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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敷衍搪塞的话，使宋等感到迷惘和失望，并决心离开苏联。宋晚年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说：“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
流亡者彻底失望了。宋庆龄离开了莫斯科，离开了苏联，前往德国，开始了在欧洲的新的流亡。
从此，宋庆龄也开始在中国政治中扮演另外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角色。她的美丽依旧，她的伟大依旧，但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或许可以这么说，她和以她的丈夫命名的事业，成为了过去。更大程度上，她成了政治良心、道德力量、民间声音的象征，在不同时期按照她个人的方式发挥历史作用。在20世纪的中国女性中，她的名字与人格，永远是美丽的化身。
七/上海的婚礼与广州的暴动
当现实证明宋庆龄与陈友仁结婚的消息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谣言时，当宋庆龄不得不在莫斯科感受到冬天的寒冷时，她的妹妹宋美龄则在上海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的显赫——她与“征服者”蒋介石的婚礼，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的大华饭店隆重举行。
《时代》报道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宋美龄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了，以后她还将多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时代》的报道题为《宋氏姐妹》：
2000名衣着豪华的中国人，上周在上海参加了蒋介石元帅的婚礼……
蒋在上周以现代中国一个浪漫的婚姻征服者形象赫然出现，因为，他执著地向一位女士求婚。众所周知，起初他被拒绝了。在中国，一般来说，被拒绝是求婚者“丢脸”的事，甚至有不少人难以忍受而选择自杀。通常，这种求婚还是通过媒人，但蒋介石不得不冒着“丢脸”的危险，因为他的新娘是完全西方化的“现代女性”宋美龄小姐。
在中国，“宋氏姐妹”是著名的政治女性。大姐是孔祥熙夫人，孔先生家传尊贵，是孔夫子直系后裔。二小姐是享誉中外的夫人，是民族主义运动“神圣”的奠基人孙逸仙的###。据报道，她现在已和前夫的热情战友、原汉口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结婚。
三小姐是宋美龄，威尔斯里学院1915级毕业生。她和担任汉口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弟弟宋子文一样，与汉口国民政府立场相当一致。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他不再引退，而是重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指挥权。（《时代》，1927年12月12日）
报道说得不错，只是到了此时，蒋介石才有可能真正确立他的地位。1927年8月受到来自三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中的原国民党左派势力、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冯玉祥、蒋的得力部下何应钦等的压力，蒋介石不得已而宣布下野。现在，与宋美龄完婚之后，机遇的天平再次偏向了他。他的劲敌汪精卫已经被迫下野，赴欧洲“休假”；逼他下野的冯玉祥，转而又力挺他出山，并将在两个多月后，正式结拜为“金兰之交”……
《时代》1927年最后一期刊物上，报道了蒋介石重返政坛的消息：
上周，一批称自己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人在上海通过了一项与苏联决裂的决议。他们的领袖是原北伐军总司令、打下了半个中国的蒋介石，他说：“我欲竭尽全力实现国民党地区的和平，重整国民政府，提供充分军备以与张作霖（中国北方的统治者）作战，只有将他消灭，中国才会和平。”（《时代》，1927年12月26日）
封面中国 第三章（14）
仿佛是巧合，或者说是历史的选择，同一期《时代》还报道了刚刚发生的广州暴动：
……
中国南部香港的《邮报晨刊》，上周这样描述了广州历时两天的可怕而典型的中国人暴动场景，此次暴乱由苏联共产党策划发动。
关于这一暴动，唯一电传到美国来的现场描述，是由美国驻广州领事休斯顿（Huston）发来的。电文称：“广州的控制权由据称是工人和士兵们掌握，大约5000人，警察均被解除武装。……”
“造反者由城里的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从乡下结队汇集到市区。”
“该运动由俄国人领导。据报告他们公开宣称是共产党人。……48小时内，城里到处是抢劫，大部地区被烧。”
“军队回到城里，在第3天上午11点左右，粉碎了暴动。”
“士兵们在城里巡逻，成批成批地处决嫌疑犯和抢劫犯。”（《时代》，1927年12月26日）
这次暴动，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史称“广州起义”，领导者是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张太雷战死，其他领导者在暴动失败后逃离广州，前往广西左、右江地区，与邓小平等人汇合，又发动了新的暴动。在这之前，还有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毛泽东等人领导的秋收起义等，但均未见《时代》报道。然而，这些领导暴动的中共领袖们，将是未来70年间中国历史新的主角，有的还将一次又一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这些暴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时代》以及所有西方媒体都不可能知道，就像许多中国人自己也不可能知道一样。许多投身其中者，也是要到一些年后才会清晰地回想它、描述它、概括它。
亲历、参与、摸索，然后描述、总结，1927年之后的历史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形成。
一切，真的重新开始了。
封面中国 第四章（1）
1928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三巨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排坐在一起，留下了现代史上一张重要的合影。
三人均正襟危坐，蒋居中，冯在左，阎在右。蒋一身戎装，笔挺而讲究，人比冯、阎瘦弱，坐在两人之间显得略带拘谨；冯身躯魁梧，但衣着随意，粗布简装衬出满脸的憨厚与朴实；阎与蒋一样，也是一身戎装，但看上去持重而老到。
颇具代表性的一幕场景。三副形态，三种风格，在北洋军阀时代与国民党时代交替之际，碰撞交叉，书写历史，改变中国。
论年龄和资历，在冯、阎二人面前，蒋不过是小老弟。冯、阎同庚，均是1882年生人（另一说阎为1883年出生）；蒋是1887年生人，比他们两位小5岁。3人虽然都参加了1911年辛亥革命，但地位、作用大相径庭。辛亥革命中，阎锡山是赫赫有名的一个主角，他所参与发起的山西起义，被认为是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期间北方诸省中最为重要的行动，阎锡山因此颇获孙中山欣赏与器重，被任命为山西督军，从而开始了他对山西38年的统治。作为早就从军的清军军官，冯玉祥参与发起了河北的涿州起义，之后他逐步羽毛丰满，很快成为颇具实力的军阀，并在1922年成为河南督军。和他们的显赫表现有所不同，蒋介石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才从日本回到上海投身辛亥革命，曾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麾下出任团长。10年之后，1922年，即冯玉祥成为河南督军的这一年，孙中山在广州受到广东督军陈炯明攻击，受困于珠江上的永丰舰，蒋介石自上海应召而来，因“护驾”有功，赢得孙中山的赏识，被任命为孙中山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次年，孙中山又委派蒋介石率团前往莫斯科，考察苏联的军事、政治及党务，蒋这才开始走到历史前台，成为现代史上的重要角色。
然而，几年之后，随着北伐的成功，蒋介石的地位、实力与影响都已经超过了冯、阎，这就难怪在合影时，他被冯、阎两大巨头恭恭敬敬地请到了中间。
有材料说，这张合影摄于1928年2月。那么，不知道此刻坐在中间的蒋介石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因为就在6个月前，1927年8月，迫于汪精卫、冯玉祥等人的压力，他曾宣布下野，回到家乡奉化。这是他的漫长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下野。
1927年8月22日的《时代》杂志，报道了蒋介石下野的消息。
从历史眼光看，这一期《时代》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在报道蒋介石下野新闻的同一页版面上，正好有关于托洛茨基下台的报道。报道称，托洛茨基已被斯大林赶出了苏共权力中心，还特地配发了一张托洛茨基的照片。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中国革命政策，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组成联合阵线，与斯大林的矛盾冲突白热化；蒋介石抛弃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转而向共产党大开杀戒。两位与1927年中国大革命密切相关、立场与态度绝然相反的主角，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这个八月却有着同样遭遇，几乎同时离开了各自的权力中心。唯一不同的是，托洛茨基的离开是永远的，等待他的是流放和暗杀；蒋介石的离开则是暂时的，他以退为进，还将复出。
“英雄下台”——这是《时代》报道蒋介石下野消息的标题。
“征服者”蒋介石在率领他的国民革命军横扫半个中国之后，最近因受到指责而下台。上周他回到故乡暨出生地，上海南边100英里之外的奉化的一个小村庄。
他在午夜和黎明之间的夜色里抵达——因为在中国，一个“丢脸”的人最好悄悄来去。一个忠实的秘书只是说：“蒋介石将军和家里的人住在这里，开始完全引退的生活。在为国民党的事业付出一年的辛劳之后，他想好好休息休息。”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西方记者，忙于请中国人翻译一份700字的文件——蒋介石辞去革命军总司令的正式辞呈。
辞职呈——
在其辞呈中，蒋将军向“中国人民”讲到民族主义运动最初的辉煌胜利，以及目前令人伤心的分裂状况。“我们的革命面临困难，乃是因为共产主义之故。”蒋介石将军称，他自己毫不手软地反对共产党人的行动，被说成是他为了扩大个人的势力，一直受到国民党人的阻挠，结果，“我的国民党同志几乎在所有事情上失去对我的信任。”
封面中国 第四章（2）
蒋介石继续说，国民党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在清除共产主义，但最终却导致在国民党内部存在大量对他个人的攻击。“我本应在春天就辞职。不管怎样，我愿意放弃个人的地位以看到革命的成功。”
这些具有高度原则性的表述，可能是诚恳地发自蒋介石这样一个享有盛誉的人的内心，不过，他上周的辞职，也是他的部队近来在进攻北京时接连失败而导致的一个紧迫事件。这些败仗上周转为溃败，在考验人的心理的时刻，蒋将军名义上的盟友、古怪的“基督”军阀冯玉祥，突然通电逼蒋下野。
意味——
蒋介石的引退，导致他曾领导的南京政权——国民政府的分支失去意义，而使最初的汉口国民政府在国民党整个事务中再度起到主导作用。被称作“基督”军阀的冯玉祥又在干涉汉口事务，他以出尔反尔著称，因此中国人认为他可能想很快由他本人来控制全部国民党的地盘。（《时代》，1927年8月22日）
蒋介石被迫下野有多种原因，北伐战事受阻被认为是最直接的原因：
到8月份，南京集团几次遭到军事挫折。张宗昌7月25日夺回徐州，孙传芳则向长江三角洲老根据地挺进。……在南京集团内部，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之间存在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在8月12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谈了他要辞总司令之职和把首都防务交给其他将领的意图，当没有人提出反对时，他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蒋的引退声明8月13日发表。（《剑桥中华民国史》，第767页）
蒋介石下野了，但局势并没有向不利于他、或曰有利于冯玉祥的方向发展。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使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最大对立面和竞争对手汪精卫，受到多方指责，在1927年年底不得不再次出国；曾经通电逼迫蒋介石下野的冯玉祥，此时也忽然改变了态度，主动联合阎锡山，又一再通电吁请蒋介石出山。
几个月的静观其变，几个月的私下运作，1928年初再度出山的蒋介石，才真正成了国民党党内一时无人可以取代的人物。他的那些对立面，无论军事派别或者政治派别，都暂时不计前嫌，将他推到第一的位置。可以说，蒋介石是在春风得意之中迎来了1928年。
1月4日，刚在莫干山度过蜜月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回到南京，5日即宣布复职，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8日，新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国民革命军重新组建为4个集团军，蒋介石本人亲自担任第1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2、3、4集团军的总司令。
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之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1928年2月走到了一起。蒋介石和冯玉祥在郑州再度会面，互换兰谱，结拜兄弟。蒋送给冯的帖子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不烂，生死不渝。”冯送给蒋的帖子写道：“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传统形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只是其中真真假假，扑朔迷离，如今看来，历史似乎只是多了一些有趣的点缀。
三人坐在一起，标志着以往恩恩怨怨的结束，更是未来戏剧化场面的开始。
此刻，三巨头坐在一起结为同盟，商讨共同继续北伐，直指盘踞北京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有谁能料到，同样是他们三位，两年之后将成为对垒交战的敌人。1928年张作霖在日本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车站事件中被炸死，奉系随即全部撤至关外。不久，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属南京政府，蒋介石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但两年之后的1930年，冯、阎联手，与南方桂系军队遥相呼应，开始大范围倒蒋战争——中原大战。
1928—1930，3年硝烟弥漫，3年风云变幻。正是在这3年期间，冯玉祥、阎锡山两人陆续成为了《时代》的封面人物。登场时间分别是：1928年，冯玉祥；1930年，阎锡山。
封面中国 第四章（3）
二/蒋、冯父子均在漩涡中
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6月19日的徐州。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此时正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竞相拉拢的对象。
6月6日的《时代》，报道了在关键之时出兵中原的冯玉祥：
驻扎蒙古的军阀冯玉祥，上周大举南下，未宣布其进军目的。他的庞大的由俄国装备的军队，欲轻取距北京西南方向约400英里的郑州，这是位于京汉铁路上的一座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果这一不确定的报道属实，冯将军将会在短期之内，在中国事务中再度扮演重要角色，这是他在被张作霖赶进蒙古时曾经失去的……
《时代》说得不错，冯玉祥果然在1927年潮起潮落的局势演变中，开始扮演关键角色。在与蒋介石会晤之前，冯玉祥6月10日先在郑州与汪精卫率领的武汉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并达成了一致。他被国民党左派认为是挽回败局的最后希望。但几天后，6月14日，冯玉祥又向南京方面的蒋介石表达了希望会谈的意愿。蒋介石欣然同意，并立即于6月16日率大部分要员赶赴徐州，等候冯玉祥的到来。
冯玉祥后来这样回忆他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
我们的车子到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我于此等处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骄傲怠慢，实是想不周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见其丰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我的生活》，第561页）
敬慕之中，权衡之后，冯玉祥放弃了一周前与武汉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协议，与蒋走到了一起。据说在会谈中，蒋介石答应每个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250万元军饷。
《时代》报道了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徐州会晤：
徐州府，距北京400英里，初现这一联盟业已形成的景象。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来了，他的军队原是汉口“共产党派”力量的一部分，现已占领了南方的半个中国。接着，在欢呼声和标语丛中，冯玉祥大元帅也来了——他魁梧、高大、健壮，动若猛虎，上周他没有刮胡子，脸紧绷着，趾高气扬，为自己拥有新的权威而骄傲。仅仅14个月之前（见《时代》，1926年4月12日），冯玉祥被满洲大军阀张作霖赶出了北京，张至今仍统治着北京。冯元帅撤退到蒙古，在那里养精蓄锐。接着，他匆匆前往莫斯科，据说，他获得大量经济援助、装备、军火。然而，上周他又让人们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冯元帅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又并非反对或抛弃苏联政府。
同期的《时代》以“最后通牒”为小标题摘要报道了冯玉祥向武汉政府发出的通电：
冯玉祥宣布他已向汉口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发出最后通牒，从而让世人知道他支持蒋介石的立场。
“在汉口方面控制的地区，商人、工厂主、地主正受到工农的迫害。中国人民不需要这种暴虐现实。由于共产主义教条在湖南省的传播，甚至在前线的士兵们的家庭也受到迫害，他们的财产正被没收，别的罪行也假民族主义的名义实行。
“显然，为了实现少数激进分子组织的目的，结果把整个国家都拖进了混乱……
“现在，我考虑必须采取以下纠正措施：
“首先，已被解职的鲍罗廷应该立即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俄罗斯去。第二，汉口政府执行委员会中的中国人，愿意出国休息的应允许离开。汉口政府中其他一些忠诚信奉国民党原则的成员，应立即加入南京政府。
“为了尽快取得革命胜利，实现孙逸仙博士的原则，个人的矛盾容易得到解决。
“我们必须尊重孙逸仙的遗愿。”（《时代》，1927年7月4日）
蒋、冯走到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当蒋介石和冯玉祥先后采取###和反苏行动时，他们分别有一个儿子正在莫斯科留学，蒋介石的儿子是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是冯洪国。他们的立场转变无疑把儿子推到了极为尴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