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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名派的行动引起了细川派的注意，畠山政长在自家府邸放火，然后跑到御灵神社布阵，畠山义就率军主动攻击神社，由于细川胜元等人因将军的反对而无法援助，畠山政长孤军奋战，无法抵抗畠山义就的攻击，御灵神社之战以畠山政长的失败而告终。这一战使双方正式进入了武装冲突。
将军足利义政此时还希望做个和事佬，但在三月的“花之御所”落成典礼上，双方已经明显不和，山名和细川都是戎装出场，准备械斗。会后，细川胜元立刻召开细川派会议，讨论一雪御灵神社之耻，京极持清、畠山政长、赤松政则、斯波义敏、武田国信等细川派大佬军力云集。五月，细川军赤松政则攻击播磨，斯波义敏攻击越前、尾张，武田家则攻击若狭，同时，大内家与河野家也率军进京，山名派的山名持丰、畠山义就、一色义直、土岐成赖等大佬也云集于斯波义廉府邸，集合军队。细川家列阵于京都东北，称东军；山名家列于京都西南，称西军。战争全面展开。
东军先发制人，袭击西军的正实坊并攻进将军府，占领室町幕府，控制了将军和足利义视以及天皇，而日野富子和足利义尚则投奔了西军，双方各以自己的府邸为本阵在京都布阵。根据记录，东军兵力多达16万，西军则多达11万。
开战之初，作为“官军”的东军主动出击，而兵力未集的西军初战不利，京都无数的寺院被烧为灰烬。东军在初期表现非常英勇，他们要一雪御灵神社合战的耻辱，个个勇往直前。西军方面赖有朝仓孝景发挥一流古惑仔的实力，一夫当关，方能保持不败。
双方在京都的战役让京都损失惨重，七月，大内政弘到达京都，这才使西军的局势改观，此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原本为细川所支持的足利义视突然在是年八月出奔伊势投靠北畠教具。原因很简单，细川胜元曾经在武卫家骚乱后流放了伊势贞亲，但在此时，将军义政却把伊势贞亲招回。贞亲是义尚派的，他的回归是义尚派得势的信号。义视此后虽然被细川胜元劝回，但又再度出奔比山。将军嗣位问题为之一变：东军拥护义尚，成为幕府方官军，西军转而拥护义视。中央的战乱扩大到关东、东北、九州、四国等地，加上大饥荒以后的民变，终于酿成了全国性的大*。
文明三年（1471），西军大将朝仓孝景转投东军，原因是被幕府以越前守护之职诱惑。这对西军来说是一个致命打击，导致西军元气大伤。
文明五年（1473），东西军的精神领袖山名持丰和细川胜元先后死去。在战乱多年以后，双方都没有再战的欲望。次年，双方的继承人细川政元和山名政丰讲和，西军部分将领宣布归顺幕府，到文明九年（1477），西军将领大内义弘为日野富子所贿，返回属国，西军事实上解体，足利义视逃亡美浓。幕府在是年十一月召开“天下静谧”庆祝宴会，标志着应仁之乱落下帷幕。
事实上，这样的结局根本不值得庆贺。在这场十年战乱中，京都化为一片焦土，连将军宅邸花之御所也化为废墟。由于众多守护大名集合京都混战，地方上以“守护代”为代表的武士势力开始强大。损失最惨重的莫过于幕府，幕府的优柔寡断是引起战乱的主要原因，因此威信全失。饥荒和战乱还导致了大量的庄园公领地破产，庄园公领制此后陷入了完全的崩溃。地方上，领地国人、商人、自治团体纷纷趁乱而起，一个以下克上的乱世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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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世界与日本（1）
一、天主教的昙花
15—16世纪的世界正处在大变革的时期，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时期。欧洲的中世纪正在走向尾声，西欧人的视野正在前所未有地扩展，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变。东欧的俄罗斯则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统治下迅速崛起。在亚洲，中国的大明帝国正在从强盛走向衰落，南亚新兴的莫卧尔帝国正欣欣向荣，西亚的奥斯曼帝国也在苏里曼大帝的领导下步入强盛。
1534年，在抵制宗教改革的运动中，天主教成立了耶稣会，这个宗教团体对天主教的东传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也正是天主教的东传，使日本、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日本的变化更为激烈。
天主教能传入日本，与西欧的变革息息相关。新航路的开辟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为欧洲人在日本传教提供了可能。随着教皇子午线和《托德西拉斯条约》的签订，西葡两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成为在东方传教的主角。
耶稣会是当时欧洲天主教传教的急先锋，他们试图把天主教的福音传播给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欲望比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宗教团体更为强烈。所以，耶稣会也当仁不让地担负起首先将天主教传入日本这个东方岛国的重任，而完成这一重任的，就是耶稣会创立者之一：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ier，1506—1552）。
方济各·沙勿略为西班牙人。1540年，他以国王钦使和耶稣会东方传教团首脑的身份从葡萄牙出海前往东方，在马六甲遇见了流亡的日本浪人弥次郎，后者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祖国。于是在1549年，方济各从印度的果阿起程前往日本，同年8月抵达日本最南端的鹿儿岛，通过弥次郎见到了当地的大名岛津贵久，并成功获得了岛津的传教许可。事实上，岛津贵久对天主教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和“南蛮人”（日本称从东南亚转来的葡萄牙人等西方人为南蛮人）贸易的巨大利润上，所以他对“南蛮人”的传教士也加以礼遇。方济各得以在九州南部开展传教工作，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传教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在弥三郎的协助下，许多天主教术语被以日本本土的佛教术语加以生硬地解释。不久，本土的佛教徒就意识到这个外来的充满排斥性的宗教的威胁，于是岛津贵久开始转变态度，决定禁止天主教的继续传播。
在这样的打击下，方济各决定前往京都寻求天皇的支持，以获得在日本全国的传教权利，并借此扩大影响。这个道路充满艰辛，应仁之乱以后的日本处于兵荒马乱的时代，传教士奇怪的面貌和衣着也成为沿路人取笑的对象。但艰辛的付出并不意味着有丰硕的成果。天皇和将军的权威在应仁之乱以后已经损失殆尽，何况风尘仆仆的方济各根本连天皇的面都没能见到。方济各的上京之行一无所获。他在挫折面前翻然醒悟，改变了依靠天皇的想法，决定折回山口，求见在中国地区权势熏天的大名大内义隆，他以“南蛮物”闹钟、火枪、八音盒等新奇之物获得了大内义隆的好感。出于对“南蛮”贸易的渴求，大内义隆成为天主教在山口传播的保护者。有了官方的支持，加上传教士本人的魅力，天主教在山口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551年，方济各又接受了府内的大名大友宗麟和当地葡萄牙商会的邀请前往府内，开辟了府内传教点，大友宗麟本人因为“南蛮”贸易和火枪技术而对天主教情有独钟，后皈依天主教。九州北部成为日本天主教的主要传播中心。
同时代的世界与日本（2）
方济各于1552年病死于中国上川岛，没能实现进入中国传教的梦想。但他的活动使天主教成为当时日本有影响的宗教之一，日本战国的时代也因此被称为“切支丹”（Christian）世纪。
1563年，著名的传教士弗罗伊斯（Luis Frois，1532—1597）到达日本，他通过和田惟政与当时最有权势的大名织田信长会面，并成功取得了信长的信任。信长利用天主教来打击佛教敌对势力，利用天主教来获得和“南蛮”人贸易的利益和装备军队所需要的枪支。日本天主教因此得以大发展。在这短短一个世纪里，天主教传播的迅速实在令人咋舌，信徒疯狂发展到数十万人之多，上到手握兵权的大名，下到为衣食所迫的贩夫走卒中都有皈依者，北到北海道，南到鹿儿岛都有信徒。京都、安土、府内等地成为天主教发展的主要中心。
然而，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如同昙花一般，只灿烂了短短一个世纪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和日本的两代统治者：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对天主教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丰臣秀吉本人并不喜欢天主教的“一夫一妻”主张，对天主教说不上有什么好感，所以不会像对洋枪和贸易有着浓厚兴趣的织田信长那样支持天主教的传播。在获得日本政权后，丰臣秀吉于1587年发布了著名的《伴天连追放令》，宣布日本为神国，故天主教违反天下御法度，是为非法，所有传教士二十日内必须离开日本不得再来。但允许和“南蛮”人保持商业上的往来。事实上，在这一著名命令后，天主教禁教还不是很严厉，丰臣秀吉当然不想丢掉和“南蛮”人贸易的巨大利润，也不希望引起切支丹大名的叛乱，因此对西班牙圣方济各会的传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就在此时，庆长元年（1596），发生了“圣菲利浦”号事件，从而引发日本天主教史上著名的“庆长大殉教”。
1596年，一艘西班牙商船“圣菲利浦”号遇海难飘到土佐，增田长盛作为日本方的使节上船处理，扣押了所有船员。在审讯时，船长供出了西班牙人是如何利用天主教作为先锋，在取得当地的信任后建立殖民地的。这一供状让丰臣秀吉惊恐万状，他早就担心天主教徒会像国内的“一向宗”一样造反。现在他看到了天主教更大的威胁，毅然决定全面禁教。第二年，他把各地的天主教信徒和传教士26人逮捕，处死于长崎。
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后，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再次放松了对天主教传教的控制。圣方济各会等天主教修会的传教士再次进入日本进行传教。庆长十八年（1613），伊达政宗甚至还派遣家臣支仓常长出使罗马，觐见教皇。但就在支仓常长前往罗马的时候，日本国内却发生了大变化。新教国家荷兰的崛起使德川找到了不利用传教的贸易对象。而导致德川幕府禁教的导火线则是“冈本大八事件”。庆长十四年（1609），信仰天主教的大名有马晴信手下人与葡萄牙商船船夫发生械斗，造成流血事件。为报复，有马晴信申请将该船击沉并向幕府邀功。他重金贿赂家康的近臣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希望能通过他获得家康的赏赐，恢复有马家的旧领地。冈本大八却是个贪官，收了钱就中饱私囊不给办事。有马晴信就找到他上司本多正纯，双方一对质，本多正纯对此事愕然不知，事情败露。冈本大八伪造家康的朱印文件诈取钱财，被处以火刑；有马晴信被流放后责令自裁。元和六年（1620）又发生了“平山常陈事件”，平山常陈是一艘“朱印船”的船长，是拿着德川幕府颁发的许可证“朱印状”从事海外贸易的，在外海被英国船只俘获并与英荷船只一同被拖进了日本平户港。平山常陈遂向日本官方控诉英国人的“海盗行为”。不幸的是，在他的船只中搜查发现了两名西班牙传教士，这就使事件的性质变化了。因为传教士已经被幕府禁止进入日本，而英荷作为新兴殖民国家，与西葡两个传统殖民国家在亚洲有着利益冲突，他们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英荷与西葡互相攻讦，令幕府大动肝火。两年后，将平山常陈与其船员一并处斩，并开始大肆搜捕天主教徒和传教士。元和八年（1622）八月五日，幕府在长崎将55名教徒分别判处火刑和斩首，史称“元和大殉教”。嗣后，幕府厉行禁教并宣布锁国。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同时代的世界与日本（3）
但天主教在战国时期的传播速度使它在日本民间有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从家康开始的德川三代将军的野蛮禁教引起了民间的不满。宽永十四年（1637），在天主教的传播中心九州北部爆发了天主教徒的大规模起义，史称“岛原之乱”。岛原当地的农民以天主教信仰为旗帜，共推天草四郎为首领，德川幕府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终于在荷兰人的协助下把起义*下去。这次起义，也让幕府看到了天主教信徒力量的恐怖，于是更坚定了幕府严格执行锁国政策的决心。天主教信仰从16世纪中叶开始萌芽，到此逐渐衰亡，犹如昙花一现，在创造了一个辉煌的“切支丹世纪”以后退出了日本的历史舞台，天主教信仰也从此转入地下，直到明治维新前夜。
二、铁炮传来
天主教的传播在16—17世纪的日本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天主教，日本战国史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景象。相比天主教在同一时期在日本的近邻中国那有限的影响力，天主教在日本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这和日本的文化特性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一时期的日本和中国有明显的不同，一方处于“应仁之乱”以后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一方却是大明王朝举国一统、盛世安康。这一乱一治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天主教这个外来的西方宗教在这两个和西方文化格格不入的东方国家的成功程度。当时的日本处于乱世，人们正处于迷惘和混乱的状态，日本传统的佛教派系林立，在内耗中不断流失信徒。日本的普通民众也正过着兵荒马乱，流离失所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突然出现在日本人的视野中，它的信仰体系简单易懂，提倡博爱世人和众生平等，这就使天主教很快为日本的普通民众所接受。天主教传播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贪他人之财，不可恋他人之妻”的信条感动了一大批下层群众，使他们找到了心目中理想的“乌托邦”。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大明王朝，儒学的影响在这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国中已经根深蒂固，科举又给了儒家文人一条和平的通向社会最高层的道路，很难使他们放弃有前途的儒学而去接受西方新来的天主教思想。何况中国民间还有代代相传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信仰，可以说，中国老百姓的脑袋要比日本人的复杂得多，所以，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取得突破也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在那个国泰民安、人心安定的时代，似乎还没有引发一场思想界大变革的前兆，无论是上层的文人学者还是下层目不识丁的农夫，都没有做好准备。
日本的分裂也给天主教找到支持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日本战国时期，大名所要关心的首先是生存，其次是吞并人家，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目的。要想做到这两点，无非是三个字：人、钱、物。远道而来的“南蛮人”除了天主教以外，还能提供其他东西。人是供不了，钱和物大大的有。在战国时代，日本和明朝的“勘合贸易”逐渐趋向衰亡，国内又是兵荒马乱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要搞到钱和物，除了祖上烧高香保佑领地里挖出一两个金矿以外，南蛮贸易是发家最快来钱最多的方式，所以就出现了“切支丹大名”这道独特的风景线。大名们或是出于经济需要或政治需要支持南蛮人传教，或干脆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武士的观念。一直以来，武士将被允许切腹视为荣耀，将被人所杀视为耻辱。前面所提“切支丹大名”之一的有马晴信就奉行天主教“禁止自裁”的教义拒绝切腹，宁可被人斩首。天主教对传统主从关系的破坏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同时代的世界与日本（4）
天主教传教士还给日本带来了许多的“副产品”。传教士利用自己的西方医学知识给看不起病的日本穷人治疗，比如葡萄牙传教士阿尔梅达在府内开设医院，影响很大，南蛮人的医学改变了日本传统的只有上层人才能享受医疗的状态，也把西方的医学带进了日本，出现了南蛮外科。传教士还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学知识和钟表，带来了西方的建筑艺术和绘画雕刻艺术，带来了西方经院哲学、拉丁语言、法律知识等等。这一切都在改变着日本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风格。
当然，要论对战国时代影响最大、意义最深刻的传教士“副产品”，相信许多人会选择：铁炮。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战争占据主要历史舞台的时代。
所谓“铁炮”，那是有点“夸张”的说法，其实就是洋枪（那玩意儿按今天的标准达不到“炮”的程度），再说确切一点，就是火绳枪。火绳枪在当时还是一种新鲜事物。中国史学界常常在谈论我们“四大发明”的重要性，其中之一就是火药的出现对欧洲骑士的毁灭性打击。东方的中日两国在装备火器这一点上并不比同时期的欧洲晚，而且也并不落后。明朝在永乐时期就有火器列装军队的记录，在明成祖征伐漠北和后来于谦所领导的北京保卫战中，都可以看到火器在凶悍的蒙古骑兵面前显示威力的记载。当然要注意的是，明初火器是手火铳，射程很近，填装麻烦，发出一发以后很可能没机会发第二发。所以在作战时要取得胜利，一定要合理利用地形条件。幸运的是，明初出现了两名战术专家——明成祖和于谦，他们利用火器的成功经验足以在世界军事史上大书一笔。到嘉靖年间，在和澳门葡萄牙人与沿海倭寇的战斗中，中国获得了一批 “鸟铳”，即火绳枪。聪明的中国人很快就加以学习和改造，弄出了比“西番”更强悍的火器，在宁远大战中甚至使用了火炮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说，金属管型的火药武器在中国明朝并不落后于西方，燧发枪等更先进的火器也在随后出现。但清中叶以后，中国的火器却走向衰落，以至于鸦片战争中看到英国人的火炮惊奇不已。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日本“铁炮”传入的缘起颇有故事性。天文十二年（1543），一艘葡萄牙商船遇见风暴，漂流到了日本南端的种子岛。当地的居民看到大鼻子绿头发的南蛮人，立刻跑去报告当地的当主种子岛时尧。商船上的葡萄牙人给了种子岛时尧一件稀奇古怪的玩意：两支点上就能开火伤人的铁炮，并“敲诈”了这位“冤大头”两千两黄金。铁炮就这样传进了日本。
种子岛时尧一直在尝试仿制，却没有成功，直到第二年，葡萄牙人再次来到，种子岛的工匠八板清定主动向他们学习技术，才仿制出了日本第一支铁炮。种子岛因此成为日本铁炮源流地。
同一年即天文十三年（1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