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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上的两伙人不时地斜眼瞅瞅对方，目光里充满敌意，但却都没有再动手的意思了。我们很快发现我们面临着一个难题——实在凑不出钱来了，蒋峰就和飞哥他们商量着去附近学校找同学拿点，于是开始讨论哪个学校比较近，比较容易拿到钱。
拿破仑说过，打仗三要素，一是要钱，二是要钱，三还是要钱。当着对方女生拿不出来钱，实在有些尴尬，大家傻愣愣地站着，面子上都有点挂不住，每个人都忍不住上前去就此话题发表两句看法，讨论谁比较仗义疏财，连续说了几个我不认识的名字。我平时呆在高中里，认识人少，插不上什么话，只好坐在边上听他们讨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渡江侦察记（5）
正在发愁，穿白大褂的护士长走过来了，一边看着满走廊的小青年摇头一边来抓我——她是我妈一起下乡的同学，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低着头没认出，来不及躲被揪了个正着。
“建明哦！”护士长阿姨痛心疾首地把我拽到一边，周围的穷兄弟识趣地散开一个圈，幸灾乐祸地围观我被护士长训，“这大个人了，还在外面撩事打架，今天又逃学出来的吧？看我回头告你妈……”
训着训着这个大嘴巴的阿姨又开始指着我身边的家伙训，说不准再闹事了，特别是这么多人都挤在医院里，打群架似的实在不像话。大家低着头，笑眯眯地摇头交换眼神，那显然不是认错而是无奈。正在这时，走廊上又来了一个人，顾不上和她的伙伴们说话，就被护士长阿姨痛心疾首地发现了：“安安！你怎么也来了咧？”
这下大家都傻眼了，只有护士长阿姨蒙在鼓里，只当我们是一伙的，把我拉到这个叫“安安”的蓝大衣女孩跟前一起训。叫“安安”的女孩管护士长叫“娘娘”，也不知是不是亲戚，反正这个“娘娘”训她和训我的台词差不多，没想到你也学坏啦，和这群“坏儿子伢”一起玩，回头要“告诉你妈”！
说了一会儿，护士长阿姨自己也累了，看一大群人在走廊上围观实在不好看，就叫没受伤看热闹的家伙出去等。这时我鼓起勇气说朋友治伤钱不够，找她借，她摸了摸大褂子口袋说没带在身上，刚抬腿要回办公室拿，站在我旁边的蓝大衣女孩说话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挂历纸叠成的钱包——“我这里有！”
眼见此景，护士长阿姨顿时又有了话说，指着我冷嘲热讽：“看你多有出息啊，借姑娘伢的钱，我看你好意思哦……”
蓝大衣女孩借了我9块钱，一张炼钢工人的五块，两张蓝色的小票子，第三版人民币的两块钱，票面上“贰”字把两横印到了弋字上面，是错版。我接过钱，看了她一眼，觉得挺漂亮，一时又不知道说啥。
“好啦好啦，散一下，没病的去外面等，别在走廊上挤成一坨。”护士长阿姨一边招呼一边往外哄，人正乱的时候，蒋峰和另外两个小子跑过来了，看着我和蓝大衣诡异地笑，还和蓝大衣边上的女孩说话，对方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还算友好。我心里有了点底，问了蓝大衣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冬日上午，我们和卫校的女孩儿道别后，走出同济医院，其时正在中午，太阳高挂在顶，照得路边萧条的建筑也有了几分亮色。江北的空气质量一向差点意思，南方的积雪又浅薄，太阳一照就成黑水，气温更低了。我和伙计们踢踏着积雪，商量着分头回家养伤，此时已是午饭时间，街面上的行人不多不少，大家的游兴被打架败坏，一伙人黑着眼圈包着纱布在街上走也实在不好看，笑闹一通，又把兜里的毛票笼了笼，看看连吃饭都不够了，于是分了车费，三五成群各自散了。回去的路上，李海洋撅屁股歪坐着，忍不住得意地告诉我们，他刚才缝针的时候，认识了给他处理伤口的小护士。蒋峰很羡慕地看看他，掉头又拿借钱的事儿笑话我，我嘿嘿一笑，嘴上说滚蛋，心中却把“张建安”这个女孩儿的名字默念了多遍。
1993年年末，我在航空路天桥下的一次打架后，初步认识了卫校女孩儿张建安。那天航空路上薄薄的积雪，被几十双温州鞋踩得稀烂，白的，黑的，间杂着几滴鲜血的颜色。身上被小刀划开的伤口很快就愈合了，但是人生和社会意义上，更深的无奈和伤口却刚刚开始绽开。
正是在那段时间里，工厂的机器虽在继续轰鸣，但效益却开始普遍滑坡，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大批从技校里走出却不能顺利就业的“待业青年”，许多年轻工厂子弟们在技校、职高里打发着时间，大把的岁月被用于在街头闲逛，在当时，他们被称为“晃晃”。多年以后，这个名词甚至成为一种麻将的玩法，不过，当初的年轻人并没有足够的远见可以看清几年后的窘迫形势。
那年我16岁，在省一中上高一。我的朋友李海洋蒋峰在车床厂子弟技校学习模具制造，老秋在武汉职院学无线电，飞哥在家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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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毛信（1）
2002年的夏天，我出差到天津。从机场赶到市区，正是黄昏，在笑话里这个城市是被拉登炸过N回了，空气里飘着浓重的煤烟味儿，尽管如此，举目看去，黄昏中的北方重镇，气象还是不同。道路宽阔，夕晖之下，路旁两侧灰色的楼房仿佛在诉说一个逝去时代的寂寞，出租车在路上飞快地掠过，竟让我生出错觉，好像突然回到十年前的武汉，我和兄弟们坐在空旷的公共汽车上由汉口返回武昌一样。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她挑地儿请我吃了餐饭，客气得如同路人。回来后，我在商场专柜想给她挑个东西做回礼，面对花花绿绿的人造水晶，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专柜小姐问我送给谁，我说女朋友，她大概以为是lover，给推荐了几个带心形的，我摇摇头，告诉她是女同学，她笑笑，收回去几个，又拿出几个小动物的和一朵巨大的玫瑰花，这回大概是当二奶了。她一边推荐一边强调，玫瑰花形的好看，女孩子一定会很喜欢，我摇摇头，最后挑了个郁金香形的，看她很遗憾地把那朵硕大的铅玻璃玫瑰收起来。我估计她一辈子也想不到，多年以前，我第一次给张建安送花，送的乃是一朵象征哀悼的白色*。
那是在1993年冬天，我明显地感到身体里躁动的野心开始膨胀，从祖国的花朵到社会的栋梁，眼看着世界归根结底就要是我们的了。未来的接班人雄心勃勃，可还未来得及抢班夺权，劈头而来的却是社会剧变。邓公南巡那年，班主任老师督促我们中考大业，经常挂在嘴边的最高指示就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两年内玄机暗藏，不要说学生，好多大人的脑子都没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转过弯来。义务劳动渐渐取消了，课外活动小组开始交费了，学校边上的小摊小贩，如一夜春笋般冒了出来——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大人卖录像机，娃娃们钻录像厅，而我们的老师一条道走到黑，鼓动我们说，苏修完蛋了，东方阵营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里的荣誉就全靠你们了。1993年出了“银河号”的事儿，大家都很看重这个，数学老师就说，要在IMO上把美帝一扫光。
其实在IMO里，美国学生根本不是个儿，老欧洲和苏东那些叛徒国家反而是更大的隐患。但数学题做多了的人认死理，省一中的数学老师教育我们好好学习都要这么曲里拐弯。相比之下，粗人有粗人的好处，我的兄弟李海洋就要痛快不少，大马金刀，快意恩仇——自从卫校打架之后，他学习了蒋疯子，变成了没事屁股后边揣把刀的李疯子，号称看谁不顺眼就砍谁。而且比蒋峰更疯狂的是，李疯子屁股后面EDC（every day carried）的是一把西瓜刀，说是更加放心，随时可以抽出来用，不会像蒋峰上次那样连家伙都来不及亮出来就给人废了。
李氏西瓜刀乃是最烂的不锈钢做的，广东阳江造，外边还镀了一层牛逼闪闪的克罗米，打着几个汉语拼音LOGO，短短的刀茎歪歪斜斜地插进小木把，砍了几下树刀片就开始摇晃，实战价值实在是有限得很。有次在澡堂洗澡，我看见李海洋穿着裤衩，用他的这把破西瓜刀修脚趾甲，我说你还真是洗澡都带着啊，这个兔崽子一边修还一边语重心长地做新闻联播：“天下还不太平，刀枪入库，忘战必危啊……”
鸡毛信（2）
那天洗完澡，李海洋抱着盆和我在车床厂瞎遛，遛到个没人的地方，靠着路灯站住了，从兜里扣扣缩缩摸出一盒形容不堪的三五香烟，倒出最后一根自己给自己点上了，完了开始撕烟盒找里边的暗记，边撕边和我说找“烟王”云云。我还没学会抽烟，只是抬头看天，大冷的天洗完澡出来，李海洋的夹克故意敞着，就为了露出腰上那只西瓜刀的把——撕完了烟盒，李海洋大概是有在澡堂扯淡的心情了，靠着水泥杆，酝酿了一下感情，然后借着昏黄的路灯光和欲盖弥彰的烟圈掩护，故作轻松地问我，觉得上次看到的卫校那个穿黄大衣的女孩儿怎么样。
我假装用心地用指甲抠李海洋打火机上泳装美女身上的变色涂层，头也不抬地说那个丫头叫杨蓉蓉，李海洋说对，杨蓉蓉，我想和她玩朋友——彼时我们很纯洁地管交朋友叫“玩”，当然也有比较邪恶的叫“搞”。那天夜里，李海洋的贼眼亮晶晶的，充满了期待，和冬夜里挂在夜空中晦暗不明的星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李海洋说，港片里的混混都有女朋友，自己也该考虑找一个了，以免别人问起来丢人——“杨蓉蓉挺好的，温柔乖巧，当时我调戏她都笑着看我，不像张建安，绷着脸就跑……”听他说话的时候我心里通通直跳，一直等他说完才松口气，心说还好还好，你喜欢杨蓉蓉。
当年我们都拙于和女生交道，用现在的话说，是社交上的“接近焦虑症”。平日里见了同性，言行举止各个都像杀人不眨眼抽筋不皱眉的惯犯，但一见女生就不行，她们就像漂亮而又沉默的老虎，面对她们得团队作战，拉人壮胆，尽管这样，还经常失败。
那天我拍着李海洋的肩膀，对他表示了道义上的最高支持，高屋建瓴地鼓励了一通。夜色中的李海洋被我说得兴奋，攥着我的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又憋屈了良久，鼓动我跟着他挑个日子去卫校找杨蓉蓉玩——我想去找张建安，当时还有点不好意思说出来，假装为难地说，你去找女孩子，我陪着像什么话。李海洋一听有点着急，说你也可以去找啊，说完这句，大概是觉得说服力不够，又补充了一个理由：“我一个人去卫校，被他们男生打了埋伏怎么办？”
担心被人打埋伏的李海洋揣着刀去一家精品店里买了套玻璃小风铃——当时西风再次抬头，精品店的女老板极力推荐这个，说老外圣诞节丁当作响都靠它。李海洋被那少妇讲的浪漫的圣诞的故事打动，掏钱拿下风铃，准备提前做杨蓉蓉的圣诞老人——彼时我们都是纯洁的土鳖，甚至不知道圣诞节的具体日子。
不过这个李氏圣诞老人备下了风铃礼物，却怕被人知道笑话，硬塞给我替他藏着，我老妈管得更严，怎能背这个黑锅，但是看他一脸可怜样，还是替他拿了过来，回家的时候，顺手塞进了我家楼道里的消防柜，把李海洋的宝贝和太平斧水龙头放在了一起。后来，我找到了逃课的时机，一早带着他来到消防柜前，把风铃取出来，用袖子擦了擦灰塞给了他。
1993年冬天，李海洋约我行动的那个清晨。我披着朝雾爬墙跳进了学校的花房，偷偷摘下了一朵沾着露水的白*，在口袋里捂了一个早自习外加两节主课，终于在做眼保健操的时候成功逃脱，翻过后山之后在车站和李海洋汇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鸡毛信（3）
我从山上跑到车站的时候，袖子里笼着这朵白*，看见李海洋手里紧攥着风铃，心里冒出一丝紧张，只有冲他尴尬地笑笑，李海洋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见我时的表情恨不得要吃人。可生完气就不知道该说些啥了。我们心里都打着小鼓，顶着北风傻乎乎地站了一会儿，就等来了去航空路卫校的公共汽车。
在过江的汽车上，我们俩笼着袖管并排坐着，各自打着心里的算盘。时近中午，清晨的雾气散尽，长江大桥上吹过干冷的北风，从窗户缝里一片一片削进来。冬季干冷，每天早上出门前，我妈都要在我脸上抹一坨百雀灵，我总是拼命躲闪，生怕被香味掩盖了刚刚显长出的男人气概，给兄弟们闻到笑话。
到卫校的时候，已近午饭时间了。李海洋在卫校门口看了看，转身寻了个角落，把插在后腰的西瓜刀重新整理了一下，提了提裤子，又重新回到门口——瞪着眼睛观察了一会儿，拦住一个小个子女生：“你认识杨蓉蓉么？”
那女生有点发愣，我凑上去：“那你认识张建安么？”
按照我的估计，张建安在卫校的知名度大概要比杨蓉蓉高，那女孩儿疑惑地看了我们一眼，我和李海洋马上换上一副笑模样。女孩儿放心了，说回头替我们叫人，趁着她离开的当儿，李海洋靠着卫校的墙，哆哆嗦嗦地点上了一支烟定神，看我抱着胳膊原地蹦，顺手就把烟递过来，示意我来一口。我看了看温暖的烟头，犹豫了一下。当时社会风气开始朝着自由奔放的方向发展，挂历上的美女越穿越少，少数道德败坏的都开始吸烟了，男孩儿们为了表示成熟，都喜欢嘬两口显示风度，但那次不知为什么，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他的好意。
李海洋那支烟抽完没多久，张建安她们就出来了，看见我们有点吃惊，大概因为人少，倒显得有些拘谨，杨蓉蓉反而活泼些，李海洋很快就和她熟悉了，送她那串风铃一直在她手上叮叮作响。那天我们四个人在航空路一带的小店转了转，大白天里，可玩的项目还是不多——那是个青年男女去开房都要证明的年头，大家都在忙着搞原始积累，消费建设还没跟上。那个冬天有则著名的经济新闻，是说有个湖南人透支了一千万去深圳炒股票，大赚了一笔，可还没来得及吃上山珍海味，就给抓进去啃窝窝头喝稀饭，说明那是个有钱没处花的时代。
我给张建安送花的时候避开了李海洋。四人去附近的中山公园划船，趁着李海洋拉杨蓉蓉去买瓜子的时候，我把袖子里笼了一上午的*拿出来，故作轻松地递给了张建安：“今天来也没带什么，送你一只花吧，谢谢你上次借我们钱。”——一边说着，另一只手递过去了九块钱。张建安有点意外，但很快又笑了，摘下毛线手套接过花和钱，说没啥。看着她这样大方，我倒有些失落，眼看她理了理头发，把花和钱一起揣进大衣口袋，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也想不起来说啥，感觉脸上有点烧，只好把头扭到一边，学着张春桥一言不发。
其时已近年末，空气干凛，我的脸却烧得有点红。刚才把花和钱递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青春期的虚荣心，向往剽悍人生，平日里不戴手套不擦百雀灵，我的手上长了几个冻疮，交接的时候和张建安的手比起来十分难看——她的手指白皙修长，一举一动都带着成熟稳重的气质，怎么看怎么像个学生干部，共青团员，相比之下，衬托得我像个不听话的要饭小叫花，一时间，揣在兜里的手指都臊得发烫。
鸡毛信（4）
我的尴尬没有维持多久，李海洋就跟着杨蓉蓉回来了，海洋在前边说，杨蓉蓉仰脸看着他笑，乖巧得像只小猫。张建安和我隔着几米掉在他们后面，先后上了小船。坐定之后，我抬头看她一眼，一时间却找不到话题。
我们把小船划到水中央，李海洋拿出硬币，让大家猜正反。平时男生玩这个，都得赌点啥，两个女孩看了，只是笑着摇摇头，搞得我们沮丧又无趣。过了一会儿，李海洋看见张建安手上的白*，大概是又想起了哪个言情片，算是找着了话题，开始和两个女孩嘀嘀咕咕撕花瓣数落“她爱我，她不爱我”的情节。
杨蓉蓉话多些，和李海洋谈笑风生，我看张建安悄悄低头数花瓣，吞了吞口水，鼓足勇气说了句没头没脑的话：“双数，34！”
她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我用手指指她手上的花，李海洋和杨蓉蓉这才明白过来，杨蓉蓉看李海洋，似乎在问他此事是否靠得住？李海洋则一脸不信：“鬼扯，鬼扯……”
张建安笑，继续低头数，数完一遍抬起头看着我，没说我对也没说我错，直接问：“你数过？”
我挤出一丝笑，努力抑制着身体的紧张，摇头说：“没数过，我猜的！”
张建安一脸疑惑，依然是笑着看我，也不追问，似乎在等我自己说出答案。
我挠了挠脑袋，突然兴奋起来。我和李海洋一样，见了女生就软蛋，甚至比他更差劲，但是这回，安正好问到了我的专业，我的世界——山岭巍峨，勇往直前——有谁能在泡妞的世界和我比数学呢？
这个貌似一个生物问题，实则一个物理问题。好奇真是个好东西，杨蓉蓉不说话，李海洋不说话，张建安也不说话，大家都在等我的答案。我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时间万事万物纷繁，背后支撑的几条原理却很简单，花瓣们如何排列，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阳光；本质却是一个数学问题，最简单的对数螺线。武汉的这个寂静冬日，风干云淡，湖水清凛，两个年轻的女孩静静地看着我。刹那间，斐波纳契先生灵魂附体，1993年的IMO是在土耳其举行的，这届比赛上，德国人就出了一个和斐波纳契数列有关的问题，我怎能辜负他？
“这个问题叫‘叶序’——我们都有个共同点。”我轻轻地从张建安手里接过花，自己感到嘴角在微笑，“就是都很懒。而物理体系也一样，总是停留在能量耗费最少的状态……”
李海洋在边上听愣了，忘记了划船。事后他告诉我，当时的事震惊了他，他怎么也想不到，数学还可以干这个用——以他当时在技校的理工基础，理解阿基米德螺线乃是极限，对数螺线实在有些勉强了。
从船上下来的时候，已经过了饭点，我们在附近找了一家小馆子，进去刚刚落座，李海洋就抽出一双筷子互相敲打，一边叫服务员，一边转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