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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间的问题不要总是落在民族仇恨上。”王选的眼光已经变得更遥远。王选说，历史上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欺负过日本人，他们没有理由来仇恨我们。
中日之间的事，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事，但也是全人类的事。细菌战是对人类的犯罪，是人类文明的耻辱。她认为中国在这方面阐述得比较差，没有高度。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和战争遗留问题已经积累了六十年，这就需要庖丁解牛，找准关键所在一点点分解。王选认为在搞清战争遗留问题时，以前的研究一直受到政治的影响。在这方面，不全是日本政府的责任。
现在要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对话。对话，只有用和平对话的方法。对话，要搞清楚是在和谁对话。王选对现时对日的非理性情绪非常不满，她说，战争已经过了六十年，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现在是跟谁在对话，我们对此不能没有一点感觉。现在大多数日本人没有到中国来打过仗，我们跟日本人一讲话，就批判对方，指责对方，日本人听了几十年了，再说听这些话的人大多数是想来跟你对话的人，结果这批人反成了挨骂的人。最后来听的人越来越少，这对中国绝对不利。
“对话还要寻找共同点，不然就不要对话，干脆打仗。”这是王选的话。
对话，还要有共同的话语。就像大家都调到一个相同的频道一样，在共同的话语相同的理念前提下才能达到一致。中日双方得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坐标，来谈历史问题。
“柏林墙已经倒了，如果我们还用冷战时期的理念、话语，日本知识界在这一点上就与你不相通，排斥不可避免。”王选说，“细菌战诉讼让原告团成员的理念转过来了，这就是为了和平，为了人类而声讨人间极罪；为了人类能够找到扼制这罪恶的途径；为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再受到细菌武器的伤害。细菌战诉讼一直强调人类共同的命运，而不是一定要日本赔偿，所以影响比较大。我们把苦难的东西作为人类历史共同的遗产发掘出来，希望人类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遭到大规模的细菌攻击。我们从整个亚洲的角度来谈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日本侵略的是整个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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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王选的两极（2）
王选认为，必须给“爱国主义”以一定的边界。日本在战前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时，就是大谈特谈爱国主义教育。现在日本人一听中国的爱国主义，就有点“感冒”，中日之间对话要从中日关系的单线中跳出来，寻找普遍的价值观念。这就是和平、人权、人类共同的命运。
“我不是民族英雄。”王选对媒体强加于她的形象进行反驳，“我也不是仇日的，不要将我符号化。”
王选深情地说：
我只是带着细菌战原告在通往人类大和平的路上多走和先走了一步。
责任问题的解决只有从事实确认开始。希望全国的细菌战受难同胞们首先依靠自己的努力，尽可能把当地的受害历史通过调查，整理出来，把你们的苦难用文字、音像，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在前头等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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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日本的过去任务艰巨
东京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者聂莉莉教授多次赴湖南常德进行田野调查，她从采集的受害当地的民谣里，解读出了细菌战留在老百姓记忆里的伤痕。不少常德的原告在他们的陈述书里记述了这些民谣。其中的一例，是一名原告因年幼丧母，悲不能已，为遣哀思自吟的长歌：
哭一声我妈死的最苦，
死了三天无人问；
亲戚路过不敢进门，
门口人稀无人走。
日本立教大学历史社会学者上田信教授主要进行了崇山村的鼠疫受害调查，他通过细菌战对一个典型中国农村社会脉络和传统习俗的破坏，指出细菌武器不同于常规武器之处是会把社会生活空间、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变为杀人凶器。细菌武器并不单纯大量杀伤生灵，还破坏了人们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生存社会基础。而且这种破坏是长期持续的，不可能因为战争结束立即得到修复。
但是对于这段历史，中国目前并没有彻底搞清楚。目前所说的20多个省100万死难者的数字，只是一个概数。王选知道，这样的数字拿到日本，会遭到右翼的攻击。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俄罗斯公布了他们最终统计出来的战争死亡人数。对于在战争结束后六十年才统计出受难者数字的作法，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颇为感慨。他说，历史复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战士的死亡情况还好统计一些，最主要的是民众的伤亡。俄罗斯完成这一工作用了六十年的时间，中国当时正处于战时，户籍散乱，难度要大得多。但再难也必须做，这是一个民族应该做的工作。
日军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空前的灾难，它最为严重的后果是打断了中国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步伐。徐勇说，1928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是8~9％，台湾的学者统计是，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好的阶段，被学者们称为“黄金时代”。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和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台湾在70年代后才进入现代化。对于这种状况，中国以前没有充足的认识。
对于细菌战的研究，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可以说细菌战的许多重大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比如日军活动的组织、各部队的设置、具体的犯罪形式，受害者人数、受害者的现状，以及细菌战产生的深远长久影响等等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现在重大的档案材料、重大的秘密都是从日本先揭露出来的，中日双方必须联合起来，充分利用双方资源，进行跨国合作。
徐勇说，这是一件万分紧急的事，中日双方的亲历者都在死去，也许，整理这段历史只留下了五到十年时间。
徐勇认为，只靠民间力量调查复原历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国家要用行政力量来推动，可以利用学界的力量做，但必须有资金的投入。徐勇说，目前还没有专项的资金投入到战争受害调查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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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细菌战的研究
日本
日本是研究日军在华细菌战最早也是成果最丰富的国家。据细菌战研究专家近藤昭二向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从1950年至2002年8月，日本出版的细菌战书籍多达306部。
早在1993年，日本就联合成立了“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创办《战争责任研究》，发表了很多高水准的研究报告。比如研究者吉见义明是中央大学的教授，松村高夫是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部教授，森村诚一是作家，近藤昭二则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等等。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最早介绍到中国的秋山浩所著《731细菌部队》（群众出版社1961年12月，1982年8月重印），这是一个亲身参加过日本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的秘密部队的青年写的纪实类作品；此外，还有岛村桥的《三千人的活人实验》（原书房1967年）等作品。
八十年代以后，日本的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85年，松村高夫根据在生儿岛旧书市场上发现的目前仅存的原731细菌部队人体实验原始记录，写成《731部队的实验报告书》；1993年，吉见义明发现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1995年，水谷尚子公布了她死去的舅公——原1644部队军画兵石田甚太郎的有关人体实验的证词；近藤昭二2003年编辑了CD…ROM版《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
1982年，森村诚一出版《恶魔的饱食》（日本晚声社1982年，当时在中国有多个译本）。作者采访和调查了70名原关东军部队队员，从中取得三十七人的证词，并从美国、中国有关人士中取得大量的证词、资料写成此书。此外还有松村高夫等著《论争731部队》（晚声社1994年）和《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等。
美国
美国也是研究日军细菌战的主要国家。美国的研究团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华裔学者的研究。尹集钧在2001年出版《细菌战大屠杀》（美国北极光出版公司2001年7月）是华人研究日军细菌战的第一本英文著作。美籍华人在美国还成立日本侵华研究会并出版《日本侵华研究》杂志。
美国学者的研究。早在1981年10月，约翰·鲍威尔（John W·Powell，Jr。）二世就在《原子弹通讯》杂志上同高莫（Gomer）和洛林（Rolling）共同发表文章《日本的细菌武器：1930—一1945年》；1989年，两位英国新闻记者彼得·威廉斯（Peter Williams）与大卫·瓦雷斯（David Vallace）合著《731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细菌战》（吴天威译，台湾国史馆1992年），这是第一本揭露日军细菌战的英文著作。
1994年纽约路特莱基公司出版谢尔顿·H·哈里斯（Sheldin·H·Harris）的 《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1995年3月17日《纽约时报》发表尼克拉·克利斯托夫的《日本残酷的战争暴行——揭露恐怖》，揭露日本有关731部队的以活人做实验以及美国为获得资料进行的掩盖。2004年，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生丹尼尔巴伦布莱特（Daniel Barenblatt）的著作《人性的瘟疫：轴心国日本的细菌战和秘密而有计划的种族屠杀》问世，该书以通俗的方式来叙述日军在华细菌战的历史。这是他近十年的研究结果，也是欧美学者探讨这段悲惨历史事件的第三本英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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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战诉讼带来的研究（1）
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调查从1991年就已经开始。按照调查人员的职业分类来看，可分为民间调查、学者调查、律师调查、新闻调查等。
民间调查。1991年，日本静冈县中学历史教师森正孝到义乌崇山村调查之后，又会同松井英介医生多次到中国调查，并在日本成立了“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从此揭开中日民间细菌战调查的序幕。此后，中国浙江、湖南两省的义乌、丽水、衢州、宁波、江山、常德等地，甚至内蒙古、山东的细菌战受害者都成立了细菌战调查会，积极开展调查至今。
学者调查。浙江师范大学的张世欣教授调查后编著了《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实——受害索赔，崇山人的正当权利》；衢州市防疫站邱明轩调查后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并撰写了《细菌战与隐患》一书有待出版；浙江大学历史系丁晓强教授调查后撰写了《日军对浙江的炭疽攻击》、《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中的炭疽攻击》等论文。此外，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教授、原宁波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黄可泰、山东省临沂市文史委的崔维志处长、美国学者哈里斯等人都曾经对侵华日军细菌战进行过实地调查并在文章和著作中体现。
律师调查。从1995年12月开始，在王选陪同下，日本律师土屋公献、一濑敬一郎等人，中国律师楼献、管建强等人都到浙江、湖南等地进行诉讼的调查、取证，为日本法院一审对侵华日军细菌战事实的认定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新闻调查。湖南记者刘雅玲从1997年开始对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进行跟踪报导，出版了《细菌战受害大诉讼》（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一书；新华社记者谭进1998年起在海内外媒体上，通过文字、图片形式对浙江、湖南、山东、云南等地细菌战的受害史实进行了揭露；山东电视台、湖南经视共同制作了大型纪录片《未审之讼》；中央电视台编导郭岭梅则通过跟踪采访，制作了纪录片《不只是731》，向海内外人士进行宣传。
综观到目前为止的细菌战研究，可以说较之以往是冰山揭开了一角，但也仅仅是一角而已。我们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对细菌部队的建制、实验、作战等简单的描述和重复上，而对诸如各大细菌部队之间的关系，细菌部队与整个侵华日军的关系，细菌战在日军侵华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细菌战对中国造成的军事、社会、经济、环境危害的估计等更为重要的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细菌战研究专家郭成周也认为细菌战受害总人数，被用来进行人体实验的总人数，细菌战实施“种族灭绝”的危害性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就像一个个黑洞，中国需要去修补六十年前的那段历史。这是需要用脚“走出来”的历史，一家一户，一个一个的受害人。当一个地区的调查展开的时候，历史细节的缺失就会显露出来，而当一个地区完全没有调查时，这一地区的历史就处在茫然的黑暗中。
2003年，王选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搜集细菌战资料。克林顿在2000年卸职美国总统前签署了〃日本帝国情报公开法案〃，美国将搜集到的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的600万份文件与情报资料解密公开，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日本战争犯罪的文件，如在中国的战争掠夺、〃三光〃政策、毒气战、奴役劳工、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等内容。
王选是第一个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搜集资料的中国人。她在600万份资料中查找了一个多月。她说：〃在档案馆里，查看这段历史的中国人就只有我一个，而日本的学者每天都有十几个，双休日时占到查档人数的一半。他们对历史的负责和关心，常让作为中国人的我，为身边没有一个中国学者而伤心。中国的学者为什么不来？这些档案是向全世界公开的呀，每年有那么多的留学生，有那么多到美国访问的学者，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这个？我努力每天多看点、多写点、多复印点，可我一个人所能做的实在有限。〃
〃为什么美国能把这段历史整理得这么清楚、完整？甚至日本的学者，他们对细菌战的历史调查工作都比我们做得多？而我们很多国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是断裂的，这很不应该。〃王选说，〃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学者去调查'死亡工厂'，去证明那些受害者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进而去关注、保护和纪念受害者。〃
王选将搜集到有关日军二战暴行的1500页的资料目录。复印了三套，回国后分别送给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历史系。她希望这些史料为中国学者研究提供一个线索。整整4000多页的资料都是王选自己掏钱，自己花时间去复印的。
大学生的调查
从2001年至2002年，南京师范大学大屠杀研究中心历史专业研究生和其他院校的师生先后赴浙江、湖南、山东、河北参加了七次细菌战调查和诉讼活动。
参加调查的有张启祥、许书宏（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丁晓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晓青、潘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李涵（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员）。
大学生的费用是王选个人资助的，王选带着并教他们调查。张启祥、许书宏是南师大的研究生，他们第一次到乡间，学历史的第一次知道有细菌战受害者。
细菌战诉讼带来的研究（2）
张连红说，调查是一件苦差事，并且在学术界一向被轻视。中国人大而化之，喜欢推算，但历史事实不是可以按比例推算出来的，因此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日本人质疑中国的说法，比如南京大屠杀的中方所说的死亡人数。
哈里斯的调查
2002年3月1日，美国《死亡工厂》的作者谢尔顿·哈里斯，Michael Franzblau医生、美国实验医学专家Martin Furmanski 应王选邀请来到中国浙江省金华、衢州、义乌调查。
此时哈里斯已七十多岁，身患癌症，强撑着来到中国。他在自己的《死亡工厂》一书中写到对中国这一地区的细菌战攻击，但他只到过中国的北方，没有来过浙江和湖南。在这次实地考察后，哈里斯重新补充了他的《死亡工厂》，并将它再版。五个月后，哈里斯去世。这时中国的细菌战诉讼一审刚刚败诉。
同行的两位医生，都是读过哈里斯的《死亡工厂》的，他们想实地考察，从医学的角度证实当地的“烂脚病”和细菌武器攻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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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战：一场没有结束的战争（1）
日本记者近藤昭二说：“细菌战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至今还在研究细菌武器，日本政府去年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许日本自卫队做细菌武器的实验。一些国家在细菌武器研究上的投入，已经高达几兆亿日元。而且现在研究的细菌武器危害更大，是没有疫苗可对付的细菌。因此，我调查当年细菌战的真相，并且出庭作证，目的是为了世界永久和平。180名中国原告到日本诉讼，我想除了民族的尊严外，也是为了告诫后人，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细菌武器——战后六十年仍无法根除的损伤。细菌还在污染着中国的大地，疫病有再次重返人间的可能，大批的当年受害者，还在风烛残年忍受着痛苦。
以下是哈里斯和与他同行的两位医学专家2002年3月间看到的一幕：
3月4日下午在达雅畈镇书房巷上街121号，生于1920年1月8日的八十三岁的陈崇文亮开了他溃烂的伤口。血和脓还在往外流，肌肉坏死，腐肉一小块一小块地掉下来，溃疡处烂到最后只剩下了骨头与筋头。溃烂一辈子都没能治愈，时好时坏，结痂、流脓、溃烂 反复发作。他被伤病的痛苦折磨逾六十年，晚景凄凉。他说，日本人来后第二个月，他和他母亲就得了病。他的母亲五个月后就因烂脚而死。而他曾在金华中心医院开过刀。伤口愈合过，不过现在又犯了。
像陈崇文一样的人，在浙江受过日军细菌攻击的地方还有一批。时间在他们身上不起作用，时间没能抚慰伤口，时间没有让记忆淡化，时间也没能将老人们带入新的生活，他们还生活在悲惨的过去，生活在受到细菌攻击的那一天。
浙江丽水市都连区碧湖镇农民徐丙翠嘴唇、牙床全部烂掉，仅剩下三颗牙齿 ，半个世纪以来她只能喝稀饭，菜得捣成泥状才能下咽，嘴成了一个洞，说话再也没人能听懂；江山市农民江昌友至死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