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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郁、邵式平任副主任。１９４８年７月改为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兼主任，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任副主任。我改任工业部长。 机构的逐步健全，反映了财经工作体制的日趋完善。１９４８年８月，陈云针对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给中央写了《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报告。 报告在回顾了东北财经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后，提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
同年９月１５日，东北局提出《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草案）
》。这是张闻天同志在协助陈云同志抓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提纲》中第一次分析了我国经济中存在的５种所有制形式，并据此就党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建议。 １１月６日，中央在给东北局的复文中表示：你们发来的《提纲》很好，我们再加修改后分发全国各解放区，并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
五、积极动员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
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包括政权建设、生产建设和财政经济工作的建设，都首先是根据支援革命战争的需要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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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及财政经济工作 —９３５—
因此，通过人民政权的各方面工作，大力动员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一直是政府工作和财经工作的中心任务。对人民战争的支援，首先是人力的支援。 大批翻身农民经过动员踊跃参加自己的队伍，为部队增添大量的新鲜血液。在这方面我们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 我军进入东北初期，我们住在城市扩兵，不了解情况，除了改编伪军外，招收的也多是敌伪人员、散兵游勇、社会流民，成分十分复杂。 因而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新扩编的部队很多暴动叛变，使我们受到一些损失。 但是，经过土地改革、民主建设，动员翻身农民大量参军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深受敌伪多年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工农群众，一旦做了国家主人，就踊跃参加自己的军队，政治素质和军事技能提高很快，作战非常勇敢。由于大量工农积极分子和青年学生踊跃参军，到１９４７年４月，我军主力部队已发展到近２０万人，连同地方部队，总兵力达到４２万人。 此外，还有大量民工进行支前工作。对我军的物力支援，同样是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进军东北初期，我们依靠收集敌伪物资，保证了部队的基本需要。 在撤离大城市的过程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尽力抢运出各种军用物资和工业原料约５００车皮。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初期，我们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家务，但也多方努力设法支援前线。 如１９４６年４～５月，为支援四平战役，自通化运往前线的各种弹药计２０列车共２００余车皮，粮食１２００石，做工事用的铁轨３０车皮，收容伤员８７１０名。 同时从通化向北满后方疏散各种物资多达７００余车皮。为了支援战争，我们不但着手恢复工业生产，而且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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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工矿企业都尽自己所能兼办军工生产，制造弹药、武器配件和各种军需物品。 在此基础上，到１９４７年３月，正式建立起军事工厂１３处。 除军工部所属厂子外，还有哈尔滨、北安、鹤岗、鸡西、牡丹江、珲春和大连的军工厂，它们生产子弹、手榴弹、炮弹和六○炮、雷管、火药等。 东北地区最大最好的军工企业是大连甘井子军工基地，对外称“建新公司”。
至于对军粮和军用被服的供应，更是根据地政府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 我们刚到东北时，对东北的严寒气候不了解也不适应，有些干部战士被冻伤。 因此，十分重视部队的被服装备。如对棉军服须做多厚，军鞋怎样达到保暖要求，陈云都亲自过问，并定出了严格标准。从１９４７年夏季攻势开始，我军进入战略进攻，支前任务更加繁重。 到１９４８年年底，我东北部队人数骤增２倍多，军需装备自然要随之增加。 辽沈战役一打响，支援工作更需全力以赴。如原计划准备１０万俘虏的冬衣，结果俘虏多至３０万人。 从这件事可以想见当时的任务是怎样的紧急和繁重。解放战争３年中，东北地区共有１６０万工农群众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共动员了３００多万支前民工，３０万副担架，３万辆运输大车，９０万匹骡马。 至于后方医疗和护理伤病员，安置荣誉军人，以及为军人家属代耕等各项支援工作，则是无法完全用数字统计的。
六、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伟大的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全部消灭了东北国民党军。 这本身就是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有力支援，同时也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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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东北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总后方的战略地位，对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了直接的支援。东北解放区主力部队，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休整还不到两周时间，即不顾疲劳，迅速挥师南下入关，协同华北解放军进行解放华北的平津战役。８０余万人的主力部队和１０万匹战马，浩浩荡荡地分由辽沈、辽东、辽西３路出发挺进华北，并有１５万民工随军担任各项战地服务工作。这样的场面多么壮观！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解放区勇敢地负担起建设新部队的巨大任务。 东北军区在１９４９年６月底编成１０万人８个师的地方正规部队，并建立２个高射炮团及１１个工兵营；在过去组训二线兵团的基础上又组训５万人（据统计，从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９４９年７月的两年内，东北我军共先后３批组建二线兵团１８９个，合计４２２万多人）
；成立联合军事学校，训练A近２００名连排步兵干部，近２００名炮兵、工兵及通讯干部。东北的军事工业，为前线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１９４９年还担负了入关作战的第四野战军的全部费用。为帮助关内各解放区克服经济困难，东北解放区提供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援。１９４９年共上交中央粮食８０万吨，木材１５０万立方米，钢铁２０万吨。 为及时修复粤汉、陇海、淮南、同蒲等铁路线，东北解放区从全局利益出发，忍痛拆掉境内的好几条次要线路，将全部铁轨和桥梁器材赶运关内。为了开辟新区工作，东北局根据中央决定抽调５３万名A干部随军南下，以后又增调８００名职工积极分子、青年学生和５００名老干部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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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东北解放区也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生产管理和财经工作等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 例如，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各部第一任部长、副部长中，有许多都曾在东北政权中担任过相应的职务，如叶季壮、何长工、陈郁、贺诚、吕正操、李六如、曹菊如、王鹤寿、王一夫等，都曾是东北行政委员会各部的负责人。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东北局根据东北全境解放以后形势的变化，作出了《关于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及时地将东北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使东北地区率先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总之，东北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和各解放区支援下，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伟大成就，在许多方面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原载《辽沈决战》，人民出版社１９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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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关系党的根本路线的原则大事 —３４５—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关系党的根本路线的原则大事
１９８５年２月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全面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拨乱反正，彻底肃清“文化大革命”影响，纠正“左”倾错误的伟大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大家都知道，知识分子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它历来是关系到党的根本路线的大问题。 这是由知识分子本身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和我党的历史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
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保证
对于知识分子问题，我党一向是十分重视的。“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名论断，充分表达了我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 后来，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思想，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与革命主力军——工农群众的血肉关系。 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是同党和毛泽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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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对于旧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阶级、历史地位的准确估量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是把大多数知识分子当作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加以看待的。“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我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又先后在长沙修业中学和修业农校读书，并担任过农校的学生会主席，参加过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因此，对于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延安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重视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反复讲过，知识分子不要以自己有文化而傲视工农分子，工农分子也不能凭着自己出身好而看不起知识分子。 而且在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工农分子知识化。 记得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亲自表扬过胡耀邦等一些同志刻苦认真的学习态度，足见当时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良好的风气。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曾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从而形成了革命运动的高潮。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在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工作中，我进一步认识到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 当时我在陈云、李富春同志直接领导下负责财经工作，为了把解放区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和军工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以支援前线，我们不仅团结和动员了大批国内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且还成功地争取和留用了２０多名日本专家。 有的企业如鹤岗煤矿，由于在民主改革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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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地触犯了一些职员的利益，挫伤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曾给企业的生产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对此，东北局领导非常重视。 陈云同志在１９４８年８月写给中央的报告（即《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中，还专门当作一件大事提出来引为教训。 正是由于当时东北局领导一直坚持执行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使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不仅保证了东北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进一步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使有相当工业基础的东北解放区充分发挥了作为战争总后方的战略作用。
二、任何思想路线上的失误，都将直接影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密切结合，给革命带来损失
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的路线错误，都直接影响到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执行，从而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对叛变革命的资产阶级右翼采取投降主义，对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使得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同许多工农革命群众一起遭到敌人的杀害。 在这期间，一些知识分子在敌人的血腥镇压和分化瓦解之下，有的颓唐，有的堕落，有的沉沦，有的叛变。 这虽然是他们本人的世界观和思想品质所决定的，但是，错误的路线从根本上阻塞了他们同工农群众的结合也是有重要关系的。 王明等人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关门主义态度，把许多热心革命或者在党的争取教育下有可能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统统拒之门外，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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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当作最不可信任的所谓“中间力量”看待，同样阻塞了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为什么党的路线上的失误，首先要危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呢？这是同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由于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们必须依附一个特定的阶级，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成语，形象地说明了知识分子这种特殊地位。 邓小平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也重新提到了这一点，强调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其卓越的作用。 因此，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的“左”倾关门主义态度，或者完全放弃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领导和团结教育工作的右倾取消主义态度，都无法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可以说，如何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同样是捡验党的思想路线是否端正的一项重要标准。 对于全党是这样、对于党的一级组织，对于党的领导人都是无一例外的，是检验他们是否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路线的一项重要标准。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有着更加重要的地位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也有了显著变化。 首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一支主要依靠力量，广大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一道，同样成了新中国的主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已经同全国解放前有了根本的不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干部、国营企业和国家科研文教单位的工作人员。 因此，１９５６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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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显然，如果再把他们当作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那就完全不符合历史现实了。 其次，随着党的中心任务从革命武装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作为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知识和知识分子，具有了更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如果还像革命时期那样，只是要求他们在阶级斗争中作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而不重视发挥他们在发展现代化生产和科学文化事业方面的重大作用，那就远远不够了。 建国以来，我们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都是与以下两个基本认识问题密切相关的。 一是沿袭了历史上“左”的错误认识，总是习惯于把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扯到一起，视之为异己力量。 二是总喜欢片面地在政治思想上对知识分子求全责备，甚至吹毛求疵，对于他们在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文化方面是否做出什么贡献，反而不予认真看待，不能如实地把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看作是重要的政治表现。 结果是写不完的检讨，搞不完的改造，荒废了业务，贻误了工作。 这是同多年来我们未能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时把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失误有着密切关系的。 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地实现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以后，突出地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完全是理所应当的。
四、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密切结合共建四化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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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处境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与党的要求，与经济建设事业的需要相比，做得还是很不够的。最近我到各地访问中，听到和看到不少经过初步改革的农村和基层单位，在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方面的生动事例，感人至深。“三请诸葛”的故事一向被传为美谈，今天，类似的故事也很多。 如江苏省丹阳县建山乡党委书记四次登门敬请一位在家养病的教师，出来支援该乡电视机元件厂搞技术革新。 在这位教师的帮助下，电视机元件厂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只变压器限温熔断器，并且立即投入生产，只用了２万元就生产出价值２０万元的产品，一下子就把企业搞活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位教师在群众心目中也成了“活诸葛”。北京农业学院李燕生副教授精心指导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试种国外高档蔬菜获得成功，并大力推广，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也被农民群众誉为“活财神”。但是，这类事例往往发生在中、小型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而在我们的许多国营大企业中却不多见。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分配制度不合理，形成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
，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
，至于经济效果如何，生产搞得怎样，都与企业领导人和全体职工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职工群众并不认真关心。 于是，本企业的科技人员究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没有，发挥的程度如何？就更无人认真过问了。尽管这些企业也许已经给科技人员长了工资，分了房子，评了职称，甚至加了头衔，但是事业上不遂心，知识分子仍会有“报国无门”
、“才不得展”的感慨。 因此，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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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真正把企业搞活，把广大职工关心生产、关心经济效益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才能蔚然形成，也才能算是彻底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成败的关键就是第九条，概括起来讲，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有密切关系的。 当然，也必须制订各种培育人才，管理、使用人才的制度。
五、热诚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