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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27日至3月5日，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工业交通各部提名，推荐出70个大庆式先进单位。会议认为，这70个单位，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先进单位的代表，是全国工业交通企业的学习榜样。
这一批大庆式先进单位当中，有全国闻名的大庆油田；有襄樊棉织厂、潞安硬设备局石圪节煤厂、兰州炼油厂、湖南橡胶厂、上海嘉丰棉纺织厂等5个在1963年受到国家经委表扬的勤俭办企业的先进单位；有中央工业交通各部所属的企业，也有各省、市、自治区所属的企业；有冶金、化工、煤炭、石油、电力、建筑材料、林业、机械、农业机械等部门的重工业企业，也有纺织、轻工、手工业部门的企业，以及铁道、交通、邮电、地质和物资部门的企业；有工业交通企业，也有新兴的工业地区。
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认为，推广这70个大庆式企业的经验，将会进一步促进工业交通战线学大庆运动的继续深入发展，进一步促进工业生产达到新高潮。
富春江冶炼厂是这次会议推荐的大庆式企业之一。《人民日报》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称这个厂“学大庆学到了点子上”。
富春江冶炼厂，是在1958年用土法建成的一个小工厂，初建时，全靠手拉风箱的土炉生产，炼出的第一炉半成品只有公斤重。经过职工几年来的努力，特别是学习大庆以来，这个工厂的生产水平迅速上升，逐步建成了一个土洋结合、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小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
在建厂最初的几年里，这个工厂虽然每年都能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但由于企业管理不善，生产成本高，经济核算起来连年亏损。1963年企业党委书记伊方安和厂长于金銮参加杭州市委召开的工业会议，听到许多兄弟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开始感到自己头上戴的“亏损帽子”是一种压力。1964年年初，企业开始响应上级号召学习大庆的先进经验。工厂领导召开专门会议向全厂职工传达了大庆经验，职工群众情绪激动。大家立志摘掉亏损帽子，要把亏损帽子“丢到富春江去”。职工们的决心书、保证书，在几天之内贴满了车间、宿舍、食堂的墙壁，要求工厂党委马上挥动大旗，领导大伙闹革命，摘掉亏损帽子。
职工群众的决心，使企业领导感触很深，工厂党委一连开了多次会议，最后在领导干部中统一了认识。他们认识到，要领导职工群众革企业落后的命，首先要革思想落后的命，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自我革命。通过学习大庆经验，富春江冶炼厂的领导干部认识到，一支好的职工队伍，是靠好的领导干部带出来的。而领导干部要有过得硬的好作风，跟职工群众保持最广泛、最经常、最密切的联系，必须像普通劳动者那样参加劳动，真干、实干。
工厂党委书记伊方安是参加劳动最过得硬的一个干部。他从大庆学习参观回来后，第一个搬到工人宿舍去住，到最艰苦的岗位，拣最脏、最重的活干。他赤膊背石头，手脚都磨起了泡，背脊晒得油黑，从不叫苦。工人们说他活像个人民的“老黄牛”。
全厂各科室工作人员在企业领导的带动下，也纷纷下到车间去参加劳动。哪里困难，哪里是关键，他们就到哪里干。严冬时节，矿山最冷，有干部在那里和工人一起推矿车；三伏酷暑，炉前最热，有干部在那里和工人一起搞冶炼。各主要工种，不论日班、夜班，都有干部在那里顶班劳动。他们逐步从外行变成了内行，做到既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又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在1964、1965两年间，全厂干部平均每人每月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参加劳动。
干部通过参加劳动，和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加关心工人的劳动状况。冶炼车间的烧结工序，是全厂劳动条件最差的地方，温度高，硫气重，灰尘多，费力大。过去，干部一般不到这里参加劳动，对工人的疾苦没有体会，因此，当烧结块的生产跟不上生产需要时，厂长批评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埋怨工段长，工段长就责怪工人。工厂党委和有关科室的干部在这里顶班劳动后，亲身体会到操作中的劳累，把改善这里的劳动条件看作是一个关系群众观点、生产观点的大问题。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地用机器制团的新工艺代替了原来的落后办法，大大改善了劳动条件，节约了三分之二的劳动力，降低了成本，产量也成倍增长。
通过学大庆，这个厂生产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学大庆的第一年——1964年，他们摘掉了建厂5年来连年亏损的帽子，向国家上交了数目可观的利润；学大庆的第二年——1965年，他们又在生产上实现了大的发展，产量比上一年提高了一倍，上交利润超过了1964年的三倍以上，有些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赶上或超过了国内先进水平，手工操作基本上改变为机械化。他们还大搞综合利用，除主产品外，又搞成了包括两种贵重金属在内的五种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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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立下愚公志，三老赶三新
上海卫海铁工厂是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治工作会议推荐的另一家大庆式企业。
这是大上海的一家小工厂，1958年，卫海铁工厂刚成立时，厂里的工人还天天与铁锤、风箱打交道，沿用着传统的手工方式从事生产。从1960年开始，由于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这个厂面临着原材料不足、燃料不足、生产任务不足等困难。由于前几年盲目贪多求快，产品质量问题严重，当时厂里的产品，三分之二是等外品，三分之一是二等品。企业内部不团结，部分人自由散漫习气比较严重，劳动纪律松弛。
在困难面前，工厂党支部带领职工奋发图强，他们通过“忆苦思甜”，忆出了一个坚决克服困难的精神面貌。干部和工人，在困难面前，亲密无间，无所畏惧。
这个厂的主业是生产钢板弹簧，但当时生产任务不足，他们就主动承接了其他大型设备的加工任务。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个厂从上到下都努力树立起强烈的质量意识。厂里的工人大部分没有文化，以往工作多凭自己的经验，因此操作很不统一。副厂长吴庙祥也只读过5年小学，但他肯动脑筋。他带着几个工人，在热处理工段观察老师傅们的操作，并如实地把三个技术最好的工人的操作描绘记录下来，又组织群众反复总结、讨论，最后制订了41条热处理工艺。制造钢板弹簧的40多道工序，就这样有了新的工艺操作规程。一套严格的检验制度也随之建立起来，一套科学的测试设备也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来了。而且，企业还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了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到1963年，他们自己制造的设备增加到50多台，全厂85％的操作实现了机械化、半自动化。
卫海铁工厂的产品质量从此迅速提高。单片钢板弹簧的寿命，从七八万次提高到25万次。1963年度全国钢板弹簧质量评比，卫海铁工厂产品的质量被评为先进。
当上先进之后，卫海铁工厂没有止步不前。工厂党支部组织全厂职工学习毛泽东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职工们把自己的钢板弹簧质量，跟国内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厂比，比出了6项差距；与世界先进水平比，差距更大。经过群众的酝酿讨论，工厂领导及时提出：在1964年内赶上长春第一汽车厂！
卫海铁工厂的设备经过几年的技术革新与改造，虽然较之从前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与长春第一汽车厂相比，毕竟还相差很远。有人说，长春是“三新”，即现代化的厂房，现代化的设备，第一流的技术队伍。而卫海铁工厂是“三老”，即厂房“老”，三分之二是芦席棚；设备“老”，绝大部分是土设备；人也“老”，文化水平低。
小厂能不能赶上和超过大厂？“三老”能不能赶上和超过“三新”？卫海铁工厂的职工们从学习大庆精神的过程中，看到了这种可能。职工们说：“大庆人头顶青天，脚踏草原，凭着一股革命志气，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建成了技术第一流的大油田。我们头上还有芦席棚，脚下还有煤渣地，条件比大庆好，为什么赶不上长春？”大家分析：“三老”是赶长春的不利条件，但是也有有利方面：设备是自制的土设备，专用性强，工人使用熟悉；厂房破旧，可以激发自力更生的精神；老工人在旧社会受苦深，阶级觉悟高。于是，卫海铁工厂的职工提出：“头顶芦席棚，脚踏煤渣地，立下愚公志，三老赶三新。”
要消灭与长春的6个差距，关键在于制造“三机”：造出喷丸机；造出更高水平的卷耳机；造出一批新型的淬火机。
全厂抽调专人组成了造“三机”的攻关队伍。“三机”的零部件上千，需要有加工设备。厂里没有足够的机床，他们趁兄弟厂休息的时候，借人家的设备干。试制新的机器，厂里没有合适的场所，他们把放废料、堆煤的地方清理干净，搭个架子，拉上油布，就在油布棚下干。大热天，喷丸机机身像个烘箱，他们还是钻进机身去凿、去锉、去刮。台风暴雨季节，一阵雨过，场地一片泥泞，大家还穿着套鞋继续干。有的零部件，是工人们用凿子凿、锉刀锉、手提砂轮磨，一点一滴“修”出来的。
1964年，“三机”制造出来了，卫海铁工厂实现了“三老”赶“三新”的目标，赶上了长春第一汽车厂。这一年度全国钢板弹簧质量评比，卫海铁工厂又被评为全国新技术先进厂。
卫海铁工厂在学大庆运动中注意学习大庆人敢于迎着困难上的勇气和志气。副厂长顾耀祖谈起学大庆的体会时说：“不怕生产上一穷二白，就怕思想上一穷二白，没有志气。只要有志气，即使没机器，也可以造出机器来。如果没志气，即使有机器，也可能没有多大作为。”他还说：“机器都是人造出来的，技术都是人去掌握的。外国人是一个脑袋两只手，我们也有一个脑袋两只手，只要有志气，又肯下功夫，为什么他们能干出来的事，我们就不能干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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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全国处处有大庆
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国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在这场运动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当时对大庆的宣传还比较客观；对于各地学大庆的要求比较实事求是；对于各项工作的发动与布置，大体上能够结合各地的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实际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因而，学大庆的内容比较扎实，成就也是丰富多彩的。
当时，对于先进典型的宣传还较少片面化、绝对化、神秘化的倾向，各地在学大庆运动中，十分强调要将大庆经验与本地、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注意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树立自己的“大庆”。
坐落在北部湾畔的北暮盐场，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原来，这里的盐田总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生产落后，产量很低，最高年产量不过3000吨。解放后，生产有了发展，但企业的规模仍比较小。1964年，党中央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北暮盐场的干部、工人决心以大庆为榜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变盐场面貌，为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1965年底，北暮盐场学习了兄弟省改造旧盐田的经验，提出了一个彻底改造旧盐田的计划。这就是，把盐场一工区平方公里高低不平的旧盐田加以改造，实现扬水、顺水自流化；同时，把这些盐田上的500多个石子铺底的结晶池，挖去石子，铺上陶片，实现结晶池陶片化。
计划做出后，全场130多名盐工便顶住各种压力，投入了改造旧盐田的斗争。他们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向国家伸手要投资。没有陶片，他们下班后挑上泥箕，步行二三十公里，到合浦县城附近的一个陶器厂去拣碎陶片。有些盐工还回家动员自己的亲属也东村西舍地帮助找陶片，然后一担一担地送到盐场。在工人、家属的共同努力下，盐场没花国家一分钱，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将61块盐田铺成陶片结晶池。这些结晶池，由原来开晒四天才产盐，变成只要有半个连晴天就可以收盐，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
1966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锦州建成大庆式新兴工业区》的长篇报道，在同一版，该报还发表了题为《全国都能有大庆》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我们伟大的国家里，大庆精神到处可以发芽、滋长、开花、结果。……应该说，全国各地都能有大庆。”社论强调：“学大庆、赶大庆、超大庆，各地区、各企业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3月21日，《人民日报》在《学大庆、赶大庆、超大庆，创造更多的大庆式企业》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各地学大庆的先进典型事迹。
《人民日报》在为此发表的“编者按”中指出：“学大庆应该从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应该把大庆的先进经验同本企业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兄弟单位的任何先进经验，不通过自己的实践，不通过总结和推广自己的经验，是不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每个地区、每个单位、每个企业学大庆，都要总结自己的经验，这样才能把大庆的经验真正学到手。”
值得重视的是，在上述《人民日报》的社论和“编者按”中，不仅讲到了学大庆、赶大庆，还提出了“超大庆”的口号。而且各地在总结出的学大庆的先进经验中都反复强调，学大庆首先要学大庆精神，不能单纯照搬大庆的某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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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全国学大庆，大庆怎么办（1）
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兴起后，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摆在了大庆人面前：全国学大庆，大庆怎么办？
在成绩、荣誉、赞歌和颂词面前，多数大庆人的头脑是清醒的，但也确有一些人头脑昏沉沉，脚步轻飘飘。有人头脑开始发热，看成绩多，看缺点少；看有利因素多，看不利因素少，不重视实际困难和解决具体问题，一味盲目地带领群众打冲锋。因此，1964年初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有一个钻井队，安装的井架还没有校正好，就急忙开钻，井只打到一半，井斜就超过了规定。这种情况引起了石油部和大庆工委领导的警觉。余秋里等人意识到，大庆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这个考验，不是过去那种艰难困苦，而是成绩和荣誉的考验。能不能经得起这个考验，关系到大庆油田乃至整个石油工业能否继续前进。
还在石油会战正紧张进行、成功已经在望的时候，石油部领导就已经警觉到在成绩面前保持谦虚谨慎作风的重要性。
1963年6月，余秋里在一次全国石油系统电话会议上专门讲了一番如何正确对待荣誉的问题。他说：“我最近看到一些简报，想说一个问题：不要居功，不要贪图名利，不要宣传我们个人，不能接受这种精神享受！谁要搞这个精神享受，突出个人，我看就要身败名裂，受到历史的惩罚！当然，我们的英雄人物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他们是革命的红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干部就不一样了，我们要谦虚谨慎，埋头工作，这才是共产党员的本分。玉门送来的一个材料上说，洛阳拖拉机厂去那里参观，里面有两句话，我看是胡说八道！一句是‘以余部长的作风为榜样’，一句是‘我们厂的领导享有很高的威信’，太不严肃了！谁对这样的话满意，听了心情舒畅，说轻一点是头脑发昏，说重一点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什么余部长的作风？什么厂领导的威信？简直是胡吹！我们是共产党员，是普通干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党员的义务，应尽的职责！任何成绩都是党领导的结果，人民群众努力的结果，这个基本点不清楚，有点成绩不头昏脑胀才怪！我再重复一遍：从今以后，第一，报纸再不准出现领导的名字；第二，不要随便题字；第三，不要吹嘘自己！”他的这个讲话传达到基层，在大庆乃至全国石油系统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此后，在大庆《战报》上再也看不到“余秋里部长”这样的字句，取而代之的是“石油部领导”。
1963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党内指示传达下来。毛泽东在这个党内指示中指出：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很少认真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去思索、去工作，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更怕别人批评。毛泽东强调要进行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教育，要把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
1964年2月19日、21日，石油部党组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怎样对待成绩和荣誉。余秋里在会上强调：“面对中央的表扬，我们有几种可能：一种是继续前进，一种是踏步不前，一种是后退。现在不是你想前进不想前进的问题，大家都在前进，你不前进就落后。我们一定要坚持前进，决不后退。工作要做得更好，做出个好样子。要善于学习别省、别市、别部门的好经验、好方法。要坚持学习解放军。”康世恩说：对于大庆“实际上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靠‘两分法’前进。”根据余秋里、康世恩的意见，会议形成决定：为了防止滋长骄傲自满情绪，保持清醒的头脑，组织全体干部和职工学习毛泽东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号召大庆和全体石油职工，以“两分法”为武器，“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的工作，对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