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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是诗人萦绕于心的另一种情愫。谁能说得清呢，除非诗人自己来说明。更要命的是，考试时你还必须按老师的要求回答问题，给冯至加上莫须有的想法，还莫须有地编造一堆他为什么这么想的理由。
那个学期还开了现代文学课。这门课应该是能讲得很生动的一门课。可是老师讲起来却味同嚼蜡。听课的后果是，失去了看这些作品的兴趣。
教育应该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可是我没有那种被摇动的感觉，也没有被推动的感觉，更没有灵魂被唤醒的感觉。
当然，也不是每门课都讲得不好。大二上学期开的广告创意课就讲得不错。讲这门课的老师本身就是一位很成功的广告人，他讲课的方法是一种聊天式，他会用他智慧的火花撞击你，让你与他一起互动。他会用一种既轻松而又充满睿智的语言激活你，使你不知不觉地张开幻想的翅膀。但是，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确实太少了。
这一切都让我失望，我想，这就是我十几年寒窗苦读梦寐以求的大学吗？我来这里求知，可是我又学到了什么呢？有的老师十几年讲一本教材，有的专业甚至还在使用六七十年代出版的课本。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的升级更新，已经在以〃月〃和〃日〃计，可是我们使用的计算机教材还是90年代初的版本。
失望还来自周围的环境。我有一位同学，每天都过着机械、刻板的生活，专业课不怎么上心，却拼命在学外语。我问他学了外语以后干什么，他回答说：〃出国〃，我又问，〃你出国以后干什么？〃他一脸茫然。在大学里，象这样的同学为数不少。还有一些同学终日无所事事，经常逃课到校外泡网吧，在网上聊天玩游戏，因为他们太空虚太无聊。
为了使自己不至沉沦迷失，我开始自学有关摄影的理论书籍，我参加校学生剧社，演话剧、舞台剧和小品，我还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为盲童录音制作历史故事和中外名著。
到了大二上学期，爱好音乐的S君已义无反顾地退学回了青岛，快乐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那些日子，我一次次问自己，仅仅为了一张文凭付出4年时光值得吗？虽然一百次一千次地认为不值得，但是我怕又一次伤了父母的心，所以一直迟迟不能下决心。
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老师将经常旷课的学生名单交到了学校，那上面就有我。有关领导找我们谈话，让写个检查保证以后不旷课。其他同学都写了，只有我没有写。我想，我该下决心了，如果再拖下去，也许我会失去今天的激情。
去年2月，我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未完待续）
离开大学后我活得充实和快乐
离开大学后我活得充实和快乐，父亲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
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平静地接受了我退学的事实，使我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他们每个月给我200元零花钱，他们说，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希望你走好。
我将父母每个月给我的200元钱几乎都花在买影碟上，我常常通霄达旦地泡在影碟机前，大半年时间，我就看了四五百部中外影片，一些优秀的大片和艺术片我反复看，分析和研究各种镜头的利用。除了看电影，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放在阅读有关电影摄像、电影导演的书籍上。
去年4月，一位朋友告诉我，北京电影学院后面有一家黄亭子酒吧，每周六、周日放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大都是一些电影爱好者。从这以后，黄亭子酒吧成了我每个星期必去的地方。在那里，不但能看到在电影院难以看到的欧洲艺术片、亚洲的新电影，还能看到很多独立电影、纪录片、留学生短片、〃实践社〃社员的DV作品。〃实践社〃是一个由喜欢看电影和拍电影的年轻人组成的民间组织。
北京城里还有几处放电影的酒吧，有三里屯的〃燕尾蝶〃酒吧，北大东门的〃雕刻时光〃酒吧，北大西门的Every Day酒吧，中央美院附近的〃风向标〃酒吧等。不过，我去得最多的还是黄亭子酒吧。因为那里没有最低消费，常常不用花钱就能看一下午电影。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象我一样做着电影梦的年轻人。
去年4月，我随父母去日本探亲带回了一台小型数码摄像机。拿着这台摄像机，我急不可奈地开始了尝试，急不可奈地要将自己的电影理念用镜头语言表达出来。
我的处女作是一部实验片。讲的是两个年轻人甲和乙的故事。甲在一家机关上班，每天都过着机械、呆板却很平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似乎将甲变成了一个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人。乙是做音乐的，喝酒、打架，有点玩世不恭。可是这两个有着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性格的人，内心却有着几乎相同的苦闷和压抑。我将两个人同时表现在一个画面上，屏幕一分为二，这一半讲这个人的故事，那一半讲那个人的故事。拍完素材给圈内人看，有人说看了很新奇很震撼。
去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黄亭子酒吧看电影，有人将电话打到酒吧找我，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自称是〃阳光大道〃版主。〃阳光大道〃是电影个人主页，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版主说他写了一个剧本，想请我做摄影。
这是一部19分钟的故事片，名字叫《咖啡日记》。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位在公司上班的男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生活，为了排遣苦闷，每天下班了便去泡酒吧。一天，当他百无聊赖地随手翻阅酒吧的留言薄时，发现了一位女大学生的日记，那是对远在国外留学的男友的刻骨铭心的思恋。从此后，男人每天都能在留言薄上读到女孩留下的日记。日历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一天，男人又来到酒吧，可是这天的留言薄上没有女孩的日记，有人看见她坐在街边哭泣。
版主演片中的男人，女大学生是北大学生。拍完后，我们拿到黄亭子酒吧放映。
去年国庆节，我一天都没休息，日夜赶拍一部新影片，片名叫《试探或恋爱的魅力》。剧本写的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的故事。通过一对青年在恋爱中相互躲藏又相互寻找，表达了人们对于爱情不可把握的困惑。影片中，我采用双镜头相叠的手法，强烈地营造出一个或虚或实的意境。白天，我背着摄像机乘公共汽车从一个外景点赶到另一个外景点，晚上进行剪辑，常常忙到天亮才回家。片子拍完后，我们拿到北大、清华和三味书屋放映，受到欢迎，网上还出现了评论文章。
前不久，我与一位朋友合拍的短片《明天》，获得了〃三星〃数码专题片优秀奖。这个短片还被推荐参加纽约短片节，最近，我们已得到了入围通知。
最近我又构思了一个短片，正在筹备拍摄。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荒诞的故事。一位疲惫的男人，推开一扇熟悉的门，他发现，那不是他要去的地方。他又推开了一扇熟悉的门，发现仍不是他要去的地方，他执着地推开一扇又一扇熟悉的门，最后发现，自己站在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大街上。
我是想通过这个片子说点什么。其实我们的生活常常充满了这种荒诞。比如说，我苦读了12年就是为了能考上大学，可是进了大学后却发现，那不是我想象的大学，我走进了一个让我陌生的莫名其妙的地方。
这一年，我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可是却过得充实和快乐，每一次创作的过程都是一次神秘的游历，充满了探索、困惑和喜悦。那天，父亲笑着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其实，在这22年的人生中，我最欣赏的也是这一年里的自己。
小路舒心地笑了。
窗外，风已经停了，一缕夕阳正奋力穿过云层，似乎要给这个灰蒙蒙的下午抹一笔亮色。
小路说他的朋友里，有不少是象他一样逃出大学的。他说前不久那个跟他一起逃出大学的S君到北京来了，他带着S君几乎跑遍了北京城里所有的音像店，S君喜滋滋地买了一大堆CD、VCD，直到兜里只剩下返程的车票钱才罢手。临走时，S君对他说：〃我也许不会成功，但是我很快乐，这就足够了。〃
我送小路出门时，他告诉我，他正在法语培训中心学习法语。他说：〃我想去欧洲学习电影摄影或电影导演，但是我一定会回来，因为，我想拍的东西是中国的。
前不久，我收到了小路母亲发给我的电子邮件：
……说实话，这一年里他很努力、很辛苦。我与他父亲同感。很欣赏这一年里的他。现在经常有地方来电话或电子邮件请他拍东西，但是为要学外语，争取去学习自己爱好的电影，他毅然忍痛割爱。从前他不喜欢外语，现在自觉学习；他以前痛苦抑制爱好欲望，现在自觉抑制。从中我们真正感到电影对他的重要，理解他说过的电影将成为他的生命的含义。同时也看到他的成熟。现在才意识到退学对他来说是一种积极追求的开始。现在我们后悔自己没能早一点从世俗中走出来，没能早一点给他以更多的支持。我们也已经不在乎人家如何看我们，不会在乎脸面问题。
有朋友对我说：〃他敢于放弃重点大学的辉煌，一定会创造更大的辉煌。〃我想辉煌不在于名利，而在于人要有目标，在于对目标做最大限度的努力和追求。对父母而言，又有什么能比孩子有所追求，生活得充实、愉快而更感欣慰和幸福的呢？
一天，在北京理工大学，我向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杨东平研究员讲起了小路和他同学的故事。杨东平告诉我，近年来，大学生退学的案例时有所闻，似有增多之势。
他说据了解，相当多的在校大学生并不喜欢所学的专业，在有些学科甚至高达三至四成。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大学教育资源短缺，大部分学生的第一选择是考上一个大学，而个人兴趣则被降到了最低点。这种无奈的现实，使许多人不得不学习和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这种对个人兴趣和爱好的压抑，其实是对个性和创造性的扼杀。
杨东平说，学习的自由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力，人有权力去学习自己所喜爱的专业，有权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过去在计划体制下，人的这种权力被剥夺了，个人选择的自由被取消了。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生转系转专业的自由重新出现，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在高达数万元的转系转专业费用面前，大部分学生仍望而怯步。
他认为，要使学生真正拥有更多的学习的自由，一是要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培养能力，使大学教育真正走向大众；二是要进一步改革教育教学制度，增加学制的弹性、灵活性和学生的选择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选择和发展的空间。只有充分尊重、张扬人的个性，使人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从而使学习成为一件乐事，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热情正是创新的心理基础和动力。
小路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逃出了大学，可是不少大学生虽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却仍硬着头皮坚持着。因为，要作出象小路那样的选择，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他们首先需要有在傲慢与偏见中穿行的勇气，需要有忍受心灵孤独的勇气，还要有承受风险的勇气。
杨东平说，虽然我们都明白学力不一定等于学历，能力不一定等于文凭，但在当前这种重学历、重资格的社会环境中，在现行体制之外的自我发展，无疑极其艰难、充满风险，只有那些真正具有实力、具有创造性潜质、个性比较发展的人才敢尝试。他们在对愈演愈烈的惟学历、惟文凭的世俗风气发起挑战，他们同时也在挑战世俗的〃成功〃观念成功并非等同于成名成家（否则就意味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注定是失败者），更不意味着获得许多高级标签的〃包装〃。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使人获得圆满幸福的人生。
虽然小路没有大学文凭，可是如果他在获得自由、获得快乐的同时，不断进取并最终自我实现，以自己的创造和所热爱的职业服务于社会，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成功的人生呢？
这之后，我一直没见到小路，听说他还在忙着拍电影，还在忙着学法语。
10月中旬，我从外地出差回来，打开电子信箱，发现了小路母亲发来的邮件：
〃小路已于9月1日去了巴黎，开始了他的电影学习。目前他还没有装电话，也没有依美儿，联系不太方便。
你的那篇文章我已看到（指2001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他为何逃出大学〃），是小路的同学来告诉我的。希望他努力学习，等有了成绩时再向您汇报。〃
小路走了，带着对大学的失望，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留给我们的却是沉重的思考。（未完待续）
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
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赋予灵魂导游者的意义。
无意间，我读到了一位大学生的自述。自述者是2000年从某著名高等院校计算机系毕业的许知远。
我对于1995年的9月印象深刻。那是个不太炎热的秋天，19岁的我背着一个破烂军挎书包在第三教学楼里乱窜。这时候，我刚刚成为不可一世的大一新生。因为第一个月没有安排正式课程，于是，我开始在三教里寻找消遣。
我无比怀念那时候自己拥有的勇气和热忱。我常常是上课时间在楼道里逡巡，一双拖鞋和我左摇右晃的身体完美地搭配着。我会一个教室挨一个教室地观察授课教师的样子，让人满意，我就会摇摇晃晃地推门进去，直挺挺地坐下来开始听课。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听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涉及了文学、历史、政治、法律、计算机，甚至还有一门有机化学。当然，大多数课我都没有听完，我常常是在把凳子坐热之前就离开。这些课程，让我生硬地知道了一些名词，听到了一些朦胧的概念……
我怀疑，这一个月耗尽了我对上课的所有热忱。因为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上课只给我带来了无休止的厌倦与疲惫。我和宿舍里的同学们，积极去抢占教室的最后一排位置，然后通过睡眠与交流色情笑话熬过漫长的50分钟，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干脆逃避上课，我总觉得，讲台上那个正说话的人，与我缺乏关联，他讲的东西只是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获得某项资格证书。
一种致命的平庸与现实感死死地围困着我，周围的同学要么疯狂地学习，努力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生；要么就终日无所事事，通过玩电脑游戏消磨时光；还有一少部分乐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厅与录像厅为核心的社交场所……
快结束大学生活的时候，我阅读到阿兰。布鲁姆的一段话，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认为作为老师，他得到的最大奉承，是他最欣赏的一个学生在游历意大利时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你不但是一个政治哲学教授，而且还是导游。〃阿兰感慨道：〃作为一个教育者，没有什么比这能更好地表达我的动机。他认为我已经给他的所见所闻作好了准备，然后他可以独立地思考了……在我们的时代，教育应该去发现学生们渴望完美的任何东西，重建一种知识体系，能让他们自发地去追求完美。〃
这段略嫌啰唆的话精确地说明了我厌倦的原因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回忆起入学的第一个月，如果说得夸张与抽象一点，那应该是颗充满稚气的灵魂在三教里游荡，它本能地在寻找着一些东西，它渴望与某些目标发生亲近。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执着地在三教里游荡的一个主要原因，源于对大学的幻觉。
对于样子懵懂的19岁少年来讲，前方的道路光明却无序。他希望在这充满分叉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而在此之前，我阅读到的一切书籍都向我暗示，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有许多充满智慧的长者，向你传达他们积累多年的经验，帮助你辨明方向。他们可以激发出你的热情，激活你的心智。我怀疑，我不知疲倦地在三教里乱窜，正是处于这一本能性的渴望。
可是，我渴望寻找方向的灵魂遭受了粗暴的冷遇。我的老师似乎更习惯于让我的大脑塞入各种公式数据或者理论，他们没有热情或者没有能力，赋予这些公式数据理论以意义，更糟糕的是，他们似乎压根看不出台下那群头发乱蓬蓬，满脸一触即发的热情的家伙们，是一颗颗灵魂，而这些灵魂是如此渴望被引入某种奇特的旅行之中……
我不知道阿兰。布鲁姆是如何去充当这个灵魂的导游者的。但是后来，我读到一本有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德勒的书。这位教授的授课方式是这样的，他每周布置一本经典著作让学生阅读，在下周的课堂上，将就这本书展开讨论。每个学生都必须阐述其独特的观点，而艾德勒象一位窥视者一样，深入每一个发言者的内心世界，逼迫它进行更深入地思考，诱导他进入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于是，每一次讨论都演化成了一次心智上的格斗。
这是一种怎样的高峰体验。我甚至可以猜想出，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家伙，如何在课堂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气急败坏，时而不知所云的模样。但正是在这过程中，他们最大限度地探索了这种可能，让自己的思维在不断撞击中成熟起来。这也正是阿兰。布鲁姆所说的让他们获得思考的能力。
当然，我并非奢望每一位老师都能具有艾德勒能力。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赋予灵魂导游者的意义，他们更多的从事的是知识的灌输者。于是，一届届的学生茫然走进大学校园，然后更加茫然地走出大学校园；在进入大学时，他们怀着某种渴望，走出校园时，却带着深深的失望。
……我无法忘记，我第一次进入大学时的奇特，南门那两排黑压压的树给我扑面而来的压抑感。那是一个有着小雨的天气，在通往南门的那条主干道上，我看到一片红旗招展，上面写着各个系的名字。我看到一群和我一样茫然多于兴奋的孩子，他们来自全国各个角落，正在有点慌乱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队伍。
我置身在喧闹的人群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恍惚感，这种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