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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359583元。“县医院”有134人回答，最高的是5000元，最低的是400元，平均价格是165791元。“乡镇医院”有73人回答，最高的是5000元，最低的是100元，平均价格是134247元。另外还有3位被调查者未直接作出选择，而是分别表达了以下意见，在家生几十元、私人医院200元左右，乡镇医院——没人敢去。
医院级别选择人数费用（最低——最高）平均费用
省（市）医院48人800元——30000元3596元
县医院134人400元——5000元1656元
乡镇医院73人100元——5000元1343元
很明显，在县医院做分娩手术价格的回答人数是最多的，占被调查者的6537％。可见目前在我国农村，妇女生孩子，通常还是选择县级医院。费用大约在2000元。
2根据医院档次的递减，看病的时间（包括路途时间）也呈递减趋势
在省（市）级医院中，有66人回答，其中时间最长的要7天左右，最少的只要10分钟，平均每人要82356分钟，即将近14个小时；在县医院中，有110人回答，其中时间最长的要2天，最短的只需18分钟，平均每人要2792分钟，约4个半小时；在乡镇医院中，有98人回答，其中时间最长的要20个小时，最短的只要10分钟，平均要8510分钟，即将近1个半小时；在村卫生所中，有88人明确回答，其中最长的要3小时20分钟，最短的只要2分钟，平均576分钟，即不到1小时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有11人均回答“没准，等半天”。
看病就医需要时间表
医院级别最长时间最短时间平均时间备注
省（市）级医院7天左右10分钟近14个小时
县医院2天18分钟约4个半小时2人回答“没去过”
乡镇医院20个小时10分钟近1个半小时1人答“不去”
村卫生所3小时20分钟2分钟不到1小时11人回答“没准，等半天”
基本上，根据医院档次的递减，看病的时间也呈递减趋势，其中，有大医院的检查项目比较多、花费的时间相应较长。有人认为在村卫生所看病的时间是不稳定的，时多时少，这也从侧面说明我国目前村卫生所的医疗水平参差不齐。
3农民家距最近的医疗点平均需要1559分钟
有187人回答该问题，平均每人花费1559分钟，有173人选择了自己去看病的交通方式，按照选择同一种交通方式的人数排列，依次是步行（101人）、自行车（47人）、公交车类的汽车（15人）、摩托车（3人）、三轮车（2人）、出租车（2人）、开车（1人）、拖拉机（1人）。
平均每人花费1559分钟到达最近的医疗点，时间不算长，这是我国长期以来致力于农村医疗建设的反映，但是综合以上调查结果，农民对这些医疗点的治疗结果并不十分满意。
五、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认知度
1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都不知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情况
在回答问题的204人中，选择知道的37人，占1814％；选择不知道的110人，占5392％；选择知道的很少的57人，占2794％。近80％的被调查者尚不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相关情况，一半以上不知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
2大部分人都选择会参加，但持观望态度的人也不少
有193人回答了问题，选择会参加的有89人，占4611％；选择不会参加的有26人，占1347％；选择看情况，如果收费高就不参加的有78人，占4041％。
会参加89人4611％
不会参加26人1347％
看情况，如果收费高就不参加78人4041％
说明大部分人都会参加或持观望态度，并不是完全否定合作医疗的。
350％的参加者对合作医疗表示满意
有88人回答了该问题，其中，有2人回答：不知道；有1人回答：实行以后再说；有47人回答：满意；有38人回答：不满意。在参加的人中，回答满意的人数近一半。但是，在被调查的205人中，只有约80人参加了合作医疗。
4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自费掏钱太多”“报销比例太低”
自费掏钱太多21人28％
报销比例太低18人24％
报销手续复杂11人1467％
其他原因25人3333％
有75人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21人认为自费掏钱太多，占28％；18人认为报销比例太低，占24％；11人认为报销手续复杂，占1467％；25人认为是其他原因，占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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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篇：编者按（1）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目前，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报为此精心策划，深入采访，从2005年11月至2006年2月推出了“透视农民看病难”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12元的药就这样卖到了170元》《去医院没病也得累出病》《宁愿在城市医院打工也不愿意到乡镇医院当院长》等文章被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摘播，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首页转载。江苏、山东、河南等地的农民也来信、来电评说报道。在系列报道即将结束之时，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专门为本报撰写了文章，并对本报推出的系列报道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们将其作为结束语献给读者。
（一）发展农村医疗保障农民健康
医疗卫生保障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基本问题。这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医疗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在广大农村，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却依然存在，成为政府关心、农民烦心的一大社会热点。
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缓解农民看病难的重要途径，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稳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农工民主党作为以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为主的参政党，集中农工党和社会各方面的智慧，为民解难、为党分忧、为国出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去年6月农工党中央专门组团赴江西省进行了“构建和谐社会，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考察调研；同时，农工党浙江、江苏、湖南、青海等省级组织也开展了同步调研。10月，农工党中央还在京召开了“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讨会”，深入研讨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问题。在今年3月即将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我们还将围绕这一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调研中我们了解到，目前各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运行比较平稳，进展比较顺利，国务院和各省政府也相应增加了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参合农民普遍认为，这是一件为民、便民、利民的大好事，取得了“政府得民心、百姓得实惠、卫生得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今后的试点工作，应当加强领导，完善试点，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改善服务，造福农民。尤其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筹农村医疗保障相关制度的衔接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制度建设是关键。政府应依法建立与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保障制度，统筹各项相关政策，使患大病的贫困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当前，特别要进一步统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医疗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衔接。“医疗救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政府为贫困人口设立的补充保障制度，必须建立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础之上。目前这些相关的制度，是由卫生部、民政部等不同部门、不同系统分头组织实施，各自都显得势单力薄。只有实现制度衔接，才会产生叠加效应。因此，国家应该统筹与农村医疗保障建设相关的制度，制定配套的协调措施和管理办法，加强制度间的衔接配合，互为补充。
第二，同步加强乡村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队伍建设
长期以来，困扰乡镇卫生院的设备简陋、人才流失、生存艰难等难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为乡镇卫生院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而乡镇卫生院的发展，又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乡镇卫生院如果条件好，可将农民的大部分医疗需求在基层得以解决，这样既方便了农民看病，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还可以减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金风险。最近，卫生部为乡镇卫生院的规范化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推行乡镇卫生院规范化建设要有明确的阶段性目标，特别是在硬件设施建设方面，要限期取得实质性进展。
感言篇：编者按（2）
在改善硬件设施的同时，吸引并留住适用人才是乡镇卫生院提高医疗质量，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关键。因此，对从事公共卫生服务的乡村医生应当建立补助机制，中央财政对西部全额补助，对财力较好的中部地区由中央补助一半，东部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补助标准。还可设立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岗位培训专项资金，由中央和省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予以支持。培训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例如，城、乡医生定期双向交流；为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和村医免费提供系列化的、超小型的适用技术“案头书”和教学光盘，等等。此外，为激励我国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农村服务，国家应制定符合现阶段特点的、待遇更加优厚的政策，实施医疗人才的流向干预，吸引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去。
第三，深化农村医疗卫生体制的配套改革
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内的整个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同时推进其他配套改革——主要应包括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医疗机构改革。特别是药品价格控制和药品质量控制，如果药品价格和药品质量不能控制、医疗机构行为不受约束，国家投入的医疗保障资金就不能真正用到农民身上，医疗保障制度运作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
鉴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医疗机构不会去主动控制医疗费用。甚至有些地区出现农民“参合”后，医疗费用随即增加，“参合”农民获得的补偿数额还没有增加的医疗费用多，“参合”农民不但没有受益，反而增加了负担。长此下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会失去对农民的吸引力。所以，对医疗费用的有效控制和对医疗机构的有效约束，不但涉及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安全，涉及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农民心中的地位，还涉及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一些试点地区的做法是：确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定点医疗机构，制定基本用药目录和基本检查目录，医疗机构与财务部门共同签署支出等。定点医疗机构一经确定，应与其签订有关协议。定点医疗机构应遵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有关规定，如医疗费用的后付制，基本用药目录、基本检查目录、特殊检查要求等。一旦医院违背有关规定，经办机构有权拒付有关费用，以此来控制医疗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而出现“过度检查”和“过度用药”，或对农民的不合理收费。另外，对县级以上医院转诊，应从严控制，通过专家小组的形式，定期审批。从而为“参合”农民提供安全、廉价、有效的医疗服务。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的试点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共中央已经决定，2006年还将加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的推进力度，较大幅度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范围，争取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
经济日报农村版推出的“透视农民看病难”系列报道，通过一系列不同角度的生动案例，将这一社会热点问题深入浅出地报道出来，意义深远，反响巨大，效果很好。希望社会各界进一步关心这个问题，多尽心、多献计。我们相信，只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方针、目标和原则，精心组织，积极探索，扎实工作，狠抓落实，一切从维护农民群众实际利益出发，就一定能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项惠及九亿农民健康的好事办好，实事做实，逐步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二）办法总会比困难多
贫困人群的看病难问题，我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几次要做这个选题，总是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没有付诸行动。去年上半年我率队到江苏、河北搞读者调查，看到了许多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案例后，再也按捺不住，于是决心来做这方面的报道。
“透视农民看病难”系列报道整个篇幅达到24个整版，历时3个多月，跨越了2005和2006两个年度，这不仅在本报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其他媒体也是非常罕见的，但作为该系列报道的策划者，我却始终高兴不起来，心情一直很沉重。这种沉重感不仅仅来源于我是一个新闻人，同时因为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对农民看病难有切身体会。同时，我还有医学学士学位，当过临床医生，是白求恩的“追星族”。另外，我还做过几年的卫生行政官员，搞过药品监督，抓过医院管理，体会过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尴尬与无奈。 。。
感言篇：编者按（3）
人到中年，头痛脑热的毛病少不了。因为对医疗行业有所了解，知道不少医院医生的收入是与开了多少药、下了几张检查单直接挂钩的，为降低去医院瞧病挨宰的风险，我也琢磨了一套对付大处方和滥检查的“绝招”：一是有意无意将自己也曾经当过大夫的信息“透露”给医生，一般情况下医生遇到同行会有所顾忌（没有学过医的人千万不要效仿，否则您和医生稍微聊聊就会露馅）；二是在第一种方案不灵时，拿着处方自己到药店配药，在同类药品中选择疗效差不多但价格低些的，每次买的很少，绝不浪费，这样比直接在医院取药能节省60％开销；三是对医生不写具体药品名称，或者虽然写了名称，但字像天书一般无法识别的，要请医生重新书写清楚。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医疗服务关系到患者生命健康，不仅检查治疗需要高度专业，而且用药也是非常讲究的，每一种药品在适应证方面各不相同，即便同一种药品，剂量、配伍、每天用药次数和疗程长短也是随着病情不同而会有相当大的差别的。只有对症，才有可能药到病除；用之不当，后果不堪设想。我想谁也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患者不仅不敢和医生在检查、诊断、治疗方面讨价还价，而且也不敢像我一样自己更换药品名称和数量，更不用说去货比三家了。
在和医院的“斗智斗勇”中，病人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在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上，病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但单纯依靠医院来解决问题也是不现实的，只有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才能根本解决。
近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措施，例如，加大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力度，积极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幅度降低药品价格等。社会各界也出了不少好点子，例如，平价药店、药房托管、限价门诊、议价手术等，这些点子不能说不好，声势也不能说不大，可就是没多少实际效果，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状况依然如故，有人说这是饮鸩止渴，也有人说是扬汤止沸，总之褒少贬多。最近卫生部又将建立平价医院作为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杀手锏，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有人担心政府财政能否兜得起平价医院的亏损，有的担心吃财政饭的医院服务质量能否保证。其实，平价医院到底是否可行，能不能解决贫困人群的看病难问题，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平价医院不会是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唯一模式，只要各级政府把人民的健康放在首位，真正下决心解决贫困人群的看病难问题，相信办法总会比困难多。
（三）农民期盼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
在江苏采访农民看病难的那些日子里，记者每天心里都是沉甸甸的。有人说，病魔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这话一点不假。采访中，记者接触到一些农民，家中亲人患有不治之症，他们为了给亲人治病，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光了，能借到的钱也都借遍了，欠下的巨额债务，恐怕是他们一辈子都还不清的。
没有农民的健康，就没有农村的小康。搬不掉压在农民头上的这座大山，农民是无法去奔小康的。无锡市一位政府官员说得好，保障农民健康，必须建立和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让农民不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可现实是农民对合作医疗有顾虑，因为在贫困地方，农民每人每年要交10元钱，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这就是一笔大投入，更何况报销比例、制度保障能否兑现，很多农民心里没底。所以，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总是很怀念他们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那时，每个村里都有“赤脚医生”，每人每年交几角钱到大队，看病不挂号，吃药不交钱。城里医院送医送药到农村，一些城市医生甚至把家安在了农村，不少大学毕业生也都愿意在农村工作，很多手术在家门口医院就可以完成，真正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危重病人才往县里送”。可人民公社解体后，“赤脚医生”没有了，城里来的医生都“飞”了，有点本事的乡村医生也都各奔前程去了。
“赤脚医生”已经淡出农民生活几十年来了。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没有任何理由让广大农民继续接受“赤脚医生”那种“一根银针治百病”的医疗水平。但在目前医疗卫生投入总量增长，高端医疗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那些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反而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基本医疗保障，这种对“赤脚医生”的怀念不正是农民渴望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的体现吗？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感言篇：编者按（4）
（四）总想起一个词：平等
转眼间，“透视农民看病难”系列报道已接近尾声了，在过去的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