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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拿起了身边的《人民日报》，映在脑子里的却是童年的一幅幅黑白拓片画。然后，我把报纸放在一边，打算一同放下那遥远的往昔。
我扭过头望望轩窗外边渐渐贴近的蓝天白云，云朵像一只只硕大的白兔悠闲地玩耍。阳光很朗，光线金黄，机翼在琴弦似的光芒上轻曼地拨动，一群群银铃般的嗡嗡声舞荡弥漫……“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我混杂在童年小学校里稚嫩的童声齐唱当中，几个跟随尼克松来华访问的美国佬，高兴地听我们演唱，他们听不懂歌词，他们走上前来抱起我们，一个个亲吻我们的脸蛋……机身抖动了一下，我从轩窗外收回了目光。
我在心里说，再见，尼克松，永别！
好像我此行是专程为了在飞机上与尼克松告别。在高空中天堂的门口。
旅行时身边无人与你搭话闲扯是最大的一件美事。现在，我将拥有一百零几十分钟的时间独自守候内心里的一个人。
一份与殒楠有关的温馨的记忆，这是多么好。如果能够放松神经地与自己单独相处，那么我愿每隔两三个小时吃上一粒乘晕宁，使我的生活永远在天上，在飞翔。
我相信偶然和缘份。相信我和我的朋友殒楠之间的姐妹情谊一点不低于爱情的质量。
这会儿，我和殒楠不忙不慌地坐在候机厅里，我们将一同从这个低漫的山腹盆地飞往我的家乡——N城，我们不急，不想混杂在棘丛似的灰不溜秋人群里蜂拥而上，不想把我们从容的脚踝埋没在身前身后一包包肥头大耳的行李下，埋没在随意丢弃的空啤酒罐以及横倒的可口可乐的纸杯里。我们打算在飞机起飞之前十分钟登上机舱。
我对殒楠说，我要去一下卫生间，我不习惯在天上用厕所，那儿离上帝太近，人间的事，无论是我们女人的还是他们男人的，凡与性器官有关系的问题，最好在地上解决，因为上帝是无性别的，我们不要骚扰人家。
殒楠笑，她的象牙似的整齐细密的牙齿，像一排光滑的小石墙悠然打开，使得从那里边滑溜出来的每一声笑声都银子般闪闪发亮。
我的朋友殒楠是个天性快乐的女人，一个显得安静而孤独的享乐主义者。她不像我那样总被一些想法纠来缠去，把自己的精神逼到一种绝望的边缘犄角，一种情绪化的顶端，我总是执拗地把自己的脚步煽动得不顾一切，在死胡同里勇往向前。
殒楠不。她常常不动声色地伫立在人群里左观右望，即使是在肮脏得连天空都失去蓝颜色的生意场，她也能心平气和地用她那双沾满小提琴敏感乐声的手与那些肥硕的专门用来数钞票或者专门操纵印章的大手把握，屏息忍住咽喉的干涩，然后站立在阳光之下游刃有余地咽下人世间最冷酷的现实。
但是一转身，你看到的依然是她轻松而迷人的风采。
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不论是在她那茶褐色的柔情的家乡，还是在我生活的这座连太阳都弥漫着功利之光的硬梆梆的N城，她对我说，“我们真是棋逢对手，天作地合。”
但我知道，在坚硬而现实的生活里，我远没有她那么富于弹性。
这会儿，她倚着那蓝得发凉的候机厅的椅背上，表情显得比往日严肃。她松软的澈水一般的目光一动不动落在我的眼睛上，并企图穿过它，在我恍惚不清的思维网络里碰撞到什么掷地有声的东西，又仿佛在用力抓住她自己脑袋里最隐深处某种一闪即逝的念头，或者摆脱某种纠缠不去的却不该存在的什么问题。
我以为她正在走神，没有听到我的话，便转身朝向卫生间方向。
我的多年来长久不衰地喜爱着走路的双腿，如同两棵悠闲柔韧的丁香树，散漫随意又稳立自守。有时候我依赖它胜于依赖我的脑袋，因为它经常能够替代我的头脑总结出诸如“没有前方……”或者“后退是前行的另一种方式，退一步海阔而天空”之类的道理。当我的一只脚刚刚在光滑如冰的地面上踏出清脆而小心的一步。殒楠低哑的嗓音便追上我的后背，贴在我的脊骨上：“嘿，……”我转身。
我看到殒南的眼睛也许是被午日白晃晃的阳光刺耀的缘故，空中旋转的尘埃晶亮地透过落地的硕大玻璃窗，把粼粼水纹投射在她的眼孔里，她的栗黑色的眼眸散发着琥珀般剔透的莹光。
“怎么？”我说。
她瘦削的脸孔有一种冷静的激情，“你不知道你自己就是一种上帝吗？”她说。
“什么意思？”我一时抓不准这模糊的拥有多种语义可能性的句子。
“你不觉得我们在一起，好像都没有性别了。那个问题……”她顿了一下，“那个问题……好像已退居到不重要的地位。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好啊，”我笑，“那就为我们的无性别角色干杯！”
说完，我仍旧转身，朝卫生间走去。
当我尾随一个几乎全裸着大腿的穿皮短裤的女人走出卫生间时，我看到那两条白花花的大腿在这冷风砭骨的冬季格外耀眼，仿佛两只茁壮的筷子立在地上自行移动。我想起穿着半条裙子风情万种的香港歌星梅艳芳，在那一次赈灾义演的演唱会上，她的自恋般的（自我抚摸）性感舞姿，不仅当场倾倒所有男人，而且也迷住了许许多多的女人。自从梅小姐举着一条丰腴的大腿占领了舞台之后，我曾在N城的街道上多次见到争先裸露出来的不同年龄胖瘦不一的梅氏大腿。无论是夏日还是严冬，大腿们对于气温的干扰捣乱刀枪不入，挺拔的白桦林一般的它们从路边从从容容穿过，总是收视率极高，令路人头晕眼花。
那穿皮短裤的女人目不斜视地走过我和殒楠的位置后，我在自己刚才的椅子上坐下来，然后与殒楠会心一笑。
“女人有时候真是一只可怜的动物，这么冷的天，首先替别人免费的审美愉悦着想，未免太大公无私了。”我说。
“人家是穿个自我感觉嘛。”殒楠说。
“但愿如此。”
这时，传来播音小姐的呼叫声，“前往N城的旅客请迅速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和殒南看了看手表，离起飞时间还差一刻钟。
我们站起来，这时才忽然发现身前身后一片空荡，刚才婆娑不去的人群转眼间已杳无身影。殒楠把最重的两个背包都放在自己的肩胛上，把一只轻便的旅行袋留在地板上。然后，她用她那懒散傲慢却总是胸有成竹的瘦脚尖冲着那旅行袋一指，“喏，拿着。”
我还没来得及抗议她这一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她已向入舱口走去。
她一边用力掮着重重的行李往前走，一边回过头来对我说，“我们这种女人，有成熟而明晰的头脑和追求，又有应付具体的现实生活的能力，还有什么样的男人能要我们呢？我们只会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很强大，甚至使他们压抑自卑。哪个男人愿意自找这份感觉呢？”
这时的候机厅里除了我和殒楠已空无一人，玻璃窗反射着午日刺目的白光，像一堵冰墙那么冷漠。殒楠的话烟雾似的在这空洞的大厅里撞击出一股古怪的故意。
我一边追上她，一边说，“有头脑和才能的男人，大多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早已把生活看透，他们找女人，要一个家，得围绕着他的事业规划和生活前景旋转，所以，他们很清楚，找那种肯于放弃自己或放弃自己一大部分的女人、甚至压根就没有过自己的女人，才能围绕着他旋转。生活嘛，还是和没有深度的女人在一起比较轻松。你没看到吗，现在连最新潮的文学批评家都拣没有深度的女作家作品来写，招牌是‘拒绝深度’。
其实他们害怕我们这种女人，我们的头脑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即使往好处去看他们，起码也是他们无法懂得我们。所以他们不会找我们这种女人。而愿意来找我们的那种不太自我中心的男人，大多又平庸，我们又看不起人家……所以……”殒楠接过来说，“所以我们只好单独过生活。”
“这也没什么不好。”
“当然，”殒楠用她那骨节突出的手腕在行李带上吃力地拉了拉，“我想不出女人除了生孩子，还有哪件事非离不开男人不可。几乎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自己解决，不是吗？就是生孩子，我们女人只要有自己的卵巢就行了，科学发展到今天，己足以让每一个有卵巢的女人生育自已的孩子。”
“哈！”
我和殒楠步履蹒跚，一唱一和，玩笑得十分开心。
我们接受现实。
世界要我们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
……她们是躯壳，他们是头脑；她们是陪衬，他们是主干；她们是空洞的容器角落里的泥盆，他们是栋梁之树；她们的腿就是他们的腿，他们是驯马的骑手；他们把项链戴在她们的脖颈上，她们把自由和梦想系在他们的皮带上；她们像小鸟在他们的怀里衔草筑巢，他们把笼子套在她们的脚踝上；她们的力量是危险的信号，他们的力量是用来挡风的垣墙……当我和殒楠终于跌坐在机舱座位里的时候，我们已是气喘嘘嘘，微汗涔涔。
殒楠说，“这次北上，看来要离开家乡很长一段时间喽。”
明显地，刚才弥漫在她眼中的闪闪发光的欢快消散了。
空中小姐已经开始检查乘客的安全带了，飞机马上就要起飞。殒楠向舷窗外望了望，仿佛在用目光和这座冬雨绵绵的山城告别。
殒南再一次提到了家乡，我的朋友是个家乡情结浓郁的女人。
这一点令我十分羡慕和感动。我从来没有家乡感，无论我在自己常年生活的N城，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感到断梗飘蓬身处异乡，没有哪一条光滑如丝的街道在脚下鸣响记忆，没有哪一株苍老的栗树或橡树摇醒往昔，没有哪一幢幽香清馨的红房子能够熔化已经凉却的梦境……我的家乡随着某种情感的移动而到处漂泊，它只不过是一个为自己寻找理由的假想物，一个自欺欺人的大幻想。它是一瓶珍藏久远的爱情牌香水，随着年龄和经验的与日俱增而挥发殆荆它是内心中无望地守候着的一个人……实际上，几天来，在那座雾气迷蒙的山城，我的目光一直没有停止寻索一幢木头的或者石头的房子。在菜圃和花园前围起一圈篱栅，白色的躺椅懒懒散散的横卧在门前。就在赭红的斜坡土岗上，在水声低潺的江边。
在殒南的家乡，我见到零零落落的一些可爱的小房子，它们星星散散布撒在树木葱笼的半山腰或者山峦顶端，褐色的土坡小路绵延而下，伸向每一扇玩具似的永远敞开的住家的窗子，苗条而悠闲的狗在湿漉漉的草丛里漫步，在弯斜的栗树枝旁很有耐心地观赏日落。我甚至听到了那小房子里飘出来的收音机的乐声，看到灰白的墙壁上摇曳的婆娑叶影，仿佛那乐声正是从墙壁上模糊不清的枝蔓影像上边飘下来驶向我的。
这首叫做“美梦”的潘笛（排萧）的乐声，曾被我无数次地描摩，这声音像我的爱人一样致命。它发源于这个世界上西半球的另一个雾都，一座暗红色的两层小楼的老式房宅里。我曾在西半球的那一个雾都里体验过这种声音，不知为什么这声音好像专门是为了击垮我坚韧的理性而存在的，整个欧洲的绵绵阴雨都涌进了我的眼眶，流啊流啊流不完。现在，这声音仿佛变成了一个隐形的伤感歌手，踏着月亮，沿着发丝般绵延不绝的纬线，翩跹而来，穿梭到东半球的这一个雾都来。
在殒楠的家乡，我无数次想象自己就住在半山腰上某一幢孤零零的房子里。在这异乡的南国小城，关上房门与敞开房门都一样，反正没人认识我，我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从远方来落户的山弯里的闲妇，一个安静无事的来这里养老的年轻寡妇。当然，我的朋友殒楠最好也能住在与我毗邻相连的不太远也不要太近的另一座山坡上。我们可以经常一起喝下午茶，一起吃没有施过化肥的新鲜水果。更多的时候，我会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间里，读读书，写写字，远离我生活的那座北方的沸沸扬扬的N城，一座人情的沙漠和功名的竞技常“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心里将是无限的安宁。
我和殒楠曾去过一次这座江边小城的名胜古迹佛山，在佛山我们忽然产生了一个十分荒诞又十分虔诚的念头——去瞻仰烈士陵园渣滓洞，看看江姐的遗容和信仰。那一天，我们穿过那座被一位已故的诗人朋友描写过的有着“很凉的云”的歌乐山，心里非常凄楚和混乱，如今是人亡诗在，我却已不愿再翻看那沾满淋淋鲜血的诗篇。那双握着男人的利物——斧头砍向自己的女人的双手，如同一杆旗帜，挑起的其实并不只是众说纷坛的诸如个性、心理之类的争端，而更多的是长久以来男性主义泛滥成灾的性别之战的宣言，也是唤醒我们沉睡不醒的女性意识的一声叫喊。
在渣滓洞，在墙垣高耸陡峭的院落里，我看见蓝灰的凋壁上赫然写着，“青春一去不复还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当时国民党留下的白色大字，把我和殒楠震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们忽然发现我们清晰的头脑已摆不清楚人性与正义的辩证关系，弄不清楚“可敬”与“可笑”这两个一字之差却相距万里的语词怎么会在今天变得仅一步之遥。心里乱七八糟。但是，我和我的朋友一致认为江姐许云峰们是幸福的，拥有一种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什么而活过的人（比如信仰），无疑是幸福的。现代人是多么的可怜。
记得那一天，我们刚一走出那冷色调的渣滓洞，殒楠便甩掉一身想不明白的滞重，恢复了她原来的幽默与顽皮，脚步也随之变得羚羊般轻盈。而我还沉浸在刚才的思想的死胡同里抽不出身。殒楠说，其实她喜欢的是甫志高做的一件事：他被捕前组织上已经告诉他敌人正暗中包围着他的家，劝他不要回去落入虎口。可是，他不放心他的女人，他刚刚用省下的钱为他的女人买了一包牛肉干，他要回去送给她。他不顾一切回家看她，结果被捕。
殒楠玩笑地说，“我若是男人：肯定就是甫志高这种痴情男人，没什么大出息。”
“哎哎，别这么糟蹋自己行不行。你若是甫志高，就别想再与我一起出现在N城了。”
我的朋友殒楠经常问我，她若是一个男人，我会不会嫁给她？
“当然，”我说，“不过，你最好带着一些钱再来找我。物质是精神的基础，否则你拿什么向我抒情呢？甫志高的那一包牛肉干吗，可是……”“如果我没有很多钱呢？”
“那……我就去想办法去挣，爱情需要某种情调来喂养，而情调需要一些金钱来喂养，顺理成章。有些人是这么想但不敢这么说；有些人是没办法，所以不敢这么说，久而久之也就不这么想了。”
“蔼—原来是这样。”
我的朋友做出如梦初醒的样子。
飞往N城的飞机已像硕大的笨鸟在跑道上滑翔。我和殒楠经过一上午的整理行装以及赶赴机场的奔波，这会儿都感到倦意袭来。
“上帝保佑！”殒楠从家乡的湿漉漉的机场草坪上拉回目光，她的会说话的褐色眼睛似乎安静下来，迷迷朦朦。
“保佑什么？”我问。
“让我们平安。”
她从椅把扶手上抽回一只手，放在挨着我的那一侧肩上。
殒楠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大约是1969年的7月，美国太空人阿姆斯特朗驾驶太空船阿波罗十一号进入大空，他一面飞行，一面四下张望，留心观察地球以外的景观。可是，他失望了，灰雾朦朦的太空什么都没有，四下延伸着空洞，无边无际，像一个硕大无朋的帐幕，缀着鬼眼似的繁星，此明彼灭，闪烁不定，令人毛骨悚然，他看不到活的物体和生命的迹象，只有花炮似的流星穿插交错，划空而过，留下几道银色的光弧，闪耀几下便又消失，阿姆斯特朗一面用眷恋的目光了望遥天一角浮动的地球，欣赏着这个橙黄色的橄榄球在浑天涯俟的太空中，载浮载沉，闪闪发光，一面感叹人类的荒唐和愚昧，他们不懂得珍惜反而想尽办法来摧毁自己的家园……我记得，那时候我十岁，这件事诱发了我那浑沌未开的大脑的第一次思想，它使我第一次想到人类是孤独无依的一群，想到未来的生命将与一个疏远而莫测的宇宙独处。”
殒楠的揽在我肩上的手臂使我困意浓浓，瞌睡摇摇晃晃走来。她的话如同铺天盖地的天雨花，在我眼前模糊不清。
“你是打破两次贞操、打破两层意义的处女，才形成的女人，所以你稀有。”我稀里糊涂说。
“一个现代的女性难道不该是如此的吗？”她说。
这时，我已经再也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