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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同志们，对自己和子女们却要求非常严。一生粗茶淡饭，从没想过享受。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全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困难时期他七个月不吃肉，二十多天没吃一粒粮。他的孩子饿得悄悄找我们要饭吃……你说，不是人民领袖能做到这一点吗？他也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但他首先是以行动教育我们。后来我走上社会，很不适应。社会复杂，人更复杂，见到各种不正之风，特别是那些挖空心思谋一己之私的干部，厦更加觉得毛泽东的伟大和不容易。”
“你说的不容易是指什么？”
“社会上一些人以为，毛泽东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事求是讲，毛泽东确实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他从没要过享受，他只要工作。没完没了地要学习要工作。”
“我采访过许多人，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们的领袖们都是这样。我学习结束后，1952年重回中南海，分配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少奇同志住中南海西楼，我跟随他三年多，印象中，他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他话不多，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他就能坐住！他和毛泽东一样，抽烟很凶。为了让他少吸烟，光美同志给他买些瓜籽和硬糖帮他磨嘴。可是不行，糖也吃了，烟也没少抽。你想想么，桌上的文件堆起来像小山，那全是问题，要一件一件处理，就那么一坐一天，能不吸烟吗？在生活上，少奇同志也是俭朴得很．甚至我给许多人讲了他们都不信！”李连成吸口气，显出愤慨，咬着牙诅咒一声，“有些家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之腹，妈的，人和人真是太不一样了了。”他喝口茶水，平息一下那股心火，继续讲，“少奇同志没有什么稿费，只有工资。光美同志的工资又低，他们有九个孩子，他们是严格按照自己的工资收入来计划自己生活支出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在一起吃饭，早晨连牛奶也轻易不喝。就是稀粥咸菜。中午两个菜，剩下了，光美同志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认真收起剩菜，晚饭热一热再吃。孩子们都是吃机关或学校食堂，一个孩子的衣服小了就给下面的弟弟妹妹穿。一个捡一个的衣服穿，补了又补．直到不能穿为止。“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一些坏蛋和愚昧的青年们斗争王光美同志，我在心里流泪。他们懂个屁吁！光美同志出国穿件好衣服，那是工作的需要。我在她身边工作几年，我还不知道？她的艰苦朴素在中南海里也是突出的，整年一身蓝布褂子，除了工作需要，从来不曾打扮。她出门上街，去王府井商店，全是骑自行车。为了适应外交场合的需要，不得不打扮一下时也是想了又想，她难哪！就这样，江青还借机打击陷害她，那些受愚弄的红卫兵也跟着胡造反。我相信，绝大多数红卫兵今天再回想自己当年的行为，也会痛悔不及的。”
“我完全同意你讲的。”我想了想，试探着问：“那么，你在接触中，感觉毛泽东与刘少奇有没有不同的地方？我主要是指性格和生活方面。
“他们都是伟大的。”李连成先用肯定的语气说。而后略一沉吟，放慢声调，”当然，人和人不可能都一样。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献身精神，有巨大的革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不过，也有各自的特点。毛泽东热情。幽默。激烈，他的不宁静、容易冲动是显而易见的。他经常思考，久久地在那里沉思，并且为自己想像的东西而着迷。比较起来，少奇同志较宁静，注意规矩和条理，一举一动都更稳重，更富有修养。他在我们卫士面前像位慈祥的长者，很关心，但不乱开玩笑。更不曾发过脾气。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关心我们，可以随便开玩笑，无拘无束。但他一旦发脾气，那也是很厉害的。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很和谐美满，他和光美同志感情非常深，他的生活起居都是光美同志照顾，我们卫士很轻松，没有多少事需要紧张劳累。毛泽东同志的家庭生活不够和谐。这主要是因为江青。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常有争吵，毛泽东的生活全由我们卫士照顾，不让江青多管。这样一来，卫士们便计四小时不离身边。少奇同志是白天工作。夜里休息。毛泽东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里工作。这种特殊的规律也常常打破，有时几天几夜不睡，所以卫士们也紧张疲劳得多。”
“这就是你后来不那么“非常”愿意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原因？”我冒昧地问。
“不是不是。”李连成急忙摇头：“累是累，毛泽东更累。我们卫士毕竟可以换班，毛泽东可是不能换班的。”
“那么。是因为毛泽东跟你发脾气了？”
“也不是。”李连成犹豫一下，终于说，”这话怎么讲呢？我总觉得一家一户当个老百姓的生活更自由自在些，更适合我。”
“你能解释一下吗？”
“就从毛泽东发脾气来说吧。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处到毛泽东那种情况，也都会发脾气的，而且一定更厉害得多。他生活单调不自由。江青不在一起，儿女不在身边，只有我们卫士昼夜相随。有人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群众中的热烈场面，以为他是自由的，真是‘毛泽东在群众中’。其实，那是有组织有安排的。他决不是要去哪儿就能去哪儿。警卫局管、公安部管、中央管。我们也劝止，说不适合他就不去了。为了安全，中央决定不许他坐飞机。他为此发过多少脾气呀！第一次游长江，也是多次发脾气，把警卫中队的中队长都赶走了，才如愿以偿。但多数时候，他发脾气也没办法。比如他想送客出中南海，警卫人员便要拦住。没有安排是不许他出去的。
“毛泽东总想到群众中去，像普通人一样聊天。事实上不可能。在北戴河时，他一再坚持出去随便走走，安全保卫部门怕他气出毛病，同意了，条件是要戴墨镜和口罩。毛泽东散步，见了农民就想聊天。聊天怎么能戴墨镜口罩啊？毛泽东愤然摘下，扔到一边。农民立刻兴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下不得了，群众闻声拥来。于是我们卫士便不容分说把他搀着架着拉走了。他发脾气也不行。这是为了保证安全。
“毛泽东坐在专列上，曾那么神往地注视着窗外那普通的农村，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农家生活。他吮着下唇，内心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望望环绕左右的卫士，忽然有了办法，指着远村说：停，停车！我要去那村子里吃碗红烧肉！他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可是不能够。卫士长在车上打个电话，立刻就能通知省市领导，下面马上就要全面准备。待毛泽东走去农村讨红烧肉吃时，一切早已作好了安排．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活……都作了安排。。
“安全保卫部门也有苦衷。1958年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出来后正值吃饭时间。毛泽东坚持要吃顿饭馆，便到了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匆匆作了安排，可是毛泽东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叫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这下子不得了了。城市不比农村，一声喊过，人群便像潮水一般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上堵满了，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泽东啊，越见不到就越想见么。从上午十一点多一直包围到下午五点多。警备区一个排硬把一辆小华沙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精壮的小伙子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硬塞进去了。剽悍的士兵前面开路后面推车，费尽力气推出人群。收场时，鞋、帽、钢笔、手表、收了八筐。据卫士长讲，在黄鹤楼也山过这么一次事。以后，每当毛泽东想随便外出到群众中去时，我们便举出正阳春和黄鹤楼的例子阻止他。这时，他便不得不让步。久而久之，他逐渐接受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我发出一声轻叹，表达了许多不易讲清的复杂的感情。随后，小声说：“我可以理解你了。”
“我们比起毛泽东还是自由多了，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不必担心被包围。可是，毕竟不全是普通人的生活，只是有时能过上而已。
我点点头。问：“你是三进中南海，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算第二次。后来怎么离开，怎么又到了毛泽东身边？”
“1955年出了所谓潘汉年事件，1956年我被调到上海参加调查处理。1957年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路过上海，见到了我……”
警卫工作已经全面部署完毕，我被安排在国际大厦游泳池。池水清澈透底，平静得像一面巨大的玻璃板。有人吊起温度计检查水温，从那里漾起一层层涟漪。于是，我心里也漾起阵阵涟漪。我有很久没见到毛泽东他老人家了。
门口那边起来一阵骚动，接着进来一行人。我心房突然一阵劲跳，看到了毛泽东，看到了紧随他左右的卫士长和卫士们。毛泽东边走边同身边的人说几句什么，偶尔也朝我们守在岗位上的警卫人员瞟一眼，显然没有认出我，毫不在意地移开目光走过去。
然而卫士长和卫士们认出了我。卫士们朝我点头微笑，卫士长更是大步赶到我面前：“连成，你在这里？真没想到。
“卫土长，您好。”我同他握手。
李银桥把手一拉，另一只手拍到我肩膀上：“嘿，太好了。走，跟我走吧。”
“不行，我站岗呢……”
“你就跟我走吧，没事，没回来工作，我跟你们领导说。”李银桥拉着我不放，“主席身边正缺人，我一直选不到合适的，没想到遇上了你……”
我发现其他警卫人员都用惊讶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他们并不知道我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单是这一条在他们眼中就足够光荣甚至神秘的了。可是，这许多警惕戒备的警卫人员本身又使我立刻想到了另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苦处，便小声他说：“不，不行，我不想回去……我怕干不好，担当不起责任……，”
“嗨，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马上跟主席说去。”李银桥不由分说拖了我走。我试图挣扎，忽然看到了毛泽东，他已经准备下水，却停下来，朝我们望。我立刻变老实，乖乖跟卫士长过去见毛泽东。
“主席，还记得他吗？小李。”
毛泽东打量我，略一沉吟，微笑点头：“是李连成同志吧？你好吗y
“挺好的。主席你好吗？
“好，好。”毛泽东点头。他稍稍有些胖，但面色红润，还是显得很健壮。
“主席，李连成在你这里工作过，情况都熟悉。现在缺人。我想叫他回来继续干。
毛泽东望着我，简单问问我近来情况。他对“潘汉年事件”并不清楚详情。据我所知，毛泽东1955年到上海时，遇国民党飞机轰炸，公安部门认为潘汉年是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这种具体事毛泽东并不过问，最多不过听人讲讲。
我简单汇报了自己的情况。毛泽东很随便地问：“怎么样。到我这里来工作还愿意吗？
“愿意。”我只能这么回答，“可是，我怕干不好……”
“那就来吧。”毛泽东已经把目光转向游泳池。于是，我便退到一边。
游泳结束后，我在一片羡慕的目光中，带着复杂的情感被李银桥拉上汽车，来到毛泽东的专列上。李银桥同我谈了一宿。我怕干不好，怕不适应红墙里的生活。李银桥说这么多年了，会干好的。而且，跟主席谈过了，再不来不合适。就这么我又回到毛泽东身边。随专列由上海到杭州，接着又回北京，第三次走进中南海。
“那么，第三次进中南海你是有些勉强的了严我将烟灰缸里有些满溢的烟头往里拨一拨，又续点一支烟。
李连成点头默认，马上又解释几句：“卫士长和卫士们离开毛泽东时都曾难过得掉泊，甚至哭出声。我也不例外。离开以后时时想念，我们都梦见过毛泽东。毛泽东与我们互相间的感情毋庸置疑是极深厚的。在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为身边的卫士和警卫人员办了文化学校，请来老师督促我们学文化，学科学知识。我第三次进中南海的心情，准确来讲不能含糊成个勉强，应该说是矛盾。因为矛盾所以动摇，拿不定主意。卫士长一劝，我就拿定主意回到中南海，回到毛主席身边。”
“理解，理解。我连连点头，继续问：“可是，我曾听卫士长讲过，你第三次离开中南海是有些原因的，是主动要求调走的？”
“他都跟你讲了？
“没有。他只简单带过一句，好像是跟江青有些关系？”
李连成沉默良久，他的表情使我想起许多同志对他的评价：敦厚、善良。他歉意地摇摇头，嘀咕着：“没啥……我没啥好讲的，真的没啥。我想尽办法撬他的嘴，终于徒劳。他只嘀咕两句：“唉，她后来搞了’四人帮’……那时她还没搞‘四人帮’。本来我是全心全意，那时她脾气就不好。”
不过，我还是从其他渠道采访到一些情况。
1959年，一个美丽的秋日．一个广州市的朦胧的早晨，李连成似乎被那空旷潮湿的寂静弄得有些心神不定。他从走廊勿匆走过时，是掂起脚的。尽管每个屋门都很隔音，他还是怕走出声啊。
她今天心情可能会好些？但愿昨夜睡了一个好觉……李连成走得匆匆，想得匆匆。江青近来心情不好，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昨天为安眠药的事，朝医生徐涛发了脾气。按照规律、她发过脾气之后会有相对一段时间的安静。不过，也有脾气节节高。越发越大的时候……李连成在一道沉重的屋门前停住脚，平稳一下呼吸。他忽然生出一丝后悔。当初分配任务时，自己为什么不要点滑头呢？能躲开多少麻烦。
每次出任务，是由卫士长分配。谁跟主席谁跟江青，谁留守家里。卫士们深知”夫人难挡”的道理，可是李连成话挂在嘴头上。他习惯把话忍在心里。也许卫士长误会他没有牢骚？跟随江青值副班的任务多数落在他身上。于是，他变成了“出气筒”。
是出气筒。李连成这样想。江青那么高的身份，犯得着跟他一名小卫士闹别扭吗？她或在家里同毛泽东闹别扭，或在外面同其他首长或首长夫人闹矛盾，有了气没地方泄，便会泄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头上。毛泽东曾说江青“大煞风景”，“她一来就叫人扫兴”。所以常常躲避，一年难得几次见面。但毕竟是夫人，不能不闻不问。向毛泽东汇报江青情况成了李连成·项工作。每次汇报。李连成总想说一句话又始终不曾说出口：主席，我想我有好几次是代你受骂了。
李连成闻声脱鞋。昨天进门，江青忽然喊：“出去！给我把鞋脱了，光着脚进。他连忙退后两步，退出屋门，脱掉鞋，赤脚进门。江青皱着眉头咕哝一声：“我就烦你们走路声大！”李连成一声不吭，只是扫一眼脚下的地毯。地毯有一寸厚，摔个杯子也不会有声。年初他曾陪江青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声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屋里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
李连成赤脚进门，大气不敢出，怕有声。他见江青正在梳头。江青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配上她的白皙的皮肤，是很有一些风度的。听说在延安时，女孩子们都喜欢找地理发梳头。经她打扮过，可以增添几分美。那时，不但男同志们认为她是出色的一个。女同志中也不乏崇拜者。如今，她仍然显得那么年轻。她会保养，若不是常常心情不好，她本该更显年轻。她的烦躁火气时时可以感觉到，刚才电铃响得急促跳动，继而剧烈绵长。李连成开始急赶，可是进门后，江青又只顾梳头不做声。
“江青同志，我来了。”李连成早已在镜子里与江青的目光相遇过。为了礼貌，他还是报到一声。
“嗯，外面冷吗？”江青从镜子里望住他。
“不冷。江青同志。”
江青继续梳头，过了一阵儿才朝椅背靠去，将头偷懒地一晃，头发轻轻甩动一下，说：“我要出去散散步。
在江青身边服务的主要是女护士。男护士只管饮食及安全保卫工作。负责警卫工作的还有省公安厅的同志。李连成出去作了安排．口来又等一段时间，江青才芽戴整齐，慢步走出。
太阳已经高悬，大海烟波借森，巨浪悠悠。远处的帆船星星点点，凝住了一般。李连成深深呼吸，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油然而生。
可是，耳边忽然响起尖声：“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
李连成不曾轻松一霎立刻又换上紧张。他看到江青锐利的目光直射过来，明白在动难逃。便小声说：“我再给您取件衣服去。今天太阳好，您活动活动对身体好。
“你是要我身体好吗？你是想叫我感冒！”江青转身回屋去了。李连成并不觉委屈或难过。自己感觉不冷，江青感受冷，这也是可能的，各人体质不同。江青近期身体不好，已经在广州住了半年。他甚至有些怜悯江青。她更多的还是心情不好。她跟谁也合不来，走到哪儿矛盾到哪儿。大家躲她，越躲她她越觉孤独忧伤，于是脾气也越坏。可是她怎么好坏不分呢？我本是全心全意为她好……李连成心里叹息着摇摇头。
工夫不大，护士又来叫他：“连成，快，江青要打扑克。”
李连成闻声起身，随护士来到江青房间。他明白，江青的日子难打发。毛泽东总是不允许她插手国家大事，就连生活秘书这个职务还是周恩来一再提议，毛泽东才勉强同意的。江青为不让她“抓大事，’赌气，有时在毛泽东身边就示威一样整天打扑克。偶尔还发句牢骚：“没事干就打扑克呗。
但是，江青打扑克就像搞政治斗争一样认真，常为一张牌而争吵，甚至哭闹到毛泽东那里去。罗瑞卿等同志都曾经为她打扑克闹起的矛盾而召集工作人员开会解决。所以，陪江青打扑克决不是消遣，而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任务。江青不能输，但也不能总赢，既要保证她最终是赢家，又要维持打牌的竞争性，这任务就不易完成。
李注成和江青是对家，打升级，一路顺风扶摇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