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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战中却完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板仓训练的三条军犬的确如所期望的那样，冒着枪声炮声率先冲向了东北军兵营，但随即失踪。战斗结束时，日军发现金刚和那智两犬均被东北军官兵杀死，而玛丽干脆就此不知去向。
不敢杀你的人，杀你的狗总不算违反不抵抗政策吧。老萨暗中揣摩当时东北军官兵的心理。至于那条玛丽的去向，如果想到当时东北人对狗肉的偏好，会不会是跑到了外面，被某个老乡……
这，大概是“九一八”事变中国人少有的一点黑色幽默吧。
也许，这个结果也出乎板仓的意料，然而，这位“日本军犬之父”显然来不及作什么改进工作了。日军虽然进展顺利，但偶有东北军顽强抵抗，仍会受到较大伤亡。关东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大队长在长春战斗中负伤，算是戎武经验丰富的板仓大尉临时被任命为该大队代理大队长，结果在锦州城下“玉碎”。
开句玩笑话，装甲列车状同一条龙，板仓一个养狗的去招惹龙，不是找死吗？
不过，板仓和他的军犬先后阵亡，成了日本宣传机关的一个噱头，那两条被东北军杀掉的军犬金刚和那智被描写为临危不惧的勇士，1933年7月5日，日军举行了“第一次陆军军用动物功劳表彰式”，这两头军犬荣获“甲等勋章”，同时，纪念它们的纪念碑也在逗子延命寺完工。
板仓死后，日军将他饲养的“朱莉”赠给其未亡人板仓镇子，此犬第二年病死。
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在战斗中日军再次使用了军犬，板仓在日本曾饲养过的一条叫作“英智”的军犬也参加了战斗，但仍然徒劳无功。军犬并不适用于在大规模战场上使用，它是一个适于警备，治安，低烈度冲突的兵种，用在进攻战中，属于文不对题。日军此后总结经验，其军犬部队，在追缴抗日联军，镇压民间反抗等行动中，给中国军民造成了重大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作战中，日方记载十九路军便衣队也使用了军犬，他们利用军犬背负炸药袭击日军据点，这种奇怪的战法令日军大吃一惊。
这，或许是中国军犬部队第一次投入战斗呢。
八、击落关东军的空中明星
在抗日战争中，一提起日军的强大，就是飞机大炮，那么，日军的这等军事优势，真的是坚不可摧的吗？至少，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似乎在锦州的东北军官兵，就曾试着“摧”了一下。
1931年1月26日，日本《朝日新闻》刊出一则带照片的新闻，标题为《我战斗机坠落，花泽大尉战死》，内容如下——
打虎山特派员二十四日讯独立第某中队中队长花泽大尉驾驶的战斗机当日下午三点，在打虎山西北方新家屯方向，与僚机配合地面部队猛烈攻击了当地的兵贼（日军对抗日的东北军和民众武装的蔑称——译者注），经过空中和地面的联合打击，给敌军造成重大损坏。但在乘兴而返的途中，被敌弹击中，发动机失灵，坠落于打虎山外三里处，就此失去联络。在航空部队返回机场数小时后仍无音信，故此判断其已被击落，于是发动村井部队和王殿忠部（日军扶植的伪军——译者注）进行搜索，并派出便衣人员深入侦查，发现在西安堡上空被击落战死的花泽大尉和田中曹长遗体及保定号（应为保贞号，即原东北军包特兹型双翼双座战斗机，在沈阳落入日军手中，并为其使用——译者注）飞机残骸已经被东北军控制。判明情况后，打虎山守备队出动大队人马展开行动，二十四日（应为二十五日——译者注）已将两勇士遗骸夺还。
报道并引用了花泽大尉生前照片，状甚庄重。
对此，中方资料记载击落花泽的是义勇军郑桂林部——
1月24日，敌向锦州外围地区进行扫荡时，其独立飞行第10中队长花泽友男大尉率4架“甲式四型”、两架法国“包特兹”战斗机进行配合，攻击在黑山县以北的尖山子郑桂林的辽西义勇军，他们组成圆圈航线，依次对地面目标进行俯冲射击。义勇军知敌机已发现了他们，则一面疏散，一面组织对空射击。当花泽的飞机在俯冲瞄准时，地面的机枪子弹击中他的飞机，因损坏严重无法继续飞行，在北镇县城东北约15公里的正安堡坠毁。花泽及飞行员田中铁太郎曹长均毙命。
花泽大尉何许人也，他的死为何在日本方面引起如此重视呢？查询资料，才发现，这个花泽在关东军中地位十分重要。花泽友男，1917年5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九期，毕业后随即转学飞行，1922年2月，又毕业于陆军飞行学校的第十二期，是日军中的航空先驱之一。在“九一八”事变后，是关东军航空兵的两名主要指挥官之一，他的被击落，等于断去了关东军空中力量的一臂，难怪日军会如此痛惜了。
“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在沈阳几乎没有航空兵力，空中支援主要依靠驻平壤美林机场的长岭龟助大佐指挥的第六飞行联队（日本当时共有八个飞行联队，其他七个联队分驻日本国内和台湾）。战斗打响后，驻平壤的飞行第六联队，于9月19日晨5时接到二十师团“沈阳已发生军事行动，应派出两个飞行中队飞抵沈阳归关东军指挥”的命令后，该联队指挥官长岭龟助大佐，很快即指定侦察第八、战斗第十中队做好起飞前的准备，然后飞抵沈阳东塔机场。这两个中队中，平田辰男少佐之飞行侦察第八中队一部分已经在东北活动，另一部分随即从平壤飞沈阳参战，另一个战斗第十中队，正是由花泽友男大尉所率，他指挥八架“甲式四型”双翼、单发、不收起落架的战斗机经新义州着陆加油，于20日上午11点全部飞抵沈阳，并随即加油挂弹，起飞轰炸了新民、白旗堡、彰武、法库、抚顺、清原等地。此后，平田的飞行第八中队部署于长春，而花泽的第十战斗机中队仍住沈阳。这两个中队连日对沈阳，长春周围的东北军驻地进行多次侦察，空投传单、轰炸、扫射等行动，并攻击开向山海关方向的火车。
这一阶段，花泽友男十分活跃，他提出建议，于9月24日、29日、30日依次在郑家屯，大石桥等处整备建立了多处前线机场，使关东军战斗机的作战活动半径大大增加，利于配合地面部队远距离的战斗行动。10月8日，花泽率队轰炸锦州。同时，他还考察了在东塔机场缴获原从法国进口的“包特兹”（POTEZ）等战斗机，并主持将其经东北军招聘的白俄机务人员维修，涂上日本国徽而进行使用，花泽最后一战中驾驶的，就是这样一架原属于东北军的飞机。花泽一时成为了关东军的空中明星。
在他被击落一个月前，1931年12月19日，东京《朝日新闻》曾对花泽等日军明星飞行员进行了采访，当时花泽面部带有冻伤，但谈起战斗来似乎信心十足。只是，从这些日军明星飞行员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到当时已经丧失了自己空中力量的东北军部队，曾对日军飞机进行过顽强而有效的抵抗——花泽提到，自己的部队飞机曾多次被东北军和义勇军击中，不得不选择靠近日军控制的铁路线迫降，他的僚机曾被击中十余弹勉强返回；他部下的中林曹长机发动机中弹，被中国军队击落，本人阵亡。
日军泊隆爱少尉提到，自己的飞机在打虎山附近活动时曾被张学良部东北军击中，中弹十一发。
另一名浦中少尉更为夸张，其飞机竟然曾中弹二十三发，依然飞回。日军佐藤中尉记载，马贼（日军对义勇军的蔑称）十分狡猾，竟然将缴获的日本军旗放在林间，伪装失散的日军，诱使日机低飞突然发起攻击，若不是东北军缺少高射炮，仅有轻武器对空射击，日军损失会大得多。
如果仅仅看当时中方上层的文件，日军的飞机简直如同空中霸王一样不可战胜。而看日方文献，才能感到，日军的飞机也并非无敌，实在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毕竟，“九一八”的时候，日本也没有做好万全的战争准备，大量装备还在研发之中。
回到花泽大尉被击落的报道，忽然发现，就在这则报道侧面，描述的是大凌河日军守备队中队长被击毙的消息，并惊呼该地日军形势危殆。
不完全统计，“九一八”事变后，锦州周围有东北军19万人，假如当时东北军能够全力投入反击，似乎拥有空中优势，又是精兵强将组成的关东军，真的那样不可战胜吗？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外篇（二）轰炸锦州的法国飞机
日军攻占沈阳后，东北军主力退到锦州一线布防，但日军并未因此止步。9月24日，日军飞机对锦州进行侦察，并进行了第一次轰炸。10月8日，日军再次轰炸锦州。特别是第二次轰炸。第一次“轰炸”，其实是日军侦察之余的顺手之作。这次侦察的参加者竟然是日军智囊，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这个“九一八”的策划者登上一架法制“包特兹”飞机的后座，并带上了数枚炮弹改装的炸弹，侦察完东北军的阵地顺手投掷下去，就完成了这次轰炸；而第二次轰炸，是本庄繁下令进行的，8日晨，日军独立飞行第八中队长平田辰男少佐，率“八八式”侦察机四架飞抵沈阳，在长春以西宋家洼子机场与花泽友男大尉率领的独立飞行第十中队会合，该队出动五架“包特兹”战斗机和二架“八八式”侦察机，两个中队日机共载25公斤类型的炸弹计75枚。这批敌机飞行高度为1300公尺。飞行了约240公里之后，于13点40分到达了锦州，他们先后对锦州的东部和西北部进行轰炸，均遭到东北军部队的对空射击。
轰炸完之后，平田率队直接飞回沈阳，而花泽的五架“包特兹”战斗机因载油量少，航程短，中途至大石桥机场落地加油，18时飞回沈阳东塔机场。此战炸死居民16人，重伤12人，这就是著名的“锦州轰炸”。
日军对锦州的轰炸一时引起了国际社会非常密切的关注和谴责。10月9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第一次向内阁会议通报了日军轰炸锦州的事件，并召见了日本驻美大使，指出日本在锦州的做法违背了国联决议的精神。英国外交大臣里丁在给英国驻日大使的指示中表示自己“被轰炸锦州的报道搅得心烦意乱”。国联理事会也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将原订10月14日召开的会议提前召开。面对因轰炸锦州引发的国际关注，日本方面自己也承认“日军轰炸锦州，使国联空气恶化，对日本非常不利”。
一时，仿佛牵一发而动全身，日军的轰炸成了国际重大事件。而如果查看当时中方档案，也会发现日军的空中优势和飞机助战，是中方将领解释战斗失利的重要理由，他们普遍对日军的制空权谈虎色变。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日军两次轰炸锦州的行动中，都有一批法国飞机参加战斗。这批法国“包特兹”飞机，日军根据谐音称为“保贞式”飞机，是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广泛使用的机种。
日军怎么会有法国飞机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飞机正是东北军的装备，东北军的“包特兹”飞机至少有15架在“九一八”之夜于沈阳落入日军手中。
在“九一八”事变前夜，日军狡猾地在沈阳举行了多台由艺妓主持的酒会，将许多不明事态的东北军军官诱入局中，造成许多东北军部队在事变发生时群龙无首。东北军航空部队也有很多军官被请到日本租界浪速通大街参加聚会，而适逢周末，在沈阳机场的东北军各型飞机完全处于不设防状态，加上战斗开始后东北军上层下令禁止飞机升空，不准抵抗，结果东北空军主力被日军轻易全部缴获（国民党空军少将，当时的东北航空大队中队长金恩心回忆“九一八”事变时自己曾率12架飞机从沈阳飞回北平，但并无其他佐证，存疑）。
根据日方统计，东北军在沈阳东塔机场被俘的各型飞机，有英制“维梅”720马力轰炸机；法制“包特兹”450马力战斗轰炸机，“高德隆式”水陆两用轰炸机；德制“容克”310马力的侦察轰炸机；日制“八八式”侦察机和“甲式”战斗机，共计约两百架，其中可以即刻使用的就有六十余架，最多的是法国“包特兹”机，这是中东事件后张学良刚从法国进口的新飞机。日军在使用东北军原来雇佣的俄籍工员检查试飞后，将这些飞机涂上了日本的国徽，将其改名为“保贞式”，广泛用于东北战场，有些则用于第二年日军在上海发动的“一·二八”作战。
东北军飞机之所以受到如此集中而重大的损失，原因在于此前张学良指挥部队在北平勘定石友三叛乱，曾将大批飞机调到关内，石友三被平定后，张曾令在北平的飞机返回沈阳，却并未分散到东北各个机场，结果全被日军缴获。具有更强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日军在东北的飞机不过12架而已，制空权，本来应该属于东北军的。
被自己的飞机轰炸实在是件窝囊的事情。但幸而东北空军的官兵们是有血性的汉子。他们在沈阳失陷后纷纷用各种方法返回关内，并加入国民党中央空军，“七七”事变后大多数人参加对日军的空战。他们中间，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国空军的“天神”高志航，这名中国优秀的王牌飞行员和指挥官，就是原东北空军的成员。
有这样一批汉子，东北空军总算可以一出沈阳丢飞机的窝囊气。
九、燃烧的江桥
如果说东北沦陷期间，为人所知最多的抵抗作战，大概非江桥抗战莫属了。今天，在齐齐哈尔的江桥抗战纪念馆，用一面墙的长度写着：“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江桥抗战的确具有抗日战争第一枪的意义。
对于这次战斗，我方记录如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继续向黑龙江省进犯。那时黑龙江省省会在齐齐哈尔，日军要占领齐市，必须经过洮（洮南）昂（昂昂溪）铁路上的嫩江桥。
刚刚受任的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指挥马占山，指挥黑龙江省防军果断切断桥梁并不顾上层的不抵抗命令，以约三个旅的兵力布防于嫩江北岸，扼守嫩江桥。11月4日，日军以满铁守备队进攻，被击退。6日，关东军以主力第二师团投入作战。
马占山亲赴前线指挥，与敌鏖战，日军以优势炮火和飞机、坦克掩护，轮番猛攻，阵地失而复得，形成拉锯。12日，日军又从朝鲜调来援兵，加强进攻。马占山孤军奋战，因部队伤亡过大，后援无继而撤退。
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马占山将省会迁至海伦。江桥抗战历时半个月，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对日军的第一次有力抵抗，马占山虽败犹荣，获得国人赞誉。
其实，江桥抗战还要加上一个前奏——早在10月16日，江桥就已经打起来了。不过，此时日方参战的是伪军原洮辽镇守使张海鹏部，已被关东军委任为黑龙江省省长的张海鹏意图武力逼迫黑龙江守军让出江桥要隘，进而夺取省会齐齐哈尔。
结果，黑龙江守军果断还击，大败张海鹏。只是，这一仗并非后来大名远扬的马占山所打，而是由黑龙江省军署参谋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谢珂指挥的。当事变爆发时，黑省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在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尚未到任、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谢珂将军亲率部队在江桥迎击，战斗中张海鹏所部前敌总指挥徐景隆触雷身亡，全军被迫后撤。见此情景，日军遂借口修桥直接参战，才有此后的战斗。
然而，日方的资料中，对江桥抗战又是怎样评价的呢？
在今天保留下来的日方材料中，有大量江桥之战中拍摄下来的照片，其中，又有相当部分展示的是日军在战斗中的损失。
日方记录也承认在第一次嫩江桥战斗中，日军的最大成果是成功从马占山军的阻截中摆脱出来，退回出发阵地。
给日军造成了较大伤亡，顶住了日军的进攻，迫使其后退，这在东三省战场上似乎还是第一次。因此，江桥抗战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并不奇怪。
从日军拍摄的照片还可以看到，双方拥有的兵力火力是不对等的。日军有飞机拍摄的轰炸嫩江桥副桥的照片，说明其动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空中力量。马占山军并无飞机，我方记录江桥阵地曾遭到日军疯狂轰炸，气急的马占山命令士兵躺倒后对空射击，结果击落一架日机。虽然马占山没有上过军校，但是这样的动作恰好是防空射击的姿势。日方也承认有一名叫作大针的飞行员被击伤，却没有提到飞机是否被击落。
而面对敌军如此攻势，马占山军的作战方式依然沿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标准模式——堑壕战。这显然已经有些落后于时代，只能靠战士的勇气补足了。
而且，日军照片中还出现了一名阵亡的马占山军骑兵，根据日方记载，此人与普通抵抗战士不同，具有典型的少数民族风格——日方称其为俄罗斯人，并怀疑苏联曾经派人参战。
实际上，苏联人此时已表示严格采取中立态度，这对马占山等期望苏联支持的政界要员，无疑是冷水浇头。
也许，这名俄罗斯族战士，只是在诠叙一个概念——抗日战争是我们的国战。马占山军中的少数民族战士，代表的是一种几年后才被表达出来的词句——“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
由于黑龙江孤悬敌后，江桥抗战的真实情况难以为我方掌握，一手史料甚为稀缺。然而去实地考察之前，我在日本却找到了一册由日军随军画家虎藤夜舟1936年所绘的《满洲事变绘卷》，里面多幅作品展示的正是江桥之战的画面。
在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作品，自然应该反映的是日本侵略者的赫赫武功。然而，这名日本画家却不由自主地在画面中记录了大量中国军人奋勇抵抗的形象。从这些画卷中，我们能够感到真实的江桥战场上，无畏的中国战士曾给了日军怎样的震惊。且让我们用虎藤夜舟在自己画卷《浜本支队的战斗之一》下方的一段记述，来重温这段历史吧——
十一月五日早朝，（浜本大佐率领的嫩江）支队开始攻击前进。但敌炮火配满战场，我方无协力之炮兵，因此死伤续出。加之，敌优势骑兵数团由我侧背近迫，支队完全陷于敌之重围，战况无乐观。各队忽进忽止，虽尽死力奋斗，战况终不如意进展。不久包围之战场暮色苍然。弹药缺乏，在酷寒饥饿之中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