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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人类历史中所有“苦力”们根本无法想象的物质“红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则以“倒U字型理论”解释了工业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差距通常会先扩大，然后会逐步缩小。不过，即使是东西方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学家，对人类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评价，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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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4）
时至二十一世纪，中国也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那些不良矿主对待来自农村的中国童工的手段，其野蛮、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弱于二百多年前的英国资本家。围绕着如何消灭这类黑暗现象，中国传媒、学者和民众又展开了新一轮激烈的争论。
其实，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带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这类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歇过。在广东、在海南、在北京、在上海，我曾与许多报道农民工问题的记者或研究农民工遭遇的学者聊过中国进城农民的命运，那时山西黑窑奴工事件还未被媒体曝光。但他们讲述的故事，其令人唏嘘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山西的故事逊色。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不改革户口制度，不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差别、消除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差别，那么，农民工的命运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些令人唏嘘的故事还会照常发生。
我也对他们谈起过我在深圳街头认识的那位拾荒者老范的人生遭遇，他们的反应几乎是相同的：“我们所听到的其它故事比老范的遭遇更辛酸！”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我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许多进城农民都难以摆脱这种宿命：青年进城卖苦力，中年进城卖破烂，老年进城去讨饭。
老范说，迫使他从“卖苦力”转为“卖破烂”的关键性因素，是他在海南的一段经历。
“听说去海南搞建筑好赚钱，我就和几位安徽老乡从温州跑到了海南。”老范回忆说，“但没想到，去海南容易，出海南就不那么容易了。”
老范停顿了一下，望了望在附近工地干活的农民工，然后接着说下去：“在海口，我和老乡跑了好几个建筑工地，都是干完活没拿到钱，或者拖了好几个月才拿到很少的钱。后来干脆没活干了。在温州挣的钱也都花光了，我和老乡只好睡在工地、睡在桥下、睡在街头。那时，我好想离开海南，但我连买船票的钱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老乡找不到活干，无聊之中来到了海口假日海滩，我们隔着琼州海峡，遥望对面的大陆，老乡告诉我，对面模模糊糊的那一片陆地，就是广东的雷州半岛。我也看到了，但心里好难过：呵，这么近，看得见却过不去……”
老范最终也没有告诉我，他后来是怎么跨越琼州海峡，回到大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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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特”不起来的特区（1）
“我们村的许多年轻人都到大陆打工去了，”李云（化名──作者注）坐在自己药店的柜台后面，对我说，“我也在深圳打过工，体力活，又脏又累，但收入比我现在开药店的收入还高。”
李云大概二十六、七岁，在海南省五指山一个苗族山寨做乡村医生。此时，我才第一次知道，使用“大陆”这个称呼的，并非只有台湾人。
“那你为什么又回来了？”我坐在柜台边上的一条长凳上，一边逗弄着他的三岁的儿子，一边问道。
“我毕竟学了几年医，不想荒废掉。”他回答说。
“那为什么不在大陆那边的大医院找份工作？”
“我是山寨出来的，在大陆那边谁都不认识。要是能在大医院找到工作，我也不会干那一段体力活了。”他苦笑着说。
但他的山寨药店生意实在不怎么样。在我们交谈的三、四个小时之内，他只做成了一单生意：一个穿着典型的苗族服装的妇女，带着一个不断咳嗽的男孩来到了他的药店，李云一边向母亲询问着什么，一边用听诊器听着孩子的胸部，他们谈的苗族话我听不懂，但那对母子拿了药，似乎没交钱就走了。事后，李云向我解释说：“她说现在手头没钱，先赊着。”
李云也是苗族人，但能说流利的汉语，他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与“大陆”那边的城里汉人没啥两样，但与坐在我旁边的他的胞兄反差很大，似乎来自两个世界。
李云的胞兄只比他大三、四岁，但看起来就像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也在“大陆”那边的广东省打过工，因学历比弟弟低很多，就更只好干体力活了，而且干的是最辛苦的建筑工人的活。
哥哥的汉话，我听起来就很费劲，还得弟弟帮助解释：“说不好汉话，也是我哥最终回乡务农的原因之一。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建筑工地的活，既危险，又辛苦，不能长干。嗨，趁着年轻，挣几年钱就回来吧。”
“听长辈说，过去是大陆人都往我们海南跑，但现在，是海南人都往大陆跑。”在来海南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对我说。
我的这位邻座也在“大陆”那边的广州中山大学上学，五一黄金周返回海南三亚探望父母。他告诉我，他毕业后肯定不会回海南工作：“广州、深圳的机会还是要比海南多得多。”
据说，在中国，衡量某个省份是穷是富，有个相对简单的标准：看它主要是农民工输出地还是接收地。例如，中国最著名的几大农民工来源地，如河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都是相对贫穷的省份；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这些沿海发达省份的农民，如果离家打工，也大多会在本省大城市打工，即使去外省，也大多是经商。当然，这里说的穷富都是相对而言的，至于赤贫之地的农民，连路费都筹措不到，也只能守在家里种田了。
海南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也曾经是大陆移民的热门流入地：移民中不仅有外省农民工，还有大量内地城市精英，但如今海南却变成了移民流出地：流出去的不仅有去大陆打工的海南农民，还有本岛城市青年和大陆回流人才。进入新世纪，仍然流入海南的，大概只剩下一类特殊“移民”了：高考移民。历史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吊诡，令人唏嘘。
“那些大陆人当时涌到海南，到处圈地，盖房子，后来又纷纷跑回大陆，留下了一大堆烂尾楼。”在海南省省会海口，一位杂货店女店主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楼，用带着浓重海南口音的普通话对我抱怨说。
那栋楼的基本框架犹存，就缺房顶、窗玻璃、外部粉刷，当然还有人气，就像一副巨大的人体解剖构造标本，阴森森地矗立在那儿，挺说摹＝炭剖樯鲜钦饷唇馐汀袄梦猜ァ钡模骸霸谂菽弥幸蜃式鹆炊狭讯榍车慕ㄖ铩！�
第五章“特”不起来的特区（2）
“当年闯海南的大陆人，大多数都走了。像我这样留守的人不多了。”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开餐馆的老杨感慨说。餐馆客人不多，作为老板的老杨居然有时间看着我吃饭，陪着我聊天。
老杨是陕西人，也是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因海南建省、设立经济特区而涌动起来的“闯海潮”裹挟而来的。他见证了近20年来海南经济兴衰、人潮涨落的全过程：“我是一路赶潮，1988年海南建省，我从陕西辞去工作来到海口，1992年洋浦签约，我又从海口赶到洋浦。嗨，说句实话，小小的洋浦，就是整个海南的缩影。最初人们对洋浦经济前景的期望值很高，淘金者从全国四面八方大批涌来，如今，这些人走得都差不多了。我也尝试过很多东西，都失败了，如今只能靠这个小饭馆维持个基本生存。等客人少到都无法供得起我自己的伙食，我也该离开了，像海南的农民一样，去广东，为别人打工。”
“嗨，一个省光靠旅游，是富不了的。旅游是人旺财不旺。”在海南最南端的旅游城市三亚，一位来自“大陆”的湖南“的哥”，一边开着车，一边对我阐述着他所理解的地域经济学。在他头顶上方，用毛泽东肖像做成的吉祥物随着道路的颠簸不断晃动着。
是的，旅游业仅仅富了像三亚这样的少数海滨度假胜地，海南腹地的城镇和农村还是很穷的，甚至像海口、洋浦这样的大陆“闯海者”争相涌入的沿海城镇，如今也呈现出某种衰败、萧条、冷落的迹象。如今的海南，除了三亚等少数旅游城市尚有一些外省农民工，大部分地区与其说是移民输入地，不如说是移民输出地。
1988年，海南建省，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当时，海南似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启动十年，中国决策高层有意让海南成为第二个台湾岛，所以给予海南极为特殊优惠的特区政策；地利：海南靠近港澳台、东南亚和珠江三角洲，位于大中华经济圈的中心位置，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金三角”地区；人和：大批人才涌入海南淘金，有所谓“十万人才下海南”之说。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海南未能搭上“金三角”经济高速发展的顺风车？
“海南衰落的原因很多，有领导不力的原因，也有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失误的原因，”在北京西城区一栋老式楼房中，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对我说，“我去过海南多次，也与当地人谈过这个问题。海南建省后，经受过多次打击：汽车走私案被曝光，是一次打击；后来房地产泡沫破裂，又是一次打击。”
但在广州中山大学周春山教授看来，海南衰落的更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发展工业。
“俗话说，无工不富。海南观光业名声在外，但旅游业是旺人不旺财，过分倚重旅游业而忽视制造业，是不对的。”周教授说的“旺人不旺财”，与我在三亚遇到的那位湖南农民“的哥”说的“人旺财不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周春山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我的采访时，拿广东东莞与海南相比，试图说明他的“无工不富”的理论：“在海南，无论是汽车走私，还是房地产热潮，还是过分注重旅游业，背后都是捞快钱、发易财的心理在作怪；东莞则不同，虽然没有海南那么大的宣传声势和媒体关注度，但踏踏实实地吸引外资，从最初无人看好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干起，结果闯出一条致富新路。”
周教授还指出，海南对姓资姓社的问题、对洋浦开发是否卖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影响了外资投资的决心，也使自己失去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后来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全方位开放，海南也就更没有太大的优势了。周春山回忆说，“洋浦开发之初，很多内地人才涌往洋浦，包括我的许多同学和熟人，我那时想去还去不了呢！但现在他们都跑回来了。”
第五章“特”不起来的特区（3）
《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金城也有同感：“我有好几个朋友，原来在海南，后来也跑到广东来。”金城在广州接受我的采访时，如此分析海南的教训：“海南的失误主要是产业选择的失误，它与珠海面临同样的困境，它本身可能比较适合做旅游，但做旅游呢，对财政来说，收益有限，而没有财力的话，就无法推动工业化的进程。海南这两年有一些改善，例如有了石化方面的大型项目，对海南经济有些带动，但海南基础太弱，原来就是一个未开发地区。”
确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叶，中国的“传媒宠儿”是海南，而非东莞；中国城市青年精英的梦想也是“闯海南”，而去东莞的都是来自农村的所谓“盲流”。但近20年下来，物换星移，东莞和海南换了个位置。
这次我去海南采访，曾在海口一家餐馆遇到一位来自海南文昌农村的青年男侍，我问他的收入有多少，他环顾左右，见老板不在，悄悄对我说：“只有500多块呀，只有我在东莞打工时的一半。”
“那你为什么离开东莞？”
“我春节回文昌老家过年。这家餐馆的老板是我亲戚，叫我过来临时帮一下忙。忙完这一段，我还是要回东莞打工的。”他向我使了个颜色，匆忙收拾起我桌前的剩菜，返回厨房。
原来，他的老板从厨房里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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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现代化之祸？（1）
听说我要去深圳，《南方周末人物周刊》记者黄广明介绍我找一个人：“你要去深圳，你就去找祝强，他创办了一个农民工维权组织，帮助那些工伤致残的农民工打官司索赔。”
通过手机，我和祝强约好了在深圳龙岗区的龙城广场见面。
那天很热，诺大的广场，没遮没挡的，烈日当头，把先到广场的我晒得两眼直冒金星。十分钟后，祝强到了，骑着自行车，一只手掌把，汗水把他穿的长袖衬衫浸湿一大片。
“我的办公室就在附近。”他没有下车，只是向着他的办公室的方向把头一偏，仍然一只手掌把，慢速骑着自行车先行。我只好紧紧地跟随着他的后车轮。
此时我才发现，他衬衫的右袖是空的。他没有右手。
我没想到：维权组织的创办人，自己也是工伤致残者。
祝强今年25岁，他与另外一位残疾工友合办的农民工维权组织“深圳志强信息咨询部”，就位于龙城广场附近一片杂乱的建筑物之中。他一只手把自行车搬上楼，一只手打开楼层防盗门和办公室大门的铁锁，一只手为我倒上一杯洁净水，一只手掏出打火机、点上烟，然后默默地端详着我。
我曾经提议帮助他搬车、开锁、点烟，但都被他礼貌地拒绝了。祝强的办公室很大，但没有办公桌，仅有几把椅子、一座洁净水机，就像一间废弃的空旷教室，说话都有回音。办公室的一面墙上，贴着六、七篇农民工的文字和图画习作。其中一篇字写得七扭八歪的习作，看来是一位刚到深圳打工的农村女孩写下的首日进城印象，文字稚嫩、朴拙，但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对故乡的留恋、对城市的惶惑、对未来的迷惘，颇为感人。
“我能把这篇习作抄下来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不能，”祝强直截了当地说，“未经作者本人同意，我不能把我们会员的作品提供给你。”
“不过，”似乎意识到了我的尴尬，他又缓和了一下口气，“关于我的情况，你愿意问什么就问什么。”
然而，祝强对自己失去右手的遭遇，却轻描淡写，谈得很少。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他谈得最多却是珠三角农民工的遭遇、中国作为“世界加工车间”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边缘人身份等等“抽象问题”。
祝强来自四川南充农村。18岁时，他因为家贫，放弃了参加当年高考的机会，只身来到深圳，希望通过打工筹措未来上大学的学费。他来到深圳一家塑料制品厂打工，但工作不到两个星期，就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失去了右手。他打了三年官司，索赔30万，最后只拿到4万多，刨掉打官司所支付的各种费用，最后所剩无几。
不过，三年的打官司经历，也使祝强成为半个法律专家。他还了解到，在珠江三角洲，像他这样因工伤致残的农民工还有许多，于是，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创办一个农民工维权组织，为同命运的工友们提供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四年来，祝强的工作得到了中国国内一些机构的帮助，工作间隙，他还接受了各大学和其它NGO组织的培训，自己也通过了法律专业的大专自学考试。
谈到珠三角农民工的工作待遇，祝强深吸了一口烟：“我接触了许多大量雇佣农民工的企业老板，从道义上，他们都想对员工好一些，但从实质上，他们又没办法对员工好一些。因为作为‘世界的加工车间’，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末端，企业的利润是很低的，其中有些企业就选择了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来参与国际竞争的道路。当然，也不排除有极个别的企业，就是以榨取工人血汗、获得超高利润为追求。”
我们的谈话似乎很艰难，很压抑，常常是我半天踌躇，不知道该问什么，他半天沉思，不知道该说什么。祝强说，他在深圳生活了七年，他觉得他已经不属于四川南充农村老家，但他又对深圳没有归属感，他在这个基本上由外地移民、由外地农民工组成的城市里，常常感到一种深深的疏离感和冷漠感，谈到原因，他又似乎尚未理清自己的思绪，往往是刚刚得出了什么结论，随后又否定了这个结论。
第六章 现代化之祸？（2）
“我也说不清。”这是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过程中，祝强最常说的一句话。
2007年5月23日，也就是被美国学者确认为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的那一天，我采访了两位中国学者：温铁军和胡鞍钢。但他们两人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评价大不相同：胡鞍钢热情肯定这一进程，希望它更快一些；温铁军对这一进程充满了深深的怀疑和担忧，希望它更慢一些。
我们听到了太多的关于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之益处的说法，所以，当我最初听到温铁军对中国城市化现状的质疑时，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感到有些震惊。
西方经典的教科书是如此区分两种城市化的──
在人类历史上，迅速的城市化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的欧美国家，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矿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出现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其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外流和人口高增长率两大趋势导致了许多城市的失控扩张，其城市化不过是人口移动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那么，中国近30年的城市化进程属于哪种类型呢？
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作为当代的“世界工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肯定属于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温铁军给我的答案，却似乎并不那么肯定。
比起农民工出身的祝强，作为学者，温铁军的思路要清晰得多，观点也明确得多，但我们之间的谈话却并不因此而显得更轻松。我甚至感到，我们之间的问答，存在着某种紧张，他对我的来访，存在着某种怀疑、某种敌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对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占主流的观点存在着某种怀疑、某种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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