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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籍，还判处了１４个月的徒刑。遵义会议以后，第二方面军党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恢复了张启龙同志的党籍和工作，１９３７年洛川会议后，毛主席又亲自批准把他调到延安来工作。本来，事情到此也可以说是已经解决了。 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年多以后的今天，毛主席还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上，特地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这时，我们都激动地说：“主席，我们在湘赣苏区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犯的是‘左’的错误，不是他们批判的‘右’的错误，我们是‘左’了！”毛主席听了，微笑地点头说：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是说你们“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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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
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我替你们平反了。 接着，毛主席又询问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湘赣苏区的祸害，我们都一一作了汇报。 当我们谈到还有许多同志被错误路线打击、诬陷、杀害，还未得到平反时，毛主席指示说，你们提出一个名单来，凡是过去搞错了杀错了的，都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听着，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毛主席对错案的平反，是那样的坚决彻底，不留尾巴；对干部的关怀和爱护，又是那样的无微不至，这不仅是对我们湘赣苏区干部的关怀，也是对我们全党干部的关怀啊！
这时，我们看看天快黑了，便起身告辞。 毛主席一定挽留我们同他一起吃“大年饭”。虽说是“大年饭”
，但由于敌人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物质生活很困难，毛主席和大家同甘共苦，也只有极简单的饭菜，但我们吃起来是香喷喷的。尽管窑洞外正是风雪弥漫，我们坐在毛主席的身旁，却感到无比幸福和温暖……
毛主席爱护干部、团结干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坚持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看二帮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对在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是一脚踢开，还是教育挽救呢？毛主席说，我们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
，要分析这些同志犯错误的环境和条件，帮助他们认识错误的性质和危害，使他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有一位做过工会工作的女同志，在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时犯过错误。后来，她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认识，但思想负担很重，感到抬不起头来。她约了一位女同志陪她去见了毛主席，她说：“主席，我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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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龙分裂党时是脚踏两只船，犯了严重错误，心情很沉痛。“
毛主席亲切的教导她说，你的事情我知道了，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过来就是了。但要总结经验教训，要继续努力革命。毛主席的话解除了这位同志沉重的思想负担，使她心境豁然开朗了。 毛主席还特别注意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而又能改正错误的同志一起工作。 如博古同志，原来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经过批评帮助，对错误的认识比较深刻，痛改前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抓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三、教育为主，倡导学习
在我党的历史上，延安时期是一个伟大的转折。 在党中央到达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刚确立不久，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还很尖锐、复杂，不久又面临抗日战争的严重局面。 这时党的干部队伍还不足５万人，干部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不高，有的同志还未能看清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本质及其危害。 这种情况是远远不能适应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形势需要的。毛主席高瞻远瞩，把培养和教育干部作为党的重要的战斗任务，并着重提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和理论水平。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延安地区在抗战期间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他们像革命的种子一样撒向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也成批地成长起来。 通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彻底批判了“左”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 这样，全党的工作为之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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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抗战初期起，毛主席、党中央就在组织路线上采取了重大的决策，从敌占区和蒋管区吸收了大批革命青年（主要是知识青年）到延安，和红军干部、战士一起学习。 同时还创办和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青训班、中国女子大学，等等，作为培养革命干部的熔炉。 六届六中全会后，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干部学习的机会增多了。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来领导全党干部的学习。 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学习动员会，毛主席亲自在会上讲话。 当时延安工农干部多，他们过去学习机会较少，文化水平较低，工作又很忙。 毛主席了解这个情况后指出，大家在学习中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 但是，我们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就必须学习，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革命史，学习军事，学习文化。 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大家听了都十分振奋，觉得从此学习有了门路。 毛主席替我们设想得这样周到，真是我们干部的贴心人。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经常亲自给干部讲课。 毛主席在这时期中写的著作最多，单是收入“毛选”前四卷的就有近１００篇，其中有不少是在讲稿基础上修改写成的。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武装干部的头脑，他亲自主讲哲学，其中两节后来补充修改写成《实践论》和《矛盾论》。毛主席的讲演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常用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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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来说明问题。 他把教条主义者比作庙宇里“八面威风”
，但是“十分无用”的偶象，还比作终日挂在空中不踏实地的奇人。 这些深刻的、形象化的比方，是对王明一类主观主义者的有力鞭挞。毛主席一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同教条主义者把理论与空谈、吹牛混为一谈的主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一次，王明在讲演中鼓吹啃教条，背死书，还吹捧苏联一个什么人背的书多，当了大官。 毛主席就在马列学院开学纪念日讲话中指出，如不接触实际，光靠翻书背材料，马列主义是学不好的。 要真正读懂马列主义，还要靠下去做实际工作，向工农学习。 他还说，你们要准备到基层工作，不要一出校门就想当县委书记，能把区、乡的工作作好，老百姓欢迎，就不错了。这样，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王明，又深刻地教育了干部。毛主席还通过写信和谈话等方式对干部进行个别的思想教育。 他善于按照不同的对象细致地帮助干部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一位文艺工作者向毛主席倾诉工作中感到的委屈，毛主席就给他讲一些老同志怎样在受到机会主义路线无情打击后参加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劝勉他抖擞精神，安心工作。 一些通讯兵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毛主席就说明他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鼓励他们当好革命的“鲁班石”。每个干部同毛主席谈话，都无不为他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所鼓舞和旺盛的革命热情所感染。 毛主席对干部是严格要求的，在谈话中常从爱护出发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进行严正的批评。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位指挥员回延安见毛主席，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国民革命军少将×××”
的字样。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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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询问他前方的情况，有些问题他答不上来。 主席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少将”还不如“芝麻酱”和“豆瓣酱”。这个严厉批评给这位同志敲了警钟，帮助他扫除了以受国民党委任当官为荣耀的思想灰尘。毛主席教育干部不但言传，而且身教。在认真看书学习、参加生产劳动、发挥党的优良作风等方面，他都是我们的光辉榜样。 对于自己的亲属，他也要求非常严格。 毛岸英同志刚留学回来，毛主席就要他打起背包到农民家里拜师，语重心长地指出：过去你所学的书本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劳动大学，学习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１９４０年春，毛主席、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在这些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这些指示是为后来延安整风和路线学习而作出的重要部署，在全党掀起了学习热潮，为整风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１９４２年，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始了伟大的整风运动，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由于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在党内大量存在，加上新吸收的大批党员，也把许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带进党内来。 因此，这次整风就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作为主要内容。 全党上下开展大学习、大检查、大总结、大提高的马列主义自我教育，真正树立毛主席倡导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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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１９４３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这次审查干部是完全必要的。 党的干部队伍从抗战以来有很大的发展，１００多万党员中抗战开始后入党的就占了９０多万。在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都发现混入了少数敌特、叛徒和其他坏人。 因此，为了纯洁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进行组织上的整顿。 在这次审干中，搞清了少数人的严重问题，挖出了一些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 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同志，经过审查后进一步取得党和群众的信任，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我们还从运动中总结了审查干部的宝贵经验，审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可是，当时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康生却违背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背离了整风运动的精神，实际上继续推行了王明“左”
倾机会主义的干部路线，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关于审查干部的部署，使审干工作出了偏差，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在１９４３年夏秋约两个多月时间中，他们搞了所谓“抢救运动”
，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对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看不到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和来到延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而极力夸大敌情，把革命队伍看成一团漆黑，认为“特务如麻”。在审干和反特斗争中，搞扩大化、简单化，在各个机关中追求揪出阶级敌人的一定比例数字，大搞逼、供、信。 如有不同意他们这样搞的人，就被指为“没有敌情观念”
，甚至也受到怀疑，有的被扣上“特嫌”的帽子。 特别是对过去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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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从白区来的同志，不作具体分析，怀疑一切，制造了不少冤案、假案。毛主席及时地发现了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立即着手纠正。 他在大量调查研究，倾听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于１９４３年８月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９条方针。 毛主席说，这个方针是同十年内战时期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 那个错误的方针，简单的说来，就是逼、供、信３字，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和方法。 毛主席指出，就是对于有问题的人，也应走群众路线，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同年１０月，毛主席在一个材料的批示中再次强调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
，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坚持这种政策。后来，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当听了关于审干工作的汇报时，当即表示不同意过去那种作法。 他说，怎么能这样搞？把这么多人说成是特务，那有这么多特务？他坚决地提出要甄别！
毛主席对这次审干运动所出现的错误，不但及时纠正，而且亲自进行思想工作，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对那些冤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１９４５年初，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礼堂的一次报告中讲到审查干部问题，以严于律己的精神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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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审干中发生错误的责任。他指出，要从错误中总结经验，被戴错过帽子的人，以后要给别人戴帽子时，就应该比较谨慎了。 他还提到审查干部要采取严肃和谨慎的态度。 毛主席对被搞错的同志赔礼说，现在给你们取下帽子，赔个不是。 毛主席把手举到帽沿下说，我向你行了礼，你该还我一个礼吧！
你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 这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不少同志被伟大领袖的这种崇高品格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在审干中大搞主观主义、扩大化的康生等人，却文过饰非，推卸责任。 他曾派一位同志去陇东分区推行他的那一套。 等这位同志回来汇报时，毛主席已对审干中的偏差进行了纠正。 而康生听了汇报，竟翻脸不认账，说：“谁叫你那样搞的。”这位同志为之气极。由于毛主席及时拨正了航向，审查干部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巨大成果。 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我党高级干部又在１９４３年冬进行了两条路线问题的学习。大家以整风精神对过去各个根据地的历史进行总结，分清路线是非，分清功过，分清路线之间的根本对立。 这次学习，采取个人学习与集体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敢于发表意见，提出问题与同志间辩论问题的作风，大大提高了干部的理论水平和路线觉悟，为党的七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毛主席非常关心这次学习，亲自参加一些讨论会，并就党的历史问题对大家作过报告。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干部路线的伟大革命实践，使我们加深对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怀念，更加缅怀为中国人民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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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事业英勇献身的无数革命先烈。 我们有责任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调动起一切积极力量，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原载《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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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扎根人民中——怀念周立波同志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４日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份讣告。我用颤抖着的双手揭开封口，“立波同志逝世了！”我记不清当时是惊呼出来的，还是心里的无声震动。素白的纸上印着粗黑的铅字，我心情沉痛地凝视着它，立波同志朴质的容姿，谦和的微笑，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勾起我对他深切的哀悼和怀念。立波同志是我国无产阶级的优秀文学家，他为社会主义文学写出了很多很好的作品，他有着文学创作的丰富热情和旺盛的精力，当人们殷切地期望看到他在我国文坛上的新作时，他却和我们永别了。他的逝世是我国文学界的重大损失，我国文学战线失去了一位好战士，我失掉了一位好战友。立波同志很早就开始文学创作，是党培养起来的作家。他入党以前，就参加了党领导的文化工作。１９２８年，他随周扬同志从家乡到上海，考入上海劳动大学，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学籍。 后经人介绍，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当校对。 由于参加党领导的工人罢工斗争而被捕，和吴黎平同志一道被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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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租界巡捕房的囚牢里。 他在狱中受尽折磨，曾用带着镣烤的双手抵抗过巡捕房外国包探的铁棍殴打，他以昂扬的斗志，组织和鼓舞同难者与敌人进行斗争。 在法庭上，他面对敌人的种种诬陷和残酷迫害，坚贞不屈，正气凛然，表现了一个爱国革命志士的崇高革命气节。 包探以死来吓唬他，叫嚷明天就拉出去枪决，他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蔑视包探的无耻恫吓，视死如归，全无惧色。１９３４年出狱后，立波同志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同年被吸收入党，后来成为左联的党团领导成员之一，编辑《每周文学》，积极推动革命文学运动。 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散文、文艺论文，还翻译了肖霍洛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等文学名著。 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在这些文学作品的教育和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立波的夫人林兰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卢沟桥一声炮响，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解放战争的历史新篇章。 立波同志离开上海奔赴延安，中途改到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和晋察冀边区。 作为战地记者，在战火纷飞中走遍华北前线，写出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等特写散文。 在这些文章中，立波同志用他的笔，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凶残本质，热情歌颂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宣传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向全世界和中国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和道路。１９３９年１２月，立波同志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讲授“名著选读”。立波同志学识渊博，在知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