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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文集-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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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王首道文集

    义学说,从空想阶段,即英国莫尔撰写《乌托邦》算起,至今已有400多年。中间经过多少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努力创造、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夕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为此做出了非凡的努力。 但是,历史表明他们失败了。 不是他们的理想不美好,而是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不成熟,又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转变。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对此,列宁评价:“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

    (《列宁全集》第26卷,第50页)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指引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地发展起来。众所周知,为此付出了不可估量的代价。 但又有谁能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怨付出牺牲而诅咒历史呢?这不正是人类历史本身吗?

    在当代,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面临着艰巨的斗争,有些社会主义者还面临着某些挫折。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从来就在挑战、斗争中逐步取得胜利的吗?何况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上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漫长过渡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曲折和反复无疑是难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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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548—

    马克思主义指出,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不受任何个人、团体、政党的左右,而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对于这一点,人们是无能为力的。 马克思主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能科学地认识它、运用它,促使其早日实现。 十月革命的历史不就是这样创造的吗?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不也是这么创造的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不怕挫折,不怕牺牲,又要科学地运用社会发展规律而付出最小的代价。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憎恨帝国主义,不是落后意识,也不是排外心理,而是他们侵略、掠夺我们所致。 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说共产主义必然实现,共产主义永远是我们的旗帜,不是感情用事,也不是从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中演绎出来的,而是历史发展规律在理论上的科学反映。 其理由,主要有以下3点:1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条件没变A有人认为当代的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经济发展,工人福利增加,就解决了劳资的矛盾。 其实不然。 科技的发展、工人福利的增加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没有直接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就愈益加深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 而资本主义是无力解决这一矛盾的。 正是这个缘故,资本主义灭亡是个早晚的问题。2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永恒的真理A人民群众是资本主义的埋葬者和社会主义的创造者。 有人说这是马克思时代提出的原理,而今西方发达国家已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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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王首道文集

    饥寒交迫的奴隶,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已成为资本主义栋梁。 事实上并不如此。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生活状况虽有所改变,但资本的利润增长率远远超过工人的工资增长率,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使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比如社会财富的占有情况,以美国为例,5%的最富裕家庭,占全部社会财富的40%以上,而处于社会下层50%的家庭,只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3%。 西方广大工人阶级依然是劳动力的出卖者,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资本剥削的雇佣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广大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此起彼伏,始终未断。 这些都说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3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A证实践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同样,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否则,人民群众的斗争就始终处于自发的阶段,即使取得某些胜利,也是暂时的,最终还要失败。 这里不是说无产阶级政党不会犯错误,只是因为它无任何私利可图,因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诚心诚意改正错误。 失败和挫折教育了各国的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就可以克服各种困难,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毕竟是亿万人的事业。 它既然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就可以对亿万人有最大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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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748—

    而这一任务的彻底实现,就必须最广泛地动员一切劳动群众参加,只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斗争,就会取得胜利。但是,革命任务远未完成,大大发展生产力、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 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应该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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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王首道文集

    从战争走向建设

    192年5月

    我是1946年7月到达哈尔滨的,之后,一直在东北解放区从事财政经济工作。开头,我任东北局财政办事处主任,负责财政经济的初创工作;不久,调任新成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后来,该委员会改组为工业部,我继任部长)

    ,主要是负责管理东北地区的工矿企业。

    一、东北地区的经济概况

    东北根据地有它自己的特点,对此,李富春同志有过生动的描述。 他说,在陕北,生产是自然经济、原始农业和手工业,运输靠毛驴,打仗主要是小米加步枪的游击战。 东北有了大工业,农业用火犁,运输靠铁路,战争是小米加大炮的运动战。 因此,完全照搬陕北等老区的工作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为了便于工作,我们一开始就通过实地考察,并参考敌伪留下的资料,对东北的经济特点做了概括的了解和分析。东北的工业相当发达,不仅关内的许多根据地无法与之相比,就全国来讲也是重要的工业基地。 据资料记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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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战争走向建设   —948—

    “九。 一八”事变的前一年,东北煤的年产量不过100万吨,1944年,由于敌伪的开发,增至2653万吨;发电量,1941年为3520万度,1944年增至4481万度;生铁,1941年的产量为1389吨;钢,1941年的产量为576万吨;工作母机的生A产开始于1939年,到1945年年产能力达1300台。虽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东北的钢、铁、酸、碱、纺织工业等都从1940年前后的最高点开始缩减,但是,敌伪强行工业化的结果,确实把东北造成高度发展的工业地带。以1943年的产量计算,在全国,东北的煤占495%,发电能力占A782%,生铁占877%,钢材占93%,水泥占66%。据推算,A东北工矿业产值在东北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31年为294%,到1943年上升为59%,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 A东北人民为东北经济的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日本帝国主义者是靠掠夺性的税收制度来积累资金、靠残酷的“劳工”制度来获取廉价劳动力的。 人民担负着数不清的苛捐杂税。 日伪还通过所谓“粮谷出荷”和“粮谷配给”向广大群众进行直接掠夺。 劳工政策的血腥残酷程度在世界上更是罕见的。大批劳工在超体力的繁重劳动和残酷的折磨中死去。在各个劳工比较集中的煤矿和建筑工地附近,都有埋葬中国人民尸骨的“万人坑”。

    东北工业的发展史就是东北人民的一部血泪史。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掠夺胜利果实过程中,东北工业遭到了普遍的破坏。 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仅机器就损失40269件,发电能力损失1537万千瓦,共折合美金A352816万元。 其中,有毁于战火者,有苏军拆走者,有国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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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王首道文集

    党搬走或损失原因不详的。 另据美、日的一些统计,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原有工业遭受的损失不是3亿多美元,而是8~10亿美元。上述情况,就是我们当时考虑东北财经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二、财经工作的初创

    我军进入东北之初,政府的主要工作,一是动员群众参军,二是为部队提供给养。 但东北是新的解放区,没什么家底可言。 工矿企业遭受的破坏尚未恢复;人民生活贫困,尚未发动起来。 因此,东北局认为,应把清理没收敌伪资财作为解决当时困难的主要途径。 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渡过暂时的困难,也有利于打击敌伪残余势力。 为此,各省市都成立了敌伪资财清理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 清理的主要对象是敌伪储存或散失的武器、弹药、粮食、布匹、运输工具等。这些物资数量相当可观,确实帮助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我军先头部队进入东北时,在苏军的同意下,打开了日本关东军几个很大的仓库,接收了许多武器和装备。但不久,苏军担心美国的指责,便不准我们再拿了。 因此,当时我们的各部队之间,确实存在着苦乐不均的情况。我军进入东北不久,国民党军即开始进攻。 当时,铁路线为苏联红军掌握。 我军撤出沈阳时,转移接收的物资器材遇到了很大困难。1946年3月间,集中仅有的一些汽车和征用民间大车,共抢运出50多车皮的各种机器、材料、器材、服装、布匹、弹药等;但仍有大批物资因缺乏交通工具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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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战争走向建设   —158—

    运出。 这一教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不久,各部门均成立了汽车队和大车队,东北局也接收部分铁路,并争取与苏军共管了一部分。 此后,我军撤出长春、安东、通化时,总共抢运出约合500车皮的各类物资。这批物资在完成支前任务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四平保卫战时,运往前线的各种弹药20列车(约400余车皮)

    ,其中光子弹即达8400余万发,还有粮食600万公斤,构筑工事用的木材、铁轨等30车皮。其中,绝大部分是接收的敌伪物资。但是,由于生产尚未恢复,财政和物资供给上的困难局面尚未有好转。 各方面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乱派税收,滥发纸币的现象相当普遍。 仅纸币一项就有许多种,除东北银行发行的东北券外,一些地区还发行自己的货币,苏联红军则发行有红军券。造成物价上涨,物资匮乏,市场相当混乱。为了整顿财政经济工作,1946年10月,东北局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我和吕正操、叶季壮、李六如、栗又文、徐林、钟赤兵7人为委员,我任主任,吕正操、叶季壮、李六如为副主任,是为党政军民统一的财经行政机关,对外仍称财办处。 自此,东北地区的财经工作进入初创阶段。东北局分工原是由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负责抓财经工作的。 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陈云和李富春同志分别担负起南满和西满分局的全面工作,财政经济工作便暂由我们财经委员会具体来抓。为了打开局面,经东北局批准,东北第一届财经会议于1947年1月15日召开。会上,我作了“目前财经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

    ,李六如作了“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

    ,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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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王首道文集

    操、叶季壮也作了有关问题的报告。 彭真同志到会并作了“关于工业建设问题”的重要讲话。会议结束的那一天,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和财经委员会定的原则,我在报告中主要讲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财经工作的总方针A东北土地肥沃,工业发达,交通十分便利。 但这些都受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该恢复的尚未很好恢复,可开发的尚未开发。 东北人民经过日伪14年的剥削压榨,极度贫困,有些地方十七八岁的姑娘还没裤子穿,人民担负能力很弱。 因此,我们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抓紧贸易,发展生产,后方节约,支援前线”。

    “要经过对外贸易以解决军需民用中的紧缺物资,并以贸易积累的资金和换来的物资为本钱,建立财政基础,银行发行工作也应该是投资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过去几年由于战争的关系,所谓财政只是‘抓一把’,以后又靠发票子,今后就不能再这样做了,要搞好贸易,要发展生产。”

    当时,许多单位为了应付眼前的经济困难,盲目地办了很多企业,而且大部分是商业,不利于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因此,我在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发展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公营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 现在我们的公营经济是否太多了呢?现在各省所办的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是必要的。 但如果是在城市里做商业的垄断,那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整个说来,私人经济仍应占一定比重,如何发动和组织人民生产,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是主要的、基本的,发展合作经济是最重要的任务。”

    2财政本身实行统一的问题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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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实行财政统一是十分必要的。“统一,不是上级对下级的并吞,而是由不统一到统一,由紊乱到有计划。 大统小不统,上统下不统。 银行、铁路、矿山、对外贸易要统一管理。 有些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如小规模的工厂企业、副业、农业,就必须分散经营。 统一是为了整体的利益,便于调剂。如南满缺粮就要设法给他们调剂粮食;辽西地区负担重,又是边缘区,就应给以一定的支援。 统一也是为了更好地支援前线,保证战争的彻底胜利。 当然,下边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不能单靠上边调剂。要注意调剂,但不是搞绝对平均,也不可能绝对平均。”

    关于统一的具体措施,会议决定,实行统筹分管,财政任务分担。 由东北根据地政府统筹的有粮食,这要占全部经费的25%;被服,占50%。 此外,还有大的经济贷款,野战兵团归我们负责供给。 各省份、各大单位要做到自给。 条件好的省份,要做到伙食费自给,办公杂支自给。 地方建设要由各省自行筹划;以地方税收、省营企业和部分省营贸易的收入做为经费来源。 地方财政的自给要区别各省的不同情况分别做到。3关于金融贸易方面的统一问题A为了保证物价的相对稳定,必须实行对外贸易的统一管理和对内贸易的自由,同时,国家要控制粮食和重要物资。金融问题,首先要稳定东北券,限制地方券并不准再发,原地方券要用东北券和实物回收。 下一步再出新版东北券,以清理假冒问题。当时,我们面对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敌伪物资已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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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王首道文集

    尽,货币发行已达饱和。 且商业不活跃,工业未恢复,人民生活贫困,群众负担已不能再增,而军费开支则占财政总支出的80%以上。 为此,我们在大力抓好恢复生产和厉行节约的同时,着手建立自己的家务。 首先是清理和集中各单位的资金,用以举办经济事业,增加财政来源。 记得我初进哈尔滨时,就针对当时物价飞涨和财源枯竭的严重局面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 如为掌握市场动态,我们管财经的同志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研究有关的简报,以便了解情况,采取对策。为了筹集资金,开始搞商业,如当时开办的松花江银行进行了贸易活动,一个月的利润就高达10~20万元。通过各种途径开源节流,增加收入,为恢复生产和开展对外贸易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为了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一时期,在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构。 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后,财经工作仍由东北局财政委员会统一领导。1947年4月,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办事处成立后,政府开始出面管理财经工作。 同年9月,行政委员会开始设置一系列的财经办事机构,正式任命叶季壮为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宋乃德为东北税务局局长,李十中为副局长;史敏为东北粮食总局副局长;张瑞、陈明升为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副局长;王兴让为东北贸易总局局长,易季湘为第二局长,张化东为副局长;曹菊如为东北银行总经理,王企之为副经理;王首道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郁为副主任委员兼工矿处处长,邵式平为副主任委员兼计划处处长。1948年7月,各委员会又改组为部,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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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改组为工业部,部长王首道,副部长陈郁、邵式平,后又增吕东。 与此同时,各省也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 二是整顿并逐步建立健全各项财经制度。 我们强调:“发展生产,厉行节约,保证供给,初步改善人民生活,从长期打算建设东北民主根据地。”

    为争取在地方财政自给的基础上实现全区财政的统一和物资统筹调剂,我们坚持对外贸易、金融、银行和大的公营企业、矿山要由政府统一管理。税收也要统一,但当时只能做到关税统一;产业税先以省为单位求得统一。 财经会议决定先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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