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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中国文人的“归隐”思想一脉相承，他心系国家又不图名利，因此才会屡次宣布远离政事，又因为政治的需要不得不重新涉政。
1916年6月，原本已经决定在河南隐居的徐世昌接到袁世凯病危的消息，连夜赶回北平，并接受了袁世凯的临终托付。这样一来，有归隐之心的徐世昌又不得不再次卷入政治的旋涡。
受袁世凯之托，徐世昌等人拟定大总统遗令，公告天下：依照《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孰料，遗令一颁布，就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曾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去职之后，由副总统继任总统之职；而袁世凯上台后，又颁布了新的“约法”，规定副总统只有三天的代职期限，三天之后必须组织大总统选举会，从袁亲定的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位总统。当时黎元洪任副总统，而段祺瑞则在袁世凯亲定的候选人之列。尽管黎元洪最后当上了大总统，但由“约法”引起的府院之争却持续了两年之久。
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集团和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11月14日，徐世昌不得不再次返回京城，以“中间人”的身份调节两派矛盾。徐世昌以“不入政界”的文人身份自居，自称坚持中庸之道，绝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不从中谋取私利。他建议将矛盾最激烈的府派孙洪伊、院派徐树铮免职，任命张国淦为国务院秘书长，这样一来，府院之间的矛盾才得以暂时缓解。
国事日益混乱，徐世昌没有一天不想尽早脱身。然而，麻烦却接踵而来。1917年6月，张勋趁黎元洪与段祺瑞矛盾之际，率领“辫子军”进京，拥戴溥仪为皇帝，改此年为“宣统九年”，十二天后，张勋复辟破产。紧接着，黎元洪将国会解散，任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事务，而段祺瑞仍旧担任内阁总理。这一次，徐世昌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再次宣布引退。
第12节：
然而，表面风平浪静的民国政府却充满了暗斗，府、院矛盾表面缓解，冯、段矛盾愈演愈烈，北洋集团各派系之间斗争不断，竟到了“国事日益糜烂，事事龌龊”的地步。有人希望徐世昌能够出面调解冯、段之间的矛盾，徐世昌感到为难：“昔日黄陂与芝泉府院明争，我尚能调解。但如今华甫与芝泉两派暗斗，我实无能为力。”黄陂即黎元洪，华甫即冯国璋，而芝泉则是指段祺瑞。徐世昌言下之意是，冯国璋与段祺瑞两派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自己这个“和事元老”也毫无办法。
冯、段两派的势力，都希望把自己的领袖推上大总统之位，各不相让。就在冯、段势力争执不下之际，一个主要由段祺瑞皖系军阀控制的新国会——安福国会产生了。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收买安福国会议员，实际控制国会选举。1918年8月，安福国会在京召开会议，原定推选段祺瑞为总统、张作霖为副总统，但因遭到冯派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为了赶冯国璋下台，安福国会最终想出了折中的办法——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徐世昌的名望远在冯国璋之上，这样一来，冯国璋便不好反驳；而实际上，徐世昌这个大总统只是一个“过渡”，只要冯国璋下台，段祺瑞当选就变得轻而易举。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徐世昌是当选总统必然的、唯一的选择。其一，徐世昌的声望、资质、才华、能力都超过冯、段、黎等人，除了袁世凯，恐怕没有人能与之匹敌；其二，徐世昌一向奉行“中庸”之道，又是北洋老前辈，他在处理府院之争时表现出的各不偏袒，能让冯、段双方都心服口服；其三，中国一直以来都有“武人治国祸乱天下”的说法，北洋政府时期的事实也证明，在几个武人的统治下，国家只能越来越乱，这时候，作为一个极有资质的文人，徐世昌必然成为最理想的治国人选；其四，以梁士诒为首的保守势力和直系“长江三督”等势力均倾向于选徐世昌为总统。
就这样，在冯、段矛盾不可调和的背景下，在安福国会的幕后操控下，1918年10月，一心想远离政治的徐世昌再一次被推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华民国的又一任大总统。民国时期的总统中，武人出身的占多数，徐世昌以文人身份治国，在任期间极力主和，正因如此，他才被后人称为“文人总统”、“诗人总统”。
尽管身处民国，徐世昌心中始终摆脱不了“前清遗老”的阴影。在他当选总统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
徐世昌的皇权思想很浓。在袁世凯离世后、张勋复辟前，他也曾有过复辟念头，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曾经企图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徐世昌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被他视为掌上明珠。为了给女儿最好的未来，他多次与张勋商议，希望能把女儿嫁给溥仪，这样一来，自己的女儿就成了“皇后”。后来由于张勋复辟动作太快，他嫁女儿的事也就此泡汤，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徐在溥仪面前成为“功臣”——溥仪刚刚“登基”，就发布诏书授徐世昌为“弼德院院长”，而后来徐世昌得以当选大总统，也少不了前清旧势力梁士诒的支持。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徐世昌在为人处事上是极其圆滑的，他不会立场鲜明地投靠某一阵营，而是以模糊的立场赢得每个阵营的支持，这个能力使他得以在民国各个势力之间游刃有余各不得罪。
徐世昌心中，溥仪始终是“正统皇帝”，尽管嫁女儿一事没有成功，但这并不妨碍溥仪在徐世昌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据记载，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前，溥仪曾经从自己的“小金库”中拿出三百多万元供其活动应酬，为徐的当选出了不小的力。现在，既然要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自然要先经过溥仪的“恩准”，这个大总统才能当得名正言顺。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之前，溥仪为其设宴庆贺。在筵席上，徐世昌公然表示自己“不过为幼主摄政而已”，此举对溥仪来说显然很受用。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溥仪派载润前往祝贺，第二天，徐世昌便带着礼物前去答谢，在养心殿朝拜溥仪，这一系列的举动，似乎说明徐世昌骨子里还是清室的大臣，而非民国的总统。但无论如何，徐上任后的一段时间，国家确实迎来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按照溥仪的说法，“紫禁城内外又兴隆起来”。
第13节：
徐世昌以和平、统一、发展为治国原则，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他反对武人政治，坚决提倡依法治国。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国内学界、社会名流纷纷支持和平统一的主张，一时间中国大地呈现出一片和平的景象。
外交方面，徐世昌坚持独立、自主、平等的外交方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徐世昌组织了以顾维钧、王正廷等优秀外交家为代表的五十四人代表团，试图通过巴黎和会，夺回山东的全部主权、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殊权利、结束德、奥等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
然而，弱国无外交，中国外交团的预期目标未能实现，国内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的呼声越来越高。1919年6月，徐世昌发表总统电文，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不过，在权衡利弊之后，徐世昌最终还是在合约上签了字，直接导致后来背上“卖国贼”的骂名。
民国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为五年，袁世凯逝世后，黎元洪、冯国璋均以代总统的身份短暂任职，到徐世昌一任，大总统的人选才算稳定下来。因此，徐世昌算得上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他在任五年，尽管在动荡的时局背景下没能挽回中国被列强瓜分的败局，但他在争取和平和主权方面做出的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
闭门编书，著作等身
任职大总统期间，徐世昌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麻烦。
在《凡尔赛合约》的签字问题上，以徐世昌为代表的北洋政府进行了深思熟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签字比不签字损失小。徐世昌总结出不签字的六大弊端：第一，胶州湾已经在日本的实际掌控下，如果不签字，和约中日本归还山东权益的相关规定等于一纸空文；第二，国际社会之所以重新考量胶州湾归属问题，是因为中国在“一战”中是参战国。如果拒绝签字，各国解除调停山东问题的责任，山东问题最终将由中国与日本直接交涉，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对中方十分不利；第三，胶州湾问题经过各国调停，如果日后日本再挑起事端，中国可根据《凡尔赛和约》内容向国际社会求助，其他国家也有理由介入；第四，中国参加“一战”的初衷在于希望通过战争求得解放，摆脱列强的控制。如果拒绝签字，将会影响中国以后加入国际联盟，不但解决不了山东问题，还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第五，对德和约中还有一些对中国有利的内容，如果不签字，中国将无法获得这些利益；第六，经过大会表决，日本已经声明将胶澳地方全部主权归还中国，这也是日后各国用来限制日本的依据。如果中国拒绝签字，就等于间接否认日本关于山东主权属于中国的声明，将来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相比之下，中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弊端只有两个：其一，日本可能找到新的借口，继续在山东扩张势力；其二，日本在山东势力的发展，将会成为远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隐患。
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坚持维护主权并迫使各国承认中国权益基本不可能，因此让损失最小化就成了执政者的唯一选择。于是，徐世昌通电各省，称经过与两院议长及段总理的商议，最终决定两害取其轻，同意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对徐世昌而言，这个决策不仅能把当时中国的损失降低到最小，还能避免将来很多外交上的麻烦，应该能得到国人的认同。令他没想到的是，签字不久，他就背上了“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第14节：
在和约上签字带来的弊端立竿见影。如徐世昌所料，巴黎和会之后，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被日本掠走，日本在山东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国作为“一战”的参战国，没有通过巴黎和会得到实质性的好处，反而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在广大民众看来，是北洋政府没有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进行的妥协。
1919年5月4日，中国民众对日本、西方列强以及混乱无能的北洋政府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这一天，北京三所大学的几千名大学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他们打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旗号，痛斥北洋政府的妥协行为。
不签字，中国可能丧失更多权益；签字，则沦为卖国贼。尽管徐世昌没有被推到风口浪尖，但他仍然感到了作为民国大总统的无奈——究竟是时局使然，还是自己能力不足，徐世昌越来越搞不清楚。
不久之后，受美、英支持的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矛盾激化，双方为了夺取北京政权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最后以直系军阀获胜、两派议和结束。让徐世昌感到悲哀的是，当初自己在冯、段之争中被推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今天，当直系曹锟、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府之后，自己又被指责“不合法”。1922年5月，各方呼吁徐世昌辞去大总统职位，31日，六十八岁的徐世昌通电全国，表示愿意束身退位，结束了自己五年的大总统生涯。
尽管对大总统之位仍有些许眷恋，但对文人徐世昌来说，辞去大总统之职更多的是解脱。去职之后，徐世昌搬到天津租界居住，不再参与政治，著书立说，吟诗作画，真正过上了“大隐隐于市”的生活。
徐世昌一生著作等身。他将自己从政以来的奏议、说贴、条议、电文等分类归纳，编辑成《退耕堂政书》五十五卷，是晚清到民国初期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除此之外，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编纂《东三省政略》、《欧战后之中国》、《大清琨辅先哲传》、《书髓楼藏书目》等书，“隐居”之后，在僚友门客们的协助下编纂书籍二十余种。
除了著书立说，徐世昌在诗词、作画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作诗以明志，有《徐大总统诗集》十二卷，还将自己的诗、书、画作编纂成册，有《归云楼题画诗》六卷、《归云楼集》十六卷、《退园题画诗》十六卷、《葵园诗草》四卷、《海西草堂集》二十四卷、《海西草堂题画诗》六卷、《拣珠录》二册，这些诗画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徐世昌的为人、修养也在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隐居后的徐世昌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一直关注时局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徐世昌对政治的关注更加密切。当他听说西安事变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曾不无担忧地表示蒋介石“可能只是权宜之计，过后未必算数”。1937年，天津沦陷，这年冬天，徐世昌曾经的得意门生金梁、章祲突然造访，劝说徐世昌出山和日本定立“亲善条约”，遭到徐的痛斥。第二年春，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企图约见徐世昌，再次遭到拒绝。1938年冬，徐世昌膀胱癌病重，医生提议让徐转到北京医院进行手术，徐担心路上遭日本人暗算，没有答应，第二年6月，八十四岁的徐世昌在忧愤中离世，遵照他的要求，子女们把他安葬在辉县老家，仅竖碑为记。
徐世昌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总统后的合影
徐世昌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