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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动派唱一个调，那是为了攻击你！毛泽东突然吼起来：“你这个人混！你给我滚，滚出去！这声吼许多人都听见了。
江青披着衣服冲出门．脚步稍一顿，从我窗前快步走过，一边擦着泪，到周恩来的窑洞里去了。每次她与毛泽东发生争吵。总要去找周恩来哭诉。周恩来善于调解各种复杂的矛盾，就连董必武发脾气，打儿子这样的事，他也是一听就去，去了就能劝住。
院子里静极了，工作人员都悄悄守在岗位上，没人议论，没人走动。直到中午十二点，江青才从周恩来的窑洞里出来。
这时，毛泽东已经起床，李银桥小心翼翼端洗脸水进去。一般情况下，毛泽东醒后并不马上起床，由卫士递条湿毛巾，擦擦脸，接着便喝浓茶。边喝边看报，或者批阅文件。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
这一次，毛泽东擦过脸后，没有马上看报。他望着李银桥，伤感他说：“你是党小组长，我跟你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把她赶走了。
李银桥1938年参军，一直是在首长身边当公务员、勤务兵。给周恩来当过卫士，而后又给毛泽东当卫士。他有经验，他知道毛泽东不需要他说什么劝解话，只需要他听。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苦恼时需要找人诉说，发泄心中的郁闷。
“唉，凑合着过吧！”毛泽东抬眼望着窑顶，沉默片刻，又垂下眼帘，声音低沉懊丧：“当初结婚没搞好哟……如今，我这个情况，我这样的人，再闹离婚包不好。背了政治包袱……政治包袱哟！”
接连两天，毛泽东和江青彼此不说话。这件事还是周恩来帮助解决了。江青解脱后，曾经很感激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温和文雅，善于体谅人，人前人后，她都是称周恩来为恩来，称邓颖超同志为邓大姐。进城后，她很少去看望其他人，但是常常要去西花庭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文化革命”中，江青大反周恩来，越往后越激烈，我们都曾大惑不懈。倒是与她“并肩战斗”过的陈伯达，因为从同一营垒里出来，说出了一定道理：“她善于隐蔽，善于向人暂时献媚，乘文革动乱之机，使用一切好计，凡是阻碍她的，触怒她的，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小事，她都视为大逆，都想加以消灭。”
“三查”“三整”的一段时间里，江青恢复了对周围工作人员的热情和友好态度。然而，运动过后，她便故态复萌。记得到西柏坡后，机关养了一头奶牛。毛泽东夜里工作太累，有时便挤些牛奶给他喝。我不懂怎样热牛奶，放在火上，以为和烧开水一样，便走开了。时间并不长，回去一看，锅已经烧红了，牛奶不见了，只剩一屋子糊味。主席喝不上奶，我急哭了。江青为此发了脾气。事后她训斥我们整个工作人员：“你们是为我和主席服务的。我们只要不高兴，就是你们工作没做好！”李银桥悄悄撇嘴，刚一定开便小声说：“你和主席吵架也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呀？”张天义说：“到主席那儿告她一状，准够她受。”李银桥说：“大决战就要开始了，你们别给主席添乱！”
李银桥是我的行政领导，也是我的党小组长。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我们整天见面，接触很多，渐渐熟悉，彼此产生了感情。
那时，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数女同志是众多男同志竟相瞄准的目标。追求我的男同志自然也不少。
江青先后给我介绍两名老红军；我都没同意。我心里想着李银桥，又说不出口。江青虽然关心我的生活问题，偏偏又看不透我的心思。“我坚信李银桥心里也想着我，只不过情况和我一样。也说不出口罢了。那个年代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本事都不大。
还是毛泽东善于发现问题，看出些名堂。有一天散步，他忽然回身望住紧随其后的李银桥：“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李银桥未加思索，随口应道：“不错。
毛泽东笑得蹊跷：“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么。
李银桥从毛泽东的神色里感觉到什么，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不再言声。
于是，毛泽东的声调变得温和而亲呢，像父亲同孩子谈心：“多谈谈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以后……那多好。
毛泽东说得含蓄，意思已经很明确。可是，要把问题谈明。无论对李银桥还是对我，都是太困难了。比打国民党困难。不久，我们随毛泽东来到西柏坡。生活更加安定，我们的接触也更多了。有次散步，毛泽东又悄悄问李银桥：“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李银桥郊颜低头，窘笑不语。他就是这么窝囊！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毛泽东侧脸望着李银桥，笑得幽默：“不要靠媒人，啊，我的卫士要自力更生娶妻生于么。”
李银桥笑得那么难堪。笑过又着急。他工作很出色，谈情说爱就笨得像换了一个人。这时，恰好发生一件事，给了我们“突破”的机会。
李银桥家里来信，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李银桥对自己的事，无论大小都愿意请毛泽东参谋，帮忙出主意。他拿了信去找毛泽东：“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罢信，反问：“你打算怎么办？”
李银桥的本事就是低头不吱声。
毛泽东哈哈笑出声：“银桥，你就是太老实。谈恋爱也要动脑筋么！你就不会拿信去问问小韩，请她帮忙吗？”
李银桥心里顿时一亮，拿了信跑来找我。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李银桥嗫喻，眼睛在我脸上一瞟又一瞟，“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我就推掉吧？”
我看完那封信，心跳得好厉害。有气无力地喃喃：“那就、那就，那就推掉吧。”话一出口，我的脸立刻烧得通红。李银桥却变得胆大了，眼睛盯住我不再动，说：“那你代我写封回信吧？我低下头，嘟哝着：“你，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傻。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你找我，我就，我就答应……”
他直到这时才握了我的手。我眼圈湿了，小声说：“现在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将来进城，女同志多了。你，你可别丢了我……”他握住我的手不放：“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是你们组长，我还得做榜样，起模范作用呢。”我说：“你是我的领导，你就领导我一辈子吧。”
听银桥说，他回到毛泽东身边，把经过详细汇报一遍。毛泽东很高兴，说：“走，一起散步去。”那次，毛泽东和李银桥是手拉着手走出屋门，一直走到山里，始终不曾松手。他们深深吸吮着山野清新的空气，毛泽东还用另一只手轻拍轻抚银桥的手背：“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的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分这就叫缘分。我等着喝你们的喜酒。·
1948年12月10日，我和李银桥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不到两天时间，各级领导在报告上作满了批示。诸如：“大大好事。甚为赞成”、“完全赞成”、“同意并致贺意”。“十分赞成”、“总支委员会同意”等。这份报告我们珍藏至今。
两天后，我们结婚了。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我们没举行什么仪式，只是江青帮我梳剪头发，穿戴打扮。她说：“老板帮助你们成了事，我也得作点贡献呀。”进城后，住在香山。毛泽东忙中抽空，对李银桥说：“过去条件不好，现在有些条件了，你们选个日子，把仪式补了。”李银桥说：“现在工作多紧张呀，要建立国家了，仪式就免了吧。”毛泽东说：“该补该补．一定要意思意思。
于是，我们便选定“五四”这天举行仪式。毛泽东听说了。频频点头：“好，这个日子选得有意义。”
可惜，那天毛泽东继续开会，接见民主人士，未能参加。李钠才九岁，却那么懂事，帮助我收拾屋子，还参加我们的仪式。仪式由阎长林主持，开了两桌席。李钠还表演了节目．说：“‘祝叔叔阿姨快乐。
毛泽东未能喝我们的喜酒，但是吃了我们送去的喜糖。年底，他去莫斯科访问，李银桥想跟随一道去。他说：“小韩不是有了身孕吗？你不要去了，留下好好照顾她。”
相比之下，毛泽东对亲生儿子的婚事，要求便严格多了。
那时，毛岸英也住在西柏坡，身上穿的总是父亲穿过的旧衣服。虽然他年纪比我还大，但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所以他叫李银桥叔叔，叫我小韩阿姨。
毛岸英也在和刘思齐谈恋爱，有些着急结婚。毛泽东说：“思齐是个好孩子，你们恋爱我同意：可是现在不能结婚，思齐还小．不到结婚年龄……”
毛岸英急道：“可我都二十六岁了！”
“我是说思齐不到年龄。
“思齐也十八了。”
“周岁虚岁？”
“岁数不到，结婚的多着呢！
“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拍响桌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还会遵守？”
毛泽东发起脾气谁也不敢再顶。毛岸英出来，独自伤心。我劝他不要急，等有机会再跟主席说。他愁眉苦脸不做声。恰好院子里一只公鸡追母鸡。他嘟哝一声：“公鸡还要找母鸡呢，我可是个人！”便满腔委屈走开了。
第二天，毛岸英没起床，躺在床上哭闹，谁也劝不住。银桥向江青报告，江青有难处，不好出面。和一般人家的继母一样。她对毛泽东的前妻的孩子很谨慎小心。特别是对长子岸英，说话办事都很注意，尽量热情，不要闹矛盾。对岸英的婚事她是热心帮助的，曾给岸英介绍过一位北平来的傅小姐。傅小姐长得很漂亮，但是吃不了小米受不了苦，对江青热心的事并不热心，终于又跑回北平，那次介绍没成功。
“这事还是让老板出面劝吧。江青说。
于是，警卫排长阎长林又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一听，火了。大步赶到儿子的屋门口。毛岸英还在床上哭闹，忽听门口一声吼：“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1948年12月，济南解放不久，江青便千里迢迢赶回济南一趟。因为她母亲死了。接触一年多，她第一次讲了点过去家里的事。
江青说，她老家是山东诸城县，父亲开了个木匠铺，讨了两房妻室。她是二房生的。她爱母亲，恨父亲。父亲脾气暴躁，嗜酒尚武，是写入的都头，打人的惯手。喝醉了酒。抄起家伙没轻没重打老婆。江青说，她母亲被打断了指头。她为了救护母亲，被打得满嘴流血，牙也差点打掉。于是，母亲带着她逃出家，到有钱人家去做庸人。
以后，江青又陆续讲了一些情况。她说，她母亲帮佣的那家人家，是诸城县四个有名的大家族之一。姓张，张家的二儿子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最近有些写“外传”“野史”的作者，捕风捉影。说江青与康生那时便有暧昧关系，实际并不真实。江青那时才十岁，而康生已经人上海大学读书。江青离开诸城县时也只有十二岁，不可能有那种事情。她到天津投奔同父异母的姐姐李云露，靠在秦系军阀部队当军官的姐夫维持生活。从一些正式材料上看，她讲的这点历史还是基本真实的。
江青带了李银桥。阎长林等四名卫士和工作人员，乘一辆美国中吉普到石家庄市，转乘火车至德州，再转乘汽车到达济南。受到济南市市长姚仲明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陈秉忱的接待。她母亲葬在济南公墓。江青下车后即去公墓给母亲上坟，送了花圈。她本来就爱哭，那次哭得挺伤心。上坟之后，在济南市故地重游，玩几天。正赶上她哥哥结婚，便去参加祝贺。
江青的哥哥叫李干卿，在铁路上工作。已经五十多岁，是再婚。新娘三十岁左右，过去是个妓女。大嘴大眼，比较胖，模样还算漂亮。穿一身旗袍，涂脂抹粉，擦了口红。江青送了礼品和钱，说几句贺喜话，转身悄悄对随行人员笑。她不大看得起新嫂子，一出门就说：“没文化的人就这样，越打扮越俗气。”
相比之下，江青对姐姐要亲热得多。当时她姐夫已死；姐姐带着儿子王博文独自生活，日子很苦。江青反复对身边人说：我小时候是靠姐姐姐夫生活的，他们帮过我很大忙。我总是要报答他们的。于是，她让姐姐李云露带着儿子随她一同回了西柏坡。李云露长得虽不如江青漂亮，但是人要比江青老实厚道。她于1988年5月25日病故。她的儿子王博文现在清华大学工作。
形势不断好转，毛泽东家里的人口渐渐增加。毛岸英来了。李敏不久也来了。
那天，毛泽东房间里又传出哭闹声。江青跑出来，哭哭啼啼去找周恩来。她每次与毛泽东吵过架，多数都是去找周恩来哭诉。后来我才知道，是贺子珍带者娇娇（李敏）回国了。毛泽东本是想见贺子珍的，江青又哭又闹。一些领导同志从大局考虑。为避免毛泽东的家庭矛盾影响他对全国革命事业的领导和指挥。作出决定，没有让贺子珍来。只把李敏接来了。
李敏来后，江青让我把李钠交她姐姐李云露照看，由我照料李敏。李敏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勇敢坚强，能吃苦，有主见，独立生活的能力强。她幼年的艰苦经历，在王行娟所著《贺子珍的路》中已有详细真实的记录。
我负责照料李敏后，我和李银桥两人与江青的关系更进一步紧张起来。我带李敏，江青便交代说：“你要注意呢，不要讲什么亲娘后妈之类的话，不要把李敏教坏了，不许提贺子珍！”
江青穿过的旧衣服常给李敏穿。李钠小，捡不了旧衣服穿，只能做新衣服。正常家庭，这种情况也算正常。但是江青就不但想，她毕竟是后妈，这样做李敏能没意见吗？江青不为别人想。她习惯于挑剔别人，猜疑别人。她认定是我说了她什么坏话，怒气冲冲责问我：“你背地里说我什么了？啊．你不要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厂
那时，毛泽东家里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年纪比较小的有李敏、李们、王博文和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他母亲叫朱丹华。毛泽民牺牲后，朱丹华同志与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结婚。1950年，方志纯和朱丹华一道来看毛泽东。毛泽东喜欢毛远新，大约还有怀念弟弟的原因，提出接毛远新到自己的身边抚养。经过商量，朱丹华同意了，这样，毛远新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只是在假期去南方看望母亲。也许因为毛远新是男孩子，加上是烈士子弟，江青对他比较亲近、关心，不摆架子，也没闹过什么大矛盾。
粉碎“四人帮”后，李银桥和我先后由天津调回北京。一到北京，我就打听李钠。我想她，孩子毕竟是我带过的。她小时候的样子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活跃，总好像又看到她端着小碗蹲在墙根吃黑豆，在窑洞里帮我打扫卫生，和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趁大人照相的机会夹在后面探头探脑，嘻嘻哈哈凑热闹，看到她跟随毛泽东去彭真、叶剑英家，与傅亮、妞妞在房前扭秧歌……她现在怎么样呢？能想开些吗？毕竟，江青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不久，我得到消息：可以去看李钠了。我立刻和爱人商量：“银桥，我们得去看看李钠，她现在一定难，我们不去看就对不起主席。”李银桥二话不说，起身就去找领导，由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带我们去看了李钠。
当时。李钠住在昌平县医院，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李钠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李钠胖了，脸色还好。我们小心翼翼避开“四人帮”的事，主要问问她身体情况，劝她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含蓄地劝她想开一些。她只是点头，话不多。但是我感觉到，她是高兴我们来看望她的。
李钠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我对爱人说：“银桥，主席在世时对咱们那么关心。帮助咱们结婚成家。现在主席不在了，咱要像主席关心咱们那样关心李钠才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咱俩该帮助她建起新家庭才对。”
李讪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她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她到了江西省进贤县，在中办五七千校劳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处的一位同志。对于生活问题，毛泽东向李讪说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李钠和这位一般工作人员谈得来，产生了感情。这件事，毛泽东同意；江青不同意。李钠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干校与那位同志结婚了。婚后，就在五七干校劳动生活。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这件婚事江青始终不同意，与李钠闹矛盾。加上其他多方面原因，李怕与丈夫之间也渐渐生出一些矛盾，感情出现裂痕，后来离了婚。从此，李钠便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我不断去看李钠。开始只是谈她的身体和孩子，次数多了。便谈到了婚姻问题。我劝道：“还是组成个家庭好，我帮你找个男朋友吧。”她沉默片刻，轻轻叹口气：“唉，我妈妈是‘四人帮，，坐监狱呢……谁肯找我呀？我赶紧说：“不要那么想。你妈妈是，四人帮’，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你还是找个人好，小尹还要帮你忙呢。”
我说的小尹叫尹荆山，也曾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李钠听说了，很受感动。望着我问：“小尹那么小，还想这事“我笑道：“多少年了？小尹可不小了，都四十多岁了，当经理呢！”
劝说过李钠，我看到她并不坚决反对，便开始暗暗物色。1984年，战友王景清来看望我和银桥，我发现机会来了。
王景清是1940年参加革命，原在中央警卫团放门卫，后调剂少奇那里当警卫队警卫。他离婚了，独身一人，是离休的师职干部，也想建立一个家庭。我觉得条件不错，就向他介绍李钠。他当警卫时常见到李钠，印象很好，他不好意思，不讲什么，但我从他眼神里明白了一切。我就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