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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重吴佩孚的能力与实力的不只是鲍威尔一个人，在1922年更为重视他的则是来自苏联的特使——越飞。
1922年8月，越飞来到中国，在前往广州与孙中山见面之前，曾率先与吴佩孚接触，试图与之合作。显然，苏联需要支持一个与他们合作的中国势力，进而控制中国，以与日本对抗。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函吴佩孚，满纸溢美：“……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政治家的老练果敢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的智慧集于一身。”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将军自洛阳吴佩孚总部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苏联国内拍发绝密电报送呈斯大林禀报情况：“（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这便是20年代初期声名赫赫的吴大帅在世人眼中的分量。不过，越飞的赞美并没有促成吴佩孚与之合作。《文武北洋》的作者设问得好：如果吴佩孚当年接受了越飞的建议而与苏联合作，越飞还会南下去广州寻求与孙中山的合作吗？那么，现代中国的历史很可能将是另外一种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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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二章（3）
这里暂将苏联与中国关系的复杂处、玄妙处，留待以后集中叙述，且把目光先集中在吴佩孚身上。1924年的吴佩孚正好50岁。4月，数千宾客云集于他在河南洛阳的大本营为他祝寿，其声名显赫达到高潮。康有为也亲往祝寿，并以寿联相赠：“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虽有溢美之处，但也颇为形象地概括了吴佩孚这一年在中国重要的、他人难以取代的位置。
对第一次出现的中国封面人物，《时代》没有太多介绍，但仅仅下面这段文字，也足以概括出吴佩孚的特点：
他是中国最能干的军事家。他统治着除满洲之外的整个中国北方和中原。他任直鲁豫巡阅使，北京位于他的管辖省份之内。尽管他赞成民主制，但他的目的是用武力统一中国。这一政策，使他与满洲的督军以及南方的孙逸仙发生矛盾。北京局势有一个特殊情况，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帅的敌人，在曹锟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时，吴帅没有反对，据说他被“买通”了。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还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他学习很刻苦，近来他开始学习英语，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只给教师一个小时的授课时间：早上4∶30到5∶30。他还以“说话柔和、手段强硬”而著称。
介绍中说“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帅的敌人”，有误。吴佩孚作为曹锟的副手，虽然有时也被说成直系中与曹锟相对的一派，但却非“敌人”，更多的时候他被视为曹锟的亲信，也颇为尊重曹锟。民国时期的著名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在北洋时期的不同政权中担任过外交总长，他曾这样说过：“吴大帅是个性情刚愎、相当专断独行的人，但每逢紧急时刻，他就毫不犹豫地执行曹锟将军的命令并尊重他的权威。”
不过，《时代》的介绍颇为有趣。吴大帅被冠以“军事天才”，他不仅“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还具有开放意识，人到50岁居然还在清晨学习英语，令人刮目相看。以这种方式介绍一位中国的军阀，显然很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
秀才出身的吴佩孚，素有“儒将”之称。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1925年在汉口曾采访过吴佩孚。在谈话中，吴佩孚引用孔子的话来说明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既好又坏。他还告诉斯特朗，他盼望日后能退隐寺庙去过反躬自省的生活，并在扇子上题写一首诗相赠。（见《千千万万中国人》，第5页）吴佩孚诗中写的什么，斯特朗没有告诉我们。不管是故意作秀，还是自幼形成的读书人习惯，吴大帅在外人面前乐于引经据典，不时挥毫赋诗，显露几分儒雅，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而这一点，使他迥然有别于张作霖、张宗昌一类粗野的军阀，更能获得世人、特别是外国人的好感。
南方孙中山，东北张作霖，都是此时中国叱咤风云的强者；在北京，还有民国总统曹锟——吴佩孚的老上司；但《时代》没有选择他们。
本期《时代》也谈到了张作霖，称他是“一位虔诚的帝国拥护者，即拥护君主制的人”。还介绍说：“满洲大约有德克萨斯和科罗拉多两个州这么大，在中国北方如此大的地盘使张大帅这位头号军阀无人能取代。”《时代》对这位张大帅也有很高评价，说他“思维敏捷，权力巨大”，但同时又认为他“却非吴大帅的对手，曾惨败于吴”。奇怪的是，刊物没有刊登张作霖的照片，却选登了一幅年轻的张学良的照片，照片说明为：
MARSHAL CHANG（张元帅）
“His title is no empty epithet”（他的头衔不再是闲职）
“张元帅”就是张少帅。看得出来，《时代》此时已经开始注意到张学良的崛起：1924年3月，出任东三省空军司令兼飞鹏队队长；4月，出任陆军第27师师长。而到了即将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张学良更是一跃而为镇威军第三军军长，率领奉军主力与吴佩孚对阵。
不过，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即将开始之际，更多的人还是有理由相信，在吴大帅面前，获胜的历史仍将重演。“吴将军，中国的最强者”——《时代》在封面上使用这几个字时，正是反映出这一判断。吴大帅镇定自若的神态，仿佛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一个具有儒将风度的最强者，有可能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
封面中国 第二章（4）
然而，现实很快将证明，这只是假象。
三/政坛混战，乱花迷眼
打量吴佩孚周围的人物，首先出现的就是曹锟。
我猜想，在选择第一个中国封面人物时，《时代》想必在曹锟和吴佩孚两者之间有过权衡。曹锟是吴佩孚的上司，又时任中华民国总统，从地位、名气诸多因素考虑，曹锟入选未尝不可。实际情况也如此，按照《时代》所定的“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在1923年的中国，曹锟无疑是中国最大的制造新闻的人。1923年6月6日，支持曹锟的四位内阁成员提出辞职，率先向总统黎元洪发难。几天后，士兵、教员、警察也开始了向政府索要拖欠薪水的示威活动，本来就被内政外交诸多难题纠缠得焦头烂额的黎元洪，再次陷入了曹锟设置的困境之中。
威逼黎元洪下台、逃离北京，曹锟自己则处心积虑策划着实现总统梦。1923年9月24日，曹锟的名字出现在《时代》上，并配发了他的照片。可是，让他难堪的是，他的名字和照片是与总统“贿选”丑闻联系在一起的。该消息标题是《仍无总统》：
在北京，曾试图举行总统选举。选举已失败，因为内阁不能召集齐580名议员。实际召集来的议员大约400名。
消息随后集中报道曹锟以及围绕总统选举而出现的中国混乱的政局：
直隶督军（军阀）曹锟，背后积极活动。据说，他答应贿选，每个议员从5000至10000元不等。一家中国报纸报道说，决定接受这些贿赂的议员，是因为他们拿不到薪金。另外200名正派的议员尚没有被收买。
前总统黎元洪离开天津抵达中国南方的上海。报道称，他有东山再起的计划。在上海，约有300名议员，有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再加上孙逸仙博士的帮助，黎元洪将军会再次出现在北京的总统府。
然而，报道尚未证实。据知，孙逸仙已倾向由张作霖出任总统，他们二人都不愿意支持黎。不管如何，安福系（1920年被推翻）面对督军们的势力已不堪一击。
另外，还在努力召集法定人数来选举总统。但似乎注定要失败。
一个星期后，新的一期《时代》10月1日出版时，又以《政治动荡》为题简要报道中国的总统选举：
政治局势没有改变。北京的议会可有可无；内阁仅仅是一种功能；只有督军（军阀）在他们中间争来争去，看他们谁会是下一任总统。绝对混乱不已，选举黎元洪出任新总统似乎遥不可及。
总统选举引发的政治动荡，在1923年10月5日终于有了眉目。这一天，国会大厅选举会场戒备森严，在每票5000至10000元的诱惑下，议员们选择了曹锟，他以593票中的480票而当选中华民国新总统。10月15日出版的《时代》以“新总统”为标题报道了这一新闻：
东方的快速简直令西方世界难以置信。中国议会重新召集，通宵达旦地选举一位总统。北京装点热闹气氛；士兵在街上巡逻；一副充满希望的样子。
这一选举在此之前曾一度举行，但出席国会的议员未达到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选举日期推延。然而，随着从天津来的火车载着38名新增加的议员们的到来，人数即超过了法定人数。他们受到了同派议员们的热烈欢迎。总共590名议员集中至国会大厅，并被“锁”在里面。选举于是开始。
直隶督军（军阀）曹锟将军当选为总统，接替黎元洪（黎已于3个月前到天津，见《时代》6月25日）。他比应当选最低票数还多50票。有报道称，他赢得选举是靠贿赂议员，每人获5000大洋。
曹锟将军是位军事强人，如果他能成功地赢得吴佩孚将军（长江流域的督军）的支持，他的地位从军事角度来看将牢不可摧。不过，他缺乏政治才能，缺少性格魅力；更何况他完全被一帮“邪恶高参们”包围着。
自1911年辛亥革命到曹锟“当选”总统，中华民国在短短十几年里，走马灯似的变换一个又一个的总统，内阁总理替换之快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中央政府有名无实，混乱无序。各地军阀关系错综复杂，忽而盟友，忽而敌人，此消彼长……此番景象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如今，即便相距80年，面对如此纷乱的历史场景，要想理出清晰的头绪也并非易事，何况当年那些中外观察家们。
封面中国 第二章（5）
如果没有成为“贿选总统”，曹锟是否还会在现代史上留下永久的名字？读民国史或回忆录，不太容易看到关于曹锟的正面叙述，对他的研究似乎也颇缺乏。一代枭雄，竟落得如此结局，也是一个悲剧。
我感到费解的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士兵，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直系领袖，难道仅仅一个“贿选总统”的名称就能概括一生？他统帅千军万马，左右政局，一定有过人之处才是。读职业外交家顾维钧的回忆录，下面这番话多少能解答一下我的疑问。顾维钧说：
在我的政治经历中，我曾亲身接触过中国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领袖，我认为曹锟总统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人。我觉得他一定具有某些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一个普通士兵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为此，我对他很感兴趣，注意对他进行观察和研究。我发现他有几件事给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举个例子，曹锟不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随者的忠心拥戴，还能使他的军事将领们如吴佩孚大帅之流感到心悦诚服。（《顾维钧回忆录》，第266页）
然而，《时代》在1923年3月创刊后开始注意中国局势时，曹锟在世人面前呈现的不是他成为直系领袖过程中的才干与魅力，而是他因迷恋总统职位而做出的愚蠢举动。
《时代》（1923年10月22日）很生动地描述了曹锟就任总统的场面：
10月10日，早上7点45分，北京阳光灿烂，中华民国成立12周年（据中国年历），当选总统曹锟元帅走下抵达北京的专列。
他坐上敞篷汽车，在气氛欢快的大街上驶过。凯旋牌楼醒目地竖立着，挑选出来的士兵，从火车站一直排列至总统府。不同的报道反映了民众表现出的各自不同的情绪。或说他们热烈欢呼，或说没有听到欢呼声，唯一可证实的是一种缺乏热情的东方式的好奇。
刚抵达总统府，当选总统即步入主会客厅，政府的主要官员已经会集在此等候。曹锟元帅向他们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就职演说，三鞠躬，退下。
两小时后，他乘车前往春颐园（议会大厅）大楼，由发言人宣读新宪法并正式颁布。曹锟元帅随即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宴会在大楼举行，新总统再次发表简短的就职演说。
总统对宪法得到通过和颁布表示满意，因为这为政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谈到需要削减军费开支，需要压缩财政支出，需要发展和巩固教育。在谈到中国缺乏合作以及与外国的关系时，他说：
“我希望汇集所有具备才能者紧密合作以统一国家。人民必须得到保护，获得和平。友好的列强希望中国富强，但是，假如我们未能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公民的生命和财产，那就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近些年来，友好的列强给予中国大力支持。对于我们来说，应做的是尽最大努力履行条约义务和偿还外国债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友好关系。”
曹锟终于当上总统。他何曾料到，这个位置他只坐了一年就会遭到囚禁，而“贿选”之名却传至久远。
曹锟命运让我想到了民国另一位枭雄——袁世凯。1915年12月，袁世凯孤注一掷实现“皇帝梦”，立即招致一片###声。仅仅3个月后，1916年2月，还没坐热“皇帝宝座”，他就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再过三个多月，他在全国反袁呼声中去世。如今，曹锟又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满足个人欲望。虽然一时间如愿以偿，戴上总统桂冠，但他也同样随即招致一片###声。南方孙中山、北方张作霖，纷纷通电反对。其实，四分五裂的国家现状下，冠冕堂皇的所谓总统，不过是小儿游戏一般的面南为王，徒有虚名而已。可曹锟却为这一虚名而身败名裂！
最致命的打击不只是落在曹锟身上，而是更惨重地落在自民国初年开始实行的议会制身上。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当国民政府的军队1928年6月8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会民主试验结束了。”实际上，这一议会民主试验在1923年因曹锟“贿选”就已彻底变质，走向终结了。从此时起，曹锟不但被称作“贿选总统”，国会也被贬为“猪猡国会”，议员们被贬为“猪猡议员”。国会与议员本应拥有的尊严与威望，在曹锟当选的那一刻，丧失殆尽。
封面中国 第二章（6）
不过，或许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曹锟贿选。它多少还说明宪政这样一种政体形式，在一个动荡与混乱的时代，曾经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威慑作用，历史色彩也因此多了一些斑斓。即便手握重兵的军阀，也惮于议会这种在中国新出现的政体形式，尚不能随心所欲地凌驾其上，或者随意地弃之一旁，另起炉灶。遗憾的是，谁能想到，一个最初曾让人们寄予厚望的宪政试验，从诞生之日起就先天不足，弱不禁风。它步履蹒跚，气喘吁吁，颤巍巍地走在风雨飘摇之中，然后又尴尬地竟由贿选这种可笑的历史变奏将它送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却是蒋介石的军事独裁……
一代枭雄的可笑与可悲，作为历史笑料留了下来，不断被人叙说；宪政的最初实验则变得十分遥远，不再为人熟知。民国初期一些曾经胸怀大志孜孜以求的宪政试验的先行者们，枯叶飘零，在历史寒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四/临城大劫案震惊世界
吴佩孚周围的世界注定一片混乱。
在支持曹锟的内阁成员1923年6月6日宣布辞职、逼迫黎元洪下台的时候，真正吸引世界眼球的还不是北京，而是吴佩孚管辖范围内的一个很小地方——山东枣庄的临城。
1923年5月6日凌晨，一辆从上海开往北京方向的特别快车自江苏驶进山东境内，车过沙沟车站，朝临城车站前行。对这趟列车的叫法不同，有的说它是“京沪第一次快车”，有的称它是“世界联运客车第二次特别快车”。车上头等车厢和二等车厢里有不少重要乘客，其中有美国红十字会护士总代表、法国公使馆参赞、美国总统顾问以及一大批中外记者。乘坐此趟列车的一位天津乘客陈荣光，事后对《大公报》记者这样说：“这趟车上的中外旅客非常多，有不少是将参加山东黄河官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行者。”
一位外国乘客回忆那个凌晨的情景：
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我们的火车车速不足每小时10英里，我留意到那已是凌晨3点20分。我将头探出车窗外，环顾那伸向山东茫茫群山中的窄长山谷，并未发现有什么车站。突然，响起了一声手枪声，继而又传来一串射击声，我赶紧停止观赏夜景，将我的旅伴法国人喊醒，尔后我们俩一起向窗外望去。
旷野里似乎布满着带枪的男子，他们一边胡乱地放枪一边朝火车奔来。（转引自《洋票与绑匪》，第174页）
这位外国乘客不是别人，他就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采访过吴佩孚的鲍威尔。他又一次成了见证中国历史事件的现场目击者。
劫持火车的是山东著名土匪孙美瑶，他带领近千名手下制造了这次事件。枪声过后，鲍威尔和另外39个外国人，以及其他200余名中国乘客，一起成了绑匪的人质。夜色里，人质被押往土匪老巢抱犊崮，从劫车枪声响起，到7月全部人质被释放，两个月的时间里，抱犊崮成了中外关注的焦点。
在如今山东省的分县地图上，我没有找到临城，查资料，才知道它现在是枣庄市薛城区的一个街道。枣庄市南边有台儿庄，抗战初期爆发过硝烟弥漫的大决战；西边有微山湖，更有脍炙人口的铁道游击队的传奇；它们声名之巨，早把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火车大劫案的小小临城盖过了。然而，在1923年的中国，在吴佩孚风头正盛的时候，临城劫车案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件。它引发国际纠纷，它使危机四伏的北洋政府雪上加霜，它更向吴佩孚的权力直接发出了挑战。
我第一次知道临城劫车案的故事和抱犊崮的名字，是20年前读了《收获》上张辛欣的小说《封片连》。这是一部很有趣的描写集邮故事的小说，当代都市众生相围绕寻找“大劫案”孤票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