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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象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那样主张宽容的温和的宗教改革者，看到被迫害者和被追猎者的痛苦，也觉得已不可能保持漠不关心了，他感动得高声祈求上帝，绝望地祷告上帝赐尘世以更多的人道——就这样，我在引用过的这一对加尔文的批驳中，卡斯特利奥雷鸣般的吼声是对一切因狂热仇恨而成为和平破坏者的诅咒。他的书以庄严的祷告结尾：“这种臭名昭彰的宗教迫害在但尼尔时代早被摧毁。因为先知的敌人们对先知的作为无懈可击，为了通过他的信念对他加以攻击，他们凑在一起了。同样的事也在今天发生。当敌人的行为无懈可击时，人们就会以大棒对准敌人的“教义”。他们知道那些当权者，由于自己没有主张，很容易被人说服，因此，采取这样的策略是极端灵巧的。就这样，那些把“教义不可侵犯”喊得最响的总是那压迫弱者的人。呜呼，他们“神圣的教义”将是耶稣在最后审判日中厌恶地抛弃的。到其时，他将主持对行为的审判而不是对教义的审判。当他们对他说：“主啊，我们站在你的一边，按照你的指示办事。”他将回答说：“去你们的，你们这些罪大恶极的人！”
第八章 暴力干掉了道德
很少有人会象卡斯特利奥那样猛烈地攻击过一个精神上的暴君；很少有人会有卡斯特利奥在《答加尔文书》所表现的那种狂怒。人们从它的绝对的真实和明晰中可以想象得到，《答书》能教育那些最冷漠的人们：如果他们不立即起来反抗日内瓦的镇压，在新教统治下的思想自由、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就会丧失殆尽。根据一切可能性来判断，在卡斯特利奥对审判并处塞维特斯以火刑一事进行了无懈可击的论证之后，全体西方世界善于思考的人们都会赞同他的判断。在这样一个案件中，一个敌手被如此可怕的攻击所打倒，而且肯定将会永远被压倒。但卡斯特利奥的宣言在结束加尔文不妥协的正统观点方面，却是不会失败的。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击，这光彩夺目的要求宽容的呼吁，看来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原因是最简单最残酷不过了：因为卡斯特利奥的《答加尔文书》在当时被禁止付印。在加尔文的唆使下，这本书在向欧洲的良心发出呼吁之前，就被审查制度扼杀了。
在最黑暗的时刻（其时手抄本已经通过作者在巴塞尔的好友在民间流传），日内瓦的当权者通过他们谍报人员的探查，知道卡斯特利奥将出的书对他们的权威是危险的挑战。他们立即予以打击，凶猛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怕的是：一个占有压倒优势的国家组织对付孤立的个人。加尔文只因为塞维特斯在教义上与他观点不同，就残暴地把塞维特斯活活烧死。他多亏了片面的审查制度的帮助，才能使他的残暴行径不受到干涉。卡斯特利奥想以人道名义提出抗议，却拒不被受理。事实上，巴塞尔市行政当局没有理由禁止一个自由市民——他还是大学里的一位教授呢——打笔墨官司。但加尔文是一个老奸巨滑的策士，他巧妙地隐在幕后提线，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反击。一个正式的抗议出笼了（不是以加尔文的名义而是由日内瓦市出面），反对卡斯特利奥对“教义”的攻击。其结果是巴塞尔市行政会和巴塞尔大学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选择：或者是禁止一个自由作家的事业，或者是为维护这一事业而去反对一个强大的联邦。事情几乎总是这样：强权压倒了正义，权力胜过了道德。巴塞尔市精明的参议员们认为与其碰得头破血流，还不如牺牲一个人。因此，他们下令禁止任何非严格正统的著作出版。这一法令使卡斯特利奥无法出版他的《答加尔文书》，使加尔文高兴地叫嚷：“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不用害怕”。
正象炽热的柴火消灭了塞维特斯的声音，现在卡斯特利奥的声音被审查制度消灭了。恐怖再次维护了“权威”。卡斯特利奥被缴械，他不能再写作了。不，更糟的是，他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那胜利的敌手以加倍的愤怒予以回击，却不允许他还手。几乎过了一个世纪，《答加尔文书》才得以出版。卡斯特利奥在这本小册子里以预言式的口气说：“为什么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诸于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
面对恐怖政治而无处申诉。在沮丧和无可奈何之中，卡斯特利奥不得不屈服。在那武力压制理智的时代，被压迫者聊以自慰的是对胜利者的征服表示无限的蔑视。“你们的言词和你们的武器，只不过是从过去的专制统治那里捡来的破烂货。它们只能给你一个暂时的统治，但决非是精神上的。这一统治的基础是高压而不是对上帝的爱。我不羡慕你们的权力和你们的武器。我有其他的权力和武器——坚定纯正的信念：坚信上帝会帮助我，赐予我恩典。即使在一段时期里，真理被当时眼花缭乱的‘公正’所压倒，但没有人能够永远压倒真理。让我们不要对那杀害基督的尘世审判注意吧，让我无视那些只使暴力事业胜利的法令吧。上帝的天国决不在这世界上。”
恐怖再次占了上风。每况愈下，加尔文的世俗权力因他的罪恶而确实加强了。在历史的编年上，要寻找故事里诗一般的公正是徒劳的。我们不得不适应这一现实：历史乃是万神殿的反映，它的活动既非道德又非不道德。它既不惩恶又不报善。因为它不是根据正义而是根据力量。它总是把胜利分配给有权势者，任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一般说来，在世俗事务上它总是替为非作歹者撑腰。
加尔文虽然被人攻击为冷酷无情，但他很明白只有一件事能救他，那就是更无情地使用武力。在历史上我们一再发现规律的运用：无论谁诉诸武力一定得干到底；无论谁建立了一个恐怖统治一定得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在审判塞维特斯时或是以后，对加尔文反抗只会使他更加坚信，作为握有全权的统治者，残暴地镇压、无休止地恫吓敌手、无情地扑灭任何反抗，是巩固极权主义权力的唯一方法。从一开始，加尔文就热中于控制共和主义少数派的投票而使日内瓦市行政会陷于瘫痪。在该团体逐次开会席位中，那些在物质上和道义上都依靠加尔文的来自法国避难的新教教徒，都被批准给予日内瓦公民权，从而有投票权。于是市行政会就按照加尔文的意见行事。他的信徒塞满了公职的位置。共和派的影响逐渐被暗中破坏掉。虽然，老派的日内瓦爱国人士，即那些曾经为日内瓦的自由流过血的民主派人，很快就觉察到那些外国人是有组织地推荐上的，但他们的不安为时已晚了。他们秘密集会讨论，怎样从清教徒的控制下挽救那残存的最后的一点独立。公众的情绪越来越紧张。本地人和外来移民之间频繁在街头吵架。虽然造成的伤害并不严重，只有两人被石子击伤。
加尔文可只等待有一个借口。他现在能够进行一次蓄谋已久的政变了。这些小口角被扩大为一个“可怕的阴谋”，据说“只是由于上帝的恩惠”它才得以挫败。独裁者的镇压一次接一次。共和派的头头被逮捕（其实他们跟闹事全然无关）、被逼供、直到独裁者取得了他所需的证据。“证据”表明，他的反对派正计划一次大屠杀，加尔文和他的支持者们将被杀害，而外国军队将进入该城。这一所谓阴谋的“坦白交待书”是用残暴的酷刑逼供取得的。“通敌、既已“证实”，刽子手就可以动手了，所有（即使在极细微的事上）反对加尔文的人都要被处死。只有那些逃出日内瓦的人才能幸免。当“正义”完成时，全城留下的唯一政党是加尔文的私党。
清洗了日内瓦的持不同政见者之后，加尔文该高枕无忧因而宽宏大量了吧。但是自从修昔的底斯、色诺芬、波卢塔克以来，所有历史和传记的读者们都知道，胜利的政治寡头们势必更加严酷。专制暴君永恒的悲剧在于：他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吓唬有独立思想的人们，甚至在敌手已被解除武装和剥夺了言论之后也如此。如果一个被压垮了的敌手一声不吭，但仍拒绝厕身于暴君的佞幸和奴才之列，那么，此人的继续存在就成为一个烦恼的来源。现在加尔文已除掉了他所有的政敌，只剩下了一个人。那神权执行者的仇恨，就激化集中于这一人。这人就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
但是要对卡斯特利奥发动一次有效的猛攻也非易事。除非引诱他打破那谨慎的沉默而开口。卡斯特利奥厌倦公开争吵。伊拉兹马斯型的人道主义者很少是持久的斗士。党徒们不断地围猎叛教者，他们的惯伎对人道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不齿于学者的卑鄙行为。在表明了真理之后，人道主义者认为再反复表示抗议就是多余的了。他们很少是宣传家。在塞维特斯案件中，卡斯特利奥已畅所欲言。他尽其可能地为纪念那西班牙的烈士辩护，他对用暴力压制道德的谴责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为有力。但是时机对他不利，他肯定看到暴力仍将无限期地掌权。因此他决定等待，直到在得到较有利的赞助时，重新开展宽容和不宽容之间的斗争。他虽失望但百折不回，于是又回到学术研究上去。巴塞尔大学最后任命他为教授，他几乎完成了他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在一五五五年和一五五六年，他没有撰写过论战文章。
但加尔文和日内瓦人从谍报人员那里探得，卡斯特利奥在大学里，在亲近的朋友圈子中，继续散播人道主义的观点。虽然他的双手被束缚住了，他仍能自由发言。那些主张不宽容的“十字军”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他反对宿命论教义的无可辩驳的论证。“十字军”们不禁恼怒万分。大凡一个人只要在道德上占优势，就能发挥力量和影响。因为他的精髓能在无穷的空间扩散，他信念的散播宛如投石于河引起万千波纹。因为卡斯特利奥不肯屈服，因此必须粉碎他。于是设置了一个圈套，引诱他回到“异端”的战场上来。他大学里的一个同事被物色出来，此人愿意干挑衅的勾当。他写了一封友好的信，用含蓄的措词表示他的问题纯然是神学上的。他要求卡斯特利奥就宿命论教义发表自己的看法。卡斯特利奥同意进行一次公开辩论，但他还来不及开口，听众中就有人站起来诅咒他是异端。卡斯特利奥很快就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不为自己辩护以免落人陷阱而授人以柄。他停止了讨论，他大学里的同事不同意进一步迫害他。然而日内瓦仍不甘心。一计不成，另生一计。接着几次挑战要求公开辩论，卡斯特利奥不加理睬。到处流传着谣言和小册子，企图逼卡斯特利奥摊牌。他的敌人们嘲弄他翻译的《圣经》，谴责他是匿名诽谤信的作者，极为可憎的中伤广为传播。就好象一声令下，反对他的风暴就从各个角落拔地而起。
狂热者的肆虐无孔不入。这一点，不抱偏见的人道主义者都能看清了，肯定有人打算加害这位卓越的虔诚的学者的肉体和生命，现在他已被剥夺了发言权。恶毒的迫害也使他赢得了很多友好的支持。德国宗教改革的老前辈梅兰克森引人注目地成了卡斯特利奥的支持者。正象早期的伊拉兹马斯一样，梅兰克森现在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所厌恶。对这些人来说，生命的意义不是建立在和解上而建立在争吵上。梅兰克森写给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一封信，信上说：“以后因工作过多，我将不跟你通信了。我缄口不言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深感遗憾看到，在那些聪明而高尚的朋友们中间我是何等严重地被误解。然而我对大作的风格的估价永远是非常高的。我的这封信是为了明确转达我的全面赞同和证明我最真挚的同情。我相信我们将团结在永恒的友谊上。
“你正当的控诉，不仅针对着主要的分歧意见，同时也针对着那野蛮残暴的行为。某些人以此攻击真理的朋友，这加剧了我的忧虑，使我不断地感到苦恼。根据古老的传说，巨人是从泰坦族的血中兴起的。同时，企图统治朝廷、家庭和群氓的诡辩家们认为学者们是实现他们目标的障碍，他们是从僧侣的种子里长出来的。但是上帝知道该怎样保护他残余的羊群。
“我们一定要象先哲们一样忍受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事物。我发现年龄对我的痛苦是一种缓解。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进入夭国之堂，远离如此残忍地搅乱尘世教堂愤怒的风暴。如果我活着，我将乐于同你讨论许多事情。再见。”
梅兰克森在上面那封写给卡斯特利奥的信里，希望他的信（很快就成为无数流传的手抄本）能对保护卡斯特利奥有所帮助，并尽其所能地警告加尔文，要他停止疯狂地迫害那伟大的学者。梅兰克森对此事的重视无疑地影响了整个人道主义世界，甚至连加尔文的一些老朋友也劝他讲和。例如，有名的学者和神学家弗朗西俄斯·鲍德温在写给日内瓦的信中说：“梅兰克森关心你们迫害此人而感痛苦。梅兰克森完全不赞同你的种种谬论。这些，你们该清楚了吧！你们继续不断地把卡斯特利奥描写为撒旦第二，与此同时却把梅兰克森尊为一个天使，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然而，要想教育或者满足一个狂热之徒，那是徒劳的。奇怪（或合乎逻辑）之极，梅兰克森的信对加尔文起了相反的作用。后者反对卡斯特利奥的基本态度因梅兰克森的支持而加强。加尔文深知这些主张和平的学者们对他的军事独裁的威胁，要比洛约拉和耶稣会的成员们更为危险。那些敌对的团体，只不过教条对教条，言论对言论，教义对教义。而卡斯特利奥要求的则是自由。加尔文认为，这些攻击是对他的个人行为基本原则的攻击，对一元化权威等概念的攻击，以及对正统的实质性的攻击。一旦发生冲突，司令部内和平主义者比公开战场上的敌人更为可怕。梅兰克森的信提高了卡斯特利奥的威望。正因为如此，从那以后，加尔文的愿望就是彻底毁灭卡斯特利奥。这是一场白刃相接的战争。
正如塞维特斯事件一样，当战役转为歼灭战时，加尔文甩开了挡箭牌——尼克拉斯·德·封丹，拔出了剑。现在加尔文打算给卡斯特利奥以粉碎性的一击，他将他雇用的贝齐打发走。他不再考虑是非曲直；不再关心《圣经》及其阐释；不再关心真伪。他只想迅速消灭卡斯特利奥。但是这时他却想不出适当的理由攻击卡斯特利奥，因为后者已退出论战，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由于没有确凿证据，因此无论如何要任意制造出来一根足以打烂那可恶的卡斯特利奥的棍子。加尔文抓住了一个惜口，说他的谍报人员在一个过路商人的行李中寻出一份匿名的讽刺文章。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足以肯定卡斯特利奥是文章的作者。实际上卡斯特利奥确实不是，但既然业已决定“迦太基人必须灭亡”——就是说卡斯特利奥必须消灭——加尔文使用了疯狂而庸俗的辱驾，认定作者就是卡斯特利奥。加尔文的驳斥文章《恶棍的谬论》不是一个神学者同另一个神学者合于礼仪的讨论，而是一种疯狂的发作。他使用了醉酒的烂水手所使用的肮脏语言，谩骂卡斯特利奥是小偷、流氓、渎神者。这位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被指责为光天化日盗窃木柴。这些野蛮的小品文一页比一页更为下流，结尾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
加尔文诽谤性的小册子可作为最出名的例子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宗派交恶是怎样贬低了一个卓越的学者和文学大师。那也可作为对政治家的告诫，向他们显示，当他们不能约束自己的感情时，他们的作为会是何等的愚蠢。受这可怕的错误的想法所激起，打击了一个可尊敬的人，使巴塞尔大学的评议会因此受到了理性的震动。他们取消了以前禁止印行卡斯特利奥著作的决议。一所欧洲高标准的大学，不能容忍他们领固定束修的教授之一员，在人道主义世界的前面被指责为小偷、无赖和流氓。因为很明显，那样的谴责和“教义”的讨论全然无关，它只是庸俗的诽谤。评议会明确授权卡斯特利奥作一次公开的反驳。
卡斯特利奥的回答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人道主义者论证的典范。他是一个非常宽宏大量的人。他敌手的仇恨不能毒害他的思想，敌手方面的任何卑鄙行径也不能使他卑鄙。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出非凡的镇定。“我对公开讨论是不热情的。我十分愿意和你取得兄弟般的谅解，以基督的精神，而不采取这样粗鲁的相互指责的方式，那肯定会损害我们教会的威望。但是，由于你和你的朋友们已经打破了我和平合作的梦，我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如果还心安理得地克制自己，不去回答你狂暴的攻击，那看来就与我的职责不称了。”卡斯特利奥接着揭发加尔文手法的欺诈性。因为加尔文在《谬论》的初版里，公开宣称卡斯特利奥是上述匿名小册子的作者。但在再版时，事实已证明他肯定错了。那日内瓦的独裁者撤回了控告，让事情不了了之，而不是坦率地承认地谴责卡斯特利奥是不公平的。卡斯特利奥证明了加尔文所说是不真实的：“是或不是，你难道不知道你称我是小册子的作者是没有根据的吗？教我怎么说呢？或者是你明知那是不公平的，却还提出谴责，在这情况下，你是欺骗；或者是你依然未能确定，那么你的控告是轻率地提出的。无论何种情况，你的作为都是卑鄙的。因为你的每一个论点都是虚假的。我既没有写那小册子，又没有把它送到巴黎去印刷。如果它的扩散是一件罪恶的犯法行为，那么那罪恶是你的，因为那小册于是通过你才广为人所知的。”
把加尔文攻击他的借口的无聊揭露之后，卡斯特利奥转而嘲笑那抨击方式的粗鲁。“你储存了大量的谩驾术语供你调遣，在说出你全部的心里话时，你说溜了嘴。在你拉丁诽谤语里，你一口气地把我说成是渎神者、中伤者、罪大恶极者、狂吠的恶狗、一个粗鲁无知、野蛮的卑鄙小人、一个不敬神的窜改《圣经》者、一个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