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文社新书《中国知青终结》 云南签售反响热烈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邓贤新作《中国知青终结》在云南各界反响热烈。邓贤于10月9日下午应邀来到春城昆明，与云南文学界的作家、来自金三角的20余名知青和新闻媒体见面座谈。座谈会场面感人，当年手持冲锋枪抗击杀敌的知青们现已年过半百，谈起曾经的年轻时代，竟激动得语不成句，泪如泉涌，在座者无不为之动容。引得第二天的昆明媒体满眼“知青”一词。
签售现场
10月11日下午，当10名书中的主人公与作家邓贤牵手出现在新知图书城签售现场时，在场数百名等候多时的读者由衷的鼓掌表示敬意。热烈的签售场面更是前所未有的壮观。不是亲眼看到很难相信，邓贤在知青中竟有如此大的号召力。
与以往的签售不同，踊跃排队购书的不再是常见的“追星一族”，而是一群历经沧桑的中年知青。不论是台上签名还是台下购书的知青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无比的自豪，这个已被人们慢慢淡忘的知青群体，成了今天的主角。今天仿佛成了知青的节日。在场的许多知青禁不住谈起过去的往事，当有年轻人好奇的追问他们是否后悔时，知青们纷纷摇头。有知青说，回首那段历史对错已不重要，因为她是真实的，是他们自己的历史。
《中国知青终结》讲述了知青运动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群热血知青抱着参加世界革命的理想前赴后继，向飞蛾一样扑向燃烧的金三角战场。“他们是一群用生命填海的红色精卫鸟。”他们把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度献给了壮丽的理想主义，大多数人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回到国内，是知青运动最后的终结者。不管历史如何评价他们，这种理想主义本身是灿烂的。作者怀着极大的尊敬，记录下这段历史和这群知青的命运。
曾在云南当过7年知青的邓贤表示，创作《中国知青终结》的目的就是要沟通历史。他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们有责任把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段历史留给后人。因为她既是知青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民族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知青终结》 2003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定价：元
《中国知青终结》 火爆 邓贤，知青文化的终…
10月19日上午，作家邓贤在成都购书中心签售新作《中国知青终结》，场面之火爆令人震惊。当日成都秋雨绵绵，却依然挡不住读者的似火热情。令人深思的是，在踊跃排队购书的读者中，既有当年参加过知青运动、年过半百的老知青，也有渴望了解父辈历史、衣着入时的年轻人。
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讲述了一段被人们渐渐淡忘的历史：当1989年最后一个知青怀着壮志未酬的心境，带着被战火创伤的肢体回到国内，这场历时20年、国家耗资300个亿的中国知青运动到此就终结了。鲜为人知的是，在知青中曾有这样一批精英，他们怀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奔赴金三角战场，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理想主义是那一代人的特征，是他们的生命之本。他们虽不是历史的功臣，却用闪光的理想主义为知青运动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理想主义从来都是灿烂的。
在邓贤心中，记录这一代人的悲剧命运是他的责任。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为书中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为书中的人物命运而流泪。我们现今生活中的一切个人困苦和挫折，突然变得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看了他们的经历，才知道什么叫命运坎坷；和他们相比，我们羞愧于曾抱怨当今生活。这，也许就是这部苦涩的作品给我们的现实药效。
知青时代远去了。这代人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有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总让我们心驰神往；有一些伤痕累累的回忆，总让我们热血沸腾；有一种坎坷沧桑的人生，总让我们热泪盈眶。
《中国知青终结》/邓贤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定价：元
人文社新书《中国知青终结》 云南签售反响热烈
《中国知青终结》作者邓贤11月1日下午2点…
有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总让我们心驰神往；
有一些伤痕累累的回忆，总让我们热血沸腾；
有一种坎坷沧桑的人生，总让我们热泪盈眶。
作家邓贤携新作《中国知青终结》来到北京，，他将于11月1日下午2点在北京图书大厦一层共享空间内与广大读者见面，并当场签名售书。
《中国知青终结》讲述了知青运动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群热血知青怀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前赴后继，向飞蛾一样扑向燃烧的金三角战场。他们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三十年前，几千万知青下放农村，理想主义是一代知青的特征，是他们的生命之本。他们虽不是历史的功臣，却用闪光的理想主义为知青运动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不管历史如何评价他们，这种理想主义本身是灿烂的。作者怀着极大的尊敬，记录下这段历史和这群知青的命运。
作家邓贤先后创作过《中国知青梦》、《大国之魂》、《流浪金三角》，都曾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十年过后，邓贤呕心沥血，完成了这部《中国知青终结》，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刊出后，立即引起社会强烈关注，该期杂志一经上市脱销而紧急重印；本月《中国知青终结》在昆明、成都举行的作品研讨会和签名售书活动场面热烈，感人至深，成为当地的社会热点之一。专家分析《中国知青终结》之热销，不仅因为这是邓贤呕心沥血的新作，更是因为这是近十年来难得一见的一代知青的反思读本。
众家评说《中国知青终结》 终结是另一种发端
●原以为知青题材的作品现在不会热销，岂料，首先刊发《中国知青终结》的《当代》一出版就脱销，不得不马上重印10万册，成为图书市场一大亮点。
●当年的知青已经是新一代青年的父母，解读他们也需要一种文本。
●作者希望终结的是曾经有过的狂热、虚妄和幻灭，而永远延续的是不败的青春、热诚和理性。
还是三年前那个带点儿四川口音的邓贤，只不过是作品的名字从《流浪金三角》变成了《中国知青终结》，作品研讨会的范围也从一部作品扩大到文化现象。邓贤的谈话，就从“终结”两字开始：
“‘终结’记录的是一批怀着激情跨越国境、支援世界革命的知青们的命运。我愿意称他们是最后的知青，是知青运动的句号。他们的传奇经历和悲怆命运是一代知青的缩影。历史不应有空白，但是云南边疆那些深入到泰国、缅甸一带金三角地区奉献青春和生命的一群，却是陌生的一群，记录他们就是记录鲜为人知的历史足迹，同时鲜活的血肉文字何尝不是一种精神载体？如今，当年的知青已经是今日新一代青年的父母，解读父母也需要一种文本。”
坐在邓贤旁边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人脚印插话说：“原以为知青题材的作品，现在不会太热销，可这期《当代》杂志一出就脱销，不得不马上重印。于是，我们出版社一下就赶印出版了10万册《中国知青终结》，竟然也成为图书市场的一大亮点。读者评价，这是近十年来难得一见的一代知青的反思读本。看来，终结不了的，是人们对历史的思索和对未知的探求。”
不等邓贤再开口，同是30年前知青的《报告文学》主编李炳银就发表看法：“今天的知青，应该忘记自己的知青身份，融入整个现代社会生活中，这样就更能清楚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从而以一种更博大的心胸和眼光对待历史、现实和理想。对于写作者，也同样如此”。
下乡插过队的作家罗点点赞同李炳银的观点。她说：“我怀疑中国知青文学存在的必要。甚至怀疑知青文学概念的真实性。或许只有忘却自己的知青身份，才有可能创造一种宏大的叙事，真正回归生活本身。”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高洪波，则从知青文化的角度看问题：“知青的那一段历史和特殊经历，可以当作一种特定的文化生态现象来研究，切入的角度可以是多样的，值得回味和深思的东西也很多，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包裹其间，需要在学术的高度来把握。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今天，有许许多多当年的知青，在各行各业的关键岗位上展示卓越的才华、品格和创造力，成为社会的一股可靠的中坚力量。这是值得我们这些知青引以自豪的。”
一个作家写的一部有关“终结”书，可以引发人们永不终结的话题和争论，文化与文明就是这样被促进和提升。与会者还是想知道邓贤，那个写过《大国之魂》和《中国知青梦》等轰动作品的人，为什么偏偏要用“终结”的字眼来命名？邓贤不改其浓烈如泸州老窖般的情感表达方式：“我要感谢《当代》主编高贤均，他曾在病中托人嘱咐我在写‘终结’时超越自己。可惜，我的书稿完成，他却已经猝然离去。说到‘终结’，我希望终结的只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狂热、虚妄和幻灭，而永远延续的是不败的青春、热诚和理性。就文学创作的历险和终极真理的探求来说，谁说‘终结’不是一种发端？”
1。葬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云南边疆一座小县城，一个残疾人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残疾人走得很偶然，死因为心脏破裂，医生认为这种疾病并不常见，发病率大约为万分之一。残疾人在小城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所以邻居好几天才发现他已经死了。民政局派人来料理后事，出人意料地发现一张银行存折，上面的金额竟然有一万元之多，这笔钱在许多年前平均月收入只有一百元的小城人眼里决不是个小数目。残疾人平时靠替商店守夜和捡破烂维生，他居然积攒起这么大一笔财富来，着实令民政局同志感到惊讶。后来他们又在死者枕头下面找到一只小本子，上面记载许多姓名地址，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死者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都加注了一些数字。民政局同志把这些分散的数字加起来刚好是一万元。他们猜想死者生前可能欠了别人的钱，或者这些人曾经帮助过残疾人，所以他在死后要把这些人情债了断。
民政局同志按照本子上的地址发出通知。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人很快从全国各地赶来了。他们中间有一些也是残疾人，拄着拐杖或者坐在轮椅上，当然更多都是手脚健全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都是一些衣着朴素的中年人，他们看上去个个庄严肃穆，都把悲痛隐藏在一种钢铁般的表情后面。这些从天南海北赶来送葬的男女人群激发小城居民极大的好奇心，他们纷纷瞪大眼睛打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同残疾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为一个不起眼的守夜人送葬？难道残疾人生前还有什么重要的秘密不为人所知吗？
下葬那天，人们的好奇心终于达到顶点，他们看见那个默默无闻的死者被换上新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那些远道赶来的人们好像为亲人送葬一样悲痛，送葬队伍络绎不绝。类似这样隆重的葬礼在小城居民的记忆中实不多见，他们记得1976年有过一次，那是为北京的毛主席开追悼会。死者骨灰葬于城外一座荒山上，山上光秃秃没有树，那些外地人就动手在山坡上植下一片小树林。有树林做伴，那座坟墓也就不再寂寞，残疾人当含笑九泉，化作一片浓浓的绿荫与大地同在。
客人们临走前把那一万元捐献给当地希望工程，以救助因贫困失学的孩子。客人留下的惟一心愿是，希望孩子们每年清明节为荒山种下一棵树苗，以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
后来当地人在那座残疾人坟前看见一块小小的墓碑，墓碑上铭刻的字迹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革命战士＊＊＊之墓。残疾人原来是个隐名埋姓的英雄，就像从前那些解甲归田的老红军老八路一样，那些人当然都是他的战友，不然他们怎么会那么崇敬他，大老远赶来为他送葬呢？
当地民政部门否认了人们的猜想，他们证实残疾人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回城知青，在他的档案材料和简历中并没有任何部队立功受奖证明和伤残军人的退役手续。
2000年我专程来到这座交通不便的边疆小城，我看见山头上那些人工林已经有碗口粗，领路朋友通过一番努力才找到被荒草淹没的石碑。我看见石碑上字迹已经剥落，就像一张陈旧而模糊的老照片。我站在凉风习习的山坡上，目力所及的小城之内有一座树木葱茏的烈士陵园，那是1949年为解放小城而献身的革命烈士栖身之所。我看见更远处的山坡上还有一座规模更加宏大的烈士陵园，那是1979年自卫反击战牺牲烈士的长眠之地，人们纪念他们是因为他们完成为国捐躯的神圣责任。而我面前这座不起眼的土堆里栖息着一颗被人遗忘的灵魂，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朋友告诉我，每年清明都有小学生上山植树，这项活动已经成为当地一个传统。
我不知道这位默默无闻的残疾人生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他死后是否得以实现，但是社会进步的任何结果都与他无关，这不能不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我对死者的全部尊敬在于：他以一种庄严的姿态去殉一个神圣的事业，但是却毫无回报。如今他像风一样去远了，留给我们一个残疾人的背影，但是他始终站立着，那是一种精神，就像十字架上那个永远不死的精神一样。
后来我终于得悉死者的部分人生简历。他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一个下乡知青，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切·格瓦拉式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从金三角战场上归来的游击队战士。
2。修车匠
修车匠姓唐，是个伤兵。我认识老唐的时候他穿一件快要分不出颜色的军便服，坐在一辆旧自行车改装的轮椅上。他的工作是修自行车。老唐没有腿，他的两只裤腿看上去空空荡荡，尽管他的轮椅上放着一对假肢，但是我看见他大多数时间还是宁愿把自己放在轮椅上。
我是在街头上认识他的。我问他为什么不到荣军院或者福利院去？他抬起头来反问我：我能工作，我有家，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
老唐生于1951年，也就是说他与抗美援朝（50年代）或者抗美援越（60年代）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得出结论，他的轮椅生涯应该从自卫反击战（1979年）以后开始的。但是修车匠不同意，他说你搞错了，我没有参加过自卫反击战，1979年边境打仗时我已经在床上躺了整整五年。
我很惊奇，我说那么你为什么失去双腿，一场事故？车祸？
他说：踩上地雷。轰地一声，我就变成现在这样。
我更惊讶了，我说为什么踩上地雷？“文革”武斗？
他笑起来，脸上写满自豪。他说：你听说过境外知青的故事吗？告诉你，我是个境外知青，为金三角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
应该说我对境外知青并不陌生，我在云南边疆当知青多年，我的同学中就有人越过边境参加了金三角游击队。我没有想到修车匠是个境外老知青，他的处境令我十分关注。
伤兵老唐至今没有工作，我说的“工作”是指国营单位。老唐的职业是一个街头修车匠，依靠一双灵巧的双手为顾客修理自行车，我认为劳动本身没有贵贱之分，任何自食其力的劳动都值得赞美，问题在于，修车匠的劳动能够养活一家人吗？
当我第一次按照地址找到老唐家时，我看见残疾人像个国王一样坐在一张大床上，正津津有味地喝浓茶看电视，那台黑白电视机里正在播出一部电视连续剧。老唐妻子也是个残疾人，有一条腿不大方便。他们十四岁的儿子却是个高大、结实和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听说还是个球迷。尽管残疾人家庭没有一件称得上高档时新的家用品，但是我却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一种温馨、朴素和扑面而来的幸福气氛。老唐回答我：我每天能修十多辆自行车，我爱人在福利工厂上班。我们生活还行。
我问他：你在境外打过仗，为什么不能享受有关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你难道不应该比现在过得更好一些吗？
他看我一眼，没有回答。我继续说：是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还是政策不落实？
他苦笑着解释说：你知道，下乡那时我们都是中学生，头脑一热就去了国境对面打仗。如今这段历史属于非法越境，后果自负，所以我们不能享受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
我叫起来：不管怎么说，那是一段并不仅仅属于你们个人的历史啊！你们在为自己打仗吗？为个人利益流血牺牲？
修车匠又看我一眼，他的表情一点也不激动，然后回过头去继续看电视剧。但是我却从他目光中感觉到有个沉重的东西“咚”地扔进我心里。后来我听见修车匠说：那边回来的知青，活着就该知足了。你看我这个家，除了少双腿，其他样样都不缺，这难道还不够吗？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3。读者
1998年雨季，我第一次走进金三角并在那里认识了境外老知青刘义、焦昆、曾焰、杨林等等，我把他们当作历史的组成部分，即一群参与创造金三角历史的知青游子写进《流浪金三角》一书中。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该书一经出版，即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读者对那些境外老知青的曲折命运抱有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又对三十多年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插曲表示了某种难以理解的困惑。一位女研究生在来信中这样问我：当年那些红卫兵和知青为什么一定要偷越国境去打仗？他们热爱战争吗？他们为什么不珍惜和平呢？难道下乡当农民就那么可怕，比进行一场战争更加令人不能容忍吗？
一位研究东南亚历史的新加坡教授这样谨慎地向我发来e—mail询问：你的朋友到外国所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侵略？还是国际雇佣军？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有多大规模？人数有多少？
一位社会学者希望同我讨论以下问题：你认为这是红卫兵暴力倾向延续的结果吗？文革时期的“世界革命论”同中华帝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什么关系？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