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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徐海东遭受迫害，于1970年3月25日逝世，享年70岁。 。 想看书来
作者点评
徐海东将军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位，其名如雷贯耳，人称“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其威名常常使敌人惊慌失措，魂飞魄散。国民党反动派曾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大洋。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其实，徐海东并不神秘。正如其在《生平自述》中所写的：“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这样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在参加革命前，徐海东只是一个苦大仇深的窑工，然而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他强烈的无产阶级意识，塑造了他坚强、勇敢、无私、坦诚的品格。当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便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不惜用鲜血与生命去为被压迫阶级抗争。当斯诺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其中有27个近亲，39个远亲，甚至婴孩都杀了时，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斗争。在斯诺看来，要了解红军，了解中国革命，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徐海东其人其事便是最好的例证。就连张国焘后来在其《我的回忆》中也承认：“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毛泽东非常钟爱徐海东这位虎将。当徐海东住院治疗时，他发电嘱咐安慰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每次开会，他都要问“海东同志来了没有？”他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此言不虚，可谓中肯之致。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徐海东同志奉献了他的一切，其不朽功绩将永照神州，彪炳千秋！ 。。
罗瑞卿小传（1）
从小刚直仗义 决裂封建家庭 罗瑞卿，1906年出生在四川省北部南充县凤舞乡一个地主家庭，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父亲是个一般的地主，性格暴躁，有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致使一家人的生活极度艰难。母亲勤劳聪惠、精明能干，千方百计想把日子过得像个样子，经常用言行感化丈夫，但无济于事，终于积劳成疾，不到40岁就辞世而去。 罗瑞卿对母亲感情笃深，曾说：“母亲已死，我对于那个家失去了任何的留恋。”1923年春，17岁的罗瑞卿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考入民主革命家张澜创办的南充县立中学读书，开始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他在学校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特别是聆听了共产党人吴玉章关于救国救民的演讲后，眼界大开，办事刚直仗义。 1924年，罗瑞卿参加轰动南充全县的反“佃当捐”斗争。当时，南充苛捐杂税多达20余种，但军阀何光烈又巧立名目，下令加征“佃当捐”，即由地主和佃户、当铺老板和当户双方各出地租和典当钱数的十分之一，作为捐税。何光烈的这一举措，遭到南充各界的强烈反对。在张澜的支持下，南充中学的进步师生先是上街宣传演讲，继而分四路下乡抗捐。罗瑞卿参加了东路宣传队，出城过江，通宵在山路上疾走，黎明时分到达会龙场。他们得知何光烈的征收委员秦同淮在一个茶馆打牌，罗瑞卿机敏地说：“大家一起去，会打草惊蛇。”他提议由他带两个同学去闯茶馆。罗瑞卿一行三人，身藏木棒步入茶馆，接近牌桌时，罗瑞卿问：“哪位是秦委员？”一个戴眼镜的胖子瞟了他一眼说：“去，缴捐税去乡公所找管账先生。”“噢！你就是秦委员同淮先生？”罗瑞卿向身后二人一使眼色，那两人从身后把秦同淮往桌上一按，抡起木棒就揍，直到秦同淮哀声求饶，答应不再收捐方才罢手。当时，罗瑞卿与同学们的正义行动受到南充各界的一致拥护，众怒难犯，不久，何光烈只得取消了“佃当捐”。 1925年，共产党的组织在南充中学已经开始活动，并在学生中秘密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一次，学校里代表豪绅利益的国家主义派诬蔑罗瑞卿的好友——当时已是共青团员的学生会干事长任白芳贪污会费，并纠集一些人对任白芳进行围攻，企图以此为由篡夺学生会领导权。此时，罗瑞卿挺身而出，跳到桌子上，仗义执言，指着那帮人理直气壮地说：“后援活动我参加了的，经费开支我清楚，哪个要算账，找老子来算，有理讲理，不许欺负人！”那伙人一看罗瑞卿出面，他身边还站着许多爱好体育锻炼的朋友，知道再闹下去必然自讨没趣，于是一个个悄然溜走。 罗瑞卿不顾外祖父与他制定的只准规规矩矩读书，不准参与政治的“约法三章”，积极投身到学校和社会的革命活动中。从1924年起，他先后参加了轰动全县的反“佃当捐”斗争和话剧《孙中山之死》的演出，还组织了“上海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的宣传演讲活动，以及声援南充县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 罗瑞卿的外祖父得到这些消息后，他把外孙狠狠地训斥了一番，最后提出：要么好好读书，上省、上京，或者出国留洋，要么停止经济资助。罗瑞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说：“我行得正，站得稳，今后绝不连累您！”自此，罗瑞卿同封建家庭彻底决裂，离家出走。他先赴成都，尔后南下重庆，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千里曲折寻党 三次大难不死 入学后，经过几个月的军事训练，罗瑞卿很快地从一个普通学生成长为一个严格认真有素养的革命军战士。在校期间，罗瑞卿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曾几次向任伯芳等党员提出入党申请。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就在这考验共产党人的危急时刻，罗瑞卿毅然找到黄埔军校党员教师李鸣柯，要求转为共产党员。但此时，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党组织已转入地下，无法联系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撕下伪装的张发奎悍然派部队缴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的枪械，罗瑞卿愤然离队。此时，他突患严重伤寒，病倒在武汉，住进一家教会医院。一个月后，因交不起住院费，又被医院雇请的一辆黄包车悄悄送到四川会馆一间阴暗小屋里。当气息奄奄的罗瑞卿苏醒后，他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只觉得一股强烈的霉味扑鼻，举目四顾，孑然一身，而自己只剩下皮包骨，连挪动一下身体的力气都没有，他感到了死亡的威胁。 然而，罗瑞卿大病不死，绝处逢生。会馆的一位熊师傅发现了他，每天吃饭时给他送去一点粥，这便成了他生命的转机，竟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身体慢慢地好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大难不死。 大病初愈，罗瑞卿不顾白色恐怖笼罩武汉，开始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党的组织。然而，他在武汉分校认识的共产党员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送刑场，有的生死不明，不知去向。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动摇罗瑞卿寻找党的决心。他开始长途跋涉，从武汉找到常德、长沙、南京、上海。在上海，他和几位同学相遇，可这几位同学也衣食无着，有人劝他投靠由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罗瑞卿断然拒绝说：“我宁可冻死饿死，也绝不参加这个组织，我也绝不背离中国共产党。”
罗瑞卿小传（2）
历经千里曲折，经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的任白芳介绍，中央军委派欧阳钦在黄埔外滩公园与罗瑞卿见面，通知他：中央已批准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大难不死的罗瑞卿终于找到了党，从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 1929年，中共中央军委派罗瑞卿任闽西红4军第2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0年初，国民党向闽西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三省“会剿”，红4军决定转战赣南，粉碎敌人的“会剿”计划。此时，罗瑞卿升任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2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已任红11师政委的罗瑞卿与师长曾士峨奉命率部迅速抢占观音崖隘口阻击敌人。师部设在观音崖山顶稍下的一间矮小的房子里。 部队刚刚部署好，敌人便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密集的子弹与激起的沙石雨点般洒落，迫击炮弹不时在崖隘口开花，刚刚搭好的临时指挥所木棚也被炸塌。此时，罗瑞卿发现狡猾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有一股正向我左方33团迂回。他不顾呼啸的枪炮声，站在高处的师部小木屋旁，紧盯着敌人运动的方向，指给师长曾士峨看。师长立即命令特务连连长杨得志通知33团坚决顶住敌人。杨得志刚把人派出，一排密集的子弹呼啸而来，罗瑞卿手还没扶住房门便突然倒下。子弹穿入他的左颊，打断了动脉，血流如柱，殷红的血浸透了胸襟。毛泽东、朱德闻讯，立即派方面军总部医生叶青山前来抢救，终于使他止住了血。罗瑞卿被抬下阵地治疗，卫生员在给他换药时，不慎把血痂揭开了，血又如泉涌。朱德闻讯，立即派叶医生迅速赶到抢救，血终于又止住了。但是，罗瑞卿因失血过多，身体十分虚弱，在抬回后方的途中，一路颠簸，日晒雨淋，罗瑞卿并发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昏迷不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瑞卿从昏迷中苏醒。他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讲：“这个人恐怕不行了，赶快通知后勤部门做棺材吧！”隔了一会儿，外面果然传来锯木头做棺材的声音。还有一个人说：“棺材要做长一点，没见那个人长得好高咧！”罗瑞卿意识到这说的高个子就是自己。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罗瑞卿在昏迷数日后，竟又一次奇迹般的大难不死。事后，他调侃地对战友们说：“我摸了一下阎王爷的鼻子又回来了。” 罗瑞卿的第三次大难不死，发生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化大革命前夕。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罗瑞卿遭到时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林彪的突然袭击、诬陷和迫害。 1965年冬，林彪对罗瑞卿和贺龙、叶剑英两位元帅一起组织军事检阅而把他撇在一边怏怏不乐。他感到罗瑞卿在“大捧别人”、“大跟别人”，而不捧他跟他，便开始寻找整倒罗瑞卿的突破口。林彪借口罗瑞卿组织的军事比武冲击了政治，作出《关于部队工作的指示》，他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林彪的指责带上了一种###的味道，使罗瑞卿大吃一惊。 林彪暗地里指使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编造了11份长达51页3万余字的诬陷罗瑞卿的材料。随后，派叶群拿着这些材料和他的亲笔信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毛主席同意开会对罗瑞卿进行审查。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林彪向罗瑞卿发动突然袭击。他授意叶群在会上三次发言，攻击罗瑞卿组织全军比武是反对突击政治，并捏造了无中生有的四条罪状，诬陷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这时，仍蒙在鼓里的罗瑞卿却正在西南边陲尽职尽责地勘察地形。 上海会议后，林彪继续炮制整罗瑞卿的材料，并于1966年3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有军队和公安系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会前，邓小平对罗瑞卿说：“我对于###是有经验的，你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此时，罗瑞卿仍然没有估计到，会议对他的批判斗争竟达到那样无情和残酷。 会议开始后，由上海会议的背靠背改为面对面。林彪为从政治上致罗瑞卿于死地，竟在会议上给罗瑞卿罗列了一个“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罪证则是罗瑞卿在修改林彪起草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时，反对其“顶峰”、“最高最活”的提法。 会议的气氛更加紧张，与会者的情绪也更加激烈了。此时，对罗瑞卿的诬陷已从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上升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党篡军那样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据此，罗瑞卿的第一次检讨未能通过，会议要求他作第二次检讨。这，对于从大革命失败后就在白色恐怖下毅然追随党五十余年的罗瑞卿真是奇耻大辱，也是刚直不阿的罗瑞卿死也不能低头、不能接受的！他已经历了两次大难不死，除了其它因素外，就是因为信念的力量。而今，要他被迫承认反对自己曲折追寻并一生为之奋斗的信念，真是生不如死。而死在当时那种境遇下不啻是一种最强烈有力的抗争和申辩。3月18日，罗瑞卿在他的办公桌上给夫人郝治平留下了一纸遗言：“治平，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然后，他缓缓走上二楼平台，纵身跳下。但是，他又一次大难不死。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罗瑞卿小传（3）
怀念战友情深 处事公正谨慎 1932年3月，红4军胜利完成了主攻漳州的战斗任务，进驻石码后，深入周围城镇乡村，宣传发动群众，成立苏维埃政权，斗地主，打土豪，没收敌财产，并将部分财产分给当地群众，部分运回中央苏区，顺利完成了在石码的筹款和扩大红军队伍的任务。 6月中旬，红4军奉命从漳州撤回中央苏区，途经武定县时，大禾镇的地主武装凭借土围子向红军打冷枪，阻碍红军前进。此时，军政委罗瑞卿和军长王良进入一处残垣断壁的房子观察地形。突然，从镇上打来两枪，军长王良不幸中弹牺牲。罗瑞卿十分悲痛，他甚至不愿承认军长已经牺牲，让部队抬着王良的遗体走了好几天，直到进入苏区会昌，在罗瑞卿的主持下，全军将士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后，才将王良安葬。王良遗留下一块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怀表，罗瑞卿带着对战友的深切怀念，将怀表一直珍藏在身上。即使在太行山那样艰苦的反“扫荡”战斗岁月中，部队频繁转移，他也总是转移到哪里就将怀表带到那里。几十年戎马生涯，每逢战斗胜利，他都要打开包着红绸的怀表，给表上满弦，深情地告慰战友：“我们又胜利了！”在他的心目中，战友王良永远活着。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将怀表献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如今，这块刻盘已经斑黄的怀表，仍向参观者讲述着先辈革命的艰难和一对战友之间的深情…… 罗瑞卿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也是一个处事公正谨慎的领导者。1932年夏，罗瑞卿任红1军团保卫局局长。那时，部队转战在赣闽交界的武夷山脉，日夜跋涉征战，生活困苦不堪。一天，部队打土豪给保卫局分来一头100多斤的肥猪，使几个月没闻荤味的指战员们乐不可支，但厨房没考虑福建同志不爱吃辣椒的习惯，只做了三盆辣椒回锅肉，十八位福建同志很不高兴，与食堂管理员潘振武发生口角，火气很大。 罗瑞卿知道后，把潘振武叫到自己的住处，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福建的同志入伍不久，对艰苦生活还不适应，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地对待他们。你管理员的工作不简单呀，一把勺子调百人口味，关系到大家的健康，影响到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这里边可有政治学问呢！”第二天部队吃午饭，每张餐桌上一盆红烧肉，一盘辣椒，福建的同志感谢潘振武。潘振武热情地说：“不要谢我，是罗局长教我这样做的。” 罗瑞卿在任保卫局局长的几年中，对部属的缺点错误从不迁就，也不轻易处分，更不会动不动给人扣政治帽子，搞得人心惶惶。 一次，军团卫生部下发药品时误将吗啡当奎宁发到下面，患疟疾的同志服后产生了反应。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因他刚从国民党部队俘虏过来，所以有人怀疑是姜部长故意破坏。这使本来就因此事很紧张的姜齐贤更加坐卧不安。罗瑞卿受聂荣臻的委托负责这件事的调查。他实事求是地了解和分析了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最后得出结论，证实姜齐贤确属工作疏忽发错了药，并非有意破坏，从而避免了一起错案。而这在王明“左”倾主义正盛时，是极其不容易的。 长征前，一名叫陈德先的战士调到罗瑞卿身边当警卫员。新来乍到，他讲话办事格外小心谨慎。原来，陈德先刚参军时，正逢王明“左”倾路线在红军中搞人人自危的清除“AB团”运动。在一次战斗后，陈德先因为与人议论部队伤亡，被视为动摇军心，打成“AB团”分子，关进牢房，亏得有人出面作保，说他年龄小，才被释放。为此，他一直心有余悸。但他来到红1军团后，他发现这里政治气氛不像原来所在部队紧张，上下级关系也很融洽。于是，他放下包袱，将他母亲要他离队回家的前后想法告诉了罗瑞卿。罗瑞卿低声说：“你母亲那是要你开小差哩！”陈德先紧张地说：“她叫我开小差，那是反革命。”罗瑞卿摇摇头：“唉，不能这样讲，为人父母都对自己的孩子在外面不放心。你只能说她思想不进步，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再说，你也没那样做，即使做了，也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啊！”陈德先不好意思地说：“我那时不敢告诉你，讲了怕成为反革命。过去，他们说我是“AB团”，我解释，他们不相信……”罗瑞卿感慨地说：“那是肃反扩大化，乱抓人、杀人，那是错误的。今后，你什么也不要怕了！”陈德先离开罗瑞卿住处，如释重负，浑身轻松多了。 1937年，在“抗大”发生了一起震动延安的黄克功事件。 黄克功是井冈山时期参加红军的年轻团政委，在“抗大”第三期毕业后留校任第6队队长。因与山西籍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女青年刘茜恋爱关系破裂，在约刘到延河边商谈时，骄横自恃的黄克功竟丧失理智，开枪打死了刘茜。 事件发生后，如何处理黄克功，出现两种意见。有人认为，黄杀了人，理当偿命；也有人认为，黄很年轻，又参加过长征，是有功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