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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他的伙伴们露宿在国会大厦前。
副总统对克里的两项指责都被推翻了。瓦林斯基是阿格纽提到的肯尼迪的前演讲撰稿人，他说：“我只是建议了演讲的风格（克里在参议院的演讲），稿子大部分都不是我写的，是他自己写的。”至于睡在国会前，在现场采访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奥利芬特回忆，在两个晚上，凌晨三点，他都在国会前看见了克里，他还看到，克里在乔治敦的公寓中熬夜准备他的讲演。这或许可以解释“睡在乔治敦”的谣言了。克里高举反战的旗帜，开始了他的全国巡回演讲。在阵亡战士纪念日那个周末，他参加了在马萨诸塞州来克星顿的一处草坪上的反战集会，随后他和几百位示威者被拘捕。克里说，他为此交付了5美元的罚款，还在来克星顿公共车库中度过了一个夜晚，这次拘捕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那段时间里，他的妻子朱莉娅身上总是备着100美元随时准备去保释他的丈夫。
白宫决定找一个更好的办法去对付克里。科尔森曾看过一个有关年轻的海军退伍战士约翰·奥尼尔的新闻发布会。就在克里离开不久后，他曾在克里所在的巡逻艇分队担任船长。在克里到处宣讲美军战争暴行时，像许多越战老兵一样，奥尼尔也感觉受到了侮辱。
立即，奥尼尔成为尼克松政府打击克里计划中的重要棋子。奥尼尔强调，他没有收到来自白宫的任何贿赂，他反对克里完全是处于自发的目的，他认为克里的陈述是一个肆无忌惮的谎言。
“我认为宣称我们无法赢得战争没有什么错，但是妄言我们做出了大规模战争犯罪却是不折不扣的假话。”奥尼尔说。
几周以来，科尔森一直在指责克里回避同奥尼尔的辩论。6月15日，在马萨诸塞州温思罗普镇长大的科尔森致信给白宫的另一位助理：“我认为我们已经打击了克里，媒体已经开始攻击他了，但我们千万不要给他喘息之机，在他成为另一个拉尔夫·纳德之前我们一定要打垮这个年轻的政治煽动家。即使他同意参加辩论，或对媒体宣称他会这么做，我们也要混淆是非——我们要坚持宣传克里已经拒绝参加（与奥尼尔的）辩论。”
尼克松的助手们激励奥尼尔保持昂扬斗志，他们将要和克里展开一场持久战。因此，白宫掌权者也高姿态地要接见对付克里的奇兵，于是奥尼尔被请到白宫与尼克松单独会晤。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原本计划的简短寒暄继而成为长达一小时的会晤。
两周后，在6月30日，双方开始了激烈的辩论。自从14岁以来一直研究辩论的克里与奥尼尔一同出现在《迪克·卡弗特脱口秀》（The Dick Cavett Show）电视节目中。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的克里远远高出主持人卡弗特和奥尼尔。深色稀疏的头发、深蓝色的装束和瘦削的外表，让他令人过目难忘。
奥尼尔则恰好相反。他一出场就怒气冲冲，短发，穿一身浅色西装和一双白色短袜，奥尼尔的措辞明显带着对对手的奚落和挖苦。
“克里先生是这样一种人，他生活在对战争的疲倦和对美国人民的恐惧之中。就是同样这个小人物，他在4月份的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中说：‘罪行与日俱增，任何级别的军官都意识到这一点。’5月一家有名的新闻杂志曾引用他的这句话：‘战争犯罪在越南是惯例，而非例外。’”在奥尼尔表现得激烈狂热的时候，克里则试图表现得更加理性和冷静。他冷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声称越战老兵们并没有试图去颠覆这个国家，相反则是一腔热忱地告诫国家：“我们在哪里犯了错误，就应该在哪里把错误纠正。我们的意思就是，立刻停止战争和杀戮。”
“对于战争罪行，我们确实是深思熟虑后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认为，任何人都不愿意回来承认他强奸过（无辜的女人），或是说他曾放火烧村庄，或说他曾为了取悦自己而肆无忌惮地毁灭稻田或其他东西。我知道他们这样做将会冒被惩罚的危险，也将冒损害自己名誉的风险，作为他们这样做的代价，他们还将冒着失去家人和朋友的危险。但他们还是勇敢地这样做了，因为他们相信，人民应该了解这场战争所带来的毁坏。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道德的国家，是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在异国进行人类有史以来最为猛烈的轰炸。”
一次又一次地，克里被问及同一个问题：克里是否犯下过此种暴行？抑或他是否见过其他美国人犯下此类暴行？克里用最初的回答回应了这个问题。
“我并没有见到过个人暴行，但我看见过一些人砍掉别人头颅诸如此类的事情。然而，我奉命在自由交火区开火，我参加过侵扰行动，参与远距离拦阻射击，也执行过搜查和破坏任务——这种任务让许多平民的房屋被夷为平地。我后来发现，所有的这些行动都有悖于《海牙国际公约》和《日内瓦公约》，都有悖于战争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参与这些行动的人，如果你的行动符合纽伦堡战犯审判的标准，那么你就是有罪。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挖掘战犯。那不是我们的目的，那永远都不是我们的目的。”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7）
白宫震动了。根据总统办公室的记录，霍尔德曼后来说道：“你找的人，奥尼尔，昨晚与克里进行了辩论，我听说他（克里）表现得很棒。”
在1975年西贡失守之后，奥尼尔对政治和政府的幻想破灭了。但是他仍对克里指控越战老兵犯有暴行而怀恨在心。“我参与进来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认为，他对战争犯罪的控诉是不负责的，是错误的。”奥尼尔说道，“我认为，他们伤害了在越南的所有的人。我认为他们是不道德的。”
在问及他是否同意一些观察家所说的“克里永久地被这场战争改变了”时，奥尼尔回应道：“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克里）。我认为他是一个被野心驱使着的家伙。我认为他在去越南之前和今天都是被野心所驱使的。”
就在克里这颗新星冉冉升起时，他也开始黯淡了。当克里与一些战俘的家人一同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他们遭到了四位妇女的诘问，这些妇女的丈夫也是战俘。“你们这些笨蛋，克里为了自己的野心一直在利用你们。”1971年7月，专栏记者Mary McGrory采访其中一位妇女时记录道。
此外，尼克松也察觉到了公众的反战趋势，他竭尽全力地使美国公众确信，他正在退出这场战争。当克里全国巡回演讲时，他发现，甚至连一些大学生对他的演说都不再感兴趣了。1971年10月9日，《国家观察者》（National Observer）说，克里的大学巡回演讲“伴随着冷漠”。1971年12月，据克里自己说，尼克松“非常成功地平息了人民的反战情绪，他使很多人相信，他正在结束这场战争”。
有些VVAW的领导者把克里看做一个争权夺势的高手，一个令组织内部分裂的导火索。“组织内部存在一些分歧。”巴特勒说，他当时与克里站在一起。“VVAW中有一派太过于左倾了。每当克里为组织做有用的事，诸如集资，或是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前演说，或是参与采访，他都被这些人鄙薄为在媒体前做秀。”
卡米尔是一名曾与克里共事过的越战老兵，他说克里“并不像我们当中的某一部分人那样偏激。他会相当坦率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总是因为不公平的事情受到大肆批评”。
卡米尔继续回忆道，克里的贵族气质遭到组织内很多人的嘲讽，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工人阶级、退伍老兵们构成。卡米尔说，有一位成员用电话联系克里时，他被某人——应该是女佣告知“主人克里不在家”。在随后的会议上，有人就在克里的坐位上挂了一条标语，写着“解放克里的女佣”。
就这样，在VVAW扮演领导角色仅仅五个月之后，克里退出了。随后，他把精力转投到了帮助组建一个新组织，该组织的目的就是关注退伍老兵的福利待遇，但他仍然是受到关注的反战领袖。随后，还在水门事件爆发之前，克里就要求弹劾尼克松。这引起了总统的注意。
一些反战运动的成员开始怀疑——出于善意的动机——尼克松政府的线人已经渗入到他们的领导层之中。克里本人长期以来也被怀疑是CIA或FBI安插的内线。而且，尽管克里已经离开VVAW领导的位置，但他仍是耀眼的反战领袖之一。
例如，1972年4月22日，也就是克里在参议院作证的次年，他与前披头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一同出现在了纽约的一次集会上，这次集会人数超过了20万，其中还包括从波士顿乘坐几十辆巴士赶来的游行者。像克里一样，列侬也成了反战运动的一名领导者，他归还了女王授予的大英帝国勋位以抗议英国支持美国对越政策，就像先前美国越战老兵归还奖章和绶带一样。列侬名为《想像》（Imagine）的最新专辑也极大地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它梦幻般的题目和歌词触动了无数越南老兵和家人的悲伤、痛楚和激情。他对激动的人们唱道：“我不想成为一名士兵，妈妈，我不想死。”
现在，列侬身着他的标志性服饰——圆框眼镜和军帽，在布赖恩特公园带领群众随着他最经典的反战歌词齐声唱：“我们都在说……给和平一次机会。”
当轮到克里发言时，他不仅仅利用这次机会呼吁政府从越南撤军，还要求解除尼克松总统的职务。克里的朋友巴特勒趁机拍了一张克里和列侬的照片，这位参议员一直把这张相片当做他最爱的珍藏。在白宫看来，这次集会是偏执狂们针对白宫的一系列攻击之一。尼克松曾经建立了“堵漏小组”去调查和堵住敏感情况露洞，如五角大楼的档案泄密事件。他现在怀疑，他的民主党对手乔治·麦戈文私下与VVAW串通。
“尼克松认为反战运动会影响他的连任。”科尔森在谈及白宫与反战运动时回忆道，“过度的猜疑最后终于导致了水门事件。”
1972年6月17日，五个人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竞选全国委员会总部。随后，这些人被揭露与尼克松政府有关。在随后的数年里，有关这次最终导致了尼克松辞职的潜入有很多解释，当时给出的一个借口就是政府正在调查民主党竞选全国委员会是否正在与VVAW合谋要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制造暴力事件。詹姆斯·麦克德是水门事件中的五人之一，随后他作证说：“我认为水门事件可能为回答那些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在之前我被告知这次行动得到了白宫的批准。”
这后来也让有些人怀疑，这些窃贼是否在寻找有关克里的资料，克里当时领导着ＶＶＡＷ，还准备通过竞选进入国会。（水门事件中的五人之一伯纳德·巴克在2004年2月表示，他不记得曾被告知去搜寻有关克里的材料。）现在，反战运动已经让他家喻户晓，克里想借此时机实现从马萨诸塞进入国会的愿望。作为一名反战领袖，他已经谙熟竞选之道，他知道如何去搞竞选活动，如何组织人员，如何筹措资金，如何吸引媒体注意，当然更熟悉如何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进行辩论。
他曾经在越南作战，还与尼克松政府和反战组织中的左派斗争。现在，他踏上了新的战场——他要在波士顿以北选区吸引工人阶级的支持，从而赢得民意测验中的胜利。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1）
到1972年，约翰·克里已经是全国闻名的人物了，但却始终是个没有根基，确切地说，没有家乡的漂泊者。他的青年时代是在两块大陆辗转度过的。在他不到七岁的时候，他家就搬离了马萨诸塞，直到从越南战场返回，克里才又回到马萨诸塞。对于一个拥有政治雄心的年轻人来说，没有政治根基真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他很快就会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28岁的年轻人相信他在反战运动中的表现足可以让他在众议院赢得一席之地。他准备离开游行街道进入反战伙伴们所蔑视的“体制”内工作。他的一个朋友建议他参加波士顿西部郊县弗雷明翰的公开州众议院席位选举，“交上几年会费”。
但是克里的政治雄心是全国性的，对政治充满了天真的遐想。他奔波于各个众议院选区宣传自己。在1972年初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反战领袖就在马萨诸塞三个选区中宣传了自己。这种各区拉选票也为自己招来了投机分子的恶称，克里也承认那段时间是自己在故乡的一个“负担”。
1972年初克里仍然住在沃尔瑟姆，两年前他就在这里挑战过老谋深算的民主党鹰派人物菲利普·菲尔宾，沃尔瑟姆也位于第三选区。然而克里当时的计划被反战耶稣会牧师罗伯特·F。德里南的出现打乱了，他最终赢得了议院席位。就在德里南于当年春季开始自己的竞选活动时，克里接受了《洛厄尔太阳报》的采访。该报是洛厄尔市所在的第五选区的主要报纸，他对两个记者说他打算挑战F。布拉德福·莫尔斯——一个支持尼克松越战政策的共和党，一直是国会议员。然而，那年克里折戟沉沙，在1970年的选举中，他早早便失败退出了。但是在下一个众议员改选期，克里重新振作起来。他离开沃尔瑟姆搬到了25英里外的伍斯特。1972年2月7日，朱莉娅为位于欢乐大街690号的一处价值为29 500美元的房子交了6000元定金，这样房产就在她自己的名下。她的丈夫此时正在挑战哈罗德·D。多诺霍——一个坚定的民主党议员，他也对竞选踌躇满志，甚至从《伍斯特电讯公报》（Worcester Telegram & Gazette）雇了一个记者为他的竞选开始宣传。
克里夫妇没有搬进新居。相反，克里在获知第五区的议员莫尔斯将被任命为联合国总次长（undersecretary general）后又将注意力转到了第五选区。3月末，这对夫妇收拾行装来到位于麦瑞马克山谷（Merrimack Valley）的洛厄尔市租了一处公寓。莫尔斯即将赴华盛顿任职，这也就意味着共和党人曾把持的一个席位要重新公开选举产生。
克里寻求议院席位的政治雄心也有一种肯尼迪情结。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归来的战斗英雄肯尼迪为了在政治领域一展宏图，也展开了竞选活动。他在马萨诸塞第八选区做了竞选开始演说。“这里我们有一位候选人，一个百万富翁，可是他却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址。”肯尼迪的一个助理帕特西·墨尔肯回忆了他们在位于波士顿灯塔山的老贝尔维尤饭店（Old Bellevue Hotel）竞选战略会议上的谈话。墨尔肯提到了肯尼迪的外祖父——波士顿前市长约翰·F。菲茨杰拉德（人们都亲昵地叫他亲爱的菲茨），建议道：“把这里当做住址怎么样？”
“于是我们在饭店租了一间两室的套房，那就是候选人手册上所写的地址。”菲茨说。
26年以后，克里的政治追求过程甚至更加困窘。在注意到克里是“政治移民”后，《波士顿先驱旅行报》（Boston Herald Traveler）在标题为《多人角逐议院席位》的社论文章中尖刻地讽刺道：“如果克里仍然居无定所，他将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竞选总助理，还需要一个全职地产经纪人。”克里的父母曾经在这里住过10年，但是除此以外，克里在第五选区没有任何关系网——结果证明，毫无根基的外来政客根本无法抵御即将来临的猛烈攻击。对于有关他是个外来客的问题，克里常见的回答就是：“我是在第五选区学会走路的。”没错，当克里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时，他的父母和孩子在洛厄尔市西边的格罗顿镇度过了一年的田园生活。他的父亲理查德在格罗顿学校（Groton School）任教，那是一个寄宿学校，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校友，著名的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理查德从外交官职位上卸任后，他们一家又回到了这个小镇，此时约翰刚刚进入耶鲁。格罗顿与洛厄尔近在咫尺，只有15英里的路程；但在这里度过幼年时光的克里却无法被洛厄尔接纳。
洛厄尔的显赫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在历史书中还能窥见其往日荣光。数年以后，高科技公司和乡村国家公园又使这个城市重新繁荣起来。1972年，洛厄尔像过去一样又陷入了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旋涡。工业不景气极大地打击了洛厄尔的经济，而70年代初就开始的经济低迷导致该城失业率达到12％。几座纺织工厂还在苟延残喘，还可窥见当年纺织工业蓬勃发展的盛况。正是纺织业振兴了洛厄尔，它是美国第一个计划经济城市，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奇迹。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2）
从附近城镇和乡村招募的北方女工是最早的劳动力，现在她们早已与众多外来移民融为一体了。爱尔兰人最先移民到此地，帮助开掘了动力水路；随后是法裔加拿大人、希腊人、波兰人、立陶宛人、葡萄牙人、亚美尼亚人，等等。
劳伦斯是位于第五选区的另一个衰败的纺织业城市，也是一个颇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像洛厄尔一样，劳伦斯市的工人也是各地移民。1912年，该城因为工人的示威游行而在美国劳工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当时，2万多纺织工人走出工厂，抗议减薪。参加了“面包与玫瑰”的罢工者竟然讲着多达24种语言，甚至到了1972年，其中的很多种语言仍然可以听到。像洛厄尔一样，劳伦斯也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当时失业率达到了9％。在这两个人口复杂的城市，政治通常受到残酷的种族生存第一论影响。在这两个政治上民主党控制、社会风气保守、信奉天主教的城市中，谋取政治职位颇为困难。此外，洛厄尔还因为它独特的血腥政治文化而闻名。
1972年初，贵族约翰·福布斯·克里来到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他是一个民主党员、天主教徒，但对于城中的居民以及保守的郊区居民来说，他是个外来的政客，是个与洛厄尔格格不入的人。他的高贵血统在这里毫无价值。
“我理解那些对我不满的人，”克里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国会竞选时说，“我冒冒失失地闯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