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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他的文章可以轻易地换取丰厚的报酬。1916年7月，他为《星期日画报》写了4篇文章，并获得稿酬1000英镑。照此计算，他每年可以毫不费力地赚取不比他当大臣的薪水少的收入。那些在政治上和他作对的报业巨头，并不反对利用他的影响力扩大报纸的销路。《星期日画报》的编辑称，在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该报的发行量就达到了250万份的创纪录数字。
但是丘吉尔要想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声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达达尼尔事件给他造成的损害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他的演讲往往被“达达尼尔的事怎么样？”的叫喊声所打断。因此，他渴望政府尽快公布有关达达尼尔海峡和加利波利战况的文件。议会中要求公布有关此事文件的呼声也很高。
阿斯奎斯本来并不愿意公布有关文件，但是他也不能完全无视议会的要求。最后找出的折衷办法是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专门听取有关证词，并负责提交一份有关此事的报告。
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由克鲁默勋爵主持。1916年9月，该委员会开始听证。丘吉尔于9月25日开始作证。他对调查委员会声明，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在批准实施时得到了有职有权的海务大臣们和海军顾问们、首先是费希尔的明确支持；他本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经海军专家们的同意之后才做的。但是，“我在这里要为对我提出过内行的劝告和那些参加战事的人辩护。这包括所有的人而无一例外。因此，我要说，我不希望将责任转嫁到在海军部任职的任何一位军官身上”。丘吉尔认为，“对这些战事进行非难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其中涉及到偶然的因素和变化无常的因素。所有的战争都是玩骰子游戏。胜利只能同各种冒险交织在一起”。不过他也承认，在导致失败的原因中也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其中陆军反复变化的态度使基奇纳应负一定责任。
10月4日，调查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丘吉尔的证词。他所说的大多数情况被费希尔所确认。费希尔称赞了丘吉尔，说“他具有勇气和想象力！他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人！”此外费希尔还指出，达达尼尔战事最热烈的支持者是继任海军大臣的巴尔弗。
1917年1月调查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个阐明此事的报告，其中对丘吉尔进行了批评，认为他未能确保把“海军顾问们的看法明确摆到战时委员会的面前”。但报告主要的批评对象是首相阿斯奎斯和陆军大臣基奇纳。首相在3月19日至5月14日这一期间没有召开过战时委员会，同时战时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给人以含含糊糊和缺乏精确性的感觉。报告批评基奇纳未能好好利用总参谋部，从而导致“指挥混乱和缺乏效率”；此外，他在调派军队方面也有贻误战机的问题，因此曾遭到丘吉尔的抗议。但是由于基奇纳已于1916年6月在去俄国途中溺水身亡，所以他既不能接受批评也不能为自己辩护了。
尽管丘吉尔对这份报告并不满意，认为它“粗枝大叶，很不精确”，但他在下院仍说它是“一项公正的文件”。对于丘吉尔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迄今由我一人承担的责任，现在由这个国家从议会、军队和舰队的整个一代人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最杰出的人来分担了。”因而他卸下了一个沉重的政治上的大包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为他东山再起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此期间，丘吉尔在下院显得相当活跃。他经常作为反对派前座议员的发言人，发表措辞强硬的演说来批评政府。他对后方的大量兵力浪费现象提出批评，为伤亡惨重的前线部队抱不平；他主张在印度和非洲奉行一项积极的募兵政策；他对把伤愈士兵再派往前线提出异议，认为应征召未服过役的人去代替；他对法国战场上的大规模进攻战提出疑问，认为代价太大而并未达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他还对英军后勤保障工作中的缺陷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指责；他认为应对航运业实行国家控制，降低运输费用；他主张对食品实行定量供应，以取代单靠提高售价来限制消费的不妥对策，因为涨价是“最残忍、最不公道的做法”，对普通人是不公平的。在下院之外，丘吉尔还花费时间就公共政策中的一些紧迫问题写了许多文章，试图在舆论界直接施加影响。
在政府内部，劳合—乔治在许多政策问题上的主张与丘吉尔极为相似。劳合—乔治对首相阿斯奎斯的许多做法心怀不满，早有意图动摇阿斯奎斯的地位以取而代之。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政策分歧，劳合—乔治以辞职相要挟使阿斯奎斯作了妥协。但是时至11月初，政府在关于尼日利亚的敌产政策问题上又发生重大分歧，使双方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下院就此问题进行了投票，321票对117票的结果使首相一派败北。劳合—乔治将这次投票结果看成是向阿斯奎斯发难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标志，他向首相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大幅度改组政府，建立一个指挥战争的小型委员会，把战争的指挥权由首相等少数阁员手中移交出来，要求政府采取更大的步骤以确保战争的胜利。阿斯奎斯拒绝交出权力，于是劳合—乔治提出了辞职。当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在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劝说下转而支持劳合—乔治时，阿斯奎斯也不得不提出了辞职。12月6日晚，英王召见劳合—乔治，要求他出面组成新政府。
丘吉尔本来以为劳合—乔治的新政府中会有他的一席之地，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的顽固反对，劳合—乔治只好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丘吉尔知道后极为生气，从F·E·史密斯家中愤然而去，认为劳合—乔治“对我不好”。其实他并不知道事情的内幕。
尽管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在过去曾有过一些分歧，但劳合—乔治对他相当了解，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本来劳合—乔治有意让丘吉尔参加新政府以发挥他的才干，但来自保守党的强烈反对使他未能如愿。劳合—乔治曾就此事在回忆录中写道：
“温斯顿·丘吉尔曾是第三位自由党的大臣，他可能成为政府的重要参加者，是当代最杰出的神秘人物之一。在我当首相时，他已经有几个月不当大臣了，但他仍然是一位著名的自由党党员。他出众的智慧、不容怀疑的勇气、孜孜不倦地认真研究军事艺术的精神，能够使他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位重要成员。在这里，他那容易冲动和喜怒无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见在被采纳前可以经过讨论和检查。像他那样性情急躁和智慧无穷的人需要严格控制。遗憾的是，保守党大臣，除了巴尔弗和爱德华·寇松以外，都一致坚决反对他参加政府。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把排除他作为自己参加各部领导的先决条件。博纳·劳特别不信任他。我尽了一切努力想要说服博纳·劳不要反对丘吉尔，并提出理由说，让丘吉尔当个批评家要比他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更加危险……博纳·劳回答说：‘我宁肯让他始终都是我的对手。’”
“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遗憾。我不能为了让丘吉尔能领导一个部而冒有损于政治联合的危险。政治联合是政府的基础。”
12月10日，劳合—乔治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乔治·里德尔带口信给丘吉尔，向他表示了歉意；并答应一有机会就帮助丘吉尔。劳合—乔治的确这样做了。他先建议让丘吉尔担任航空委员会主席；当这一尝试失败后，他又安排丘吉尔担任军需大臣。这一次劳合—乔治做得既巧妙，又果断，他先把反对丘吉尔的主要人物诺思克利夫安排出使美国，然后改派现任军需大臣艾迪生去负责研究战后重建问题，接下来未同博纳·劳进行磋商，就宣布了对丘吉尔的任命。这一冒着政治风险的任命成为既成事实，使被排挤出政治圈外长达20个月之久的丘吉尔又重返政坛。
丘吉尔传……２ 军需大臣
２ 军需大臣
1917年7月17日，当丘吉尔的军需大臣的任命宣布后，立即引起了舆论界和政界的强烈反应。《晨邮报》的评论尖刻地嘲讽道：“尽管我们还未发明永不沉没的舰船，但我们却已经发现有不会倒台的政治家。……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预料，他会继续铸成有损于国家的大错。”知名社会活动家贝雷斯德福等宣称：“首相无权做出这种违背公众舆论的任命。”
保守党的政治家们纷纷起而反对：陆军大臣德比勋爵以辞职相威胁；殖民地事务大臣沃尔特·朗写信给劳合—乔治说，这“很难让我的许多朋友继续给予支持”。保守党后座议员们不仅集会表示反对，还组成了一个40多人的代表团约见了博纳·劳，向他提出质询。这些敌视丘吉尔的情绪“使内阁危机日趋严重，威胁政府的生存”。
尽管博纳·劳对劳合—乔治不打招呼就任命了丘吉尔一事很感恼火，但是从大局出发，他不愿意因此事而断送了联合政府，因此他表态说，如果首相认为这项任命有助于打赢战争的话，那么他有权作出这项任命。这才使反对浪潮逐渐平息下来。此事使丘吉尔认识到他是多么地不受欢迎。此刻他才相信了劳合—乔治原来把他排除在政府之外是不得已的事情。这使他在性格和处世上都有了些变化。雷平顿曾评论说，丘吉尔“看起来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从未见到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好的变化”。
劳合—乔治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对丘吉尔其人做过深刻而较系统的剖析，这对我们全面地认识丘吉尔会有很大帮助。劳合—乔治写道：
“为什么保守党人如此冷酷无情地反对他呢？自然是他过去的政治生涯引起了老党同事对他的愤恨。他做事从来不留余地。他退党后攻击自己原来的同事，狠狠批判、冷嘲热讽自己过去的观点，给自己造成长时间的严重后果。战争开始后，民族危机迫使各党派进行暂时的休战，党派纠纷和内部争论暂时停止，或者是被忘却。但是，保守党人忘不了、也不宽恕丘吉尔转到敌对营垒里去的行为，忘不了正在保守党混乱不堪的时候，他向他们猛烈开火，给予致命的打击。倘若他在自己成长的政治家庭里是一个忠实的儿子，那么对他参加达达尼尔海峡打败仗的责任就会不加过问，其他方面的牺牲也将是为人民作出的贡献。丘吉尔的错误成了愤怒的保守党人惩罚他背叛党的最好借口；他们用他自己的耻辱当作鞭子把他赶下台，而挥动鞭子的仿佛不是爱报复的党员，却是忠于职守的爱国者……”
“丘吉尔的政敌承认，他有杰出的天才，他刚毅、勇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但是他们提出一个疑问，与英国其他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相比，为什么他的崇拜者多，拥护者少？他们指出，在政治上处于最困难的时刻，连伯明翰的约瑟夫·张伯伦和苏格兰的坎贝尔—班纳曼先生都可以指望得到当地人的坚定支持。丘吉尔从来不会在自己周围笼络一些外省或其他城市的人，更不善于维护这方面的关系。这一点仅仅用丘吉尔从一个党投到另一个党的情况来解释是不行的。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最伟大的活动家并不是在哪个党内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就在那个党里结束它。可见，真正的原因不在这里。他们问，为什么他如此不可信赖，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他们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丘吉尔的头脑就像一台强有力的‘机器’。但是构成这台‘机器’的材料有某种莫明其妙的缺陷，妨碍‘机器’的正常运转。这是怎么回事呢？批评家们也说不明白。一旦‘机器’出故障，不仅他本人，连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遭殃。这就是使他一道工作的人们感到焦躁不安的原因。”
“按照他们的意见，在铸造他的‘金属’中隐藏某种致命的弱点。当时丘吉尔的批评家们就是利用这些弱点作为拒绝发挥他的巨大才能的理由。他们从他身上看到在危急时刻必须加以利用的缺点，而这一缺点可能带来的新的危险又不得不防。”
“对于他的才干，我另有看法。我认为，在他的行动可以受到监督的条件下，他那善于创新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是无价之宝。谁都不怀疑，他具有远见卓识、富于想象的天赋。他关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设想，还有他最先了解坦克的意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他这方面的才干。具有这种才能的人是罕见的，十分难得。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应当充分利用这类人。如果能够警觉地对待他们，他们单独做出的贡献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做出的贡献大。
“我认为，这就是应当让丘吉尔进入政府的理由。我了解他过去的保守党朋友对他的仇视情绪，也知道，如果让丘吉尔在政府里任职，我要冒很大的风险。当丘吉尔的政敌听到我的打算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那种疯狂劲头，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在几天内就发展到如此地步，内阁笼罩着危机，政府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胁。我承受了这一切风险。尽管我偶尔后悔我的自信，但我依然相信自己是对的。我的同事们有些犹豫，我还是坚持己见，因为丘吉尔对政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战争的胜利需要大量的军需品，他使军需品的供应不断增加。”
劳合—乔治最后说：“丘吉尔的前途取决于他以后能否使人相信，他不仅勇敢，而且谨慎。”
就像丘吉尔在任商务大臣时那样，他现在不得不辞去丹迪市的议席，再参加补缺选举以求重新当选。由于两大政党间的竞选战已告暂停，所以与丘吉尔竞争的只有反战的禁酒主义者埃德温·斯克林杰。丘吉尔在丹迪市发表了几次演讲，他强调自己是主战派，对取得战争胜利有坚定信心。“如果说在这个岛国的历史上，不列颠有一段坚如磐石的时期的话，那就是现在。”他要求选民们不要为次要的争议，比如说为禁酒而迷失方向。他嘲讽对手“打算同德国媾和，以阻止在苏格兰进行的酒类买卖活动”。他的妻子克莱门蒂娜在他因公务必须返回伦敦时，代替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结果，丘吉尔以超出对方近3倍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当选。
军需大臣不是战时内阁成员，不能参加重大政策的制订，所以丘吉尔曾私下抱怨说，他只是“执行战时内阁命令的小伙计”。但是这个“小伙计”却领导着一个约12000人的庞大组织机构，并使英国大部分工业部门高速运转。丘吉尔的前任们由于只沉溺于“烦琐的和并不重要的琐碎事务之中”，都未能对该部的各个部门实施有效的管理和协调，导致了严重的混乱局面。丘吉尔的老朋友乔治·里德尔等人事先提醒他说，军需部绝大部分“身居领导地位的人”都不怎么听指挥，因此必须对军需部进行较大改革，需要设立某种执行委员会来控制该部的50个下属机构。丘吉尔到任后很快也得出了相同看法。于是他建立了军需委员会，由10余名成员组成，其中大半是实业家，由他们每人分管几个部门。他把埃迪·马什召来任私人秘书，又把原海军部的秘书格雷厄姆·格林和詹姆斯·马斯特顿·史密斯请来负责军需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很快就理顺了军需部内的关系，使各项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他在9月初写给劳合—乔冶的信中说：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愉快的部门，几乎与海军部一样富有意义，其最大的优点在于，既无须与海军将领争执，又不必与德国兵作战；我为能同所有这些聪明的实业家在一起而感到高兴，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帮助我。同能干的人们在一道工作十分高兴。”
但是矛盾仍然存在。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军需部只负责陆军的军需生产，海军部则控制着海军的后勤供应，这意味着有“两个军需部，为自成体系的不同军种服务。双方在劳力与原料这个越来越狭小的领域内相互竞争与冲突”。在与海军部的冲突中丘吉尔占尽优势，因为他精通海军知识，批评能切中要害，而当时的海军大臣埃里克·格迪斯爵士却只是一个新手。为了平息双方的矛盾，战时内阁成立了一个战时优先配给委员会，由史末资将军主持工作，负责在有竞争的部门之间确定物资的分配和运送办法。史末资将军是南非总理，是丘吉尔在任海军大臣时敦促下才进入战时内阁并成为内阁核心成员的。
军需部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劳资纠纷和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矛盾。针对熟练工人的强烈不满情绪，丘吉尔要求并促成战时内阁给满一定工作年限的熟练工人以12．5％的较大幅度提高工资。就连一贯坚持批评政府的政治上的反对派、工党下院议员W·C·安德森也称赞丘吉尔，说他在“处理各种劳工问题的工作中”表现出“勇气和丰富的想象力”，使“情况得到显而易见的改善”。然而，劳资关系的紧张却导致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罢工。1918年6月，伦敦联合飞机制造公司因资方解雇工会代表而举行罢工。在丘吉尔的干涉下，资方被迫同工人达成了妥协。7月下旬，考文垂的工人又以公司雇用非熟练工人侵犯熟练工人的权益而罢工。军需部的工会咨询委员会经调查，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但工人们不听劝告，坚持罢工。“当工人的秩序混乱危及武器生产的效率时，丘吉尔的态度很严厉。在即将出现连续罢工时，他事先得到劳合—乔治的支持，威胁工人说，如果罢工者不复工，就开除他们并将从严追究罢工组织者的法律责任。”丘吉尔宣布，如果罢工者不在一周内回工厂复工，将收回他们的免于征兵的证件。这一措施立即见效，10000多名罢工工人中仅有约50人未能及时返回，而这50人中，“有些人打来电话对自己擅离职守表示歉意，并说他们正在返回”。
丘吉尔在军需部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与陆军部和驻法英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在法国设立了常驻机构，自己也频繁地往返于英法之间。他经常在军需工厂视察，去巴黎或前线讨论军需供应问题和实地考察战况。他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巴黎或驻法英军总司令部度过的。黑格总司令对他的态度也显然客气多了。他评价道：“我毫不怀疑，丘吉尔是想要尽最大努力给部队提供所需要的一切。”1917年11月，丘吉尔主张大量减少英国本土的兵力以充实驻法英军的战斗力。黑格将军对丘吉尔因此而更具好感，他夸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