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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山村的街上，我们又踫到一位退休的老教师王景荣，他拉住我们，告诉我他家里死了六个人，烧了八间房，十六岁的堂兄弟死的时候连棺木都没有力量置办，用床板抬着出葬的时候，嘴里流出的黑血滴了一路。活着的人四散而逃，奶奶死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在身边。
走在崇山村的石板路上，不时停下脚步，每一次驻足听到的都是悲惨的事，每遇到一个老人，都可以见证一段历史。在崇山村，六十年的历史并没有翻过去，它还和今天的生活活生生地搅和在一起。仇恨如酒，发酵越久力度越深。“老人会一代代地说，仇恨在一代代地传。这样对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好处。”王培根说，“现在是一个机会，把非人道的东西说出来，这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崇山村的老百姓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日本人了，在老一代人的记忆里，日本鬼子，就是魔鬼。
1993年8月森正孝在王培根的帮助下基本摸清了崇山村的受害情况。
当时只是为了调查。王培根是崇山村人，但在义乌的乡镇作党委书记多年，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为森正孝找了一些老人，开座谈会。但是，对于崇山村的受害情况一个人一个说法。有的说死了五百人，有的说死了上千人。王培根当时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多年当党委书记的经验让他知道，这样的数字拿出去只能坏事，一点用都没有。
他回去就制作了三份表格，在表格上画上年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报告者、证明人，另一张表是统计烧毁房屋的，也是有房屋的间数、面积等等内容。
王培根拿着两张表，到街上自己掏钱打印出来，复印了八百张，每张五角钱。
崇山村有两个大队二十个生产队，王培根就把村里的退休干部、教师、有文化能写字的人都召集来，一共是十二个人，让他们分片包干，用二十天的时间统计出来。结果只用了十天，就出来了。
崇山村一个叫王道曾的曾经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队里受过鼠疫训练，他提醒王培根，其他的病死亡的不能混在这里面，日本人的情报是很厉害的，宁可少一个，也不能因一个不实而前功尽弃。
王培根一张大纸，用毛笔抄写出来，贴在村子的显眼位置，让全村的人审核纠错。有的妇女只有姓，没有名，王培根就要求一定要查出她原来娘家的姓名，否则就只有去掉。
反复的纠错订正后，王培根让村上的一个文书，用钢笔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抄出来（当时电脑不普及，打印费很贵，王培根出不起钱），又自己掏钱复印300多张。
这个数字交给了森正孝，他拿到日本公布发表，这是崇山村在细菌战受害半个世纪后出现的最准确的数字。
崇山村人想告日本政府，日本人愿意帮助打官司；王选加入给日本和崇山村架起了一座桥，有了王选这座桥，一切都变得畅通起来。森正孝在日本发动了律师义务承担诉讼，王选带着律师再进义乌取证。
这是为了永久的和平（2）
王选第一次陪同的律师是一濑敬一郞、鬼束忠则、西村正治。他们自愿组成的辩护团准备替中国受害者打官司。
王选带鬼子进村
日本人会帮助我们打官司？他们是为了什么？
在和王选认识之前，森正孝每次来带的都是浙江省外事办找来的翻译。崇山村的人讲一大堆话，翻译就发毛了，没有懂崇山村话的人，中国话和日语之间又隔着一个崇山方言。
王选对森正孝说，只有我懂崇山村话，又懂日语，我来做翻译吧。于是一切都自然地契合在一起。
1996年7月至8月，王选和森正孝从江西广丰开始调查取证，经过玉山，进入浙江的江山、衢州、金华、义乌崇山与稠城。当年11月，王选又偕律师一濑一行到宁波调查。发现湖南常德鼠疫受害严重，马上取道常德调查，取得了大量证据。然后又到义乌崇山和江山、衢州调查，12月再次到浙江义乌、宁波和湖南常德调查取证。这一年王选陪同日本律师一濑等先后五次来中国调查。此外还有几位日本国内的专家学者和医生随律师来中国调查细菌战受害，都由王选陪同并担任翻译。1997年，王选的脚步依旧匆忙。
王选常常被人问：和日本人打官司？官司能不能打赢？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国家都放弃赔偿了，为什么还要打？有的老太太见了日本人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黑暗的日子，浑身发抖。王选看到了，心里很难过。为了日本人的傲慢，王选和他们争吵。王选也在做百姓的抚慰工作，那些她插队时常去家里玩的亲戚、老乡见到了王选就稳定下情绪来，他们不相信日本人，但相信王选，王选的话让他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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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多人都想告日本
中国民间最早的赔偿要求始于1988年9月山东茌平县张家楼村的200多村民，他们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转呈了一份索赔书，这是中国公民第一次提出赔偿要求。后来又有江苏、山东、浙江的28封索赔书寄往日本大使馆。但是这样的索赔要求大都没有任何回音。
民间状告日本政府并没有一条路径可走。在国内，受害者曾经向有关司法机构提起诉讼五六次之多，但诉状递交上去，一般是没有任何回复。而在国外提交诉讼，中国的受害者们所能达到的就是递交到使馆。两国之间是两座壁垒，之间没有路，也没有桥。而在日本兴起的日本和平运动不仅为中国而且为亚洲各国人民的索赔铺设了道路。
1995年6月28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也是花冈惨案发生五十周年的时候，以耿谆为首的11名花冈事件幸存者及遗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庭递交起诉书，提出了损害赔偿的要求，成为了中国战争受害者战后索赔诉讼的第一案。
1945年6月30日夜，700多名身处异国他乡、手无寸铁的中国劳工以决死的气概在耿淳的带领下，在日本花冈举行了暴动，其中400多人悲死他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花冈暴动。日本爱好和平的民众没有忘记这场悲剧，把花冈暴动日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自1952年开始，每年举行中国遇难劳工的慰灵仪式。
1985年，中国的报纸报道了远在日本的灵祭的消息。生活在河南农村的暴动大队长耿谆老人看到后思绪万千，夜不能寐，给日本友人写了一封信。
人们都没有想到，当年的暴动大队长还活在世上。
1987年，花冈暴动42年后，耿谆老人在日本和平运动人士的帮助下重返日本。更为传奇的是，一位行动不便的日本男人握住耿谆的手放声痛哭，耿淳老人认出了这就是让暴动推后三天的“小孩太君”。
这时人们才知道了一段泣天地动鬼神的故事。为了保护这个被中国劳工称为“小孩太君”的日本人，中国劳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和行动失败的风险，将暴动整整推迟了三天时间。
小孩太君叫越后谷义勇，曾经是花冈劳工的监工，因为他年龄小心地善良总是暗地里帮助中国劳工，劳工们暗地里称呼他为“小孩太君”。小孩太君管粮食，经常偷偷给生病的中国劳工送米面。另外还有一个“老头太君”，看到中国劳工食不果腹无力劳动，就在他监工的时候让大家休息，自己望风。暴动原定在6月27日，在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劳工们发现，27日监工的正是两位帮助过中国人的日本人。
暴动的计划是杀掉监工的日本人，但是对这两个日本人，中国人认为是有恩的人，杀是绝不可以的。就是不杀，他们也怕连累他俩。于是为了这两位，劳工暴动推迟了三天。
1995年8月，日本律师大森代理山西盂县四位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随后，1996年3月，又代理山西另外两位性暴力受害者提出了第二起诉讼。中国人也开始像亚洲其他国家的受害者一样，发出了自己的索赔要求。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日本和平运动开始在日本举行亚洲战争受害者的证言###，通过书籍和多媒体在日本社会传播受害者的声音。日本人开始了解了亚洲在日本侵略下的受害真相。1991年８月东京召开了《亚洲太平洋地区战后补偿国际论坛》，参加会议的亚洲战争受害者公开要求日本对他们进行赔偿。这一年里，韩国的受害者在日本的法院提起了七件诉讼。
在中国国内，1991年童增写出万言书——《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1992年，万言书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流传，并得到他们的认可。这是中国民间索赔的声音第一次上达国家最高权利机关。民间的呼声让国家感到不可忽视。
全国七届五次人大会议上，安徽代表王工、贵州代表王录生等38名代表递交了《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被列为第七号议案，议案认为这是代表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华加害的所有中国人、中国公民、外籍华人向日本索赔，是政府之间放弃的战争赔偿之外的赔偿。
就在人大代表提交议案时，童增在北京发出了有1万多中国公民签名的致日本国会的公开信，强烈要求日本国会向遭受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中国人民进行谢罪和赔偿，其中要求对受到疯狂杀戮而死去和受伤的中国平民、伤员、战俘进行赔偿；对被迫服苦役的劳工、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者、被日军狂轰滥炸中的伤亡人员进行赔偿以及归还掠去的文物和大量财产等。
“战争索赔洞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日本侵华战争后许多遗留问题都显露了出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因此有了现实感。大家才发现在战争时期竟然发生过那么悲惨的事，而它们一直遗留到今天，使历史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王选向石井四郞宣战
细菌战诉讼不同于任何一件中国民间对日诉讼事件。因为细菌战从来就是一段被日本与美国联手抹掉的历史。向世界揭露这段黑暗历史的意义从一开始就大于诉讼本身，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诉讼是为了揭露。
在英国BBC广播公司拍摄的细菌战的纪录片里，出现了一个中国女人。片子里讲述的是在一个阴雨天里，这个黑衣黑伞的中国女人来到石井四郞的坟前，突然她用日语开始喊：“石井四郞，我是王选，你犯下的细菌战的罪行，现在开始，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要用行动对你进行审判！要靠人类的进步审判你！”
在BBC的这部纪录片里，王选被当作一个符号：中国人。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在半个世纪之后开始了行动。
这呐喊是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沉寂了六十年，现在借用王选发出了声音。同时这个声音也是王选的，只有王选这样的性格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向石井四郞宣战。
石井四郞这个日本细菌战的罪魁祸首，从1931年到1945年的十多年中，不仅建立了哈尔滨平房区的731部队，而且还直接参与、建设和领导了在中国北京、南京、广州设立的细菌部队，并开展了人体活体实验，直接指挥细菌战对中国的实战攻击。
就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细菌战策划、实施、指挥者，这样的一个应该作为战争犯受到审判和惩处的人，最后却逃脱了任何审判，安然地渡过了他的一生。1959年，这个本应该处以绞刑的人因喉癌死在东京的家中。
不仅仅是石井四郞，几乎所有的细菌战参与者都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这是世间最大的不公正，石井四郞和他的同伙制造了人间最大邪恶，而这邪恶却逃脱了审判。
王选在东京读书的时候，“和石井四郞相伴着住了几年时间”。这件事是王选参加细菌战诉讼后才知道的。那一天，在日本记者近藤昭二的带领下，王选来到了石井四郞东京的家。在街角为石井四郞剃过头的师傅那里，王选听到了这样的评价：“那是一个大人物”，语气里还有一种敬畏。
当年石井四郞把从中国带回来的细菌战资料和器材箱埋进了东京住宅的花园里，然后在报纸编造了一个石井四郞被击毙的消息，请来和尚念经，精心安排了一个葬礼，逃脱世人的眼睛。
为死者讨回“人的尊严 ”
1997年8月4日，王选带着四名细菌战原告来到日本，准备起诉日本政府。这四位中国的农民是受害五十多年来第一次来到日本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很害怕，心里也很不安。他们从来都不曾想象过那个给自己带来永生灾难的日本是什么模样，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没有走出过家乡，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中国人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何英珍、何祺绥、王锦悌、王晋华。他们被分成三组，前往横滨、大阪、京都、神户、名古屋、静冈等城市进行控诉演讲。
8月10日，日本朝日电视台在黄金时间，用一个多小时播出专题片《隐秘在黑暗中的大屠杀——731细菌战》。这是朝日电视台的著名记者近藤昭二到中国细菌战受害地拍摄的片子，让人震惊的是，这些残酷的事实，很多日本人竟然是第一次听说，而中国人在片中表现出来的对暴行的愤怒和仇恨让很多日本人感到不安。
8月11日上午9点30分，中国原告代表王选、何英珍、何祺绥、王锦悌、王晋华，在律师一濑敬一郞、西村正治、鬼束忠则的陪同下，来到东京地方法院民事诉讼接待处第18部递交诉状，诉状的原告项中赫然写着中国108名老百姓的大名，被告项中明确写着：日本国。
诉状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
这次审判，原告们正是要为死者恢复被剥夺了的“人的尊严”。
法律的根本是正义和真理。
这次审判将全面表明细菌战是怎样一种非人道的战争犯罪。
裁定战争犯罪，实现对受害者的赔偿正是法院的崇高使命。法院必须全面接受原告们的要求，证明历史事实，伸张正义。
原告诉讼要求是：1、被告向每个原告支付1 000万日元，并且在本诉状提交的第二天开始五年内分期支付；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1997年12月22日，原告又向法庭追加了一项诉讼要求：被告必须向每个原告提交由原告认可的谢罪文，并将谢罪文登载在官方报纸上，并将这封谢罪信作为诉讼请求的第一项内容。
在向法庭递交的《诉讼总论》里，细菌战诉讼团向法庭指出：细菌武器是针对所有有生命的东西的最残酷的杀戮武器，其不分平民与战斗人员集体式屠杀符合国际法认定的种族灭绝罪。
《诉讼总论》还指出，细菌武器不但掠夺了人类生命，还污染了人类生存环境，并且这种污染在现在还无法去除；细菌武器还破坏了人类社会关系，使传染病流行的地区受到长期的歧视，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信赖的和谐关系。
这一天的下午，中国细菌战原告代表和辩护律师在律师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各国记者100人。“中国人有一千条理由，一万个权利来揭露罪恶的细菌战事实。”王选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108名原告向日本政府索赔10亿8000万日元”的消息在世界很多媒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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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于尊严和耻辱之间
回忆就是一种创痛，当历史的伤疤再一次揭开时，依然会鲜血迸流；现实是一种创痛，当你看到当年的伤口今天还在流血时，那是一种屈辱的感觉。
王选回到家乡崇山村从事细菌战调查诉讼的时候，她才第一次知道了叔叔的死亡情况，当年父亲由于悲痛而没有说下去的话题在几十年后续上了。
绘制在上崇山村村头的一幅巨大的鼠疫流行情况和日军烧毁房屋图上，标为122号的王化樟家是第一个因为鼠疫而死人的，王选家就在王化樟家的隔壁。
王选说：“我的姑姑和叔叔逃到邻近村子的亲戚家里，一个中年妇女得了鼠疫，被扔在祠堂里，十三岁的叔叔和她感情很好，每天去看她。只有叔叔这么小的孩子才不知道怕。有一天叔叔号啕大哭着跑了回来，样子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号。叔叔可能看到了最惨的一幕，据后来村里的人说，那个女人的胳膊已经不知去向，她被日本人肢解了。夜里叔叔就发了高烧。村里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赶叔叔、姑姑走。亲戚找了一块门板，把叔叔抬到崇山村的野地里。正是寒冬，下着雪，叔叔身上烫得不敢摸，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待在野地里，又冷又饿，没有一个人去接近她们。姑姑说，叔叔死的时候凄戾地嘶叫了一夜，最后整个人都蜷缩成了一团，变成了黑的。”
王选家有八口人罹难，但不是崇山村死人最多的人家。在崇山村有的人家，几天之内死亡十多口，有的一家人全部死绝了。
王选生于和平年代，对那些战争没有概念，而现在战争就在眼前。
诉说，诉说，诉说。所有的一切都活在记忆里，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淡化和消失。而所有的诉说都要经过王选的翻译传递给日本律师。
杨大方是举着父亲的遗像诉说的：“中国有句古话叫 ‘弑父之仇，不共戴天’。那时父亲在衢州开一家钟表店，正值壮年，事业兴盛全家和睦美满。但是日军在衢州撒下了鼠疫菌毁灭了一切。父亲的钟表店正在被封锁的疫区300米之内。父亲首先病了，高烧不退，淋巴肿大，痛苦之状无法言表，一个星期后死了。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不相信父亲会死，整天跟着母亲哭呀哭。直到今天为止，我也忘不了父亲临死前那双紧紧盯着我母亲的眼睛。父亲不想死，他要活。
七十六岁的金祖池说：“我们家正好在义乌的疫区内。我祖母染上了鼠疫，高烧口渴，不停地喝水，不停地在床上折腾，抓头发，撕衣服，死的时候身上的衣服没有一块是完整的了。”
六十九岁的薛培泽是为姐姐的三个孩子来申诉的。当年日军从江山撤退时在市内大街小巷散布细菌，他们化妆成老百姓，把注入了霍乱菌的水果、米果（年糕）放在树下、农家门口，姐姐四个孩子中的三个吃了这些东西，“那天晚上，在灯下，我看到三个孩子蜷曲着的尸体，他们躺上连草席都没有铺的床上，全身黑紫，四周都是排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