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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有的海外学者对严嵩（1480—1569）的评价，提出新的看法，这无疑活跃了学术气氛。其实，清初修《明史》时，对严嵩的评价，就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否定了为严嵩翻案的意见。［43］我认为，不管怎么说，严嵩父、子（严世蕃？—1565）的贪得无厌，是千真万确的，实属人所不齿。当时京中称严氏父子为“钱痨”，而且荒谬绝伦的是，据说“父子聚贿，满百万，辄置酒一高会（按：即盛大的庆祝宴会）。凡五高会矣，而渔猎犹不止”。［44］这实在是旷古奇闻，天大的笑话。也许这条史料，未可尽信。但是，严嵩父子用各种非法手段聚敛的财富，又何啻是“五高会”，亦即五百万两。现仅将严嵩垮台后被抄物资清单上的酒具部分抄录如下，相信只此一端，也足以使吾人为之瞠目：
金酒盂九个（共重二十四两八钱）大金酒盂十个（共重三十六两二钱）中金酒盂十个（共重二十九两三钱）小金酒盂一十一个（共重三十二两）金酒盂三个（共重一十两零八钱）金双鱼耳龙字酒杯二个（共重三两二钱）金素日月耳大圆酒杯二个（共重五两九钱五分）金寿星仙人劝酒杯十个（共重四十七两五钱）金寿字双耳圆酒杯六个（共重一十两零五钱五分）金毕吏部酒缸一个（重五两八钱）金嵌宝螭耳酒杯二个（共重八两三钱）金嵌宝菊花酒杯三个（共重四两一钱）金嵌宝葵花酒杯一十九个（共重三十六两三钱）金嵌宝无耳葵花酒杯九个（共重一十一两二钱）金嵌宝莲花酒杯二个（共重三两二钱）全嵌宝圆酒杯二十八个（共重五十六两五钱四分）金嵌宝八角酒杯二个（共重四两四钱）金嵌宝石酒杯二十七个（共重四十一两五钱）金酒壶四把（共重三十七两）金酒盘一个（重一十一两一钱）金酒杯二个（共重一两九钱）。［45］
这些金酒杯、酒盂、酒缸的重量，即不下一万七千余两，而其实际价值，又绝对不是仅以重量所能显示的。且不论所嵌宝物的珍贵，制作这些精美绝伦的酒器，该又耗费多少巧匠的心血！
况钟（1383—1442）是明代著名清官。一曲《十五贯》，天下知况钟；他与因《海瑞罢官》而闻名天下的海瑞（1514—1587），在现代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况钟先后任苏州知府13年之久，除弊政，惩凶顽，修水利等，使他深受百姓爱戴。他很注意酒的节饮，在宣德五年（1430）的《填注善恶簿榜示》中，即抨击“城市富民奢侈太甚，缙绅族亦复有然。锦绣铺张，梨园燕饮，率以为常”。［46］要他们在“榜示之后，各崇俭仆”，“永革敝俗”。在宣德七年五月的《填注善恶簿榜示》中，更严厉禁止酗酒。［47］这对保证江南社会秩序的安定，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与况钟辈截然相反的是，明代有些贪官、昏官，尸位素餐，惟知以酒食为乐，遭到百姓的唾弃，留秽名于百世。据说，有一官“嗜酒怠政，贪财酷民”，断事稀里糊涂，百姓怨恨，便作五言诗一首，对他加以无情的鞭笞：“黑漆皮灯笼，半天萤火虫。粉墙样白虎，青纸画乌龙。茄子敲泥磬，冬瓜撞木钟。但知钱与酒，不管正和公。”［48］有个松江“父母官”的故事更典型，现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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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酒与皇帝（5）
松江旧俗相沿，凡府县官一有不善，则里巷中辄有歌谣或对联，颇能破的。嘉靖中，袁泽门在郡时，忽喧传二句云：“东袁载酒西袁醉，摘尽枇杷一树金。”盖泽门有一同年亦袁姓者，住府之东，颇相厚妮，时有曲室之饮，故当时遂有此谣。人以为沈玄览所造，遂以事捕之，瘐死狱中。沈平日有唇吻，善讥议，然此谣实不知其果出于沈否也。［49］
这个姓袁的松江郡守，经常与同年饮于曲室，还能有多少心思置于政事？百姓传联讽之，竟不惜制造冤狱，将人整死，专制淫威，令人切齿。与这个“西袁”堪称一丘之貉的，还有一个姓名待考者，其人其事，一直作为笑柄在民间流传：
明季一知州，日以酒色为事，民词案牍从无清理，一切委之吏目。其吏目亦无明白审办者，一味颟顸了事。时人为之语曰：“知也糊，目也糊。”两官风闻入耳，严捕之，得诵是语者二人，鞫之。一供是买猪者，猪牙赚渠钱不知多少；一供是买木者，木客赚渠钱不知多少；故二人偶语“猪也糊，木也糊”。此一时遁词，流传至今，竟为市井口号。［50］
吴语猪、知同音，而木、目谐音。这两个无视民瘼，惟知沉湎酒色的知州、吏目，在百姓心目中，事实上被看成与猪、木同类。民之口诛，严于斧钺，此又一实例也。贪官污吏，应当为之胆寒！
嘉靖时山东临朐人冯惟敏（1511—约1580）在涞水县当知县，治绩甚佳，嫉恨者竟“诬以卖酒”，致使落职。冯惟敏因此“戏为县官卖酒”，作套曲《双调新水令》，极尽讽刺之能事，堪称绝唱：
……〔驻马听〕画戟高牙，不比寻常卖酒家；香车驷马，非同小可泼生涯。草刷儿斜向县门插，布帘儿飘飒谯楼下。忒清高真秀雅，把厅堂净扫新装榨。……〔得胜令〕一个掌柜的坐官衙，一个写帐的判花押，一个承印吏知钱数，一个串房人晓算法。这一个呆瓜，不吃酒便要当堂骂；那一个油花，不要钱就将官棒打。〔沉醉东风〕一个个攘帐的翻盆弄瓦，一个个少钱的带锁被枷。假若系良民且休索，是穷鬼饶他罢。帐难清屡次驳查，展转那移下笔差，定问拟知情枉法。……〔折桂令〕琴堂中满泛流霞……醉汉升堂，糟头画卯，酒鬼排衙。五更筹双双双一迷里投壶打马，三通擂咚咚咚都做了击鼓催花。钞不料罚，价不争差，只图个脱货求财，胜强如害众成家。……［51］
全曲嬉笑怒骂，真令人忍俊不禁。但透过这支妙语联珠的套曲，我们倒也可以从反面窥知，明朝的“官倒”，还不敢倒卖酒，否则就要被人告发。
陆容（1436—1494）有谓：“古人饮酒有节，多不至夜……长夜之饮，君子非之。京师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饮酒多至夜。盖散衙时才得赴席，势不容不夜饮也。”［52］由此可知，明中叶堂堂京中六部十三道官员，很多人都爱深夜饮酒。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凡是酒风大炽日，常是政风败坏时。明中叶后，政风日差，国运渐衰，这与占据高位的大官们纵酒怠政，也是不无关系的。到了崇祯年间，各种社会矛盾、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很多官吏白天忙于钻营门户，“及夜，又有呼庐鬪彩之会，飞觞引满，耗竭神情，虽职司章奏，无虑万端，亦但主吏奉行，官曹初不曾省视”。［53］“而世家子弟，向号淳谨有法度者，多事豪饮，以夜为昼。”［54］显然，他们互为表里，争相腐败，在一天天烂下去，走向灭亡。
四、酒与法
至今民谚有谓：“酒是色媒人”、“三碗酒下肚，恶向胆边生。”显然，纵酒犯法，是古今极少数酒徒的通病，或者说，酒往往是犯罪的诱因。明代著名政治家顾璘（1476—1545）曾一针见血地说：“夜饮晏起，乃奸盗所由始。”［55］那些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更无一不是酒鬼。这伙人即使下了大牢，偶得酒，也看做命根子一样。明人小说中曾描写有个叫杨洪的捕快，为侦破一件冤案，弄了些酒肉到狱中给强盗们吃，你看强盗们的那吃相，那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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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酒与皇帝（6）
杨洪先将一名开了铁链，放他饮啖。那强盗连日没有酒肉到口……一见了，犹如饿虎见羊，不勾大嚼，顷刻吃个干净……那未吃的口中好不流涎。［56］
用砒霜下酒毒死人命，固然是奸夫淫妇、人面兽心者惯用的伎俩，如：同上引书曾描写正德时的李承祖，被继母焦氏用砒霜下入酒中毒死，死前痛苦万分，惨不忍睹：
须臾间药性发作，犹如钢枪攒刺，烈火焚烧……不消半个时辰，五脏迸裂，七窍流红，大叫一声，命归泉府。［57］
而用蒙汗药下入酒中，劫人钱财，甚至杀人的犯罪勾当，则更使人有扑朔迷离、目瞪口呆之感。方以智（1611—1671）曾记载：
莨菪子、云英、防葵、赤桑陆、曼陀花皆令人狂惑见鬼。安禄山以莨菪酒醉奚契丹坑之。嘉靖中妖僧武如香至昌黎张柱家，以红散入饭，举家昏迷，任其奸污，盖是横唐方。周密言押不庐可作百日丹，即仁宝言曼陀罗花酒，饮之醉如死。魏二韩御史治一贼，供称威灵仙、天茄花、粘刺豆，人饮则迷，蓝汁可解。［58］
这里的“仁宝言曼陀罗花酒”云云，仁宝是指郎仁宝，即郎瑛（1487—？）之字，其言见于他在《七修类稿》中的这一段话：
小说家尝言：蒙汗药人食之昏腾麻死，后复有药解活，予则以为妄也。昨读周草窗《癸辛杂志》云：回回国有药名押不庐者，土人采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至三日少以别药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储之，以备不虞。又《齐东野语》亦载，草乌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后亦活也。又《桂海虞衡志》载，曼陀罗花，盗采花为末，置人饮食中，即皆醉也。据是，则蒙汗药非妄。［59］
显然，郎瑛所说的曼陀罗花云云，就是方以智所指的曼陀罗花酒。虽然郎瑛并未能指出蒙汗药到底是何物，但他根据史籍，举出押不庐、草乌末、曼陀罗花三种具有麻醉性能的药草，断言蒙汗药绝非小说家的虚妄之谈，结论弥足珍贵。据笔者研究，蒙汗药确实是用曼陀罗花制成的。至迟在南宋，用曼陀罗花作为麻醉药，已普遍应用于外伤等各科。大概也正因为这种麻药十分普及，曼陀罗花的麻醉性能人皆知之，而且“遍生原野”，所以绿林豪客们才信手采撷，制成蒙汗药，经营他们的特种买卖。［60］曼陀罗草的麻醉性能相当可观，明末杨士聪（1597—1648）曾载谓：“曼陀罗草其叶如伽叶，花有大毒，末之置饮食中，令人皆醉。取一枝挂酒库内，饮其酒者易醉。”［61］读过《水浒》的人都不会忘记十字坡下绰号“母夜叉”的孙二娘用蒙汗药——实际上也就是曼陀罗花酒——将人麻翻，宰了，做人肉包子的故事，这是江湖豪客用蒙汗药下酒，干蔑视法纪勾当的典型，而方以智记述的魏二韩御史所治之盗的招供，更为此类案件提供了最可靠的实证。
当然，也还有另一种情形，即有些人本身并非恶人，但因嗜酒，而触法网，酿成惨祸。明人小说中曾描写成化年间浙江永嘉县有个儒生王杰，家道小康，夫妻和睦，但不料有一天，突然大祸临门。请看这件事的原委：
王生看了春景融和，心中欢畅，吃个薄醉，取路回家里来，只见两个家僮，正和一个人门首喧嚷。原来那人是湖州客人，姓吕，提着竹篮卖姜。只为家僮要少他的姜价，故此争执不已……王生乘着酒兴，大怒起来……走近前来，连打了几拳，一手推将去。不想那客人是中年的人，有痰火病的，就这一推里，一交跌去，一时间倒在地。正是：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62］
毫无疑问，这位王生如果不是吃醉了，“乘着酒兴”，动手打人，又怎么会闹出人命案来？当然，这毕竟还是小说家言。而万历时李乐记载的两则酒祸，则是活生生的事实。一件事是：浙江桐乡“有中人之家贷钱开油饼坊，其雇工人与市上一人剧饮而醉相殴，雇工人推其人坠水死”。你看，两个醉鬼相打，一个终于被推到水晶宫中招驸马去了！另一件事，更是荒唐而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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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酒与皇帝（7）
酒是色媒人：西门庆、潘金莲酒后
调情状，守门者为王婆。采自《金瓶梅
词话》。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冬，乌程地方有云七里者，著姓温族所居也。某姓人有婚嫁事，故事设酒宴，邻近人（见）其酒薄，众不喜。又有怒其邀不遍者，众即扬言曰：“嫁女酒，任汝薄，却恐救焚酒薄不得，难道不请我们？”是夜，先用计扃其户外，使内者不得出，更余纵火，自外焚之。其家男子以送亲不在，妇人及眷妇凡九人，二妇又怀妊，而诸妇女俱在卧榻，被火仓皇莫措，开门不得出。家故开油坊，畜牛数头，牛惊火叫跳奔跃撞诸妇，惨酷难状。不逾时，尸杂诸煨烬中，难识认。盖死者凡十一人，而牛不与焉。诸纵火者伫桥观火，拍手大笑。郡邑及观察公初闻亦骇其事，卒以为无证，不加严究。死者虽多含冤，而谁恤也，伤矣战！伤矣哉！［63］
如此骇人听闻的惨祸的酿成，固然是由于一帮子愚民的无法无天，生性残忍。但其导火线，却是因为这些人嫌嫁女酒太薄引起的。正是：酒薄、酒薄，招来大恶，惨绝人寰，令人惊愕！
在明朝人的小说、戏剧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描写：被斩囚犯（当然，其中也有因冤狱而屈死者）在临刑前，刽子手往往塞给他所谓“阳间最后一碗酒”，在通常情况下，囚犯多半是一饮而尽的。这是古已有之，明代一仍其旧的临刑饮酒的真实反映。史载：
今刑部每决重囚，必先酒食之，其来已远。想其初意，盖欲罪人昏醉，不大怖耳。今制凶人犯极罪，已招伏奏当，然不即断决，犹必监候。会审无词，又俟三覆奏而后始行刑。逮于临刑，复酒食以醉饱之。及至市曹，又停刑不决，许其家人击登闻鼓告诉，多有得旨放回者。足见朝廷好生之德，无所不至。而在外有司，刻之吏，不体此意，任情肆虐，于罪不至死之人，每每非法拷讯以毙之。是徒杖之罪反重于死刑，有司杀人，反捷于朝廷矣。［64］
如此看来，给犯人临刑饮酒，体现了法外施仁。一是表明：且饮人间长别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给即将赴死者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二是：使犯人酒后醺醺然，昏昏然，面对断头台、刽子手时，不至于感到太恐怖。这显然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这种古刑场上充满悲壮色彩的遗风，一直延续到现代。我清楚地记得，1950年，我在江苏省建湖县上冈镇读初中。这年秋天，枪毙了原籍是该镇的一名罪犯，叫杨兆龙。刑前，执法人员按老规矩给他一大碗酒，四样小菜。他把菜吃光了，酒喝完了，却猛地站起身来，一脚将小饭桌踢翻，碗碟顷刻化为碎片。这名死到临头仍作恶的家伙，当然只有一个结果：使自己本来已是最坏的下场，变得更糟。此刻，我的眼前仍然清晰地浮现着38年前刑场上那难忘的一幕：双手反绑，戴着瓜皮帽，穿着长衫的杨犯，被执刑者喝令向前飞跑，突然间，枪声响了，杨犯的瓜皮帽应声飞起一丈多高，他随即倒下。人们议论纷纷：他的帽子怎么会飞起一丈多高？有人立刻说：你没瞧见那大兵（按：指执刑者），把子弹头拔出来，在鞋底上擦热了，然后才装上去开枪的？他肯定用的是开花弹，杨兆龙的头一定是被打炸了，在反作用力下，他的帽子才会飞起来。谁教他死到临头还不知好歹，踢翻饭桌的？活该！——听他这一说，我随着人流挤过去看个究竟，果然，杨犯的头部除了耳朵还健在外，其余部分，早已是血肉模糊，脑浆乱淌。我想，倘若当时阿Q在场的话，大概会说：“妈妈的，不如杀头好看”的吧？呜呼！这幕现代临刑酒及脑袋开花的活剧，显然是明朝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五、酒与妓
嘉靖时作家薛论道，曾写《桂枝香？嘲酒色》谓：
黄黄肌瘦，腔腔咳嗽。做嫖头夜夜扶头，好饮酒朝朝病酒。两件儿缠绵，无新无旧。恰离酒肆，又上花楼。阎罗请下风流客，玉帝封成酒色侯。［65］
这支小曲辛辣地嘲笑了酒鬼兼色鬼，最后两句，更是幽默形象。这就为我们道出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历史事实，不仅酒楼通向花楼，而更重要的，几乎所有花楼同时也是酒楼。这些“风流客”、“酒色侯”最后的结局，多半只能是身揣酒葫芦，“死在牡丹下”，那是他们死得其所，当然怨不得别人。从明朝人的小说、戏曲、笔记、野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酒，像蛇菌一样显现其诱人色彩的社会毒瘤——妓院，恐怕早已黯然失色，关门大吉，改为六陈铺了。在明朝，围绕着酒与妓女，演出了多少令人难忘的悲喜剧，从而在明代社会生活中，深深地打上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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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酒与皇帝（8）
弘治年间，有位张智，是御史，涞水人，因贪利，从某盐商那儿刮去很多油水。有一次，同道御史刘尧往淮安、扬州公干，张智便跟刘尧说项，请他开后门，支盐给这个盐商。刘尧当场拒绝了。张智便与此盐商密谋，假惺惺地在城外郑家花园设宴，邀请刘尧入席，声称为他饯别。刘尧不知有诈，如约赴宴。等到他在连连劝杯声中被灌得迷迷糊糊时，张智又推出妓女，与刘尧厮混在一起。按照明朝的官样文章，是禁止官员宿娼及挟妓饮宴的。如“宣德三年，怒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沉湎酒色，久不朝参，命枷以徇。”［66］次年（1429）八月，宣宗又论礼部尚书胡（1375—1463）说：
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至留宿，败礼坏俗。而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67］
史称这是“革官妓之始”。惟其如此，张智和盐商又预先找了几个光棍，冒充缉事校尉，这个时候突然钻出来，要挟刘尧，拿出一千两银子来，否则就将他挟妓夜饮的丑闻嚷出去。刘尧走投无路，张智却在一旁假充好人，故意说：我与某盐商很要好，让他拿出一千两银子来，他到淮安、扬州后，允许他支盐就行了。刘尧被迫，只好答应。张智却从这一千两银子中，分得一半，揣入私囊。而商人到淮安后，因准其支盐，所获厚利，又岂是这千两银子所能比拟的，而且出入无忌。事后，刘尧越想越怕，担心终将败露，“遂引刀自刎而死”。你想，好端端的一位朝廷命官突然自杀身亡，怎能不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