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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严词痛斥。 敌人恼羞成怒，用尽惨绝人寰的刑罚，最后以死刑相威胁，企图威逼他低头。 六如同志被残酷折磨得遍体鳞伤，仍然藐视敌人的种种暴行，决不弯腰折膝向敌人乞生，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李六如同志铮铮铁骨，在敌人狱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我党和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放弃内战政策，李六如同志才获得无条件释放。 他一出狱，就急切地寻找党组织，历尽艰辛，当卖了仅有的衣物，投奔南京我党办事处，于同年回到延安。 六如同志这一段历史经过组织审查和项英同志的证明，中央对他被捕后的表现和出狱经过，是完全了解的，并且很快恢复了他的党籍，分配在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任秘书长。 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却以此诬陷六如同志是“叛徒”
，唆使专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致使六如同志蒙冤达１２年之久，直到辞世。在延安，李六如同志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我当时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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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淤泥而不染 —７５３—
任党中央秘书处长，常因工作，接触和交往较多，亲眼目睹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革命工作任劳任怨。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１９３９年冬到１９４３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发动３次反共高潮，时局艰危，风云险恶，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肩负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六如同志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坚韧不拔地工作，参加了中央有关政策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与决策，很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同志交给的各项任务，为争取中华民族抗日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１９４４年冬，我和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南征，开辟新根据地。 离开延安前，我向李六如同志告别，六如同志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长久地舍不得放开，他那钦羡和深情的目光，蕴藏着同志、战友的嘱托和家乡人民的企望，使我非常感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立即派遣大批领导干部奔赴东北，领导东北人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我于１９４６年复到达哈尔滨，主持东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工作。 李六如同志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也从延安来到哈尔滨，担任东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 旧友重逢，倍感亲热，他和夫人王美兰同志与我一家同住在道里原丹麦领事馆一栋二层的小楼上，朝夕相处，彼此关心，融洽如一家。 六如同志生活十分俭朴，住室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他白天紧张地工作，晚上还勤奋地在昏黄的灯光下读书和写作。 他写得一手清秀的好字，十行稿纸上用毛笔写的蝇头小字，一笔不苟，严谨认真，宛如其人。财经办的干部职工，多是２０多岁的小青年，他们工作和生活都在楼下，六如同志经常下楼去看望他们，大家就乘机把在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来向他请教，他总是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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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给予指导。 休息时，同志们也常爱和他聊天。 六如同志学识渊博，通晓古今历史，经历丰富，阅尽人间不平，在谈天说地中，总能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鼓舞。李六如同志预见到全国解放后财经工作的需要，倡议办学，以培养一批财政经济工作干部。 他亲自选择校址，招请建筑公司修缮房屋，物色教员，招收学生。 在他的具体筹划下，东北财政经济干部学校终于在１９４７年７月７日开学。六如同志兼任校长，辛勤地总结我党财政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结合当时实际工作的需要，编写讲义，亲自授课，把经济理论和财政经济业务问题深入浅出地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学生们对此十分满意。 在他的领导下，该校共办３期，为党培育了一大批财政经济工作干部。沈阳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成立，东北财政经济办事处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需要，分别改建成工业部和计划委员会。李六如同志协助陈云、李富春同志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稳定金融物价，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使我东北地区的财政经济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既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又给党在后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积累了经验，还为促进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粮务、贸易、运输、租税、银行金融，迎接全国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李六如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和党组书记等职。六如同志认真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社会主义司法、检察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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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淤泥而不染 —９５３—
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勤奋笔耕 卷帙浩繁
李六如同志晚年，因为体弱多病，不能担负繁重的领导工作，就以惊人的毅力投入新的战斗，专心从事革命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的写作。早在延安整风时，他从革命斗争实践中，深深感到自己个人的命运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命运竟如此地紧密相连。 他决心以个人大半生的经历为线索，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作为历史的借鉴，用以教育青年和革命后代。 从那时起，他利用紧张的工作和战斗的间隙，断续地写了一些读书笔记、思想检查、回忆材料等，作为创作素材。我在哈尔滨和他同住时，亲见他打开一个小包袱，里面珍藏着一迭迭整齐的手稿。 他背着这个小包袱，跋山涉水，通过重重的封锁线，由延安来到哈尔滨，后来又相伴进入北京城。六如同志写的《六十年的变迁》，描绘的是从１８９５年戊戌变法前后至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前后这６０年来我国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异常尖锐剧烈的斗争历史。 六如同志着意用文字再现这一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剧烈、最伟大的时代。 他的写作动机和愿望是值得敬佩的。 撰写历史小说，必须忠实于历史。 六如同志写作态度十分严肃，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档案资料、图书报刊；１９６１年，他不顾年高，亲自到湖南、江西、福建一些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地方调查访问，收集写作素材；同时还走访了一些老同志，共同回忆当年情景。 他写第二卷《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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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时，说到季交恕和方维夏同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请毛泽东同志给湘军讲武堂讲农民运动。 当他们找到毛泽东同志时，只见毛泽东同志正在对学员们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著作。 因为我曾在毛泽东同志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六如同志亲自登门找我核对这一史实，我为这一认真的精神所感动。 我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同志讲授这篇光辉文献的基本观点时，常常运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我详细地向他介绍，毛泽东同志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 毛泽东同志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面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压迫和剥削者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劳苦大众团结一致，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可推翻。 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六如同志听到我的回忆，高兴地笑了，连说：“珍贵，珍贵，真是好史料！”
数易寒暑，大概在５０年代中期，我收到了李六如同志寄来的《六十年的变迁》打印稿，征求意见。 翻开第一页，熟悉的家乡环境，人物语言，深深地吸引了我，禁不住一气把它读完，作为真人真事的历史小说，这本书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文笔明快流畅，堪称为历史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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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淤泥而不染 —１６３—
的文学巨著，我为六如同志在晚年取得的成就而庆贺。后来我才了解到，李六如同志写作《六十年的变迁》是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冬，他日日夜夜，伏案走笔疾书。为了斟酌词句，他有时绕室而走，搔头弄首，反复推敲。休息时，文思也未停止，偶有所得，即使是深夜，也马上披衣下床，展纸提笔。 六如同志深知自己已近垂暮，来日无多，他决心要为自己有限的余生争分抢秒，“不完成《六十年的变迁》，我死不瞑目！”
这是他的豪言，也是自勉语。第一、二卷文稿完成后，他自己出钱打印，分送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同志审阅，并请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振羽等同志及一些作家指导。 文稿中有关描述毛泽东同志的段落，都用红笔作了标记，请毛泽东同志审改。 经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有关同志批示，由林默涵同志审阅。 林默涵同志看后写了个报告给中央，肯定这本书是本很好的历史小说，对青年很有教育意义，并提了一些积极的意见。 六如同志极为珍视，经过几次修改，方提交出版部门。《六十年的变迁》第一、二卷，卷帙浩繁，共约５０万字，于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２年由作家出版社先后出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初版一问世即告售罄，再版７次，总印数达３１万余册。广州、武汉、哈尔滨等地方出版社均曾重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文学》、《北京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武汉报》、《长沙晚报》等报刊，纷纷选刊连载。 这本书不仅载誉国内，而且蜚声国外，我外文出版社于１９６１年将第一卷译成英文，发行世界各国。 日本著名汉学家石川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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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入矢义高曾将第一卷译成日文版。 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亦在１９５９年出版俄译本。中国评剧院薛恩厚同志执笔将第一卷改编为评剧，于１９５７年搬上舞台。剧名《如此家庭》，由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张德福同志分别扮演剧中主角童少英、季交恕。 演出时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正当李六如同志呕心沥血全力创作《六十年的变迁》第三卷的时候，十年浩劫带来的一场血雨腥风遽然降临到他头上。 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六如同志横加迫害，诬陷他是“叛徒”
、“反党分子”。
《六十年的变迁》一书亦同被祸，被贬为“反党小说”。从此，六如同志遭到非法软禁，他企望用来讴歌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笔，也被迫放下了。
三、秉性耿直 情深义重
李六如同志１８７年出身于湖南省平江县，早在青年时期，他目睹列强欺凌，满清腐败，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之状况，痛心疾首，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他１９岁献身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参加了辛亥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封建军阀窃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六如同志怀着彷徨和绝望的心情，毅然东渡日本，苦读６载，于１９１９年学成归国。他变卖家产，在家乡兴办工厂，倡办夜校，普及平民教育，试验“实业救国”
、“教育救国”的道路。 可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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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洋纱洋布倾销市面，工厂倒闭，他自己也倾家荡产，两袖清风。 残酷的现实教育他，不容再幻想了。 何去何从？他一时找不到出路。李六如同志在探索真理的实践中屡次遭到失败，原因何在？
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努力学习西方。 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可以救中国，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人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民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就在这时，俄国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份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李六如同志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那一类先进知识分子，他在旧中国探索了３０多年。“实业救国”
、“教育救国”这些维新妙药，都试过了，都失败了，都救不了中国。 在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中，他接受了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的思想影响，开始转变，“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认识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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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革命运动，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启蒙教育。１９２１年党成立，经毛泽东、何叔衡同志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党。 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先后担任中共湘区文委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广州第二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北伐第二军第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务。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李六如同志受湖南省委的委派，回到平江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农民武装，参加秋收暴动。１９２８年受党组织派遣前往香港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直到１９３０年回到中央苏区。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对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李六如同志具有中国典型知识分子的美德，谦逊文雅，耿直刚正，嫉恶如仇，坚持原则，勇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３０年代初，他在闽西工作时，坚持执行党的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政策，允许自由贸易，并组织商人去蒋区办货，以供军需民用。 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红白对立，禁止往来。 因六如同志不盲目服从，便加以打击，给戴上“社会民主党”
的帽子。 延安整风后，六如同志认为自己身为共产党员，作为毛泽东同志办公室的秘书长，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地向党组织写过一个书面意见，他对整风中某些人对知识分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过左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因此得罪了康生，从此种下了祸根。 六如同志在延安任毛泽东同志办公室秘书长期间，江青骄横跋扈，虐待服务员，工作同志们积忿在胸，愤懑不平，纷纷将意见反映给六如同志。 六如同志反复思忖，权衡利害之后，出于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决定把同志们对江青的意见向毛泽东同志作一次汇报，请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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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同志从严教育江青。 正汇报中，江青进来了，听见六如同志对她的批评，当即大哭大闹，蛮横地说六如同志没有资格批评她。毛泽东同志生气了，指责江青说：“你摆什么老资格，六如同志是我的老同志，他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从此，江青怀恨在心，每遇见六如同志都视而不见，昂首而过，六如同志也针锋相对，不以笑脸相陪。 建国初，一次节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六如同志见到毛泽东同志时，江青适在一旁。六如同志以江青是毛泽东同志夫人，主动问好，江青前嫌未释，扭头不理。“文化大革命”开始，康生、江青小人得志，炙手可热，六如同志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屡屡叮嘱王美兰同志要做好思想准备，迎接厄运降临。 后来，事实果然被六如同志不幸言中。李六如同志联系群众，平等对人，对被压迫欺凌的人民群众和处于困境中的善良人们尤富于同情心。１９５７年，中国评剧院排演根据六如同志《六十年的变迁》改编的剧本，剧终后六如同志赶到后台，称赞新凤霞同志扮演的少英演得好。那天新凤霞同志的小女儿也正好在场，六如同志一看到她就满怀感情地叫：“吴祖光！
一看她这两道眉毛，就活脱是个吴祖光！“一边亲切地爱抚她，一边关切地对新凤霞同志说：”祖光有信来吗？你要写信给他！“这番话语，久久使新凤霞同志感念不忘。２０多年后，新凤霞同志怀念六如同志时说：”李老的话，犹如春风化雨，直入我的心扉，使我感到极大的温暖，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满怀感激地点点头。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吴祖光三个字是不能提的呀，可是李老却毫不顾忌这些，当众向我询问祖光的情况，这对身处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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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王首道文集
我，给予了多么大的支持和力量啊！“
李六如同志秉性忠实，淳朴敦厚，情操高尚，特重情义。他出身富室，负笈日本，学有专长，回国后不混迹官场，不钻营私利，而是一心探索谋求救国富民之道。１９３４年，在中央苏区，他与王美兰同志结合成为夫妻，一时传为美谈。 王美兰同志是江西永丰县人，出身清寒，１９３１年红军打开永丰城，这个童养媳才挣脱锁链投奔革命。六如同志建立家庭后，对王美兰同志恩爱异常，教她识字，学政治，努力在文化上、政治上帮助她提高。 王美兰同志对六如同志温柔体贴，细心照顾他的生活，夫妻二人互相敬重，和谐美满。 红军长征后，六如同志和王美兰同志留在中央苏区，风餐露宿，在枪林弹雨中转战于赣南山区，茹苦含辛，坚持不懈。 六如同志在吉安被捕，被判处死刑，王美兰同志忍住眼泪为他送牢饭，含着眼泪为他搓洗血衣。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相依为命，革命生涯更加锤炼他们情深似海的夫妻感情。 吉安脱险后，他们来到南京我党办事处，劫后余主，王美兰同志摄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