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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川修所在的开拓团原址在扎兰屯附近，撤退到齐齐哈尔后也被迫滞留于此，由于在开战之后开拓团成员中的男性青壮年大多被补充进关东军作战，这批人多是老弱妇孺，而且路上被苏军乱兵洗劫一空。但是，他们这批到达齐齐哈尔的日本人比在延寿、方正的要幸运得多。
由于饥寒交迫，他们硬着头皮去找当地的政府机关帮助。当时苏军军纪不佳，日本开拓团内部甚至做好了牺牲多少女人来求得粮食的准备。可是，接待他们的一个“八路副司令”说“女人和孩子没有什么罪，不打仗了往后好好过日子吧”。不但拨了一批粮食给他们，还让人送给他们六百件棉袄。
当时滞留齐齐哈尔的日本人大约两千户，六百件棉袄解决了很大问题。在中国生活了40年，早已经不把自己当日本人的古川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说：“一家子轮流着穿，还是咱们中国人仁义。”
某次回国，偶然听抗联后人说起，王明贵将军在齐齐哈尔任上，曾遇到两个日本和尚来求助，请求援助快冻死的开拓团“妇女子”，他看着也觉得可怜，就发了一批棉衣给他们，有意思的是王明贵将军生前回忆这件事，还忆起出库时要在衣服上作标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印章，结果，每件衣服的里面都盖了“王明贵”的章。
当时听了觉得似曾相识，过后才想起会不会和古川修说的是一回事儿呢？返回日本以后去访问古川家，只见到了他的弟弟启一先生，也是从中国回来的“归国者”，但比他哥哥回国要早得多。启一先生在日本战败时只有六岁，所以，实在回忆不起来那位“八路副司令”的身份了，只说那是一个“仁将”。
无法证实之下老萨忽然灵机一动——当时老百姓是分不清抗联和八路的，但是至少说明这个副司令是中国人。齐齐哈尔当时有几个中国副司令呢？
打电话到北京去问抗联问题专家史义军先生，史先生说：“那还能有谁？就一个中国副司令啊，就是王明贵啊。”
看来，就是他了。
忽然想起，有朋友提到王明贵将军在谈到不喜欢记者总采访抗联的败仗时，开口便是：“我是一个军人……”
在王明贵将军心中，只怕，军人就是为打胜仗而生的。
而在齐齐哈尔面对饥寒交迫的日本妇孺，这位将军为何会说出“女人和孩子没有什么罪，不打仗了往后好好过日子吧”这样的话呢？
中国的武道中有云：仁者无敌。
中村贞成写文章的时候，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在齐齐哈尔应该也是知道这批棉衣的事情的，“匪贼”和“仁将”的形象放在一起，难怪他会如此纠结了。
十九、六颗头颅背后的鄂伦春伪军起义
日前，在日本有一个老兵的后代出卖一批在东北期间拍摄的老照片，其中一张因为其血腥和残忍吸引了萨的注意。这张照片中，在一块日军放置的告示牌上方，码放了一排中国人的人头。
这背后隐藏的是怎样的一个事件呢？这名日本士兵曾在黑龙江铁力县驻扎过，给这张照片的标注中说明是“满洲国军内讧中被杀的匪贼”。如此模糊的描述不能说明真实发生的事件。这些牺牲者，究竟是抗联的战士，还是义勇军【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的残部，还是绿林好汉？或者真的是日伪军的内讧？铁力，曾经是义勇军和抗联都征战过的地区。
出身北海道的菅原朝喜，曾是“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铁力大训练所”的训练生，在他《幻之乐土，追忆铁力北斗义勇队开拓团》一书中回忆道：1932年“日军追击马占山到铁力时，恰逢雨期，道路泥泞难行，松本联队的追击队伍孤军无援，死者甚众，无奈撤退并作‘讨匪行’。我在铁力时，在五大营附近的十五中队（铁力干馏厂西南）至桃山一带的荒草中常常可以看到为战死的士兵树立的墓碑”。东北抗日联军的赵尚志、李兆麟、许亨植、张光迪、隋德胜、于天放、郭铁坚等都曾在此地活动。1938年曾有一日军小队六十余人去山上讨伐抗联，全部被歼，只有一只信鸽飞回。
但是，这名日军驻扎铁力的时间在1940年到1941年，因此，这次惨案发生的时间，应比前面描述的战斗要晚。
幸好，这张照片上可以轻易看到遇害者的名字，以此为依据，我们可以堪破这起发生在70年前的事件真相。
原来，这是一次以伪满军中鄂伦春族官兵为主发动的一次失败的兵变，照片上就是兵变后由于未能按照计划找到抗联的队伍，遭日军杀害的牺牲者。
1940年，在铁力县桃山“套子里”（现桃山先锋村）驻扎着由鄂伦春人组成的伪满山林警察队“索利连”，他们由于遭到日伪的欺压而多有不满，同时，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和宣传，也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时，曾当过伪警长的史文德因为消极应对日方要求，桀骜不驯而被日本人开除，为生活计，他组织了几个人在凌云山东伐木放排。但木排又被韩家开拓团的日本人没收，史文德被逼上梁山，于是暗中联合索利连中的旧友，计划发动起义，投奔抗联朴吉松的队伍。
朴吉松，抗联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当地被称作“朴高丽”，1918年8月出生于吉林省汪清县永昌洞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加入青年团，投身于抗日救国活动。1935年，因叛徒告密他被捕入狱，后因年龄小，被敌人释放。出狱后，他参加了抗联队伍，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组织科长、政治部主任及支队长等职，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朴吉松带领抗联战士袭击了铁力二屯伪自卫团。1939年11月，他同三十多名抗联战士在铁骊城北的密林中与二百多名日本讨伐队相遇，经过几天周旋，将敌人引进了深山老林，敌人除一部分逃窜外，大部分被歼灭在密林中。在铁力当地极有威望，后担任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十二支队长。史文德等发动起义的时候，他的部队正在铁力南方活动。1943年1月4日，朴吉松率部队袭击了庆城伪警察署，在返回密营途中，与庆城日本讨伐队遭遇，战斗中为掩护部队转移，身负重伤，被敌人抓获。当年8月12日，他在北安伪满监狱中被杀害，年仅25岁。
3月28日，史文德招集索利连苏风山、赵明山、张海山、汤希山、许秉新、施广富、闫××等几个枪法极好的“炮手”，以捆木排为由住在其当所长的好友刘玉璞的南关门咀子警防所里，趁其不备抢走了所里枪支，上山去寻找抗联队伍。伪警察企图拦阻但不是他们的对手，其哨兵当场被击毙。
因事先联系安排不周，他们未能及时与抗联接上头，而索利连其他的官兵也受到日伪军控制，大部未能跟进。起义的十几名鄂伦春官兵只好在史文德率领下在凌云山附近活动。
在这张照片发现之前，汤希山、许秉新和施广富的名字都不能在我方档案中找到正确记载。而他们以后的行动，也几乎没有记录。
但是，从日方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所谓“罪状”。我们才知道，这支试图投奔抗联的武装，竟然在短短一个月中，给日军造成了不少麻烦。他们抢夺了伪政府的粮食和马匹，还曾经解救被抓的劳工。
史文德夺枪投抗联之事很快被铁力警务科知道，日本特务股长中西正枝暴跳如雷但鉴于此前与抗联的战斗教训，又不敢轻易上山讨伐。
此时，铁力县的铁杆汉奸李秉恒、陈国英献上一条毒计，他们骗来了索利连的队长陈山关进监狱，其余官兵软禁，一边供酒供肉供大烟拉拢，一边劝诱其协助袭击史文德等。陈国英向陈山的弟弟陈有说：“你们私通抗联的事日本人已经知道了，所以把你们押了起来，说不准还会送到哈尔滨判刑。是我在日本人面前说情，给你们找了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地上山把史文德这伙人干掉，就能用他们的脑袋换下你们自己的脑袋。”
陈有等人上当，带人上山找到了史文德，表示愿意入伙。史文德等未加怀疑，与他们住在一起。查明史文德等并未与抗联取得联系，孤立无援，日伪军在陈山、陈有带路下对隐藏在凌云山南20公里的史文德营地发动了袭击。4月30日，毫无戒备的史文德等人遭到日伪军围击，除警觉的苏凤山一人带伤突围外，其余八人全部遇害。敌军将八颗血淋淋的人头装进麻袋，用马驮回街里警察署。鬼子在伪县公署前的广场上（现邮局址）开群众大会，把人头先装进大筐箩游街又装进木笼，悬于警察署西南街口示众数日。
推测，这张照片，就是拍摄于这段时间。此后，“索利连”的许多人虽暂时被放回，以后也被鬼子阴谋杀害。
尽管这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兵变事件，但是，背后却透出了抗联对鄂伦春人的争取效果。作为渔猎为生的古老民族，鄂伦春人酷爱自由，骁勇善战，日本殖民者通过提供鸦片等阴谋对鄂伦春人进行控制，并建立了由鄂伦春人为主组成的伪满武装索伦骑兵队、索利连等，作为其对抗抵抗力量的帮凶。
但是，东北抗日联军也曾多次努力与其联络，争取鄂伦春族族众参加抗战。由于对日本殖民者的认识不足，一些鄂伦春部落曾对抗联抱有极深的敌意。例如，抗联曾派人联络一个鄂伦春部落，去一名联络员被杀害一名，当地部落首领将其头颅埋在一棵大树下，再派人去，仍被杀害埋头。抗联始终坚持对其进行争取，抗战胜利后，在那棵大树下，竟然挖出了43颗头骨……
鄂伦春的猎人也曾被编入伪军警，并在和王明贵部队的交战中给抗联造成很大损失。与此同时，鄂伦春族在日伪的鸦片攻势下人民体质羸弱，医疗条件落后，人口渐渐减少，几乎被日本殖民者“自然灭族”。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悲剧情节。而索利连的这次起义，表明抗联对于争取少数民族抗战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抗日救国的主张，也深入到了鄂伦春人的心中。实际上，在抗日联军中也确有大量英勇善战的少数民族官兵。他们的抗日功绩，也是应该被记得的。
二十、追忆血的岁月——抗联第六军女战士李敏采访记
在一位抗联史专家的帮助下，萨有幸采访了原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女战士李敏老人。在见面的时候，我忍不住打量这位在周保中将军身边的“小鬼”。东北抗日联军全盛时达到数万兵力，但能够在1945年杀回黑土地，血祭军旗的，不足千人，连两任司令官杨靖宇、赵尚志都先后战死沙场，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李敏老人，1936年参加抗日联军时只有12岁，先后在第三路军第六军被服厂等部队工作，在抗联大部队陆续失败的情况下，与战友一起撤入苏联境内，编入抗联战士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苏军番号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于1945年随军杀回东北。她的丈夫陈雷，也是东北抗日联军著名的神枪手和英雄人物。
当年残酷的战斗与岁月的剥蚀，使今天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已经十分寥落，但87岁的李老和我握手的动作却敏捷得令我吃惊，假如一起爬山，我未必是老人的对手。事实上，去年，老人曾为了重访当年战斗的密营，自己登上一千余米高的山峰，不用人扶助。
据其他抗联老战士提到，李敏当年就是以动作灵活著称的，否则，也不可能在锅盔山战斗中突出日军的重围。
只能说，愿老人健康、长寿。
访问老人，一方面是请老人谈谈抗联当年的战斗生活，另一方面，我在日本找到一批日军拍摄的，与抗联有关的老照片，也是请老人鉴别一下。
看得出来，这批老照片吸引了老人的注意力，她一页一页翻看，不时流露出激动的情绪。
原来，老人隶属于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这批照片中反映的宝清等地，正是第六军和第六军的友军第三军活动的区域，其中1938年秋季大讨伐的时候，虽然三军、六军主力西征，老人却正是在留守的部队！
也许因为这些因素，这批照片，让老人感到特别亲切吧。她指着照片中的密营告诉我们，那就是他们的营地，窗户下面的几根木头突出出来，他们当时把它叫作“木棱子”。我们推测其中一名牺牲的抗联军官，极似她的老上级，第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他们是一个村里面出来的（日军笔记中记为“第六师参谋长×海 ×”），而且回忆后来敌人把徐光海主任的头砍下来，后来挂到了县城里。李敏老人参加了那一次战斗，她称为1938年冬的锅盔山战斗。在那次战斗中，她回忆有三名男战士、四名女战士被日军俘虏（根据后来的记载，均被残酷杀害）。不过，这名牺牲的抗联军官应该不是徐光海，而是刘昌有排长，他在去夺敌人机枪时被击中倒地。
李敏是那次战斗中的幸存者，她从重围中突出去，好像只有13岁（也有材料认为14岁）。
李敏回忆，这一战短兵相接，抗联突围很艰难，敌人用刺刀，我们用枪托，因为抗联的捷克和俄国造步枪上大多没有刺刀，有一种扁的，刺冬装的敌人也扎不进去（他们还用过德国造的步枪，四种枪四种子弹，都不通用，以至于有的时候一个抗联战士背几杆枪，为的是能把所有子弹用上）。直到后来缴获了一些日本步枪，才有些刺刀，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打制不了。
突围后，她靠抓老鼠吃活了下来，找到部队。她回忆后来曾重新回到锅盔山战地，在雪地中发现了徐主任的遗体，只有身体，没有头。于是，他们火葬了战友，继续前进。有些说法认为他们没有回到原来的战斗地点，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包括八女投江的部分战士遗体，抗联部队后来都曾发现并收敛。
关于抗联的军装，她回忆抗联不但穿苏式军服，而且有晋衔条例，颇为正规。今天还有两名制作军服的抗联女兵在世。
上世纪30年代画报上的抗联画像，就是那样的服饰。
我们曾在一张日军照片上发现了一面抗联军旗，并认为是抗联第三军警卫团的团旗，李老看后辨认出来，这不是“警卫团”团旗，而是第三军“留守团”的团旗，1938年第三军第六军主力西征，留下一个“留守团”在姜立新指挥下在老根据地坚持抵抗斗争，就是这个部队。姜立新，赵尚志的警卫团长，老抗联叫他的外号“姜秃爪子”，表面上不雅，听的时候才明白何等亲切。估计留守人员都是警卫团这些人，只是旗子上的字是“留守团”，而不是“警卫团”。
李敏老人还回忆了当时子弹奇缺的情况下，抗日联军怎样侦察和袭击日军的汽车，夺取子弹的战斗。
时间不觉晚了，正要告辞的时候，进来一位老爷子，见了李敏就敬礼，是原来教导旅的，1941年（或1942年）伪满军反正后参加抗联，名叫路保国。现在住在湖北，已经不能说话和听了，但用笔还可以交谈。
老兵不死，抗联不死。
引子
在东北沦陷和抗战的14年里，有仁人志士慷慨赴义，也有权奸巨蠢巧取豪夺；有疾风劲草中流砥柱，也有随波逐流一失足成千古恨，抑或做了叛徒骂名千载。国难，在不同的人眼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除了战场上的决战，还有秘密战线的暗战，可能想象，满铁调查部负责人原来是日籍中共党员，我们甚至在日本本土曾建立卓有成效的地下情报网。
日军和伪满之间的矛盾，可以强烈到暗杀溥仪的地步。
东北的巨头们，到底当时抱着怎样的想法？
撤退到关内的东北军和流亡的人们，有没有为了收复故土而拼死奋战？
（图注：溥杰和嵯峨浩，曾被日本军方视为体现“日满亲善”的宣传标本，但嵯峨浩回忆私下里溥杰说话永远是“我们中国，你们日本”。）
还有，“九一八”，东北军在沈阳，都丢掉了什么？
这一章，虽然不能回答所有的疑问，但是，或许可以让我们能把那个时代看得更加立体和清晰。
一、围绕东北的博弈概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各方围绕东北始终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军事博弈。日军侵占东北本为关东军自行发动，但巨大的利益诱使日本政府对其命令给予追认。为了更好地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清朝废帝溥仪组建伪满洲国，并试图将其纳入日本的殖民地体系。与此同时，中国方面试图依靠国际联盟主持公道，驱逐日本出东北。但是，国联派出的李顿代表团自有想法，试图将东北问题国际化，以使各方得以插手，这一点同时不为中方和日方接受。国联的干涉最终不了了之，中国又一度寄希望苏联对中国抵抗运动的支持。但由于苏联忙于“肃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无心插手，始终对中国抵抗力量表现冷淡，直到“诺门坎之战”后才开始有了积极的支持，但为时已晚。
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表现出实力和决心方面的双重软弱，日军步步南侵，而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反攻东北的计划和机会。入关的东北军官兵激愤之下促成了西安事变，为全面抗战吹响了号角。东北军各部大多在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军，有的部队甚至参加了南方的远征军。
在没有军事支持的条件下，各方在东北地区纷纷开展谍报工作，使东北的地下组织始终十分活跃，日军的反谍报行动也十分积极。于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东北各界的博弈就呈现出一种万花筒般的魅力。
二、日方档案中的无名中国英雄——战斗在日本本土的中国特工
也许，我已经猜出了你是谁，但你却不曾给我们留下了哪怕一张小小的照片。那个被称作商林森的中国人，请你接受后来的我们一杯水酒的祭奠。只因为温泉关下三百勇士的墓地上有着这样的碑文——“旅人啊，去告诉我们的斯巴达人，我们矢忠死守，在这里粉身碎骨”。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的谍报之争是一个神秘而充满悬疑的战场。双方的特工人员在从东北到南洋的广阔地域中斗智斗勇，演绎出今天无数谍战影片中那些扑朔迷离的情节。
中国方面，无论国共都十分重视对日谍报战和特工的运用。国民党特工系统除了多次暗杀敌伪要员，还曾对日发动积极的经济作战，以惟妙惟肖的伪钞造成日伪的经济混乱；共产党方面建立的中西功—西里龙夫小组则一直战斗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心脏之中，令日军防不胜防。
然而，有一个话题始终是一个谜团——在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