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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芤圆扇±鲜堤任恕庇械惴锤小Ｐ南耄裁蠢鲜堤龋矣惺裁床焕鲜担烤�30多年后，冯友兰才开始懂得这句话：我说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它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了。要想真正应用它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 同年的冬天，北京郊区开始土地改革，学校号召全校师生参加工作组。冯友兰与妻子都报了名，工作组一行有十人左右，工作区域是卢沟桥及附近村庄。工作组就驻在镇中一所小学里，生活和工作的条件极为艰苦，气温常在摄氏零下10度左右。室内外温差无几，晚上人们冷得发抖，清晨起来，毛巾、牙刷冰冻有如钢板一块，钢棒一根。吃饭分派在农民家里，一顿一户，叫吃“派饭”（付款），有时吃一顿饭，来回步行一二里。小学无礼堂设备，每次村民大会都在室外小操坪上召开，冯友兰一站好几个钟头，他蓄有长须，雪花在长须上结成小冰珠，像一串串珍珠满须皆白。晚上还要到农民家“访贫问苦”，有时来回一二十里，冒着鹅毛大雪而去，脚踏积雪而归。 土改工作结束，工作组返校时，农民们依依不舍，特地为工作组准备了一辆小毛驴拉的车为工作组送行。冯友兰与妻子都坐在行李车上，挥手向农民告别，与冯友兰同去的有一个学生叫刘鄂培，是湖南人，生长在城市，从未坐过驴车甚至没有见过小毛驴，出于青年人的好奇心，自告奋勇，挥鞭赶车充当驾车人。一路上行车平稳，可车过丰台，小毛驴犟性发作，突然转向马路的一侧疾驰。刘鄂培慌了，大声吆喝：“吁……停！”小毛驴不但不听命令而且加速前进。“轰”的一声，小车翻倒在路旁的沟里，他马上爬起来，定睛一看，冯友兰及妻子都躺在杂乱的引李堆中。幸好，沟不太深，大家都未受伤，他连忙将二位扶起，同时已作好接受严厉训斥的准备。可谁知，平时说话略有些口吃的冯友兰，这次，却慢条斯理地说：“我看……这个毛驴……不懂得湖南话！”冯友兰以他那仁厚的胸怀和诙谐的语言，将一场惊险化为大家一阵欢笑。 返校后，冯友兰写了《参加土改的收获》一文：“在土改工作划分阶级的时候，每一个与土地有关的人都给他一个阶级成分，或是地主，或是贫农，等等。有些人是地主，可是每一个地主的特殊情形都不相同。有许多人是贫农，可是每一个贫农的特殊情形却不相同。这样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共相。具体的共相就是共相与殊相的结合。也就是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了解了这个名词，我开始了解了我们以前的哲学思想的偏差。马列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注重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这个启示，对于我有很大的重要性。”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请几位哲学家到他家吃饭，应邀的有金岳霖、郑昕、贺麟，也请了冯友兰。此前不久，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冯友兰是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作这一报告时，正值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故出席大会的委员都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冯友兰见到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既没有讲稿，也没有拿大纲，都像平常讲话一样，随随便便，有时还加上一些诙谐的话语。这时，冯友兰也应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正好和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在毛泽东家里开。当时冯友兰已经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说，一个命题有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其抽象意义可以继承，而且实际上我们已经继承了。毛泽东一看见冯友兰进门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开会中间，毛泽东又让冯友兰发言，发言中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他说道：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在散会的时候，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 。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了一个发言，闭会那天，毛泽东和中央全体领导同志接见到会的委员，并在一起照相。冯友兰恰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就座时看到他，拉着他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冯友兰说：“主席比我大。”毛泽东说：“不行了，我已经露出了老态”。接着毛泽东又问了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进行的情况，并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冯友兰答道：“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冯友兰小传（5）
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周恩来也向毛泽东介绍冯友兰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州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这次的谈话，无论是谈话的内容或是谈话的态度，使冯友兰感到毛泽东好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回家后，冯友兰感慨不已，写了一首诗：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196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开会，冯友兰又参加了会议。闭会时，毛泽东又接见了冯友兰。之后，主持会议的人，送冯友兰一张放大的照片，照的是毛泽东和冯友兰握手时的像，照片上也有几位诗文史哲学界的名教授。 “文化大革命”期间，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他和妻子每人每月各发12元生活费，还曾被赶出家门，直到1968年秋才被允许回到家里，还是作为宽大处理的。冯友兰不知何故，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你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在工宣队的动员下，为此，冯友兰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感谢信。1971年5月间，毛泽东让谢静宜转告冯友兰：“你写的信看过了，谢谢你，并向你问候。”冯友兰受到感动，又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还有一首诗，托谢静宜转达给毛泽东。其中诗云：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 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解放以后，冯友兰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是忏悔。首先是对他在40年代所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并在忏悔中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但是在有些时候，也发表了一些不是忏悔的见解和主张的文章。因而，到1973年批林批孔开始时，冯友兰心有余悸，担心又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批判。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我和群众一同批孔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冯友兰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会场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很快，冯友兰的这两篇文章由《北京大学学报》登出。不久《光明日报》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这两篇文章为何如此受到重视呢？一直到1974年1月25日，冯友兰听了谢静宜在国务院直属单位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才知内幕。谢静宜说：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谈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毛泽东一听马上就要看，看后提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1975年，冯友兰所著《论孔丘》出版，对孔的评价，与前迥异。 经过50—60年代的生活波折，又经历了70年代思想的折腾，冯友兰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80年代后他只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实际上，解放后，冯友兰在许多问题上并未苟同于一般之论，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诸如：50年代所写的《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再论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树立一个对立面》等都属这类文章。即使像《质疑与请教》这类自我批评的文章，他仍坚持某些多年来的观点，这些文章发表后，遭到了急风暴雨式的批判，他有时迫于时势，写了检讨文章，实质上也并未放弃这些观点。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经历、教训，1979年，冯友兰抛开“文革”前已出版的两本《新编》，以84岁高龄重新开始写7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除开1982年他出访美国，接受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赠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以外，其它时间都集中用于《新编》的写作，甚至政协全国会议也不出席，终于以95岁的高龄完成全书，这时，离他去世只有五个月。
作者点评
冯友兰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的著作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价值是极高的。在20世纪的70年代，他写的《人生哲学》就已经翻译成英文本，日文本。它不仅使中国哲学走向了世界，而且也为世界了解中国哲学打开了一条通道。 冯友兰首先是一位哲人。在1982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词中，他写道：“60年是个很长的旅程，我这个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败，被人理解和被人误解，有时居然受到赞扬和往往受到谴责。对于许多人，尤其是海外人士，我似乎有点令人困惑不解。让我借这个机会说说我的旅程的性质，或许能澄清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方。”他经常引用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阐发其对哲学的思考，“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的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则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已经做的事和我希望将要做的事。”他一生的哲学著作约计670万字。 第二，冯友兰又同时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这不仅能够从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为弘扬中华文化所做的一切努力中得到印证，还能够从他虽然在人事上有浮有沉，但他始终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刻离开祖国这一问题上得到有力的说明。当然，冯友兰同时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他的一生历经了中国清代、民国、洪宪、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又经十年“文革”的洗礼，迎来改革开放。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出发告诉我们，冯友兰的哲学思想的变化也必然有着对中国近百年历史变化的反映印迹。自解放以来，他更多的是在批判中度过的，这足以证明他在哲学领域中力争不依傍人说话所做的努力。即使在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他虽然也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等文章，但他所提到的仍然是批孔还要尊孔，这是哲学家在生活和现实土壤上尽的最大努力。我们毕竟不能苛刻地要求冯友兰是个神。 毛泽东认为冯友兰的哲学是唯心主义哲学，这应视为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毛泽东与冯友兰的来来往往，表明两人之间仍存在着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都珍视中华古代文化在现实中的意义。所不同的是，冯友兰在此基础上更强调旧邦新命中的继承，而毛泽东更偏向于破旧立新中的“破”与“新”。
毛泽东评点艾思奇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摘自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第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 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摘自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第2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
艾思奇小传（1）
艾思奇（1910—1966年），原名李生萱，1910年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艾思奇是他在上海时用的笔名，意为“爱好思考奇异事物”。1928年，艾思奇留学日本，在福岗工业大学冶金系学习。1932年他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出版了脍炙人口的《大众哲学》。1935年，艾思奇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至1937年参加编辑《读书生活》杂志。1937年调到延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延安哲学协会，边区文协工作。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文委秘书长，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思奇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3月在北京逝世。 艾思奇在家排行老二，其父李曰垓（梓畅），是一个具有旧民主主义思想的学者，曾是蔡锷先生的重要幕僚，担任云南省民政厅长等职。艾思奇的大哥李生庄，学识渊博，是五四时期云南新文化传播者之一，曾任腾越日报第一任社长，创立省立腾越简易师范学校，著有《云南边区问题》等，为《东方杂志》特约撰稿人。 艾思奇在1925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那时，在共产党员李国柱秘密领导筹划下，学校组织了“读书会”、“青年努力会”。艾思奇在其中负责学艺部，搞文艺、演讲和办业余夜校等。省一中有一个话剧团，曾排演过《少奶奶的扇子》、《可怜闺里月》、《娜拉》、《回家以后》等剧目，剧情大都是宣传妇女解放的。当时的省一中是男中，没有女性，找不到女人扮演女主角。这时的艾思奇便自告奋勇，担当女角任务。有一次，云南地下党创始人之一杨青田同志到一中，恰遇艾思奇在台上演戏。他问此人是谁，旁人告诉他是李生萱，正男扮女装演戏。他称赞说：“演得很不错。”五卅惨案后，昆明###达到高潮，学生们罢课示威游行，声援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聂耳当时是省一师的学生代表，常到省一中开会。聂耳组织了一个小乐队。艾思奇每当演出或开音乐会时，总要请聂耳的乐队参加演奏。演奏的曲子是当时流行的，如《梅花三弄》、《小桃红》、《悲秋》等。艾思奇曾建议搞点振奋人心的乐曲，要自己动手作曲，不要老当吹鼓手。1928年，当他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时，还给聂耳带回了一些书籍，其中有许多世界音乐家的传记，同时，给聂耳带来《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歌曲。当然，这已是后来发生的事。 在省一中上学时的艾思奇，还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开办义务夜校，校址就设在天君殿内。来学习的学生，全是附近云南兵工厂、造币厂等穷苦工人的子弟，教学经费全部由一中学生自治会供给。夜校前后办了四个班，共接受约300名学生，学生主要是学习文化课，每星期也搞点演讲会。艾思奇在夜校专管教务兼教员。学生们很拥护这所夜校，每晚上课前，总是早早就到齐了，并且还爱提出问题要求解答。甚至上完课后，有的学生还不愿意离开，热心谈论他们关心的问题。有时谈得太晚，艾思奇还将年纪小的同学或女同学护送回家。个别学生经济特别困难的，艾思奇还送给他们笔、墨、纸张等文具。 1928年时的日本，有些学校被指定准许中国学生就读，但要经过考试。其中的福岗工业大学办得比较出色。云南的留学生，每年都有几个去应考，但都没考取。艾思奇立志去考这个学校，他果然考上了，进入冶金系学习。在校期间，他不仅认真学习大学的功课，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各国哲学流派的理论著作也开始特别感兴趣。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而在日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有一些，但大部分未译成日文或中文，因此，阅读比较困难。为了能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艾思奇下决心一边学日语，一边学德语。他拿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版著作，查着字典，顽强地进行了阅读。后来，他终于掌握了德语和日语， 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恩经典著作打下了基础。艾思奇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还注意将理论和群众结合，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刻思考。当时的中共东京支部联系留日进步同学，每周到神田中青年会学习一次，艾思奇虽已搬到大岗山居住，离青年会路很远，但他从不 缺席，每次总是埋头学习，刻苦钻研。有时还把他从群众中、社会上调查的感受、体会，运用理论作深刻解释。正是由于他沿着这条正确的轨道前进，后来他回国投身革命，才写出《大众哲学》那样一部对一代青年产生很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