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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抓紧筹划，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申令“永禁太监”改由12名女官管理内廷，设女长官1人，对女长官要求甚严，必须具备名门淑媛、德望昭昭。朱其慧是个妇容、妇德、妇言、妇功四者皆全的最佳人选。当诏书送到湖南寓所熊希龄手中时，熊希龄惊恐万状，差点昏倒，轻声叨念：“爱妻沦为人质，我岂能坐视不管？”他于1916年1月中旬被迫返京。袁世凯见目的达到，马上对他封官，委以中卿之职，并加上卿衔。熊希龄曾写道：“今作笼中熊，忍痛让‘猿’戏。”
此时全国各地护国战争已经打响，熊希龄与袁世凯虚与委蛇，不满一月，熊希龄又以老母由湘至汉口治病需护理为由，于3月8日再次出京。袁世凯知是熊希龄的脱身之计，一面扣留他的妻室，一面指令要他赴沪，说服梁启超和蔡锷。熊希龄出京后并未去上海，却给袁世凯发一份电报说：“党人意志坚决，无可调和，请速定大计，沪行已决计作罢。”袁世凯马上任命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再次给他脖子上套个绳索。熊希龄却将计就计，以湘西宣慰使为幌子，暗中与湘西（含常德）及四川诸地的党人如湘西镇守使应诏等人联络，加剧策划反袁运动。也就在这个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这就是有人戏说的“猿、熊”斗争。熊希龄后来看破红尘，于1928年后致力于福利事业。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4）
平民教育家的改进理念
急流勇退后对政治不抱希望的熊希龄倾心教育。他为香山慈幼院的发展和维持，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然而，他并没有仅仅满足于该院的创办。他在该院之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当然也包括创办别的学校，例如北洋平民工读学校、长沙平民大学、兑泽学校、孔道学校等等。但最为主要的是他为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普及、改进与推广，做了不懈的努力和奋斗。这首先表现为他与一批人共同创办了中华教育改进社。
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始于1921年12月。发起创立这个团体的动机，熊希龄说道：“缘因当时全国学校教育因循旧轨，未有发展。自民国七年严修、范源濂两君赴美考察教育，八年袁观澜、陈宝泉诸君组成教育考察团赴欧美考察教育，十年蔡元培君又赴欧美考察归国后，各以所见，主张改进，乃延美国孟禄、杜威两博士来华讲演，遂集合全国教育专家，设立敝社于北平。”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组织基础实际上是将北京实际教育调查社、上海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三家合并而成。总社设在北京西四牌楼帝王庙，下设教育行政、高等、中等、初等、成人、幼稚、义务、乡村、师范、职业、女子、理化、数学、生物、地理、国语、英语、历史、美育、体育、图书馆、国民游戏、心理教育测验等32个专门委员会。入会成员分作个人成员与机关成员两类。个人成员须系教育理论与办理教育成绩突出者；机关成员为各类学校以及各种教育行政机关。该社的组织领导机构为董事会，起初额定7人，后增至9人。具体处理日常社务的为主任干事，额定1人，由董事会聘请。另聘请若干人充当名誉董事。先后担任董事的计有范源濂、蔡元培、熊希龄、黄炎培、袁希涛、郭秉文、陈宝泉、张伯苓、王正廷、蒋梦麟、李建勋、汪兆铭等。董事长由董事互选，任期一般只有一年。主任干事一直由陶行知担任。担任名誉董事的计有美国教育家孟禄、杜威以及国人严修、张謇、梁启超、张一鏖、李煜瀛等。该社的宗旨是：调查中国的教育实况；研究中国的教育学术；改进中国的教育现状，并开展各种教育实验活动。在教育改进方面，特别注重引进西方欧美国家的先进教育方法，常派社员外出考察，并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其具体活动方式是每年召开年会一次，召集全国各地的教育代表会聚一堂，讨论改进教育以及发展教育的种种议案。鉴于以往“中国研究教育者率多囫囵笼统，从未有精密分析之研究”，故该社每次年会都开展讨论。讨论都是采取分组的方式。所分组的类别基本上是以各种专门委员会为单位。讨论中但有发明出来的可行教育提案，经提交大会审议通过后，便在有关学校开展实验，然后向全国推广。
综计中华教育改进社所召开的全国性的教育年会共有四次。第一次于1922年7月在山东济南举行，第二次于1923年8月在北平举行，第三次于1924年7月在南京举行，第四次于1925年8月在山西太原举行。1926年因为北伐战争发生，年会没有开成。尔后大规模的年会活动遂告停顿，“仅于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幼稚教育三项从事办理”。到了1930年4月，因陶行知在南京所创办的“晓庄学校”发生风潮，遭政府查封，乡村教育从此中止。平民教育不久亦相继处于停顿。于是到了1930年9月，担任该社董事长的熊希龄遂召集董事会开会议决：“以现在政府教育政策，主持各师范中等以上学校均附设幼稚园一所，苦于保姆人才缺乏，不足供其所求，乃专以注重幼稚教育为主。”10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即与香山慈幼院合办了北平幼稚师范科，隶属于香山慈幼院第三校。从此以后，中华教育改进社便几乎与香山慈幼院融为一体，其组织也就名存实亡了。
中华教育改进社从1921年成立到1930年无形涣散，其存在的时间计有10年之久，它对于中国教育的研究、改进、普及与推广，是有着卓越贡献的。当时流行全国各校的许多新式教学方法，例如设计教学法、能力分团教学法、道尔顿制等等，都可以说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功绩，特别是它提倡并加以试验的南京乡村师范教育以及定县平民教育，更可以说开辟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纪元。熊希龄这样评价说：“敝社……每年招集全国教育代表，特开年会，讨论改进教育议案，次第实行。……到会者机关约一二百，学校个人代表约二百人至七百人，结果甚为圆满。现在各省学校所行之设计、道尔顿等等种种新式教法，以及乡村师范及定县平民教育，皆由此产生之泉源也。”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5）
熊希龄对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他不仅一直担任着该社的董事，并先后多次出任董事长，是该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实际筹划着该社事务的进行和发展；而且他还始终是该社的各种教育方案与各种教育实验活动的具体实施者和维护者。1923年，他担任该社的第三任董事长时，在北平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教育代表会上，大力扶植他的夫人朱其慧首倡发起组织全国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教育作为该社的一项重要发展内容，可以说是从此开始的。1924年8月25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朱其慧被推为董事长，晏阳初任干事长。该会的总会事务所就设在北京石驸马大街熊希龄的家里，并且初创时的经费，都是由熊希龄夫妇捐助。尔后，朱其慧将河北的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区，“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之内容，用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之方式”，“拟在最短的时期内产生一套最基本、最简易、最经济的教育工具材料和方案，作为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贡献”。又“加强乡村教育，将全国分成五区，以北京、南京、长沙、成都、广州五处为各区中心”，进行乡村平教的各项实验。所有这些，熊希龄都是给予大力支持的。1931年朱其慧积劳成疾，不幸逝世。熊希龄这样说：“熊夫人先前注重提倡平民教育，身为平民教育促进会董事长奔走各省，苦心劝导，故有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之设施。当其经费困难时，即自欲捐输十万元，以为基本，其经营贸易，劳费心血，以致体为不适，咸由于此。”又说，“余对于熊夫人之注重平民教育，则以石驸马大街临街大厦前进，作为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公所，以为熊夫人永远纪念。但平民教育促进会停止工作时，则改为另办其他公益。”可以说，中华教育改进社办理最有成效的实验活动，就是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与幼稚教育三项，而这三项中至少有两项又是以熊希龄夫妇办理得最为出色。由此也可见熊希龄对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作用之一斑。此外，从1926年11月10日开始，熊希龄就委托中华教育改进社对香山慈幼院进行教育研究。他完全是把香山慈幼院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试验学校进行办理的，并且还聘请该社学术部主任凌冰兼充慈幼院教育股主任。1930年又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合办幼稚师范学校。他始终都把自己的教育事业与中华教育改进社联系在一起，不仅表明他对于改进社事务的极力维护，也表明他希望教育事业在全国各地发展与普及的良好愿望。应该说，他为此所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当我们今天的教育史书上充分地肯定和宣传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的时候，其实也包含了熊希龄的一份功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熊希龄深惧国亡无日，投袂而起，为抗日救亡殚精竭虑，奔走呼号，发出了“一息尚存、誓当奋斗”的呼声。
1932年10月15日，熊希龄邀请在北京的大批亲友###，决定将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出来，拟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次第开办12项慈幼事业（北京4项，天津1项，长沙1项，芷江5项，凤凰1项）。当时由熊希龄邀请来亲友54人，他们组成一个董事会，制定章程26条，定其名称为“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接受了熊希龄捐献的全部家产，计大洋275200余元，白银6．2万两，这是熊希龄从清末到民初任职25年来的全部积蓄。当时熊希龄一家，夫人朱其慧已去世，还有一儿两女，但他没有将家产留给儿女，而是献给了社会慈幼事业，一个慈善家真诚无私的形象，活现在人们眼前，试问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1949年10月董事会立下一块石碑，刻下这样的赞语：“先生于举世行财产私有制度时代，独倡此举，实为社会主义之先进者。勒诸贞石，用志勿谖。”这块碑石至今尚完好地镶嵌在北京西城区新文化大街第二小学的墙上（原石驸马大街22号熊宅后院）。
在乱离中逝去
1937年5月7日，熊希龄偕同新夫人毛彦文由上海回到北平，在石驸马大街本宅休息了3天，10日到达香山，13日在香山慈幼院的风雨大操场向全院的师生员工演讲赴爪哇的种种观感。他回国之后因为诸务繁忙，直到现在才有时间与香山慈幼院的师生员工见面。当时大概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全院师生员工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最后一次见面！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6）
1937年11月15日，日寇在杭州湾登陆，进犯松江，突袭上海。12日，上海失陷，时在上海的熊希龄与毛彦文避入租界之中，一日数惊，精神异常痛苦。12月13日，作为国家首都的南京又沦陷了，消息传来，熊希龄伤心得放声大哭。此时，他对于国民政府的前线抗敌已经完全失望了，觉得留在上海已然无补，国势已非己力所可挽回，还是回长沙去主持香山慈幼院的孤儿南迁，筹建分校去。但此时长江航运已断，熊希龄决计绕道香港，由香港转广州，再由广州沿粤汉铁路返回长沙。计议已定，他们先给在香港大学任教的熊家亲戚许地山发去电报，要许地山代为预订旅馆房间。然后在12月15日，熊希龄与毛彦文仓皇地踏上一艘由上海开往香港的意大利邮轮。在轮船的头等舱里，他们遇到大批政府撤退下来的高级官员，大家尽谈战事，对于国家前途都抱悲观论调，由此使得熊希龄本已失望的心情更加显得沉重。18日，船抵香港。然而就在抵港的第八天，即12月25日，熊希龄因为感受刺激太深的缘故，兼以旅途劳顿，到港后又住在一个狭小简陋的房间，终日访客不绝，没有得到适当的休息调养，不幸突发脑溢血，猝然逝世，终年68岁。他逝世的情景，毛彦文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详细的叙述：
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十二时光景，先生把当天所有报纸看完，又写了四封信：长沙朱经农君，汉口卓君卫君，重庆芷小姐及上海家中各一封，然后开始打坐。往日打完坐，他就开门叫我。可是这夜过了一小时，没有声息，我自动开门一看，他已睡在床上。问他怎么了，他说累了。骤然间说头痛欲裂，继之即吐，不到十分钟又吐，我发狂地唤他，他才勉强说话：“彦……中……中……风”。我骇极，狂按电铃，命侍者请医生，又打电话通知朱体仁先生及许地山伉俪。医生到时不肯打针，只看见他和旅馆老板娘交头接耳。一忽儿救护车来了，他坚决要把病人送医院。我起先不肯，后来又没了主意，乱成一团。送至九龙皇家医院时，体仁、地山伉俪及陈树楷君均已赶到。医生给他打了一针，断定是脑溢血。送进病房时，鼾声大作，像是睡熟了。我逼着医生，问他是否能救，他说“There is life，there is hope”。我又要地山君请香港最好的医生，他勉强应允，匆匆离去。体仁亦以要打电报去沪、渝而离去。此时仅我和陈君二人。我忽然想起日间遇见本院毕业生朱福海，立即打电话叫他来。他到后约十余分钟，先生呼吸忽然发生障碍，特别护士奔告医生，医生命用oxygen，未及呼吸，鼾声已停。我逼医生打针急救，他不言语，我再三要求，他才用低沉的声音说：“He’s gone”。我眼前一黑，好像天崩地裂，我疯了！医生看我这种神情，不胜凄然，安慰我说：“It is God’will”。完了，一切都完了！这是晴天霹雳，这是一个噩梦，生命是如此容易毁灭吗？我不信，至今我还将信将疑。可是事实是残酷的。先生已一去永不返矣！此为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展六时，即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就是我一切幻灭的一天！
熊希龄的丧事办得十分简寂。
然丧事办毕，葬在何处呢？当时各方意见不一。上海方面的亲友主张葬于上海。熊希龄的长女熊芷由重庆发来电报，希望火化后，将灵骨运往重庆。湖南省政府派人到港迎榇，准备予以公葬岳麓山（当时有彭施涤、赵恒惕、胡元■、何键等44人联名具呈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代呈国民政府行政院请予公葬），北平的亲友建议归葬北平香山北辛村的熊家墓园，因为这里有熊希龄自己筑的生圹，并且熊希龄的母亲、夫人朱其慧都葬在此。毛彦文说，从道理上讲，以归葬北平香山的熊家墓园为最好。可是，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从香港运柩到北平，确不容易，倘若途中出了差错，将追悔莫及。因此，她果断地作出决定：先暂时将熊希龄安葬在香港，俟时局平定后，再为归葬北平香山熊家墓园。于是托人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墓量字号地段购买了一处位置，于1938年1月10日，将熊希龄棺葬于此（半个世纪后，即1992年的夏天，毛彦文与部分原香山慈幼院的学生将熊希龄的灵骨归葬北京香山熊家墓园，并将墓园修葺一新）。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7）
熊希龄的丧事虽然办得简寂，然而人们在心里却为他筑起了一座座丰碑。国民政府在收到湖南省政府请予公葬熊希龄的呈文后，立即发出一份“明令褒扬”的专件，谓：“赈务委员会委员熊希龄才猷卓越，知识湛深。辛亥光复以后，屡任要职，望实允孚。嗣后办理慈善事业，提倡民众教育，愿力恢弘，功在社会。此次抗战开始，在沪创设伤兵医院及难民救护所，悉心赈济，成效昭然。近以忠愤填膺，撄疾逝世，追怀往绩，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交考试院转饬铨叙部从优议恤，并由行政院转饬湖南省政府举行公葬。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资表彰，而昭激劝。”1938年4月3日（即农历清明的前两天），上海各慈善团体与熊氏诸亲友在上海发起为熊希龄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朱庆澜在熊希龄的遗像上题了“霖雨苍生”四个大字。张元济起草的《公祭熊秉三先生文》，历述其生平事迹，闻之令人心恸：“……佛入地狱之大愿兮，思救死而扶伤；终凿枘之不相入兮，只善刀而自藏；骇帝制其蠢蠢兮，独归隐于岩廊；弦歌倏其将绝兮，幸馈贫之有粮；湘民所利将被夺兮，协众力而起为之防；念天下之己饥己溺兮，无一息之敢亡……”
张元济与熊希龄交谊甚深，尤其在戊戌时，他们同时被革职，当时遭党禁者共有20余人，先后云亡，到1937年仅存陈三立、熊希龄与张元济三人，而1937年内陈三立、熊希龄相继去世，则只剩下他一人了，故他对熊希龄的情感较别人又特别一些。他为熊希龄写的挽联云：“浩劫转旋难，归来异域，羁魂破碎，多应怜故国；知交零落尽，数遍前朝，党籍孑遗，我愧作余民。”蔡元培与熊希龄交谊亦深，他除了为熊希龄书写墓碑，也撰了一副挽联：“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与熊希龄生前一起办理慈幼事业的陈鹤琴作歌颂道：“烽烟满目，戎马仓皇，际此时兮艰危，伤哲人之凋亡，草木下泪，白日无光，灾黎待谁拯救？儿童失去保障！维公伟绩，有如山高，有如水长！吾人必须从此继起，努力前进莫彷徨！前进莫彷徨！”
10年过去了，到了1948年1月3日，是熊希龄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子，毛彦文在北京石驸马大街22号熊宅又特地举行纪念会。熊氏的亲友、学生以及仰慕熊希龄的人都来了。毛彦文说：“冷落的熊宅，又见车水马龙，盛极一时。”这表明人们并没有忘记熊希龄。是的，人们不会忘记这位先哲的。《北平日报》的一位记者这样说：“岁月的冗长没有冲淡他在他的同僚、亲友们心中的印象、影响，以及悲戚的情绪，尤其是香山慈幼院历届所教养出来的五千余名孤儿，他们广被遗泽，过去曾，现在是，将来会，把熊氏虔敬的供奉在记忆里。就北方广大的群众来讲，凡是知道香山慈幼院这个组织的便会慕闻熊氏这个人，反过来说，仰慕熊氏为人的，也便知道他亲手创立的慈幼院；熊氏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