到了他家楼下，蒋峰改了主意，说想起李海洋的事情心里难过，叫老婆牵着孩子上去，自己说什么也不肯进李家的楼。我叫他在车里等，自己陪着夏滢（我老婆，太座！）带着他老婆孩子一起上去了。李海洋家只有杨蓉蓉一人在，三个女人碰到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把我晾在一边。我只有逗蒋峰的小儿子玩。
后来夏滢看见了杨蓉蓉的风铃胸针，连夸漂亮。我在边上听得脸红，找了个借口跑下了楼。蒋峰还在车里，我问他去哪儿，他说随便转转吧，一会儿还来接老婆。我说原来你这么怕老婆啊，当年可不是这样，蒋峰啥也没说，靠着座椅傻笑。
没头脑和不高兴（2）
我点着车，一边倒车一边问他，你能找到水晶的玩意么，要真的那种，不要人造的。蒋峰说那可得跑一趟东海，你要是不急，等天气暖和了我有批货正好从那边过来，我送你一串不就完了么。
蒋峰当年顶了他老爸在车床厂上的班，后来厂子里效益不好，就真真假假地四下倒些文玩挣点钱。不知这算不算是他的兴趣所在，早在90年代初，我就知道他跟着别人捣鼓恐龙蛋的事情，不过一晃十来年过去，重操旧业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在这方面的眼力似乎长进很小。有一回兴冲冲地给我们打电话说他捡了个大漏，叫我们去他家参观，我和李海洋气喘吁吁地赶去，看到这家伙已经神色沮丧地坐在了沙发上，看见我们就哭笑不得地说“吃药了”，面前摆着一颗蚕豆大的“红珊瑚”，已经被火烧得现出了原形。
看景况蒋峰也混得不是怎么样，否则也不会一直住老房子了。聊天的话虽然说得豪爽，我却不好意思叫他白送，嘴上却说我靠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
蒋峰笑，说这个玩意才不值钱呢，你给我一张红，我倒请你吃顿饭还有赚的。我说那你卖的是玻璃吧，我要的是真的。他又笑了，如果是奥地利做望远镜那个名牌，人造的可比真的贵，我拿不到，拿到了也送不起。
我想起当初李海洋和我一起买人造水晶的事，他最后送给了老婆，我却送给了安，觉得有几分惭愧。蒋峰看我不说话，凑上来问，你是送给谁啊，要是送给“小情人”，这个玩意最好了，便宜，小姑娘不明白，还觉得好看。
我苦笑，说哪有“情人”啊，我是买给老婆的。蒋峰想了想，说那不合适，夏滢人清爽，佩这种透明的大珠子不好看，倒是你以前那个情人张建安，蛮有味道，戴一大串叮叮当当的肯定好看……
我赶紧打断了他的话头，你的记性真他妈好，还记得她？蒋峰嘿嘿淫笑，你和张建安前前后后处了七八年，哪那么容易就忘了？这次给老婆买东西，怕也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吧。
我被蒋峰顶得说不出话来，只有转头问他，便宜的不要，你帮我想想，我给夏滢买点什么好。
蒋峰想了想，给我提点子说，犀牛角的小珠子手串夏滢带了应该好看，她人白，又素净。
我点上一支烟，说好吧，犀牛角几个钱。蒋峰说二百八。我给气乐了，说你他妈就不能有点追求啊，怎么成天像个挖地脑壳（摆地摊）的破烂王，改天我带你去见见老秋，你们探讨下小商品批发的业务。
蒋峰得意地笑了，从后面探出手来，从我的手边拿了瓶矿泉水，说你懂个屁，老子说的是克，一克二百八。我骂道奸商，那不是比铂金还贵。蒋峰得理不饶人，说是啊，铂金算个屁。如果是透明的亚洲犀，要三个二百八。一小串东西看着不起眼，价钱得上万。
我说好，你终于牛逼了。我有钱了就找你买。蒋峰嘿嘿干笑。这时候，车子堵在大桥上了，我指着下边的轮渡口问，你还记得我们当年在这里游泳么，边说着边把他儿子刚给我的老船票递给他。他接过去说我靠，前几天在家扫出来的，怎么到你手里了。我说是你儿子给我的压岁钱。蒋峰哈哈大笑，说这个兔崽子比我们小时候都贼，你记得不记得，李海洋个苕货当年拿着他老子的盒子炮来桥上照相，还被守桥的武警给没收了。我也笑，看着前面长长的车队，点上了一支烟，说你还记得1998年情人节那天么，你非要我们一起带女朋友去汉口玩。要不是那天李海洋和杨蓉蓉吵架，拖得我们没过江，搞不好都得在桥上升仙。
冰山上的来客（1）
1994年年初，武汉的几所学校之间开始流行互相问电话号码。车床厂子弟家里，就李海洋家在他爸去北京前办下了手续安了电话。初装费要了好几千，等了几个月，拉线那天，李海洋上窜下跳，快乐得像过节。当时尽管很多人家还没装上电话，但几乎人手都有一个小本子，记着有电话的人家。用后来的话说，这叫“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车床厂这一片，大家就记李海洋的电话，要在这边找人，就先找这个联络员，完了再由这个联络员跑腿送信。
当时我们在汉口还没有发展出完善的通讯网络，所以直接骑车去职校找飞哥是有很大风险扑空——我在省一中上学尚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飞哥他们在职业技术学校的出勤率就可以想见了。当年武汉的小伙子们像鱼苗一样，以极高的密度放养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里，“饮马顿河畔，跨过乌克兰草原，翻过乌拉尔的峰巅，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像一群害虫一样，或敌或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