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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光绪《青浦县志》卷18，人物二。
［47］谢肇淛：《五杂俎》卷3，中华书局版。
［48］《东方学论集（东方学创立十五周年纪念）》，第163页。
［49］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4，《经制之义》。
［50］明初，朱元璋曾一度对江南大地主持打击政策，并移民至临濠等地，以瓦解潜在的敌对政治势力。但后来即用减免租税，优容南方文人等措施，缓和这里紧张的政治气氛，以稳定这里的政治秩序。
［51］张大复：《梅花草堂集》卷10，上海古籍书店复印本。
［52］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165页，中华书局版。
［53］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2，国学基本丛书本。
［54］吴梅：《霜崖曲录》卷1，1937年刻本。
明代宦官与故宫
一、宦官在故宫生活一瞥
清初史学家赵翼说过：“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1］以明代而论，早在明初，宦官即在朱元璋的怂恿下，开始染指政务，至中叶后，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并愈演愈烈。所谓宦官专权，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皇权的一种转换形式。因此，明朝包括王振、刘瑾、魏忠贤在内的权势倾国、虐焰熏天的大宦官，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皇权的核心所在紫禁城外，另立权力中心。就此而论，故宫是宦官拉龙旗作虎皮，专权乱国，危害天下的主要场所；对此，已经几乎是尽人皆知，笔者不拟再论。这里，我们拟对明朝宦官在故宫的生活状况，作鸟瞰式的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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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明代宦官与故宫（1）
万历时期，有人弹劾宦官干没上元节的烟火，朱翊钧竟说：“此我家奴作奸，秀才何与焉？”［2］这就赤裸裸地告诉我们，皇帝与宦官的关系，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奴才伺候主子的尽心尽力，甚至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有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即以宦官给皇帝梳头、篦头而论，当时“名整容”（按：与今日“整容”的概念有别），有20名宦官专司其职，先一天还要再三演习，“礼极严肃”。当时曾发生这样一件事：常州有个叫赵玉坡的人，某日带着家童赵卓在北京大街上行走，赵卓年少貌美，忽然被几个宦官看见，当场带走，赵玉坡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也不敢问，急回旅店，惶惶不可终日。但到了晚上，赵卓竟平安无事地回来了，说他被宦官带到一座房子内，“使坐椅，披发梳篦，众人环侍，进退周旋，如奉至尊。事毕，以发绾一方髻，乃知以此人演习者也”。想不到赵卓竟当了一次负责“整容”宦官假想中的皇帝。无怪乎记载这幕小小的滑稽剧的樗道人说：“此等受享，亦不知从前劫来否？可发一笑。”［3］当然，宦官伺候主子，又岂仅仅是梳头而已。从管理宦官的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的情况看来，其中的大部分，如御用监、御马监、尚膳监、尚衣监、钟鼓司、混堂司、巾帽局、酒醋面局等，都表明了宦官伺候着主子的吃喝玩乐、衣浴住行。这一些，也比较为人们所熟知，此处不枝蔓。
当然，宦官毕竟是人间天上的紫禁城内特种奴才，多数人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今天，只要我们翻一翻刘若愚的《酌中志》，或此书的节本《明宫史》，便大体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年四时八节，宦官饱享口福，一些掌权的大宦官，在宫外还建有豪华的宅第、园林，如魏忠贤的公馆就建造在今正义路以西席市街，与他的情妇客氏居第比邻。一些宦官利用各种手段拼命聚敛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晚明时有个宦官请客吃饭，饭不过半碗，但香滑有膏，异于他米。客问此米产自何处，宦官答曰：“蜀中以岁例进者。其米生于鹧鸪尾，每尾只二粒，取出放去，来岁仍可取也。”［4］真是无奇不有，匪夷所思。而一般宦官只能住在宫内普通的房子里，与宫女结成“对食”，自己开伙，形同夫妻；其实，这完全是由于宫中深似海，聊解寂寞，“可怜无补费精神”也。宦官经阉割后，生理早已变化，从史料记载与小说描绘来看，宦官是性变态者，甚至是性虐待狂。［5］对于最下层的宦官来说，他们在宫中的生活则比较清苦。万历时有个宦官临死时，身旁除了一只铜盆外，别无他物。
明代宦官人数众多，其中有些人，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明初，朱元璋曾禁止宦官识字，以防止宦官干政，但曾几何时，这道禁令便无形作废。宣德元年（1426），更设立内书堂，“教习内官监”，“自此内官始通文墨”。［6］值得注意的是，内书堂的教规相当严格，“凡背书不过，写字不堪，或损污书仿……轻则学长用界方打，重则于圣人前罚跪，再重……向圣人前直立弯腰，以两手扳着两脚，不许体屈，屈则界方乱打如雨……”［7］这里的“圣人前罚跪”、“向圣人前直立弯腰”颇不近情理，简直开启“文革”时弯腰请罪歪风的先河。不过，明代宦官中倒也出现了几位书法家、古琴家、诗人。如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宦官、张居正改革的支持者冯保，“善琴能书”，［8］造了不少琴，“世人咸宝爱之”。嘉靖时司礼监太监戴义，“最精于琴；而楷书笔法与沈度相埒”。［9］江南一著名女琴家，闻其大名，至京拜访，听了戴义一曲琴音后，叹为奇绝，竟当场击碎所携名琴，永不再弹。［10］弘治时内官监左丞龚辇的《赠顾潘》诗谓：“与君少小定交游，今日相逢两鬓秋。天上风云真似梦，人间岁月竟如流。可怜王粲依刘表，不遇常何荐马周。安得忘机共渔父，白洲上数沙鸥。”诗风恬淡，相当入流。嘉靖时御马监右监丞王翱曾作《咏笼雀》：“曾入皇家大网罗，樊笼久困奈愁何。徒于禁苑随花柳，无复郊原伴黍禾。秋暮每惊归梦远，春深空送好音多。圣恩未遂衔环保，羽翮年来渐折磨。”［11］此诗对故宫这个皇家牢笼的冷酷、悲凉，作了深刻的揭露。不言而喻，宦官中文化人的出现，无疑进一步丰富了故宫内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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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明代宦官与故宫（2）
今日故宫，著者摄。今日太和殿，著者摄。
二、宦官对故宫建设的功绩
按常规说，营造修缮，是工部的职责所在。但在明代，特别是在宦官专权的明中叶后，建筑大权却落在宦官手中。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的内官监，其主要职能，就是掌管营造宫室、陵墓。在施工过程中，提调内使监官，起着监督作用。对此，居然形成律例。如“宫殿造作罢不出”条谓：“凡在宫殿内造作，所司具工匠姓名，报门官及守卫官就于所入门首逐一点视，放入工作。至申时分，仍须相视形貌，照数点出，其不出者绞。监工及提调内使监官、门官守卫官军点视，如名数短少，就便搜捉，随即奏闻。”［12］又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建乾清、坤宁两宫，“收受钱粮之际，监督官与内官监提督，将钱粮逐项验收，巡视科道监察之”。［13］实际上，由于内官监提督有特殊的政治背景，监督官、巡视科道都是望而生畏的。宦官参与整个工程的全过程，决策、估价、预算、监工、验收等等。尚需指出的是，宦官还直接掌管“供宫中营建之材料”的“十作”，计有木作、石作、瓦作、土作、漆作等，这对故宫的营建、维修，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封建社会的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地主阶级的文化。今天，当我们回眸审视包括故宫在内的灿烂的文化遗存时，其主要功绩，固然应当归功于劳动人民；但是，没有地主阶级当权者的组织、推动，显然也是不行的。宦官是这些当权者中的重要成员，应当说，在建设故宫的漫长岁月里，显然也有他们的几分辛劳，一分功绩。这一点，甚至包括魏忠贤在内。以天启时的营造三殿两宫来说，实在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万历时人沈德符在述及三殿被焚时，曾忧心忡忡地写道：“今按宫殿被灾，惟世宗丁巳，与今上丙申、丁酉，尤为酷烈……今禁廷一望，俱为瓦砾之场，殊非全盛景象……今一切大礼俱改行于文华殿，逼窄浅隘，大损观瞻。忆嘉靖丁巳之灾，至壬戌年已落成，相去仅五六年。今矿税流毒，遍满区宇，动以三殿两宫大工为词，且云停止有日，正不知告竣何日也。”［14］宫殿建成，内部的装潢、摆设，也是煞费周章。如乾清、坤宁两宫建成，需石陈设，特地从云南用48块奇石制造，每块均有佳名：春云出谷、泰山乔岳、神龙云雨、天地交泰、玉韫山光等等，［15］令人叹为观止。重建三殿工程，始于天启五年（1625）二月，至七年八月初二日完工，耗银5957519两余。［16］这项工程的最高指挥官，正是魏忠贤。工科左给事中某疏云：“盖仅仅两载余，而神工悉已告竣……至是而知厂臣之殚虚劳心，提纲挈领。”礼科给事中某疏中则说得更直白：“近日三殿告成……皆赖厂臣悉心拮据，毕力劻勷……今皇上在静摄之中，紧要重大事务，命阁臣与厂臣计议商榷。”［17］虽有谀词，但并非空穴来风。连身在狱中，急于与魏忠贤划清界限的刘若愚，也不得不写道：“三殿落成于天启之年……抑逆贤之干济才智，刻意督催之，迹或借此以难泯耶？”［18］透过这种装糊涂的背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魏忠贤的“督催”作用。诚然，魏忠贤因三殿成而进上公，加恩三等，有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之讥。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将魏忠贤在营建三大殿时的历史作用全部否定。魏忠贤疏浚内河，更是功不可没。有诗赞曰：“内河环绕禁城边，疏凿清澜胜昔年。好似南风吹薄暮，藕花香拂白鸥眠。”这是指：“紫禁城内河壅淤不通，魏忠贤复令疏浚之。春夏之交，景物尤胜，禽鱼菱藕，俨若江南。”［19］其实，内河疏浚的结果，对故宫的安全更有重要作用。对此，刘若愚曾清楚地指出：“是河也，非为鱼泳在藻，以资游赏，亦非故为曲折，以耗物料，恐意外回禄之变，此水实可赖。天启四年六科廊灾，六年武英殿西油漆作灾，皆得此水之力……又如天启年一号殿哕鸾宫被灾者二次，如只靠井中汲水，能救几何耶？疏通此河脉诚急务也！”［20］魏忠贤是个反面人物，在总体评价上，是必须否定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在局部上——如他对故宫建设所起的积极作用，作出实事求是的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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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明代宦官与故宫（3）
明朝某些精通建筑学、数学的宦官，在营造故宫时的呕心沥血，更是值得后人追念的。
明初宦官阮安，一名阿留，安南人，永乐中被选阉割进宫。他精于算学、建筑，为政清廉。他奉命营建北京的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21］正统时，重建三殿，治理杨村河，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还令人感佩的是，景泰中，他去山东治理张秋河，死于途中，“私囊无十金之蓄”，而“先后赐予极富，悉输工作”；［22］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一》记载，仅正统六年（1441），三殿工完，阮安和另一个宦官僧保，即一次被赐予黄金50两，白金100两，彩缎8匹，钞1万贯。阮安虽腰缠万贯，却把钱捐给工程，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对比之下，那些贪婪成性的宦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所谓“父母官”，真该愧死矣！明初来自安南的宦官人数众多，其中类似阮安精通数学或建筑者，非止一人，堪称人才济济。如梁端，系安南谅江府平河县人，永乐四年（1406），被明军掳归，洪熙元年（1425）选入内书馆读书，“精于书算，谙练庶务”，在正统时营建奉天等殿的重大工程中，总掌书算，合用白钱粮、物料，并给赏文武官员及官军匠作银两钞锭彩缎等物，明白奏准。用过之物，一一分理回奏。［23］又如陈谨，原是安南陈氏宗室，永乐五年入宫，“才识超卓”，得到永乐皇帝的赏识，“令督营缮，公善于其职，宽恤工役，人多德之”。正统以后，在内监专掌营缮，“凡宫宇陵寝城池之修建，尽心区画，制作有法”。［24］凡此种种，都是值得称道的。
故宫城墙西北角角楼，阎崇年先生摄。宦官对故宫的绿化、环境卫生，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明末北京风行奇花异草，相传出自两广，从药材中混至。宦官移植宫内，有红水仙、番兰、番柿等，有诗曰：“异卉传来自粤中，内官宣索种离宫。春风香艳知多少，一树番兰分外红。”［25］附带说明，魏忠贤也是酷爱花卉者，他的鬓角上，经常插着鲜花。明代北京街上无厕，几乎是满街狼藉，臭气逼人。时人谢肇淛曾载谓：“今大江以北……不复作厕……京师则停沟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26］明末作家王思任，曾写《坑厕赋》，描写京中无厕之苦：“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极苦无处起居。光访优穆，或内逼而不可待。裨谌谋野，又路远莫致之……”［27］对比之下，宫中整洁无比，这不能不归功于那些胼手胝足的最下层宦官小火者、净军者流，每日推着净车，打扫坑厕，清洗马桶。宫中净车，五年修造一次，不少于195辆，嘉靖初年用银约2750两。［28］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宦官清洁队的人数是很多的，而他们每日之洒扫庭除，则更不待言。
三、宦官在故宫建设中的破坏作用
宦官中的多数，性甚贪鄙，在故宫的建筑、维修等过程中，往往巧立名目，从中渔利。嘉靖二年（1523）八月，修乾清宫北一府，内官监太监陈林主持其事，竟上报说现役军匠有2300多人，要求每月给米盐。这显然是虚报人头数，旨在贪污。户部研究后认为府第损坏不多，增造穿堂仪门，何需2300余人？后经嘉靖皇帝下令：“立限完报，不许妄费财力。”［29］万历三十五年（1607），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在题为《稽积弊以裨实用》的奏疏中尖锐地指出：每一兴作，库藏发百万，朝廷只得十余万金之用。原因何在？正是在于奏请金额的是宦官，而施工时又实权在握，工部难于插手。故虚耗了的钱财，均落入宦官腰包。王元翰还揭露感恩殿等工程花费了十万余金，而实用不过二三万金，“不惟掩少为多，将恶抵美，即一木一缕具足具精，才过眼即化为乌有矣”。［30］万历时乾清宫的一扇窗槅，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珰犹未满志也”。无怪乎时人沈德符说：“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31］万历时建乾清、坤宁两宫，工部主其事者是缮司郎中薛凤山。他与某些宦官斗智斗勇，竣工时仅花70万金，省下90万金，比建三大殿省下金钱无算。奥妙在何处？时人丘兆麟可谓一语道破：“夫此九十万，何以省也？是力争之中珰垂涎之余，同事染指之际者也。”并形容他是“割中珰之羶”。［32］可悲的是，对“于金穴中守介节”的薛凤山，最后仍在宦官、权要的倾轧下，被颠倒黑白，扣上“靡费贪婪”的大帽子，被罢了官。需要指出的是，修建故宫时，某些宦官的贪赃枉法，致使开支无穷，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固然其心可诛；而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更给一些故宫内的建筑带来不安全的因素，同样是荒唐至极的。
◇。◇欢◇迎访◇问◇
第16节：明代宦官与故宫（4）
明代宫殿火灾次数之多，焚毁的损失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宦官的玩忽职守所致。有些灾变，事先往往有先兆，如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十九日，三殿门楼灾，延及西省，累朝典章，焚毁过半。而在此前的十余日，“群鼠昼出，纵横满堂，层累如积，略不畏人，可以探而得之……火之先兆乃尔”。［33］但显然并未引起宦官的警觉。更有甚者，天启四年（1624）宫殿火灾，“诸内官适以是日开宴，醉饱酣卧，御前防卫仅三人”。［34］这就不可能及时去扑灭火灾了。更有甚者，有的宦官竟堕落成纵火犯。如弘治二年（1489）礼科都给事中韩重等，以灾异言四事，其中的一条，便是揭露“内官范麒麟，既盗库物，又纵火烧库”。［35］这并非是个别的例子。史载：“内府盗窃，乃其（指宦官）本等长技”，及至偷的太多，惟恐事发问罪，就干脆放火灭迹。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供用库大管库暨盛及其同伙卢添保，谎报失火焚去香料188000余斤，后来被司礼监少监何进揭发，由给事中张岳等奉命严查，终于搞清楚所焚并非香料，而是暨盛与商人李钦等内外勾结，盗卖了香料后放火灭迹。［36］故宫历次火灾与宦官纵火犯的关系，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此外，某些宦官怂恿皇帝在宫内搞违章建筑，破坏了紫禁城严谨的格局，这也是很荒谬的。最严重的当推正德时期。史载：“左右近幸献谄希恩，内起新宅、佛寺、神庙、总督府、神武营、香房、酒店”，简直是乱七八糟，直到嘉靖改元，才“拆毁改正”。［37］但是，嘉靖皇帝后来又重蹈覆辙，在宫内宫外盖了不少离宫。以西苑而论，隆庆改元后，下令将这些违章建筑统统拆毁：“空地柱础台阶皆为瓦砾。”［38］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1990年10月11日于京西八角村
（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营缮纪》第43—51页，
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注释：
［1］赵翼：《廿二史杂记》卷5。
［2］光绪《青浦县志》卷18，《人物二》。
［3］许自昌：《樗斋漫录》卷12。
［4］郑仲夔：《偶记》卷1。
［5］参见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1；《金瓶梅词话》第2册，第827页。
［6］《明通鉴》卷19。
［7］刘若愚：《酌中志》卷16。
［8］《明史？冯保传》。
［9］［11］《酌中志》卷22。
［10］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10。
［12］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