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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贞被曹石引荐后，大权在手，徐有贞肆无忌惮，中外倾目，但有皇帝信任，谁也奈何不了他。徐有贞观察到英宗又厌恶石亨和曹吉祥的意思，就常在明英宗面前诉说二人在外的贪横之事。石亨、曹吉祥知道风声，大加怨恨，日夜聚议，密谋构陷徐有贞。
明英宗常与徐友贞二人君臣密议政事，屏除旁人。但身为司礼太监的曹吉祥有眼线，偷听了不少这君臣二人的“悄悄话”。一日，曹吉祥问明英宗某事因由，英宗大惊，急问你从何得知，曹公公答言，乃徐尚书讲给我听。自此，英宗皇帝开始疏远徐有贞。
不久，石亨、曹吉祥二人向明英宗泣诉，说徐有贞以内阁的力量想倾陷他们两个“忠臣”。英宗皇帝很讨厌徐有贞“泄密”，把他外放为广东参政。石亨等人恨极徐有贞，派人投匿名信，诬称老徐“指斥乘舆”，流放途中说皇帝坏话。明英宗恼怒，下诏把徐有贞发配到云南一带为民。
从此以后，曹吉祥与石亨开始更加嚣张，他们的子侄都成了侯伯都督，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达千百人。这引来了明宗的厌恶，于是明宗就委任大学士李贤把政权收回内阁。天顺四年，石亨和他堂兄弟的儿子定远侯石彪因罪被诛。曹吉祥见到石亨如此下场，心中惊惶不安，渐渐萌发了谋反的念头。就跟堂兄弟的儿子昭武伯曹钦，都督曹铉，曹铎等人一同举兵造反。怀宁伯孙镗领兵*，追杀并且灭了曹氏一族。从此曹，石两党都走到了末路。宦官的气焰稍稍有所收敛。
宪宗即位后，贤相李贤、彭时、商辂辅政，政事修明。不久李贤和彭时相继死去。佞臣万安、刘吉进入内阁。当时宪宗非常宠幸万贵妃。万安因此费尽心机与万贵妃联宗，摇身一变成了万贵妃的侄辈。万贵妃则因为出身贫寒，正希望有一个士大夫来撑撑门面。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成为同宗。更耐人寻味的是，万贵妃的弟弟锦衣卫指挥万通的妻子王氏，竟然有一个送给别人抚养的妹子成了万安的小老婆！此后，万*用万通妻子王氏出入宫廷的便利，探听宫中虚实，并依靠着万贵妃的影响力一直安稳地做他的大学士。
汪直的入宫是成化初年大藤峡一战的副产品。他也是瑶族人。在明代历史中，汪直可能是继英宗朝王振之后又一个著名的专权者。他的生活，可以分为三期。早期是侍奉万贵妃的小太监，在昭和宫里当差，慢慢地升为御马监太监，做了一个管御马、进贡马骡的七品内官。中期是成化十三年至成化十八年，期间汪直的身份是提督西厂。这是他权势最盛的6年。晚期是成化十七年宪宗将汪直闲置在边陲，然后再把他放到了南京的御马监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汪直干预政治，也就是提督西厂的6年。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8）
在明朝，与东厂相对的是西厂，西厂在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明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贬汪直为御马监。尽管如此，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于是宪宗仍然让汪直秘密的探查宫外的情况。御史戴缙揣摩到了宪宗的心意，就大力宣扬汪直的功德，于是组织了西厂。让汪直领导，于是汪直趁机陷害项忠，先把项忠下了大狱，又把项忠削职为民。后来又陷害商辂。商辂就推说身体不好要求退休。戴缙得到汪直授意编造冤案，想要借此整倒汪直的政敌。因此波及到几十个大臣。汪直也因此更加骄横。时间久了宪宗对他也就渐渐疏远了。天顺十八年，宪宗解散了西厂，驱逐他的党羽，但是汪直。斥逐其党。然直竟良死。
孝宗即位以后，有贤相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相继辅助处理朝政。将国家治理的很好，但是由于孝宗以前宦官弄权；积弊太重，国家元气大伤，所以一时很难恢复。而且在宦官以外，又出现了所谓阉党，也就是依附于宦官而结成党羽的官僚。宪宗时，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与大学士万安、都御史王越、方士李孜省、僧继晓等内外勾结。后来汪直得罪；王越被罢官。宪宗死后，万安、梁芳、李孜省、僧继晓等人也被相继放逐。于是在宪宗时阉党已经全部被铲除。
当时太监李广获得皇帝宠信，与寿宁侯张鹤龄等人互相交结、狼狈为奸。后来李广因罪自杀。张鹤龄也因此辞职。他们对于朝廷的政局并没有形成大的影响。武宗即位时，年仅十五岁。喜欢亲近身边的小人，东宫太监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张永俱都受到中用。当时的人称这些太监为“八虎”。这些人整天引导武宗嬉戏，并且怂恿武宗命令大臣每人进献万金，置办皇庄三百余所。京城人民受到滋扰十分严重。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等人向武宗上书说刘瑾等人蛊惑作乱，奏请把这些太监杀掉。司礼太监王岳、范亨、，徐智等人向来就对刘瑾等人的所为不满，也暗地里支持刘健他们。事情就快成功的时候，吏部尚书焦芳把这个泄露给了刘瑾。刘瑾一听，大惊失色，连夜到武宗面前哭诉求情，说“王岳联合内阁大臣想要控制陛下”。武宗以为真，也就改变意图，还将司礼监、东厂、西厂也让他们分别掌管。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9）
对于曾经联合起来想置他于死地的大臣们，刘瑾当然是恨之入骨。在自己掌握大权之后，便向这些大臣开刀了。他用的方法很多，一是处罚，即罚米供应边境。因为罚的数目很大，有的竟达到几千石之多，使很多大臣被罚得倾家荡产。其次是身体处罚，最狠毒的是脱掉衣服进行廷杖。明朝原来的廷杖仅仅是对大臣的一种人格侮辱，并不是身体处罚，所以允许大臣用毡、毯以及棉衣垫在身上。但刘瑾却要大臣*受刑。行刑期间又授意执行的锦衣卫加力责打，结果大臣们常被当场打死。还有，刘瑾造了一种大枷，有150斤重，被他*的大臣戴上这种枷后，没几天便被拖累致死。
刘瑾知道负责劝谏的言官们对他的威胁很大，在掌权后，对言官也不放过。除了借故进行罢免、廷杖以及诬陷定罪外，在平时还制裁威胁这些言官：命令他们在早晨寅时（三点到五点）入朝，一直到下午的酉时（五点到七点）才让走。一天上班时间竟达14个小时左右，刘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得休息，让他们没精力弹劾自己。
刘瑾打击异己时随心所欲，对于在平时只对他作揖而没有磕头行大礼的翰林院的官员，他也不放过。找了个借口一次就把20人赶到南京去任职，有的还削职为民。
在将异己的大臣们都清除后，刘瑾便随心所欲地专权了，他很会控制皇帝为他所用。先用打球跑马、带鹰抓兔等缠住爱玩的武宗，然后，专门在武宗玩得高兴的时候向他请示政事，武宗总是心烦地说：“怎么什么事都来找我，你们这些人都是吃闲饭的吗？”刘瑾装得灰溜溜的样子退下，心中美滋滋地专权误国去了。通过这一手，刘瑾很容易地将内阁的大权也握在手中了。
为了彻底掌握内阁，他还将原来向自己告密立功的焦芳安排在内阁任职，焦芳则什么事都看刘瑾的眼色行事，这就开了内阁辅臣听从太监指挥的恶例。
武宗受到这帮宦官蛊惑，不甘宫内枯燥的生活，索性离开了紫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宅。大权落到刘瑾手中，凡事都由刘瑾决断，刘瑾又让他党羽刘宇曹元进入内阁、张彩做了吏部尚书。大臣不附和他的人都被驱赶光了。
又一次早朝退朝以后，有人将匿名上书藏在宫殿前的红色台阶及台阶上的空地之间，该书历数刘瑾的罪过。刘瑾大怒，将三百多人下到狱中，由于当时正处盛夏季节，天气酷热，竟有很多人被热死。第二天，才知道原来是他的同党陷害他的，这才放了众人。
正德五年，安化（今甘肃庆阳县）王以诛杀刘瑾为名，举兵造反。武宗下诏右都御史杨一清总理军务，让太监张永监军，前往征讨。杨一清知道张永怨恨刘瑾，便与他秘密谋划，叛乱平定之后，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后来证据确凿，将其诛杀，并抄没所有家产，他的同党也或被贬职，或被杀死。而后内监魏彬、马永成，幸臣江彬、钱宁等开始把持朝政，直到武宗去世。
第三节冲动是魔鬼
一、明朝士大夫的脾气
儒教经过宋代儒家改革之后，演变成为道学。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等人都是一介书生。他们以传授理道家理学为。他们的学术主张以格物致知、身体力行为主，而作为考核的标准就是一个人的品德是否高尚。所以虽然宋朝最终灭亡了，但有节义的人却很多，这都是先贤大力提倡的结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10）
明太祖起兵以后，百忙之中仍然不忘搜罗人才。他曾经下令相关部门每年向朝廷举荐人才，包括有勇有谋的武士和通晓天文的人，精通书史和廉正的官吏都能得到举荐。凡事向朝廷举荐人才的人，朝廷都给予重赏，但是滥举人才或者埋没人才的人朝廷也给予重罚。后来，朝廷又明定了文武科取士的办法。洪武二年，命博士孔克仁教授诸子经文，功臣的子女，也被令全部进入学习。又命所有市县全部设立学校。洪武六年二月，朝廷停止科举考试制度，改由相关部门推荐人才，而考核人才的一条重要标准便是这个人的品德，诗词才艺能力位居第二条件，而品德的考核标准就是看一个人是否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顺、勤于农事。人才分为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五个等级，全部以很高的礼遇送到京师，而各省的贡生也要先进入太学学习，由太学毕业的学生，即可获得出身资格，进入仕途。。
洪武七年，朝廷重修曲阜孔子庙，树立孔子、颜回、曾子三人的雕塑。洪武八年，朝廷下诏命天下遍立社学，以教育民间子弟。洪武十三年，对国子监及府、州、县学在校生员给予了优厚的待遇，既免费供应食宿，又免其家庭的徭役二人。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在国子监祭祀孔子。同年八月，重开科举考试制度，此后每三年举行一次，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加考试后被录用的占了大多数。洪武十六年，朱元璋下诏恢复社学，民间设立的社学，有司（即指府、州、县等地方政府）不得干预。凡是被政府判为有过失的人，不许担任社学的老师。并从民间选取俊秀通文义的士子，送充国子学生员。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任命名儒方孝孺为陕西汉中府学教授（从九品），方孝孺深为蜀献王赏识，被聘为世子师，方孝孺读书的书房被称为“正学”。这时，学校、科举、杂流三途并用，教育较为发达，各种制度也颇为完备，教官的选授、考核较为严格，待遇也较优厚，升迁机会较多，而朝廷所得到的人才也很多，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由于明朝大力提倡儒教，注重实行，勉励有气节的人，崇尚名节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所以当时的官吏都很淳厚，士大夫都很朴素。
惠帝即位以后，召方孝儒为翰林院侍讲，后来又亲任他为文学博士。靖康之难，自孝儒以下共同殉国的臣子们非常多，这也都是太祖在位时养成的士风。成祖即位后，大力提倡程朱理学，颁布了《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儒家学说于天下，令在校生员人人诵习。
英宗初年，王振乱政，末年，曹石乱政；宪宗时代，汪直乱政；武宗初年，刘瑾乱政。朝廷中但有触犯他们的，大多数都被关到狱中，或被廷杖责打，或被贬官外地，甚至被处以死刑。然而翰詹科道与部寺小臣却极力弹劾他们，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人都是只知道有国家，而不知道又自身的人，他们只觉得奸人就应该被铲除，从不考虑自身的风险。
太祖即位之后的百余年间，人民尊崇节义，儒教学说渐渐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形成风俗。历代的贤相有杨士奇、杨荣、杨溥、李贤、彭时、商辂、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正直的大臣有诚意伯刘基、平遥训导叶伯巨、监察御史王朴、浙江按察使周新、侍讲邹缉、主事萧仪、侍读李时勉、监察御史罗汝敬、主事郭循、侍讲刘球、御史钟同、礼部郎中章纶、大理寺少卿廖庄、翰林院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宪宗时等人；奉公守法的官吏有汉中知府费震、苏州知府况钟、吉安知府陈本深、抚治荆襄副都御史原杰等人；道学名家有礼部侍郎薛瑄、江西征士吴与弼、翰林院检讨陈献章、大学士王鏊等人，他们都是那些让贪官污吏听到名字就胆战心惊的人物，而这些人全部都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11）
明太祖时，监察御史王朴性格耿直，多次和太宗辩论是非，太宗大怒，命令将他杀死，可是王朴刚被押到刑场，就被赦免了。太祖召见他，问他：“你现在能改掉和我辩论的毛病了吗？”王朴回答说：“陛下您并没有认为臣是错误的。如果我没有罪，怎能杀害我？如果我有罪，又为何赦免了我？我只求速死！”太祖大怒，下令立刻行刑。可是王朴在路过史馆的时候大声呼喊说：“学士刘三吾快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杀害无罪御史王朴。”
明成祖时，锦衣卫指挥纪纲得到重用，他派遣千户到浙中搜罗官员的罪状，然后从中收取贿赂，但是按察使周新却将这个千户给抓起来了，纪纲便诬陷周有罪，成祖不分青红皂白，将周新给逮捕了。周新被押到成祖面前时，大声抗议说：“陛下下诏让按察司抓捕奸恶之人，如今却为何又以此加罪于臣？”成祖大怒，命令将他立刻杀死，周新在临死前大呼说：“生时正直的大臣，死也要做正直的鬼。”
纪纲还喜欢广通声气，不避嫌怨。对于平日里不满意的人就上述弹劾，对于无罪受害的人，便假装上述营救，但在书中说他有结党之嫌，有营私的证据，故意引起朝廷误解。
孝宗时，岷王膺上述揭发武冈知州刘逊的不法之事，命锦衣卫把刘逊逮捕了。给事中庞泮、御史刘绅等人纷纷上书营救。但孝宗考虑因为是亲王亲自上书弹劾这个州官，就没有听取庞泮等人的意见，并且把庞泮、刘绅等人关到狱中。导致台谏官署空空如也。后来九卿力谏才将他们释放了。也未对刘逊进行处罚。
二、一个老太太引发的血案
明代的士大夫都喜欢意气用事。朝廷一有问题，他们就往往成群结队，吵吵嚷嚷，经常让皇帝感到难堪，甚至恼羞成怒，以至于到后拉力用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酿成惨案。这在史书中是少有的事情。这些士大夫的忠心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做事的手法却实在可笑。
宪宗成化四年，钱太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钱太后最后的心愿就是能跟自己心爱的明英宗葬在一起。明宪宗的母亲周太后不想让钱太后入葬裕陵，就出面干预，皇帝没有办法，让太监夏时和怀恩召集大臣来商议。阁臣彭时、商辂、刘定之都认为应该按照先帝的意思让钱太后合葬。宪宗很为难，说：“不遵从祖宗规矩是不孝，违背母亲的意愿也是不孝，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于是有一百四十七个大臣为此上了奏疏。后来，皇帝再次和大臣讨论这件事情，礼部尚书姚夔召集大臣九十九人商议以后，说“皇上应当遵守祖宗定的规矩，怎么可以之顺着母亲，而违反祖宗的规矩呢。”宪宗为此犹豫不决。仍然没有答复。
后来宪宗下旨，要给钱皇后另外选择安葬的地点。这引起了群臣的反对，给事中毛弘倡说“这是大事，我辈应当死争。”于是，百官在文华殿外边哭着劝谏皇帝改变主意。皇帝命令群臣退下，劝谏的众位官员向皇帝叩头，说不得到合葬钱皇后的旨意，不敢退下。到了申时，皇帝迫于压力，答应合葬钱皇后于裕陵，众位官员向皇帝山呼万岁。
武宗正德十四年，武宗下诏说想要南游，群臣纷纷上疏，劝谏武宗不要去，免得使天下劳民伤财。武宗对这些奏疏不予答复。于是兵部郎中黄巩、翰林院修撰舒芬、吏部郎中张衍等一百多人继续为此上疏劝谏。武宗大怒，传旨将上疏进谏的兵部郎中黄巩、兵部员外郎陆震等数人下诏狱，将修撰舒芬等一百零七人罚跪午门外五天。几天后，武宗又下令将以下诏狱的黄巩等六人予以廷杖，其中大理寺正卿周叙等三人各五十，另外三人各四十。同时被杖的还有姚继岩等二十二人。黄巩受杖刑后削职为民，遣送回原籍。陆震杖伤特别重，江彬又让人绝其饮食，第二天他就死在狱中。工部主事何遵被打得肢体开裂，两天后也撕了。大理寺评事林公辅身体虚弱，不胜杖而死。行司副余廷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