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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叔叔，你们真是男子汉。”
萨达姆回答得非常巧妙：
“艾布·利雅德，叙利亚代表的名字 ，我们是党的男子汉，并非凌驾党之上。”
之后，召开选举地区领导的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夜间在艾布·加利比地区的阿卜杜拉·拉赫曼·苏海里家举行，萨达姆担任大会主席，负责进行讨论和选举工作。大会的代表有些是受叙利亚政变当局的影响的，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叙利亚人现在也提出要召开民族大会，并要伊拉克派代表出席。地区领导围绕是否派代表出席民族大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决定派代表去叙利亚，并提出召开一次所有争执的各方都参加的特别民族大会。事实上，通过选举运动已占压倒优势的萨达姆所代表的一派提出这一建议是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以争取时间，因为他相信已进行的选举和选举出的、未经他们批准的领导人对叙利亚人来说是不受欢迎的，以民族领导自居的叙利亚领导对伊拉克新选举出的领导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它一定会任命它所满意的地区领导的。
那天夜里，按计划选出了新的地区领导：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萨达姆·侯赛因、克里姆·谢哈利、萨利赫·马赫迪·阿迈什、塔哈·贾扎拉维、阿卜杜拉·哈立格·萨米拉伊、萨拉赫·奥玛尔·阿利、伊扎·穆斯塔法和阿卜杜拉·萨鲁姆。
萨达姆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向大会建议说：“如果民族和地区领导发生意见分歧，并导致民族领导决定解散地区领导时，伊拉克的地区领导只有在它的代表大会前才能被解散。在这个基础上，地区领导可召集地区特别大会，要求选举新的领导。”
有趣的是所有的与会者，其中包括那些执行叙利亚方针、路线的人对此项建议意见竟完全一致。事实上，这项决定的意义在于取消了自称对伊拉克党组织拥有一切权利的民族领导的权力。
大会结束一个半月后，新选举的地区领导成员从大马士革电台里听到了被开除的消息，于是地区领导趁热打铁，根据上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召开了一次特别大会，对地区领导进行重新选举。
从那天起，地区领导宣布同大马士革及其政府公开对立，在复兴党内正式分裂，在伊拉克国内开始了对党员进行教育的运动。
新领导的职务分工很明确，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任书记，萨达姆·侯赛因任副书记并兼任巴格达支部、妇女、农民组织的工作。新领导机构还成立了特殊机构，被称为“萨达姆机构”，由文职人员组成，在发动革命中起某种特殊的作用，这个机构也由萨达姆·侯赛因负责。
党的工作按照新的工作方法蓬勃展开，为在近期内依靠自己的力量及联合群众组织，首先是武装部队中的进步人士再次发动革命进行精心的筹划和努力。
党的原则、思想、意识日臻成熟了。
斗争的高潮渐渐来临，零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
“特洛伊木马”（上）
没有一个革命者是不寻求政权的，但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政权对他来说并非最后的目标，它只是彻底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1968年，伊拉克复兴党的领导在对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坚信统治当局已从内部动摇，国内的革命运动将会担负起政治、社会改革的重担。
复兴党选择的办法是从内部推翻政权。因此立即在统治当局的支柱当中寻找临时的“同盟者”，携手进行变革的任务，与此同时，集中力量加强党组织的建设。
在这期间，海尔丹·塔克里蒂从欧洲回来了，他是被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驱逐的。回到巴格达后，复兴党同他联系，由他充当复兴党领导和共和国宫卫队长易卜拉欣·达乌德之间的联系人，尽管他同复兴党没有组织关系。
与此同时，复兴党领导继续进行“特殊机构”的建设，那机构是由党员和久经考验的爱国主义者组成的，他们还想办法弄到武器。根据审慎的《萨布拉计划》，还购买了复兴党领导成员和特殊机构人员冲入共和国宫时穿的军装。武器和军装都隐藏在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和萨达姆·侯赛因家的密洞里。
为了预防万一，不使统治当局发现复兴党有异常的活动，“萨布拉计划”还安排了大多数特殊机构成员参加了当时围绕伊拉克政治状况而广泛举行的讨论会，讨论会的主要议题是：“我们是否参政？谁同意，谁反对？”一些领导成员亲自参加这些讨论会，指导他们围绕是否参政问题进行讨论。
当时，还有另一项活动正在秘密地进行，将一些党内同志分散到三个地方：艾迪布·穆夫蒂、克里姆·纳达和萨阿德·拉威三个人的家里，等待信号，开始行动；而将特殊机构的成员全部集中到卡尔赫区的七月十四夜总会待命。
但是确定的行动时间取消了，“萨布拉计划”也作了部分修改，没有召开讨论会。
行动的时间确定在零点。
1968年7月16日上午10点，领导成员坐在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的家里，研究、落实两天后将要实施的计划。
讨论中，突然一位同志说：
“我们最好同军人同志商量一下，因为他们更有经验。”
萨达姆站起来高声说道：
“不，计划是由复兴党领导制订的，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性。我不是不相信军人同志的能力，而是领导机构应该制订一切，对一切负责。”
接着，萨达姆提出另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这就是领导不仅是计划制订者，而且也应是执行者，即从革命一爆发，所有的领导成员都应参加行动，直到夺取政权。萨达姆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基于两点考虑：首先是为了提高党内一般党员的士气；其次，这点最重要，革命一成功，不要一切功劳都归于少数军人，因此使其高人一等。因为在这方面有过教训，如1963年斋月革命时，就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革命发生时你在哪里？这个或那个同志在哪里？”甚至连当时党领导的一些成员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次决不能再出现这种现象，因此，领导成员必须身先士卒，成为执行计划的工具，对出现的各种情况负责。
尽管一些同志对领导这种冒险。在革命失败的情况下，提出一些异议，但萨达姆坚持己见，使其作为一项决定不容修改。接着，萨达姆扼要地介绍了计划的内容：被指定的一些同志集合在四个地方，特殊机构的成员在卡拉赫地区七月十四夜总会的公园集合，零点一到，在各集合点待命的同志接受任务，党的领导将全部参加执行这一计划。所有接受任务的人朝共和国宫方向前进，在共和国宫卫队的装甲营大门口，有卫队军官萨敦·吉丹接应，打开装甲营的大门，冲向共和国宫。所有被控制的坦克一齐向共和国宫开火，逼迫阿卜杜拉·拉赫曼·阿里夫向革命力量投降。
就是否打死阿里夫，萨达姆和已故的哈迈德·谢哈布中将进行了研究，并达成一致意见。
哈迈德·谢哈布当时是第十装甲旅的旅长。这个旅在伊拉克军队中举足轻重，被认为是一个“铁球”。复兴党在这个旅有不少同情者，一些军官是复兴党党员，旅长哈迈德·谢哈布虽说不是党员，但同复兴党的领导成员如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萨达姆·侯赛因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但当他听到发动革命的事时，开始犹豫不决。他主要是从品德方面考虑的，因为他曾向阿卜杜拉·拉赫曼·阿里夫许诺过，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坚定地站在他一边。因此，每当贝克尔同他谈论参加革命的事时，他总是以这个理由加以拒绝。萨达姆征得贝克尔的同意，找谢哈布讨论这件事，想方设法推翻他的理由。萨达姆对他说：
“艾布·拉阿德（哈迈德·谢哈布的号。阿拉伯男子有第一个儿子后，均以儿子的名字加上父亲作为自己的号。艾布是父亲的意思，拉阿德是他儿子的名字——译者），你为什么不同意参加革命？你对贝克尔说你不愿意违反对阿里夫许下的诺言。我同意你的想法。但你为什么就不能同任人宰割、每天遭受屈辱的伊拉克人民站在一起呢？难道伊拉克人民就不应当享受尊严吗？即使你讲信用、难道阿卜杜拉·拉赫曼·阿里夫也讲信用、讲道德吗？尽管如此，为了尊重你的诺言，我们将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不伤害他，只是我们不能再听他的指挥了，他必须放弃权力，使革命走上正道。艾布·拉阿德，你认为如何？”
“特洛伊木马”（下）
哈迈德·谢哈布看了他一眼，说：“难道你真的答应我阿里夫不会受到伤害？”
萨达姆说：“艾布·拉阿德，这是君子之言。”
萨达姆回到总统府，告诉贝克尔说哈迈德·谢哈布已同意。于是第十装甲旅根据革命计划将按时进入阵地，并将执行保护阿里夫生命安全的特殊诺言。第十装甲旅参加行动计划是革命将获得成功的基本因素，因为“铁球”在最后的时刻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时，这个旅驻扎在远离首都巴格达的瓦拉尔地区，按照事前的约定，一旦得知采取行动的日期，它就立即朝首都出发，将首都牢牢围住。
萨达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作了设想，他懂得那些同革命力量暂时结成联盟的任何一方都随时会以革命已成功为借口将第十装甲旅从巴格达逼走，其目的是为了篡夺革命。因此，萨达姆悄声地告诉贝克尔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旅，不管哪一方通知它说“革命已成功，它必须返回营地去”都要顶住，继续向巴格达进军。
一天后，萨达姆预料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好，行动时间定在零点。几个小时后，复兴党的领导就要下达开始行动的命令了。
但突然有人敲门，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去开门。不一会儿，他回来了，脸上充满了不安的表情。他手里拿着一封信，对在座的领导成员们说：“这是军队情报局军官艾哈迈德·穆赫里斯写来的信，你们听：艾布·希萨姆兄弟，有人告诉我几小时后你们将发动革命，祝你们成功。我也期待能同你一起参加。署名军事情报局局长阿卜杜拉·拉扎克·纳伊夫。”
在座的人听后连连摇脑袋，用力跺脚，在他们面前，现在好像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一切计划、安排和长期进行的斗争顿时都变成了烟雾，而灾难已渐渐显示出来。在这样的时刻，全党都受到了可能被完全取消的严重危险。当然，现在所有在座的人以后也将会被处死。
一些人站起来，在房内踱来踱去，就好像在一个小铁笼里活动一样。突然又站起一个人来，对大家高声讲道：“这就是从一开始表示同意的那些联盟对我们的恩泽，从而导致了这一毁灭性的后果。我认为同达乌德，共和国宫卫队队长。结成联盟才造成革命秘密泄露，导致如此的灾难。”
但是现在呢？现在不是责备和后悔的时候，对于将要发动一场革命的男子汉来说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但必须想出个办法。但谁能想出呢？
萨达姆开始讲话了。他打断了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以果断的
口吻说：“我建议我们接受他参加。”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他身上，谁也不吵了。但萨达姆又补充说：“我建议海尔丹·塔克里蒂、萨利赫·迈赫迪·阿迈什或两个人中的一个陪同贝克尔去见他，对他说：‘我们接受你参加，愿真主保佑你。过去我们没有想到你想加入我们的行动。’然后向他提出革命后他可以挑选他满意的职务，但总统职务除外。还有个条件，假如他想到装甲营去，要立即将他清除。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认为他是不会听从我们的，即使他同我们一起参加了行动，即使他有爱国心想参加行动以拯救人民，也是想从背后向党刺一刀，就像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那样。因此，党和革命不应再次被欺骗。不管他同意与否，我们都必须提防。大家的意见是否一致？我曾经对自己在某天要求执行某项任务感到害羞过，但对这次的任务我不会感到害羞的。我自荐去执行这项任务。这用不着讨论，只是让我选定合适的时间，以我认为合适的方法将他清除掉。这是最后的决定，将来也用不着讨论。”
听完萨达姆的讲话，大家才如梦初醒，松了一口气，并举手一致同意他的决定。
会议按时结束。
几小时后，革命开始了。
脸上没有胜利的表情
1968年7月17日凌晨，萨达姆打开家里的密室，取出军装、武器和手榴弹。萨吉达站在身旁帮忙，就连他的小儿子伊德也不肯入睡，跑来跑去，用小手从地上捡起滚来滚去的手榴弹，他还以为这是玩具呢。
已接受任务的同志集中在事前规定好的地点等候命令。领导成员身穿真正的军服。也许是仿制的 聚集在克里姆·纳迪的家里，因为第一支突击队将从这里出发，进攻共和国宫。“少尉”头衔的萨达姆威严地站在那里，身后站着他的弟弟巴尔赞少尉。虽然他只有18岁，但坚持陪萨达姆参加行动，要助他一臂之力。
45分2秒，一辆白色的奔驰牌轿车出发了，由海尔丹·塔克里蒂驾驶。车内坐着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萨利赫·迈赫迪·阿迈什。后面跟着一辆军用卡车，上面坐着萨达姆·侯赛因等领导成员以及巴尔赞、贾法尔·贾法里、齐亚布·阿勒卡维、伊扎·杜里等。伊扎·杜里是装甲部队的技术专家，他自告奋勇参加进攻共和国宫的行动。
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率领突击队，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突击队在接近装甲营的大门时，萨敦·吉丹前来接应，他大声对站在门口的警卫喊道：
“将门打开，让他们进去，他们是自己人。”
大门打开了，突击队冲向坦克，把它们发动起来。待在
营房里的军官和士兵听到坦克发出的隆隆声，立即跑过来。萨达姆和跟在身后的巴尔赞高声命令道：
“集合，集合。”
集合好之后，萨达姆和巴尔赞又将他们带回营房。而后他俩立即返回来，登上一辆坦克，一起登上坦克的还有齐亚布·阿勒卡维。突然，巴尔赞发现身边有一个手握机关枪的士兵，于是立即上前将他摔倒，夺下他手中的机关枪。萨达姆一见，急忙对巴尔赞说：
“把手枪还给艾布·哈利利。孩子，巴尔赞少尉不认识你，你同我们在一起，真主会保佑你的。”
巴尔赞掏出手枪，递给那个士兵，士兵一点也不生气。后来，萨达姆发现这个士兵竟会驾驶坦克。
萨达姆坐进由那个士兵驾驶的坦克，向共和国宫隆隆驶去。快到共和国宫正门时，坦克停下来，对准共和国宫就开火。路上，萨达姆还向那个被缴枪的士兵学会了如何打机关枪。萨达姆对那个士兵说：
“孩子，你看，我是一名陆军军官，不知道怎样使用坦克，你教教我如何使用坦克炮好吗？”
士兵回答说：
“先生，这很简单。你看，这样拉开，这样填炮弹。”
那个士兵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问萨达姆说：
“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萨达姆向他解释说：
“塔希尔，叶海亚，总理想对阿卜杜拉·拉赫曼·阿里夫总统发动政变，我们是来解围的。”
士兵听后说：
“安拉祝福你们。”
坦克靠近共和国宫正门后，对准总统府大楼猛烈开火。与此同时，海尔丹·塔克里蒂同阿卜杜拉·拉赫曼·阿里夫电话联系，要他投降。
不一会儿，阿里夫从总统府大楼里走出来，根据保护他生命安全的条件，宣布投降。
对共和国宫的进攻停止了。
黎明，伊拉克共和国广播电台向伊拉克人民、阿拉伯民族及全世界宣布了伊拉克光荣的7月17日革命成功的消息和由革命指挥委员会名义签署的第一个声明。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走进共和国宫的办公室，按预定的计划组成了新政府：阿卜杜拉·拉扎克·纳伊夫任副总理，易卜拉欣·达乌德任国防部长，海尔丹·塔克里蒂任总参谋长，萨里赫·迈赫迪·阿迈什任内政部长。
萨达姆脱下军装，换上便服，身上的冲锋枪又换成13毫米口径的普通手枪。
当时，清洗阿卜杜拉·拉扎克·纳伊夫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一些思想顽固的军官控制着总统府内的主要阵地，而且驻守在靠近巴格达艾布·加利布地区的第十装甲旅拒不执行纳伊夫的命令返回驻地去，对这点萨达姆早已预料到了。海尔丹·塔克里蒂作为总参谋长，开始调动部队，将驻扎在巴格达外的党员军官调入巴格达，巴格达的形势才有所好转。
在那些日子里，萨达姆很担心，这是他一生中最不安的日子。他同巴格达支部的领导进行商谈，指导他们致力于党的团结。他指出：革命不能单靠党去完成，还需要有同盟军。但他没有详细阐述这个同盟阵线，以避免引起哇里哇啦的议论和费口舌进行解释。
哈迈德·谢哈布也很不安。尽管他担任第十装甲旅的旅长，但他不是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革命成功后的几天，萨达姆见他心绪不宁，拉住他的手，或陪他坐在共和国宫的房间内聊天，或者陪他到走廊散步。萨达姆对他说：
“你怎么会不是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呢？他们现在正在开会，你立即进去，对他们说你要么是指挥委员会成员，要么闹个天翻地覆。如果他们接受了，那很好，如果拒绝也好。”
于是哈迈德·谢哈布就闯进了会场。当他从会场走出来时，已成了指挥委员会成员。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些不安，担心会被革命遗弃。诚然，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同志坐上了共和国总统的宝座，但这次有些人通过公开的、新的“特洛伊木马”钻进了革命队伍，对革命构成了威胁和危险。时间越久，他们的脚跟就越站得稳，因为这些人的个人历史不很干净，一旦被革命掩护起来，让他们继续存在下去，就等于是对革命的扼杀，就会阻止革命的发展，甚至使革命向后转，就像在阿卜杜拉·克里姆·卡赛姆时代成立的国家石油公司一样。阿卜杜拉·拉扎克·纳伊夫在内阁会议上公开提出要解散这个石油公司。
如果真是这样，革命还能剩下什么呢？还能实现什么目标呢？革命并不只是为了夺权，党奋斗了几十年，成百上千的烈士在斗争中付出了血的代价。为了发动革命，精心研究、制订计划，复兴党的所有领导都参加了革命的全过程，怎能允许革命落入一两个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