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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我们的生命。
强文化与弱文化
四月是群芳争艳的时节，原本打算去徐州的，却意外地去了惠州。惠州是广东省的地级市，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文化力与惠州经济”的论坛。我是应邀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的两位学者之一，另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先生。我谈的是关于文化力的若干问题，###先生谈的则是经济问题。演讲之后，我们又与几位当地的学者和企业家展开对话，做了一些讨论。其中一位企业家说，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是经济，而不是文化。
我感到愧疚，向他致歉，因为我没有让他听懂我的话。事实上，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表达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而这种表达就形成了他的文化。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而这种所谓的文化其实就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态度与方法。那位企业家所表达的，是他对经济利益的崇尚，而那恰好就是他的文化，一种惟利是图的文化。
在很多企业家看来，管理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以为，这种观点是有缺陷的。决定企业运营的两大因素，一个是它的组织结构，另一个是它的组织文化。而管理学的奥秘，往往不在维系组织运营的管理技术上，而在于它的文化是否被人们所信赖。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有真与伪的区分，也有强与弱的对比。当一个老板说一套做一套，那么他所展现的文化就是一种伪文化。在一个伪文化盛行的企业内部，必然人心涣散，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打算，这样就会出现文化上的混乱状态。像这样混乱的文化，我称之为弱文化。与之相反，当一种文化越纯真，它的存在就会越鲜明，而它的文化力也就越强大。
我曾经说过，汉朝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它从秦朝那里继承过来的管理技术，而是它通过一种道德上的启蒙教育，把先秦时期那些圣人的思想，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人们不再像秦朝那样崇尚暴力和权谋，而是用一种先修其身、而后兼济天下的人生理念，理解着自己的生活。整个国家社会，也因为这种对生活的理解和热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汉朝之所以成为一个四百多年的长寿公司，奥秘就在于这种理解和热爱生活的文化。可是到了东汉末年，因为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导致它的文化变得虚伪起来。曾经创造过“文景之治”和“明章之治”的强文化，也因此演变成了群雄争霸的弱文化。
为什么我说东汉末年的群雄争霸是一种弱文化现象呢？因为在这个公司里面，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打算，形成一团混乱的状态。尽管每个人都在努力，由于目标不一致，许多力量在矛盾与冲突中被内耗掉了。群雄争霸所反映的，就是这样的内耗。内耗所造成的问题，不仅仅是效率的低下，也包括管理成本的大幅度上扬。人们再也无法热爱自己的生活，大量的财富在兵连祸结之中被消耗掉了，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极度的###与贫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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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的弱文化现象
四月二十五日，终于踏上徐州之旅。虽然已是暮春，车窗外的杜鹃花却开得那么鲜艳。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的身边多了一位自称是“驴友”的同伴。
“驴友”名叫徐国民，是来自惠州的一位企业家，也是那天出席论坛的听众之一。听说我的旅行计划，他便自告奋勇地要求陪伴我，做我的助手。我一路上搜集的文献资料，大部分装在他的背包里。那样沉重，也真够他受的。
所谓“驴友”，大约是旅游爱好者的意思吧？但徐国民先生最关心的，并不是路上的风景，而是企业的命运。我们一路上探讨的，还是管理学的课题。他说，在他的企业里面，也出现了那种人心叵测的弱文化现象。然后，他很尊敬地相问于我：“成老师，您所说的弱文化现象，最终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
我看着他，回答说：“最终会导致一个组织的灭亡，无论是国家组织，还是企业组织。”
我不是吓唬他。以管理学的眼光来看，弱文化的混乱状态，最终会导致三种情况发生：①中层与上层之间断裂，形成军阀大战的现象；②下层与中层之间断裂，形成官逼民反的现象；③无力抵抗外来势力的打击，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所以，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灭亡，首先都是因为组织文化上出现了混乱与危机，最后才造成组织结构的崩溃。
南宋文学家叶适认为，东汉的灭亡不同于其他朝代，其显著特征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其所言也，正是中层与上层之间的断裂。而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酸枣会盟。
公元189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汉灵帝刘宏驾崩，汉少帝刘辩被废，汉献帝刘协以傀儡的形式登上前台，而在背后操纵国家机器的，却是大奸臣董卓。各地诸侯不肯认同汉献帝这个傀儡政府，便聚集于酸枣，结成关东联军，共同对抗祸乱朝廷的董卓。这样对抗的结果，不是董卓的屈服，而是迫使董卓做了两件事：①用毒酒杀害了关东联军心目中的合法皇帝汉少帝刘辩；②一把大火焚烧了首都洛阳，然后胁迫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从此之后，东汉便失去它的上层，而整个中层则陷入了群雄争霸的战争局面。
也许我应该去一趟酸枣。我先后找到河南省的滑县和内黄县，最后确定历史上的酸枣故城在延津县城西南位置。据资料记载，此地因出产酸枣而得名，秦汉置酸枣县，宋朝改曰延津，也就是今天的延津县治。打电话问之于延津县地方志办公室，却说早在郦道元撰写《水经注》的时候，酸枣故城就已经荡然无存。
我只好怅然而叹，然后把目光投向酸枣故城东面的徐州。酸枣会盟之后，各地诸侯便反目成仇，互相征战。其中，袁绍先后占据了冀州、青州、并州和幽州。而曹操也不甘示弱，不仅夺取了兖州，而且以极其残酷的屠城政策，指挥大军向徐州推进。《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许多故事，便发生在那个地方。
与其说徐州是群雄争霸的战场，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徐州刺史陶谦这边，是一种崇尚道德的传统文化。攻打徐州的曹操那边，是一种崇尚掠夺和占有的战争文化。而徐州的意义就在于，它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见证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并且因此充满了历史的悲情。
从武汉乘火车去徐州，需要花费大约10个小时。徐国民先生似乎很喜欢这种“说三国，话管理”的谈话方式，我一路上是畅所欲言，而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他也会提一些刁钻的问题。言来语去之间，也因为这样碰撞而生发出许多绚丽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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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人物的名与字
说到三国时期的徐州，应该记住几个重要的人名，他们依次是：陶谦、曹操、孔融、刘备、吕布和张邈。
徐国民先生自称“也是一个三国迷”，竟然不知道陶谦、孔融和张邈为何许人也。其实这也难怪他，因为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他们的阅读重点在曹操、吕布这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身上，余者实在没有多少兴趣。在他们眼里，即使是后来三分天下的刘备，也不过是“一个形象苍白的人” 。
尴尬之中，徐国民先生问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三国人物的名与字。古代社会，婴儿出生三月即由长辈为之取名，至于男子弱冠、女子及笄之年又为之取字。人们自称其名，以示谦逊；称人以字，以示尊敬。而名与字之间，也往往有着意义上的关联性。例如：
陶谦，字恭祖。谦，谦恭、谦卑、谦逊的意思。恭祖，恭行祖训。这是用他的字来解释他的名。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名与字，就好象看到一篇富有文化气息的小品文，很有意思。
孔融，字文举。融，炊气上出，引申为火。在这里，融是光线明亮、柔和、而有穿透力的意思。文举，文采飞扬。名与字，有一种因果关系，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刘备，字玄德。《易经系辞》有云：“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也。” 悉备者何？玄德也。老子云：“玄之又玄，谓之道也。” 玄德，就是道德的意思。备与玄德之间，就好象一问一答似的，饶有趣味。
关羽，字云长。意思是说，羽翼者，长于云天之上也。
张飞，字翼德。意思是说，翼之德者，在于飞也。
吕布，字奉先。布，铺开、展开的意思，引申为陈述、宣告、宣扬。用于人名，则犹言美名之流传也。奉先，敬奉祖先，犹言孝子之意义。名与字联系起来就是说，吕布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美名远扬的孝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吕布恰好以不忠不孝闻名于历史，辜负了他老爸的一番苦心。
曹操，字孟德。操，操行。德，道德。古人以德操并称，有德于内者，则操之于外。曹操的名与字，意思是说，良好的品行来自于良好的道德信念。孟是排行，说明曹操在兄弟之间排行老大。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视道德如敝履的，恰好也是这位排行老大的曹操。
徐国民先生笑道：“三国时期，人们取名用字，似乎很喜欢用这个‘德’字啊！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应该说，在整个汉朝人们都喜欢用‘德’字取名。三国时期，不过是汉朝的遗风罢了。即便不用‘德’字，也会用包含道德意义的文字，例如陶谦、孔融、吕布，都暗含着道德上的嘉许。您注意到了吗？”我反问徐国民先生说，“与那个时期相反，现代社会却很少有人用‘德’字取名，为什么呢？”
徐国民先生问：“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乃风气之使然耳。”
据说，人从宋后少名“桧”——自从宋朝的秦桧以后，很少有人用“桧”字取名。人们觉得，秦桧这个人太坏了，连岳飞这样的忠臣也被他谋害，实在令人讨厌。桧树是一种常绿乔木，木质桃红而有香气，颇为珍贵，却因为秦桧而背上恶名，只好改了一个名字，叫做 “刺柏”。植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从此再也没有人愿意用“桧”字取名，惟恐别人把自己跟秦桧牵连在一起。
同样的道理，一自###批孔后，人间至今少名“德”——自从“###” 批判孔子以来，就很少有人用“德”字取名。当孔子被打倒，孔子所鼓吹的道德观也遭到践踏。从此以后，道德就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但凡有人谈及道德，便很可能遭到人们的嘲笑。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种风气依然没有多少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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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徐州的战争（1）
在关东联军的逼迫下，董卓火烧洛阳，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袁绍身为关东联军的盟主，眼看着董卓绝尘而去，却开始向自己的盟友暗下毒手。而他瞄准的第一个对手，乃是冀州牧韩馥。当年，袁绍与董卓争雄，逃往冀州，韩馥算得上袁绍的恩人。而后，董卓任命袁绍为渤海郡太守，韩馥也刚好是袁绍的顶头上司。可是，野心勃勃的袁绍早已顾不得什么恩情与职场伦理，不仅阴谋占领了冀州，还用计使韩馥自杀于溷（厕所）中。
曹操之谋张邈也，恰如袁绍之谋韩馥。《三国志·魏书·张邈传》说，张邈年轻时就有侠义之风，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民，因此很多人都愿意追随他。曹操为董卓所缉拿，一路逃亡到陈留郡。张邈当时是陈留郡太守，竟然不避凶险，支持曹操在自己的辖区内招兵买马。《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张邈还曾经“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曹操），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袁绍指使曹操谋杀张邈，曹操拒绝说：“张邈是我亲爱的朋友，无论对错都应该包容他。更何况如今天下未定，不可以自相残杀。” 张邈因此“益德太祖”。岂知曹操一面向张邈表示友好，一面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却试图将张邈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张邈惟恐自己重蹈韩馥之覆辙，遂与曹操部将陈宫、许汜、王楷等共谋反曹。
恰逢王允与吕布刺杀董卓，为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所败。张邈与陈宫遂迎立吕布为兖州牧，公开与曹操决裂。以张邈宁可迎立吕布而反曹操的情状，可见张邈怨恨曹操之深。整个兖州，除了鄄城、东阿、范县之外，所有的郡县都反了曹操。曹操与吕布决战一百多天，难分胜负。
所以，乱天下者，并非止是董卓及其部属。若要追查责任人，袁绍、曹操、以及那个自作聪明的白马将军公孙瓒，都算得上罪魁祸首。否则各地郡县保境安民，天下不会乱成那个样子。洛阳与长安之间的两京地区，曾经像我们现在的长三角地区一样富庶，竟然沦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无人区。而曹操与吕布所决战的兖州，也是遍地饥荒，甚至到处都是人吃人的现象。
这个时候，恭行祖训的陶谦又在做些什么呢？
《三国志·魏书·陶谦传》痛骂陶谦，说他亲信小人，疏远名士，荒废了当地的行政与司法管理。其实呢？传记中所说的谗慝小人，不过曹宏一人，而这个曹宏究竟害了多少良善，亦不见任何说明。传记中说他疏远的名士，乃是琅邪人赵昱，最初被陶谦辟为别驾从事，因为在官场上闹了一些别扭，便“辞疾逊遁”。陶谦很生气，就命令扬州从事吴范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使得他重新出来做官。因为表现不错，陶谦保举他为茂才，升任他为广陵太守。由此可见，陶谦相当重用赵昱，而不是疏远他。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曹操与徐州的战争（2）
陶谦不像曹操那样长于武功，但却很善于文治。徐州两次遭受“黄巾之乱”，至于“世荒民饥”，陶谦走马上任之后，于汉献帝中平六年任命陈登为典农校尉，在徐州境内实行屯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而徐州却能够“百姓殷盛，谷米封赡”。徐州屯田比之公孙瓒在易京、曹操在兖州的屯田早六年，陶谦也因此成为当时第一个利用屯田来解决民生问题的地方长官。
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说，陶谦生错了时代。倘若是太平世道，他会做出很好的政绩，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位爱民勤政的贤相。但是，战火正在向徐州蔓延，陶谦没有办法让徐州成为远离战场的桃花源。汉献帝初平四年的秋天，曹操发动了对徐州的战争。
曹操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为他的父亲曹嵩报仇。曹嵩当时在徐州琅邪郡避难，而后带着一百多车金银细软前往兖州投奔儿子，很意外地死在华县与费县之间。关于曹嵩的死，有三个版本的说法：第一个版本，陶谦派遣都尉张辏柿於倜锉に筒茚裕峁抨＇见财起意，便劫杀了曹嵩，逃往淮南；第二个版本，陶谦并未派遣士兵护送曹嵩，是陶谦手下据守阴平的别将见财起意，劫杀了曹嵩；第三个版本，陶谦怨恨曹操，特意派遣轻骑兵追杀曹嵩。其中第三个版本颇费疑猜，那时陶谦与曹操并未交恶，没有理由怨恨曹操，甚至怨恨到要杀害他的父亲。很可能还有第四个版本：曹操自己杀害了父亲，作为攻打徐州的由头。否则，他何至于一口咬定陶谦，不容别人分说呢？
陶谦有口难辩，而曹操却来势汹汹，一连攻占了十几座城市，坑杀数十万男女老幼于泗水，而泗水为之不流。陶谦只好死守郯城，曹操便回过头去，又连续攻取应县、睢陵、夏丘，继续采取残忍的屠城政策，以至于到了“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的地步。这些惨遭屠杀的生灵，除了徐州本地的百姓，还有大量从长安、洛阳、以及北面的青州和兖州涌入徐州的难民。人间幸存的这块乐土，顿时化成了魔鬼的疆域。以德操自名的曹操，竟然犯下了如此滔天的罪行。曹操的盟友袁绍，也派遣将军朱灵“督三营助之”，并且立下了赫赫的战功。
情势如此严峻，有谁能够帮助陶谦呢？无奈之下，只好求救于青州刺史田楷和北海相孔融。我们因此知道，陶谦的朋友以儒生居多。在此之前，经学大师郑玄避难来到徐州，陶谦以师友之礼相待，对他的生活做了妥当的安排。北海相孔融，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也是郑玄的忘年交。青州刺史田楷虽然履历不详，但他属下的平原相刘备，却是一代大儒卢植的高足。我们只好再一次悲叹：像这样一群儒生，能够对抗曹操血腥的屠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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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在哪里？
我此行要寻找的徐州，即是陶谦时代的徐州，东汉末年徐州的治所，一座见证过血雨腥风的历史名城。《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地方。
那么，当年的徐州就是今天江苏省的徐州市吗？
我和徐国民先生在晨风中走出徐州站，到处寻找三国文化的遗迹。时间尚早，我们便找了一个餐厅吃早餐。问老板有什么地方特色，答曰有沛县狗肉。沛县是徐州市所辖的一个县城，东汉时期名曰小沛。于是大喜，以为三国之故地也。再问之，原来沛县狗肉出自汉高祖刘邦的爱将樊哙，与三国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继续打听，没有人知道陶谦和刘备的故事，也找不到任何跟他们有关的历史遗迹。
辗转来到徐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答曰，徐州市原名彭城，是东汉时期彭城王刘恭家族的封国。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将第五代彭城王刘祗贬为崇德侯，以彭城为徐州的治所。彭城从此改名徐州，沿用至今。至于从汉献帝初平四年到建安二十五年的这一段历史，没有文献资料可考。
原来，此徐州非彼徐州。我们感到失望，便设法找到许盘清先生，向他求助。许盘清先生是研究三国地理的专家，著有《地图三国》一书。据他研究，陶谦时代的徐州，应该叫做下邳，位于今天的邳州市。好在徐州市与邳州市相距不远，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之后，我们来到了邳州市。
当年的徐州就是今天的邳州市吗？
我们在邳州市转悠了整整一个上午，还是找不到任何三国文化的遗风。后来经邳州市旅游局介绍，找到熟知当地人文地理的老学究冯子礼先生。他以一位本土学者的身份，支持许盘清先生的观点，认为《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地理知识不是太好，把陶谦时代的徐州和下邳误认为是两座城市，其实是同一座城市。然后，他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