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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没见过老婆？”
“没见过。不过，今年农忙时，我打算回家。”他深吸了一口烟。
如果说人类从四处迁徙的采集…游猎生活方式转为村落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巨变，那么，由英国工业革命肇始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就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生活方式巨变。
美国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Clark）在他的新书《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中指出，“工业革命”这个词有部分的误导性，并未全面地概括人类生活方式第二次巨变的性质，“自从1800年以来，农业生产率的增幅并不亚于其它经济部门，没有农业的大幅改善，现代经济增长便绝无可能。”
在这次巨变之前，人类大多数社会都有70％至80％的人口务农，而正是因为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某些现代化先行国家才能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移，以很小比例的农业劳动力养活绝大多数的非农人口。
英国第一个完成了这种转变。19世纪末，英国农业人口下降到20％，而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这一比例进一步急剧下跌：2000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仅占全国人口的，因为如今英国大约一半的粮食是从国际市场上买来的。但即使在今天的粮食生产大国美国，务农者也不过是全国人口的。原因很简单，根据克拉克的说法：“如果我们有自由的粮食市场，那么，今天的世界只需要2％的人口务农，所有人就会有饭吃。”
“城市化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在家中接受我采访时，也如此解释今天人类过半人口变成“城市动物”的原因。“中国也一样，人口增加到13亿，人均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耕地至少减了四分之一，耕地的农民大概减了一半，粮食却越来越多，粮价也降了一半。所以，如今中国人吃饱饭已经不成问题了。”
然而，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我们却很难说，这个国家的统治精英一直是在欣然地接受、或者热心地推动着城市化转型。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曾多次不无恐惧地抵制过这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近代中国，当那扇长期闭锁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之后，满清王朝某些守旧的官僚、某些迂腐的儒生曾经试图抵制过这种进程；在现代中国，尽管毛泽东试图通过“大跃进”的方式，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但这种尝试失败后，他又通过建立城乡隔离的严格户籍制度，通过缩短学制和废除高考，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运动，推行过带有某种“反城市化”倾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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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堵不住的洪流（2）
对于毛泽东晚年这些举动背后的动机，海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
已经年过古稀的茅于轼，曾经亲身经历过毛泽东发动的所有这些运动，但他并不认同那种认为毛泽东发起知青下乡运动源于他骨子中的小农经济思想的看法。他分析说：“毛泽东也是要搞工业化的，他倒不是一个农业至上论者，他也搞过大跃进、大炼钢铁，这说明他也是想要工业化的。但是经济搞得那么糟，而工业化要市场、要资本，这一切都解决不了，城市里的孩子们每天都在长大，没办法了，学生们留在城里头，会变成大祸害，因为学生的能量是很厉害的，所以毛泽东要把他们弄到农村里去。一举两得，一方面把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推向农村，另一方面避免了政治上的###。”
也许毛泽东的确“要搞工业化”，但他心目中的工业化道路，却注定是走不通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国家，即使像他这样自负的伟人，也无法摆脱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制约。
《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所有农业社会的论述，看上去就像是专门分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工业化前的世界中，如果人们把80％的收入用于食物，那么，就会有80％的人口从事从事农业、渔业或狩猎。农业生产也要求人们居住在田野附近，所以，前工业化社会是农业社会，只有很小的城市人口……只要一个社会被‘马尔萨斯陷阱’所主宰，那么，这个社会的当务之急就是粮食生产。”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试图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此时中国又恰逢全球产业转移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因缘际会，中国因而成为“世界加工厂”，工业化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呼唤着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工潮应运而生，在神州大地波澜壮阔地涌动。
然而，中国最新一波城市化浪潮，却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决策层有目的、有计划地推动的，而是自下而上的，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农民“无组织、无纪律”地自发形成的。
对于中国农民的这一伟大创造，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有过一段生动地描述。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介绍了曾被当局称为“盲流”的中国民工潮的形成过程：“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一直说中国领导人的智慧都没有超过小岗村农民。1978年就是从农村开始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农民的饥饿问题就解决了。1984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农业生产的收益因此下降，这个时候，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成为劳动力，而农村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当时没办法，卖粮难，中央才出台文件说，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经商务工。但是怎么进来，上面一直说是‘有序’，所有的文件都是控制、阻挡的意思。”
刘开明喝了一口水，接着说：“1984年10月份，中国开始城市改革，但还是计划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包括深圳，当时也发展了很多国有企业。但这些国有企业农民工是进不了的。然后一直到1988年的时候开始，发现国有企业老亏本，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的工人是农民，广东的外资企业也发展起来了，雇员也是农民工。这两批农民工开始影响国有企业改革。”
刘开明指出，对于随之兴起的民工潮，中国各级政府的应对之策仍然是“挡”和“堵”。“1989年，国务院还下过文件，要求坚决制止农民盲目进城。广东省政府也出台过政策，要求坚决制止当时出现的所谓‘盲流’。”
一直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决策层发现民工潮已经“堵”不住、也“挡”不了，这才顺应潮流，开始正面看待、积极引导这股人口流动的大潮。
第八章 堵不住的洪流（3）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我采访时，用形象的“红灯…黄灯…绿灯”三阶段论，说明了中国政府对待农民工的政策变化──
“1958年以后，中国对待农民工，曾有过一个‘红灯阶段’，就是农民工不能进城；1984年以后，变成了‘黄灯阶段’，就是你可以进城，但你必须自带口粮；真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在九十年代末期或者是在2000年以后，由过去的‘黄灯阶段’变为‘绿灯阶段’。我觉得，最主要是在2001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城市化加速’，还专门制定了城市化发展的专项规划，其中提出：除个别特大城市，其实就是指北京和上海，其它城市要改革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
胡鞍钢认为，改革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就是从“一国两制”逐渐转为“一国一制”。
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也说：“我们学者都希望中国是一种有序的城市化进程，希望在城市居住的人都有一个体面的工作，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但在很多时候，城市化进程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农民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他们认为的理性选择，如果他们认为能够在城市里找到比务农更好的工作，他们就会涌入城市，此时，市场的力量往往比政府的调控手段更加有效。”
我和那位光膀子的绿化工的交谈，也吸引了他的工友的注意。
一位个头敦实的小伙子凑了上来。我也递给他一根烟：“种树这活很苦，为什么要离开老家？”
“农活更苦！”他咧开嘴，憨憨地笑着，“在外面，自由，在家，没劲。”
“你比他年轻多了吧？”我指了指光膀子的青年。
“他只比我大一岁。”他熟练地吐着眼圈，“我在广东中山的一家鞋厂干了一年，每月工资一千二，但工作时间太长，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有的时候甚至到一点。”
“为什么不干了？”
“跟他一样。回家结婚。”
“为什么不再回广东了？”
“广东那些工厂后来不要河南人了，说河南人爱闹事。”
“哼，他瞧不起咱，咱还看不上他呢！”光膀子的小伙儿插了进来，愤愤不平地说，“这么大的中国，咱还怕没地方去！”
第九章 农民“的哥”（1）
“我跑过很多地方。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里，开的士的都是农民了，只有我们上海除外。北京的的士，大多数都是平谷、延庆等郊区的农民开；你去过广州、深圳吧，那里的的士都是外地来的农民开。上海比较排外，的士司机基本上都是上海城里人，不过，现在也有一些上海郊区农民在市区开车了，例如来自崇明岛的农民……”
──上海一出租车司机
他从广州新白云机场把我送到酒店，下车时，我问他姓名、电话，他给我写了一张条子，上面有他的手机号码，落款是“张生”。
我知道，他姓“张”，但不名“生”，但我没有追问他的名字。“张生”是粤语“张先生”之意。尽管他来自河南周口农村，但已经在广州开出租车多年，入乡随俗嘛。
两天后，我给他手机打电话，提出想去他住的地方看看。他犹豫了一下，最后答应了。
“张生”准点来到酒店接我。他大约30岁出头，中等个头，略微有些胖。路上，我好奇地问他：“你每个月交多少钱的房租？”
“我和我姐姐两家合租一套单元，一室一厅，房租分摊下来，每家各交200来块钱吧。”
“广州竟然还有这么便宜的房子？”我惊呼。
他一边灵活地在拥挤的车流中穿来穿去，一边向我解释说：他住的地方位于不断扩张的广州新市区，原来是农村，当城区扩展到这里后，过去的村民便在自家宅基地上盖起了楼房，摇身一变，成了吃房租的房东，把房子出租给像他这样的来自河南周口农村的“的哥”，这一带也因此成为有名的“河南的哥村”。
“农民把房子租给农民，当然价钱便宜了。”他淡淡地说。
其实，租房交易的双方现在都不是农民了：房客开车进“城”拉客，房东守在“村”里揽租，都与农业无关，但有趣的是，在本文开场引述的那位开的士的上海城里人眼里，甚至也在“张生”口中，他们还是农民，还是和广州“城里”的那些有着“非农业户口”的老居民不一样……
聊着聊着，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驶入了“河南的哥村”。此时大约下午六点，正是“的哥”们白班夜班交接班的时间，“村”口或站或蹲聚着许多等车接班的司机。我们驶过了一排排安着铁栏栅门、装潢艳丽的小楼──“张生”告诉我，那是本地房东自住的地方；我们也驶过了一排排凉台晒着衣服、楼道坐着乘凉妇女的简易公寓楼──“张生”告诉我，这是外地房客租住的地方。
我随着“张生”，来到了他的家。客厅里，一位光着膀子的中年人正在满头大汗地吞面条，见到我，抬头瞟我一眼，继续埋头吃饭。“张生”向我介绍说，这是他姐夫，也是出租车司机，正准备吃完晚饭去接班；然后他又用河南家乡话向屋里所有人介绍了我。此时我才发现，我背后的折叠床上还躺着一个看电视的小伙子，从里屋又走出来一位妇女，屁股后面跟着一个六、七岁的怯生生的男孩。
“我姐姐出去了。这是我姐姐的孩子，今年19岁，也开的士，刚交班回家；这是我老婆和儿子。”“张生”一一介绍。就这一转眼的功夫，“张生”的姐夫已经穿上了衬衫，有些拘谨地与我握了握手，没说话，便接班去了；“张生”的外甥也从床上站起，尴尬地搓着手，不知是否应该与我握手；“张生”的老婆则倚靠门框，一只手拉着孩子，没说话，只是看着我，张着嘴笑着。
我也有些尴尬，环顾四周，没话找话地说：“你们租的这套房子面积不大呀。”
“张生”接过来说：“要么说便宜呢。我们住在里屋，我姐姐一家住在客厅。”
这样算下来，这套一室一厅的单元，睡着三个出租车司机、两个妇女和一个儿童。
第九章 农民“的哥”（2）
我记得，回家的路上，“张生”曾说过，他不想让他儿子接他的班，再当出租车司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把孩子从老家接到广州来上学、又不让老婆出外打工的原因：“孩子小，我老婆不上班，在家接送孩子上学，尽管上的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教育质量还是要比农村老家好，如果这孩子有出息，将来我们就供他上大学。”
我们坐了一会儿，“张生”便建议：我们到他妹妹一家开的餐馆坐坐：“现在正是司机交接班的时间，许多下班的司机都会去餐馆喝酒吃饭。”
“我们家算是老北京吧，家住城里宣武区。我开出租已经二十多年了。北京老一代的出租车司机，基本上都转行了，像我这样现在还在开出租的，已经寥寥无几了。我是没出息，不是没试过别的，也开过餐馆，赚了点儿钱，都被我赌掉了。没办法，餐馆开不下去了，重操旧业吧。什么？哦，如今我不赌啦，轻车熟路，就开着出租，挣点儿吃饭钱吧。八十年代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职业，许多女大学生都想着方儿、变着法儿，想嫁给我们呢。嗨，时代不同喽，现在的‘的哥’，就一‘现代板儿爷’！你问为什么？嗨，现在出租车公司收的份儿钱太高！像我一天开十二个小时的车，前八个小时都是白给公司干的，后面四个小时才是真正为自己干的。所以说，今天的北京，的哥这一行基本上都被郊区农民包下来了，钱再少，也比他们在农村刨地强啊！要不是上面控制，北京出租车这一行，也像广州一样，被外地农民接管了……”
──北京一出租车司机
其实，进城农民并不都是建筑工地的苦力、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捡破烂收废品的拾荒者，也有出租车司机、小商小贩、甚至自行创业并把企业做得很大的企业家。他们大概是进城农民中的中、上层，或曰“成功者”。但“成功者”也自有其辛酸、苦衷与烦恼。
就拿出租车司机这一行来说吧。如今，中国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大多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与那些流水线上的打工仔相比，“的哥”收入相对高一些，开车时又没有老板、工头监管，也许在进城农民中还算是个中层，但这一行也有这一行的辛苦：“份儿钱”过高、工作时间过长，究其实，不过是把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接过来罢了。
去餐馆的路上，“张生”告诉我，他们家中姊妹三人全部都在广州打工，家中就剩父母了。村里其他人家大多也是这样，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年人和小孩子。地里农活不多时，就靠家里老人打理打理，农忙时，他们便寄钱回家，雇人或雇机器来做。
这个“城中村”真可谓地地道道的“河南村”，就连街面店铺也冠以“河南杂货店”、“河南小卖铺”、“河南肉店”等名称，给人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错乱感。我们来到了“张生”的妹妹和妹夫合开的夫妻饭馆──“河南饭馆”。说是饭馆，其实就是一间平房，四、五套简陋的桌椅，平房的两面墙换上了可以活动关启的铁皮门，毫无遮拦地大开着，由于天气炎热，也由于两面临街，苍蝇懒散地在油腻桌子上摆放的酱油瓶和醋罐之间盘旋着，顾客清一色地都是操河南周口口音的司机，喝着商标剥落的瓶装啤酒，吐着劣质烟草燃出的烟圈……
我和“张生”坐在了几个抽烟喝酒的司机的对面。“张生”没有介绍我，他们则诧异地望了我一眼，没说话，继续吐着烟圈。我知道，是我的模样、神态和穿着惹来了他们异样的目光。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荒诞感，甚至对我此行的目的产生了怀疑：作为一直在城市里长大的读书人，我真的能够了解这些农民“的哥”的所思所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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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农民“的哥”（3）
一辆桑塔纳缓缓驶近“河南饭馆”，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一位头发灰白、身材高大、但略微驼背的男子，坐在了我的旁边。“张生”给我们做了介绍，告诉我他是这里年龄最大的司机，今年已有六十多岁，大家都管他叫老周。听说我是记者，老周表情淡然，并没有与我握手，只是递给了我一支香烟，但浓重的河南家乡话却转换为略有口音的普通话：“第一次来广州？哦，来过多次了。”
我们聊了起来。老周来自农村，但也谈不上是干农活长大的。他当过兵，也是开车，但未能提干，一直是志愿兵，走南闯北，从东北调防到上海，见过大世面。复员后，他找到了周口县城一家运输公司的工作，继续开车。前些年，公司倒闭，他也下岗，索性返回农村老家，靠种地和很少的退休金维生。后来儿子上大学，家里经济拮据，老周又老骥出征，来到广州开车，用他的话说，“给儿子挣一份学费”。
听说我也在中国当过兵，老周的口气亲切了许多：“按军龄算，你还是个新兵蛋子，哈哈。”谈到他在广州开车的遭遇，他话多了起来：“广州人倒是不排外，但广州出租车管理部门不喜欢我们河南人，资格考试越来越刁难人。你说，考试出题，让我们这些刚从河南农村出来的人马上说出广州市区两地最直线的距离，能说出来吗？”
我的荒诞感减弱了许多：我似乎触摸到了这些农民“的哥”的所欲所求和喜怒哀乐。其实，30年前，我在中国当兵时，接触的战友，绝大多数也都是农村兵，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