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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５—王首道文集
大好形势，使林老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坚定了政治信仰。 但当时我党还处在不成熟的幼年时期，林老说他自己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也还比较肤浅，带有盲目性。蒋介石发动了“四。 一二”事变，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 其惨痛教训是，陈独秀推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夫。 林老开始认识到，要取得革命胜利，不仅要坚信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８年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吴玉章同志被编在“特别班”
（“老头班”）
，一起刻苦攻读俄文，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他对年轻同志说，要深入学马列，武装自己，好为中国革命出力。 他身居苏联，心总向着中国革命，觉得只有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才能学好用好马列主义，探求革命胜利的道路。１９３２年秋，他秘密返回笼罩着白色恐怖的上海，次年３月冒着生命危险偷越闽赣边界，虽被敌人的搜山队击伤了手，但终于进入了毛泽东等同志创立的江西中央苏区。当时，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做秘书工作，林老任国民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他虽已经鬓须渐白，仍朝气蓬勃，思维敏锐。 他对毛泽东同志十分敬重，认为毛泽东同志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抓住了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这个根本特点，最先倡导农民运动，发动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指出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林老当时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看不惯，认为他们挥舞“教条”瞎指挥，并不可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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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同志说：我看这些吃洋面包回来的人，领导革命也不见得真有办法。 他在经济工作中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对王明路线进行抵制和斗争。 当时，敌人对苏区实行残酷封锁，给苏区经济造成严重困难，如食盐奇缺，被称为“白金”。执行王明路线的人却主张，苏区要消灭一切私营经济，断绝对白区的一切贸易。 林老表示反对，认为这无异乎自缚手足，封锁自己。他坚决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既办好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也提倡和奖励私营经济，千方百计开展对白区的贸易，输出钨砂和粮食，输入食盐和布匹，并组织熬制硝盐。 这些从实际出发采取的措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林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实践已经证明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挫折和损失。从此，在和党内“左”
、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林老一直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在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林老热诚拥护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当时他抒写下“坚持遵义无穷力”
、“阳光坦荡已无岐”等诗句，坚信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必定引导革命取得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反对王明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活动。 他十分用心地钻研毛泽东同志的论著。 当时毛泽东同志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发表之前送林老征求意见，林老总是认真研读，写下札记，并组织其他同志一起学习，吃透精神，在工作中努力贯彻执行。 在延安整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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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期间，林老参加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努力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批判和清算我党历史上的“左”
、右倾机会主义，指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主观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这种反科学的路线，只能引导革命走向失败。 林老热烈赞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自己就是这个结合的巨手”。他指出，毛泽东思想“代表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的七大，林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以自己探求真理的亲身经历，以遵义会议以来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的事实，雄辩地阐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
，是“中国人民走向解放和进步的旗帜”
，指出全党同志应当“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积极地向前进步，向前进步”。
林老切身地体会到：中国人民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才获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才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我们应当珍惜和坚持这一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 在党的八大，林老在发言中，总结了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之必然，驳斥了外国资产阶级政客企图使中国人民相信资产阶级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好的谰言。 他又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启示了一个真理：在未有认识马列主义之前，或则有了马列主义而不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中国的革命都不能免于失败；只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无往而不胜”。林老还认为，这“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
，搞主观主义，“同样可以使得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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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严重的挫折“。
现在，当我们又经历了一些历史的曲折时，重新回味林老的以上论述，觉得他讲得颇为深刻。
二、站稳立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林老作为彻底的革命派，具有刚正不阿的革命气节，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 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泾渭分明，大义凛然，有着高度的政治原则性；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临难不苟，坚决地站在革命的方面，表现了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在艰难险绝的斗争环境里，他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不计个人安危，不怕任何困难，勇往直前，对革命胜利具有无限信心，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这方面，就我所见所闻，林老有着不少动人的事迹。早在１９１５年第一次讨袁战争失败以后，林老被通缉，逃亡日本。 当时国民党土崩瓦解，孙中山在日本决定重组中华革命党，重新革命。 但是，当时妥协投降的原京津同盟会成员如汪精卫之流，却离开孙中山而去了，就是反袁的国民党南洋派如黄兴等人，对孙中山重新建党也表示反对，另行组织“欧事研究会”
，也不免带上了妥协色彩。 林老虽然和黄兴是同乡好友，但他认定孙中山的革命举措是正确的。 当时只有他和廖仲凯等少数人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宣誓效忠于孙中山。 所以，即便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林老追随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１９２７年４～５月，正是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严峻关头，林老坚决参加了讨蒋行动。 他受武汉革命政府委派，去说服一位他比较熟悉、曾共事过的国民党将领起来反蒋。 但是，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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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当时对蒋介石的面目认识不清，反而劝告林老：你在国民党内也是元老啦，何必跟了共产党走呢，还是和我共事吧，只要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以得到保护，仍然可以做官。林老当即明确回答：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路，你走你的路，我也继续走我坚信是正确的路，坚决走到底，绝不后悔，但望将来你还有和我们合作的可能（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这位将领举行了和平起义）。事后，林老被蒋介石反动政府列为“要犯”通缉，林老毅然参加了周恩来、叶挺、贺龙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乱时刻，林老不惜抛弃以往的名誉地位，态度鲜明地作出政治抉择，把自己的命运和党紧紧结合在一起。 毛泽东同志曾非常称赞林老这种真正共产党人的高贵革命气节。林老年届５０时，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和我都编在二纵队（代号鸿章纵队）。
他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长，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徒步行军，雄姿焕发，阔步向前，从不气馁。 黄镇同志为他画过一帧题为“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的素描：遇溪流隘口，他高举一盏小马灯，手柱竹棍在前探路，引导大家安全通过。 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险时刻，他总是鼓励战友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每到宿营地，别人休息了，他还要组织一些同志去所驻的地方摸情况、打土豪，给劳苦群众分配没收来的财物，为部队搜集、分配粮草用品，宣传发动群众参军，任务尤其繁重。 他做得井井有条，发挥了他长于鼓动和理财的卓越才能。 我曾有幸见到他在长征中所写的一本日记，某月某日收到粮食、棉花、粗布、毛皮等等若干，给每支队伍分配数量，尚缺多少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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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搜集补给，都记得一清二楚。这何止是一本个人日记，而是一册革命的账本，每个数字都闪耀着林老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在艰苦的行军战斗中，他细密筹计，千方百计保障供给，对于长征的胜利完成，是有贡献的。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我们到达陕北瓦窑堡时，朔风呼号，大雪纷飞，林老身着单裤步行，遍身皆白，像个雪人，白胡子也看不清了。 他精神抖擞地走进一间空屋，笑着说了一句：“财政部就设在这里”
，立即亲自动手点票子给各单位发钱。 当时我想：这位革命老人艰苦奋斗，万里不殆的精神，多么令人敬佩啊。林老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于任何分裂党、叛变党的行为，深恶痛绝，毫不含糊地进行斗争。 长征到达川西毛儿盖地区以后，张国焘阴谋分裂党中央和红军，妄图谋害毛泽东等同志，并且把他所控制的部队强行拉往西南方向的绝境。 在这危急关头，林老立即命令所率队伍轻装前进，坚决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上抗日。 当时他写诗痛斥张国焘闹分裂是“野蛇射人事可嗟”
，“谁予便利敢分家！”
１９３８年４月，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又从陕甘宁边区叛逃，经过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 他打电话约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老晤谈，林老经请示党中央，会见了张国焘，仁至义尽地进行说服教育。张国焘却阴险地煽动说：“现在中央的路线错了，你跟我走吧。”林老凛然厉色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绝不会擅离革命岗位！”他申斥了张国焘的潜逃行为，并且立即将所了解的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同志。１９４７年３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举侵犯陕北。 在这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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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时刻，任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老，在延安万人动员大会上，激动地发表演说：边区是民主的发祥地，中共中央所在地，我们要尽一切力量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
大家团结起来，建立民兵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把胡宗南打出去，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毛主席作出了暂时撤离延安的英明战略决策后，林老十分乐观地鼓励同志们说：撤离正是为了保卫，进攻延安就是蒋介石失败的开始，我们有信心一定要打回延安来，而且要打到西安、南京去。 当时林老已经年逾６０了，他不肯撤退到河东去，坚决留在边区，和边区军民共患难，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他始终领导边区各厅、处的工作，千方百计支援前方作战。 每一次大战役以后，他总和习仲勋、贾拓夫等同志一起赶到前线，和彭德怀等同志共同总结经验，部署工作。 为了供给战争，他和同志们一起动手运粮食、割马草，渡过了非常艰苦的岁月。 一年以后，延安果然光复了。 林老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当初敌人占领延安的那股乌云，没有湮没共产党人的伟大气慨，边区军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渡过灾荒，创造了解放大西北的光明局面，今后，一定会更快地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最后送到坟墓里去。 在这位革命老人身上，对于人民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念，就像烈火一样燃烧出旺盛的革命热情，他的革命斗志从不衰减。
三、创造新的文明
林老经常对我们说：作为革命者，老老实实把工作做好，有始有终把工作做好，这就是革命。 林老多年担任陕甘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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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主席，他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做好党所交给的这一重要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一腔热血灌浇在边区的大地里，滴印在边区人民的心中。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举世瞩目，中央的许多政策要在这里试验，然后向其他根据地推广。 林老深知领导好边区建设，意义重大。边区虽然只有５０万平方公里土地，１５０万人口，然而政治、经济、司法、文教、卫生等等都要抓，也是千头万绪。 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指导下，林老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废寝忘食、殚精竭力地工作，和边区军民一起，把这块昔日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政治民主、经济改善、文化发展的地区，在全国堪为进步的榜样。他曾满怀深情地著文描述边区的喜人景象：这里，新人物、新事物每天都在生长、斗争、发展着，创造着全中国最新最美的现实。林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努力把边区政权建设成为民主政治的楷模。 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时，也去旁听边区召开的参议会，林老总是认真负责地做政府工作报告，向边区人民全面汇报工作，总结成绩，指明缺点，虚心听取意见，并且亲自研究处理各位代表的提案，凡属有益于人民的建议，他督促有关单位办好。 他按照中央指示，切实抓好从边区、县到区、乡普遍实行“三三制”政权的工作，他本人和党外人士李鼎铭等先生团结合作得更好。毛泽东同志曾说：“三三制”
搞得最好的是陕北。林老等同志领导边区政府坚决响应中央“精兵简政”
的号召，要求各级政府机构的工作，努力做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 对于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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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职、营私舞弊等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行为，他绝对不容忍，严肃查明处理。 他规定，凡是县长调动工作，都必须将文件处理和财政开支等情况造册交割清楚，然后才能离任。 在林老倡导下，边区政府形成一股好风气，这就是发扬民主，克己奉公。 中外进步的记者和参观团来到陕甘宁边区，都称赞边区政府是一个廉洁的抗日民主政府，它与国民党统治机构的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毛泽东同志指示边区政府要着重领导好生产。 边区地广人稀，一向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苦。虽然处在战时环境，但林老十分重视抓好边区的经济建设，强调这是“我们工作的中心之中心”。
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同志在边区高干会上发表了关于经济问题和财政的重要讲话。 会后林老立即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指出要克服保守的单纯财政观点，必须首先有效地发展经济，才能解决财政的困难。林老主持边区政府工作时，尤其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推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如减租、农贷、移民、变工合作、改造二流子、奖励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等等，充分发挥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边区军民热烈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热气腾腾的大生产运动。林老虽然年事已高，政务忙碌，但仍以身作则，带头订出生产节约计划，保证全年变工种粮２石交公，并做到衣被自给。 干部和群众闻讯后，生产节约热情更为高涨。３年间，边区军民垦荒达２００万亩以上，植棉从３９００余亩扩展至３１５００余亩。 林老还积极组织兴办工厂，亲自帮助勘定厂址，物色技术人员，纺织、农具、皮革、造纸等工厂陆续办起来了。 国际救济总署的人来边区考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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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惊讶地说：边区的产品很不错呀，我们给了国民党那么多的钱，他们却什么都干不出来！到抗战胜利前夕，边区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人民收入大大增加，公家取之于民的部分大大减少，粮食和日用品等基本自给，农业上做到“耕三余一”
，甚至“耕二余一”
，财政平衡，物价稳定，一派丰衣足食的景象。 这不仅打破了当地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有着战略意义。１９４７年胡宗南反动军队大举进犯边区，边区军民打了一年多的仗，粮食供给就没有发生严重困难。 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首先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也凝结着林老的心血。林老常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的疾苦决不可漠不关心，创建新的精神文明，是我们的职责。 旧社会留给边区人民的是文化十分落后，迷信愚昧严重，文盲人口曾占边区人口的９０％。林老一到边区，就很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他说：现在抗战，财政确有困难，但要舍得办学校，这方面不要卡得太紧，目光要放长远，要着眼于为新中国的未来培养人才。他对教育经费的调拨、学校干部的调配，总是尽力给予支持。１９３６年以前，边区只有１２０所小学，近２００名学生，至１９４０年发展至１３４１所小学，４１４５８名学生。 一些中等学校及延安大学等也举办起来了，还兴办了大批识字组、夜校和半日学校。 边区原来卫生水平很低，疾病和死亡威胁着群众，一些地区婴孩死亡率竟达６０％，２００多个巫神到处招摇撞骗。林老领导边区政府，大力培养中西医生，发动他们到民间服务，改造巫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