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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还在纳闷儿：胡鞍钢当时是否已经知道了5月23日这一天的划时代意义？但可能性极小：因为这一消息是几天以后才宣布的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所谓的“奏折派学者”胡鞍钢。无论从长相、举止、气质或神态来看，胡鞍钢都不像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也与我通过阅读他的书籍、文章所形成的想象大相径庭。他看上去更像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不停地做手势，不停地在办公室内来回走动，一会儿抛给我一份他主持写作的国情报告，一会儿带我到他的电脑旁，向我展示中国城市化的数据或曲线图，一会儿又走到窗前，“哗”的一下把窗帘拉开──
第一章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3）
我以为他要向我展示一幅巨大的中国城市化走势图，没想到窗帘拉开，却是一扇巨大的落地窗，窗下便是那条尘土飞扬、摊贩喧嚣的双清路。
“你看，这条路就是农民工生活的写照，街上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流，大多数都是进城打工、做生意的外地农民。”胡鞍钢兴奋地说，“瞧，他们叫卖的货物，或是靠自己肩挑背扛，或是靠不会造成废气污染的三轮车运到此地，他们没有北京市户口，甚至没有办理暂住证，但他们却在为自己和家人更好的前途、为北京市民的生活方便、甚至为中国的GDP做贡献，尽管他们的贡献没有被计入官方的GDP数字之中……”
不知是因为居高临下的俯视，还是因为胡鞍钢如此一番提纲挈领的解读，如今在我的眼中，这条我来访时艰难穿越的嘈杂喧嚣的双清路，以及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中无数类似的街道，突然都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在我们的眼下、就在这些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发生迅速的演变；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村落文明，就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加速转向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而这些灰头土脸、肩挑背扛的乡下人，就是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使命的负载者……
我当时忽发奇想：眼前这扇落地窗所呈现的画面，其实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为形象的“走势图”……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1）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农村人模样的小伙子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用湖南话与同伴聊天。
2007年5月上旬，一个潮热的下午，我坐在中国广东东莞市凤岗镇沙岭长途汽车站的候车椅上。不是等车，而是刚下车，因为我被下车后看到的纷乱景象淹没了，所以先坐下来歇歇，试图在视觉洪水的浪峰之间浮出头来，喘喘气。
一辆接一辆的大巴、中巴、小巴，不断地吞吐着操各种方言的青年男女，这些长途汽车不仅来自东莞市的数十个镇，也来自中国内地的许多省份；车站对面的“凤岗劳务大市场”建筑物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子，似乎为这些长途车的运行路线作着某种注脚：“凤岗＝南阳：每天一班，上午10点发车”、“贵州省毕节专线”、“沙岭车站──湖南邵东、邵阳市、龙溪铺、冷水江、新化”……
来凤岗镇之前，一位东莞东城区的朋友告诉我，刚来东莞打工的，多为涉世不深的乡村青年男女，他们离家前最常听到的亲友叮嘱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何况对方又是一位像我这样的来历和动机均很可疑的陌生中年男人。
我换了一条椅子，试图与另一位独处的青年女子搭讪：“你从哪里来？”
“我就是东莞人。”同样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但她的安徽口音“露了馅儿”：她不是本地人。
不过，她说的也不全错。行前，我的那位朋友说，东莞目前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肯定超过一千万，但外来打工的农民工是东莞本地人的七、八倍，现在东莞市政府对双方有一个新的称呼：东莞本地人是“老莞人”，外来打工者是“新莞人”。那位朋友告诉我，如果你碰到有人操外地口音、但自称“东莞人”，你就基本上可以断定：此人已经在东莞打工多年。
如果说珠三角是中国城市化的缩影，那广东东莞诸镇就是中国人口大流动、大融合的缩影，凤岗镇也不例外。
我走出车站，迎面扑来的，除了一大堆“摩的”司机（开摩托车的出租车司机）之外，还有缤纷杂乱的店铺招牌：“广西士多饭店”、“河南老乡餐厅”、“凤阳钢丝”、“湖南特色，宝轮物流”……就像美国纽约可以自称为地球的“国际城”一样，凤岗似乎也可以自称为中国的“省际镇”，因为凤岗街面上的这些店铺在亮出自己的省籍时不仅毫不忌讳，甚至还有点儿自傲、招摇。
那位朋友知道我要去凤岗镇，有些不以为然：“凤岗在东莞还不算最热闹的镇，外资企业也不是最集中，如果你想看看电子厂最集中的镇，就要去石碣、清溪；如果你想跑跑车衣厂最集中的镇，就应该去厚街、虎门。”
但我要去凤岗镇见一个人：《南方都市报》记者袁小兵推荐的“打工仔”。我比预约时间提前两个小时赶到了凤岗镇，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在东莞还不算最热闹的镇”。
离开汽车站，左转，是一条无精打采、颜色污浊、蜿蜒穿越工业垃圾的小河，跨过尘土飞扬的桥梁，再左拐，便是密集的工厂区了。右手第一家，是一个院落不大、但围着铁丝网的工厂，大门上漆着字号很大的繁体中文和英文的厂名，旁边还有两行竖写的小字：“上班时间，谢绝探访”；大门套小门，大门关着，小门开着，小门上贴着一张招工告示，其中诸如“出粮准时”这类典型的港式语言显示：这可能是一家港资企业。
不久，一位踩着自行车的年轻男子悄悄地站在了我的身旁，像我一样，仔细琢磨起这份招工告示来。
“你也在找工作？”我递给他一支香烟。
“是啊！”他露出了烟黄的牙齿，有些局促地接过我的香烟，但他眼中的怀疑和困惑告诉我：他不相信我是他的同类。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2）
“刚来东莞？”遗憾的是，我只会说没有口音、毫无特色的普通话。
“我以前在这里做过。农忙，回了一趟四川农村老家，刚回来，重新找工。”他凑近我的打火机，点着烟，深吸了一口。此时，他眼中的怀疑淡了，他的话也多了起来，但他眼中的困惑，却始终没有随着他不断吐出的烟圈而飘走。
我理解他为什么感到困惑：不管是在各类工厂门口招工告示之前徘徊的人，还是在“凤岗劳务大市场”出入的人，都是20岁上下的农村人模样的年轻人。后来，我索性放弃了装扮成找工者的努力，直接表白了自己的记者身份，反而因此消除了攀谈对象眼中的怀疑和困惑。在随后一个多小时的等人时间内，我就是以这种开诚布公的新方式，又与几位来自湖南、湖北、江西、云南的找工者聊了起来。
凤岗镇大概可以自称为中国的“省际镇”
不过，尽管他们眼中的困惑消失了，但我心中的困惑却随着攀谈者人数的增多而浓重起来：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年轻的农村孩子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涌入这个热闹但肮脏的南方小镇，自愿地投身于这些围着有形或无形铁丝网的工厂？
遗憾的是，大多数找工者行色匆匆，我只能与他们泛泛而谈，难以深聊。就在我试图向一位谈得还算投机的云南乡村青年提及这个问题时，我的手机响了……
“你在哪里？”我环顾四周，对着手机喊道。
“我看到你了。”远处一辆“摩的”向我驶来，后座一位穿着工作服的男子，一手拿着手机，一手高高地向我挥舞着。
他就是吴胜发，《南方都市报》记者袁小兵推荐我采访的一位“打工仔”。行前，袁小兵向我介绍说，吴胜发来自江西余干县的一个贫穷山村，因家贫读不起书，所以只读到初中毕业就出外打工了，但他来到东莞后，从出卖体力的底层工人干起，踏踏实实，勤奋好学，如今已经混到了工程师和中层管理者的地位。“应该说，吴胜发是农民工中的成功者。”袁小兵最后补充了一句。
袁小兵与吴胜发是江西老乡，袁小兵曾写过一篇题为《异乡的机器，模糊了家乡的虫鸣》的报道，就是专门写吴胜发夫妇的。来凤岗镇之前，我也在网上详细读了这篇报道。
吴胜发从摩托车上跳下来，与我握手、问好。他中等个头，瘦瘦的，虽然袁小兵说他年龄已经三十岁出头，但他笑起来，很朴实，甚至还有些拘谨，仍像刚从农村走出来的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与我刚刚攀谈的几位找工者似乎没有太大不同，倒是与我想象中的“成功者”大相径庭。
“没吃晚饭吧？我请你吃饭。”寒暄之后，他对我说。
“哪能让你请，还是我请你吧。”
争抢一番，他让了步。我们坐在另外一辆“摩的”的后座上，穿越傍晚时分凤岗镇那潮热、喧嚣的大街小巷，来到了一家东北菜馆。
等待饭菜上桌时，我才发现，他的笑容很有“欺骗性”──他其实很爱说话。他不断问我英国的情况，仿佛我是被采访者：他问了英国的住房、问了英国的医疗、问了英国人的收入、甚至问了当时中国电视报道的英国首相易人的新闻……他的问题那么多，以至于我无法“翻身”，找不到反问的机会。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他的问题，脑子里却始终缠绕着一个问题：难道当时把吴胜发从熟悉的山乡吸引到陌生的工厂的牵引力，就是促使他不停向我提问的那种对外界的好奇心？
离开那家东北菜馆，吴胜发邀请我到他家坐坐。在漫长的夜车路途中，我终于找到了“翻身”反问的机会。
不过，我发现，谈到自己时，吴胜发不像询问英国风土人情时那么兴奋，一路上，他的神色和言语似乎一直没有“飞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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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3）
吴胜发自己的小家在东莞市寮步镇，离他的工作地点凤岗镇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因为距离遥远，也因为经常加班，他每周仅仅与妻子和七岁的儿子共同渡过一个短暂的周末，其余时间只好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
“为什么不在东莞城区找一份工作？或者让你妻子来凤岗镇工作？”我反问。
“不容易啊，我们俩都很难找到收入、职位类似的工作。”车上光线很暗，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从他的语调中感觉出他此刻眉头紧锁。
“普工容易找，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收入不过一千来块钱。”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
“普工”是“普通工人”的简称，没技术，也没“钱”途。而吴胜发现在是凤岗镇一家五金厂的工程师，月薪3500元，妻子则是东城区一家电话机厂的高级技术员，在东莞打工的数百万“农民工”中，能混到这一步的夫妇，实属凤毛麟角，但代价就是“一家两地”。
当然，12年离乡打工的代价远远不限于两地分居。吴胜发夫妇是1995年前后分别来到东莞打工的，那时恰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年代。
尽管吴胜发在东莞生活了十多年，但他对这个由农村演变而成的城市和举世闻名的“世界加工基地”仍然没有归属感。
“你问的是什么？什么‘感’？‘归属感’？”此时，我们乘坐的公交车正在穿越另一个灯火妖媚的城镇，借着迷离闪烁的霓虹灯光，我看清了吴胜发眼中的困惑，“没有，没有。我有的只是‘不安全感’。”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吴胜发全家在东莞市寮步镇租的公寓。吴胜发的妻子吴玉梅正在辅导儿子功课，见我们进门，起身给我们切了一个香瓜。七岁的儿子景辉一边吃着瓜，一边床上床下地跳着：这套一室一厅的公寓，也只有屋里屋外几张床可供景辉跳跃。
吴胜发告诉我，这套月租300元的公寓，其实住了五个人：他们一家三口住里屋，外屋则是吴胜发两个侄女的睡处，她们也在东莞打工。窄小的阳台隔了三格，兼作厨房、卫生间和冲凉房。吴胜发说，这是珠三角外来农民工普遍的租住形式，当地原居民在自家宅基地上把房子盖到七、八层高，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廉价租给像他这样的农民工。
吴胜发对亲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再干个两、三年就回去”，尽管他在东莞已经干了十二、三年，也未实现他常常编织的梦想：回老家，自己当老板。
然而，吴胜发夫妇也没有在东莞买房子。尽管按照他们夫妻俩的收入，他们完全可以向银行贷款购买自己的房产，但他们至今仍然住在这套狭小、简陋的公寓中。
“为什么不买房呢？”我问。
“在哪里买呢？”吴胜发反问我，“万一我丢掉了那份工作怎么办？谁能保证我还会找到另外一份收入、地位差不多的工作？”
确实，没人能够保证。即使他在此地再住十二、三年，即使他在工作岗位上再“成功”，即使他在此地的社会阶梯上爬得再高，他仍然还是一个没有东莞户口、因而没有相应社会保障的“外来工”。
见我沉默良久，他又说了一句大概是为了活跃气氛的话：
“趁还能干的年纪，多攒些钱，以后回农村老家盖房子养老吧。”他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勉强。
不知为何，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袁小兵那篇描写吴胜发夫妇报道中的画面──
“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车、摩托和陌生面孔。他们在异乡互相慰藉，谨慎卑微地生活着，有时怀有对田园牧歌式爱情不可复返的惆怅。同样，家乡也只活在记忆里。现在的家乡，就像打工所在的城市一样让人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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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流动中的中国农民（1）
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是中国城乡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开始历史性巨变的十年。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也许是结构变动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十年来，农民工继续在各地大规模流动，但是流动的背景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走出了短缺经济和温饱阶段，这件事对全国经济是好事，但对农业和农民就不一定是好事。在短缺经济时期农产品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只愁种不出来，现在农产品需求成为农民必须关心的问题。在这十年里，出现了城市国有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大规模的下岗和失业，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历史上没有过的。许多城市政府采取了诸如“腾笼换鸟”的旨在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措施。在这十年里，农民工成为工业化的主力军，成为支撑城市日常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使这些城市新居民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方面严重滞后。
在这十年里，农民工本身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变化，农民工的成分也在不断变动之中：有的人已经退出农民工行列回乡，而新人在不断加入；当年的未婚姑娘小伙已经成家生子；当初做小工的，已经成了有手艺的大工，有的还成了包工头；当初的小保姆进入商业餐饮服务业；……。
1995年初，从农历腊月下旬到春节期间，我们曾经在安徽、四川的12个村作过300个农户的访谈。2005年春节我们回到这12个村，重访这300农户。
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
首先，在城市或输入地稳定地留下来的是少数。其次，从调查来看，十年前的年轻人有一部分还在继续外出，有一部分不再外出了，不再外出主要因为家庭原因。十年前的中年人，少数仍然在外出，多数顺利地完成了代际更替——自己不再外出，外出的是他们的孩子。
二、新生代农民工
经济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欲望。在很多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人们更加满意，而是满意度的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他们多数都是高中或初中毕业，他们所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显然低于他们的父母辈，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打工条件的要求比父母辈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期望：首先在工资上他们的要求往往要比父母辈高，他们更在意工作环境、工作条件，更在意劳动时间，他们比父母辈更加关注自己的前景。
“民工荒”问题，如果仅仅从数量上来讲，我不觉得它是个真问题。如果真达到数量紧缺，岂不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已经解决了吗？但是我想，在民工荒的讨论中应该不仅关注数量视角，而是引进质量视角，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在的情况。
东莞就业局的黄慧屏局长对投资者说：你们不要把今天拉着拉杆箱来的农民工，看作和当初扛着编织袋来的农民工是同一种人。
三、身份认同
首先是流动中的沉淀。究竟什么算沉淀？有较稳定收入算沉淀？有较稳定单位算沉淀？长年在外算沉淀？举家外迁算沉淀？办理户口迁移算沉淀？在城市购买商品房算沉淀？显然，沉淀的定义不同，数量也不同。但是总的来讲，在调查中我们看到，不管按照哪种定义，在城市里沉淀下来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其次是身份认同。我们问外出农民工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你的家人、朋友怎么认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被访者普遍认同自己是农民，几乎无一例外。不管是低级打工还是高级打工，包括公司白领、小老板，甚至包括已经在城里购买住房的人，异口同声都说自己是“农民”。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我们没有基本的保证，不管我干了多久，只要不再和我签合同，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城里人失业、下岗就有人来管，我们失业也不算下岗，我们失业是没有人管的。调查员追问：城里人也会失业啊……，他们回答：城里人有房子住，可以慢慢找工作，我们在外面吃住都要花钱，压力大，十天半个月找不到工作，就慌了，只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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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流动中的中国农民（2）
四、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
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太低。习惯上总说民工“素质低”，“就业难”。其实就业决定不取决于单一指标。可能在就业决定中适应性才是第一位的。单纯从微观讲，似乎是线性的，教育投资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