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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这该是一辈子颠沛流离的李贽官场生涯的转折点。哪知道李贽听到消息，拔腿就跑，逃进了滇西鸡足山里。天上掉下的馅饼他愣是不要，定要刘维替他交了辞职信，才肯从山里出来。25年的官场生涯啊，他实在累了，新婚的夫妻都熬成银婚的老伴，可他李贽，是永远熬不灭心里那把自由火、身上那股执拗劲的！
于是，李贽离姚安，士民拥车，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也。
“学术和尚”也疯狂
辞了官的李贽心里非常难过。首先，他没有完成养家糊口的最低奋斗目标；其次，他还为生计丢掉了最高奋斗目标——学术。他还记得多年以前，在北京补了礼部司务的缺，有人嘲笑他说，等了几年捞到一个穷得要命的闲职。他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我心目中的穷，同一般人说的穷不一样。我觉得最穷是听不到真理，最快乐是过自己感兴趣的生活。十几年来我奔走南北，只是为了生活，把追求真理的念头遗忘了，如今我到了京师这种地方，能找到博学的人请教，就是快乐。”
言犹在耳，可岁月已蹉跎。你看那女儿坟茔旧，你看那老妻红颜改，你看我这一把老骨头还能做学问吗？
当然能。
李贽想到做到。55岁的他携妻从云南直奔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主业是门客，兼职是家庭教师。
不幸的是，他招收女弟子，以及个性要解放、个人要自由的“异端邪说”，与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统观点激烈冲突，双方水火不容。耿家门人也分成了两派，彼此用拳脚来解决真理问题。耿定理一去世，李贽就从耿家搬出来，迁往麻城，投靠另一位知己周思敬，开始了孤寂的学术流浪。
这一回，李贽似乎吸取了教训，不住朋友家，住寺院。第一站，住维摩庵，算是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第二站，住龙湖芝佛院，在周思敬资助下读书参禅。
李贽一定想不到，他与寺院结下“孽缘”，顿时让耿定向得意地笑起来：“小样！总算逮着你的把柄了。”李贽还以为得来全不费功夫，清净了，于是把妻子、女儿、女婿送回泉州老家，“既无家累，又断俗缘”，正式登记为芝佛院的常住客户和职业作家。书写到高兴处，索性剃发留须，故意摆出一副“异端”面目，俨然是个搞学术的老和尚，如此便是10年。
结果，李贽火了！举国上下，满城尽是李贽“粉丝”。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李贽一开坛讲学，管你是哪座寺庙，在什么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跑来听李贽讲课。这下子，李贽成了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明朝竟出了个前所未有的大众偶像。
李贽学说，哪来如此魅力？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他流浪各地，对社会中下层生活深有体会；他执政多年，和学术精英有过思想的碰撞。两方面的经历，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自幼的反叛精神和个性思想，在几千年来“三纲五常”的“无我”教条下，喊出了人人皆圣人、可以有自我的心声。就冲着这一点，能不得到饱受压抑的儒学士子、平民百姓的欢迎吗？
剃刀下的亡魂才自由
表面上看起来，李贽生活形势大好。当然，这不是说他的物质生活。在物质上，李贽依然一贫如洗，而且脾病严重，身体日渐衰老；过分燃烧的思想也像水蛭一样，吸食了他虚弱的体力。但是，他的学术成就让他觉得，幸福像花儿一样。
可是，李贽晚年的生活环境迅速恶化。
友人越是倾力相助，民众越是趋之若鹜，敌人就越是磨刀霍霍。
万历二十八年（1603年），76岁高龄的李贽回到了龙湖，打算结束多年流浪的生活，终老在此。此时，老对头耿定向终于发难了。而且，是一个李贽做梦都想不到的罪名：僧尼宣淫。
顽固的正统思想卫道士，指责李贽作为一个僧人，不节欲，倡乱伦，有伤风化，怂恿黄安、麻城一带的士大夫“逐游僧、毁淫寺”。顽固的地方官吏，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李贽寄寓的龙湖芝佛院，毁坏墓塔，搜捕李贽。
老头李贽，只好再次出逃，躲到河南商城县的黄蘖山中。他终于意识到生活小节上的狂放不羁，也能带来百口莫辩的后果。其实，李贽剃发颇有苦衷。头一条，天热头痒，又写书无暇，干脆不梳不洗，剃掉省事；再一条，做官20多年，约束受够了，如今辞职做学术，竟然又被家人约束，不是催他回去，就是前来找他，还是没有自由，不如剃发明志：我就是不回家了。又一条，好不容易学问有成了，社会上又冒出许多闲人，指责他是“异端奇人”，还是不自由。说来说去，青丝诚可贵，长发蓄多年。若为自由故，为何不能剃？李贽剃发，表明了他对世俗的厌倦胜过了同情，他实在想让自己快乐一点。
但是，剃发虽真，出家却假。李贽从来没有受过戒、拜过师。佛祖门下，简直是平白无故多了个荣誉弟子。至于说李贽“宣淫”，已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76岁垂老之人怎能在龙湖芝佛院“挟妓女”、“勾引士人妻女”？
其实，在中国历代王朝，畏惧思想者思想的火花，却又不敢以思想的名义逮捕，这种事情并不少见。皇帝们总是害怕，一旦思想的罪名写进诏书公告天下，那不是让老百姓都知道有种叫“星星之火”的东西？那还了得，他们一学会，立即可以烧掉这金灿灿的宫殿。于是，各位大臣、众位卿家，快快替朕想个可治其罪的罪名来。
万历皇帝的大臣们想出来了：桃色新闻。
大臣们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和尚与尼姑、妓女、淑女的故事，万历皇帝听得很满意，他在逮捕令上做出了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令下诏狱治罪。他的著作不论出版与否，一概查抄烧毁，凡收藏、保留者，严罚不贷！”
逮捕过程非常顺利。当时李贽就在北京通州的好友马经伦家里，他是应邀到此著书讲学的。听说抓他的锦衣卫到了，身体已经很羸弱的李贽竟快步走出来，大声道：“是来逮捕我的吧，快给我抬来门板，让我躺上去。”锦衣卫目瞪口呆，只好按照吩咐，把他抬进了监狱。
对死，李贽无所谓得很：“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来死，反等出祸。”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打算让他死，思想的传播已经扼杀，桃色新闻又不是什么死罪，皇恩浩荡其实也很容易。于是，李贽既没受什么刑，又可以读书写字，牢狱条件不可谓不好。最终的判决书下来了，李贽一看：送回老家，地方看管。他顿时失望了：一个自由的斗士，怎么能够被看管？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六日，李贽静坐于北京皇城监狱，一名侍者为他剃头。剃好以后，李贽抢过剃刀，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顿时鲜血淋漓。侍者大急，问年老的犯人：“和尚痛否？”李贽不能出声，以指在侍者手心写：“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李贽写：“七十老翁何所求？”辗转两日，终于断气……
他用一把剃刀追求到了他的自由。
从此，宣告了明末思想界的沉寂，宣告了自由时代的遥遥无期，也宣告了对封建朝廷无声的蔑视。
从康熙与西学谈起
吴小龙
最近偶然看到了有这么一套光盘，题为《清宫密档》，介绍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档案。虽然也只是普及层面上的介绍，但凭借实物和图像，使人对过去仅仅通过文字而了解的东西有了略为不同的感受。其中的一集叫做《康熙与西学》。以其中所涉及的材料来看，我们这位伟大的君主对西学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不免令人感到意外：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于高等数学，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真没有想到，一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居然能有这等身手！真是令人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私下甚至于揣度，从那时到现在的300年间，究竟还有几个皇上，也能和他老人家一样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这位伟大君主的开明和好学，也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老师则是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等人。“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这位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传教士白晋详细记述了康熙学以致用的热情：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如此好学不倦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因此他获得了“老师”白晋极高的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他还有组织、引导和完成重大事业的才能。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老百姓极为赞赏他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心，对臣民的父亲般的慈爱，对道德和理智的爱好，以及对欲望的惊人的自制力。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有这样的来自直接观察的第一手材料，来自直接经历的评价，无怪乎后来的伏尔泰们会把康熙皇帝当做开明君主的楷模而赞美讴歌了。
这位17世纪的伟大君主怎么会如此超前地具有这种“面向世界”、接受西方的眼光与胸怀呢？细究起来，原来也出于对一次学术公案的拨乱反正。康熙后来自己这么回顾：“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睹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这里所说的引发他“自愤而学”的事件就是杨光先诬告汤若望的那桩学术公案。正是在这一事件中，杨光先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极富民族情感和战斗性的口号。虽然作为公案，杨光先很快就输了官司。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心态，他可是大大地后继有人。他的这句话，与后来那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心理和逻辑上都完全同构，堪称我们的文明史中最具“政治正确”特征的两句口号。杨光先的原话是这样的：“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改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而有西洋人，则迟早“挥金收拾我天下人心，如厝火积薪之下，而祸发无日也”。现在看来，这位挑起事端的钦天监杨光先，虽然因此而被定位于极端保守反动者之列，在说出这句名言之际，除了个###位功利方面的考虑之外，似乎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对于华夏江山“百年之国祚”深远的隐忧。利益与忠心、卑鄙与真诚，有时是会搅在一起的。
而在康熙那里，这场争论的更重要结果则是使当时年仅15岁的康熙认识到了解西方科学的必要性，从此他开始了认真刻苦的学习。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张诚、白晋这些洋老师的指导下，皇帝每天夙兴夜寐，勤奋学习，从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学、历法到炮术实地演习等课，历时四五年，终于完成了这些课程。作为皇帝，康熙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他在西学上的造诣，恐怕更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皇帝能够达到的。洋教师这样恭维自己的学生：“皇帝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变得那样通晓，以致他竟写成了一本几何书。”——当然，这其实只是皇帝参与编辑、下令抄写的一部数学著作，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当仁不让地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中译本和别的数学书上署上“御纂”二字。而且学习的成效使得康熙对自己的西学水平能够如此自信，以至于当大数学家梅文鼎进呈《历学疑问》时，康熙居然毫不谦让地表示：“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
不过也正因此，在康熙当政的时候，西方科技的进口，也就比较顺利了。西方的机械、水利、医学、音乐、绘画等过去只能被视为“奇技淫巧”而遭国人不屑的东西，现在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族间的时髦，一时间出现了西学、西艺盛行的局面。康熙甚至还让传教士率队进行全国地图测验，完成了《皇舆全图》这一我国首次在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全国地图。此图历时近十载，绘制精细，测量准确，是当时我国最精确的全国地图，康熙特将此图命名为《皇舆全图》。作为对传教士工作的嘉奖和酬答，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
康熙的这种态度并不是一时的兴致所至。其实早在这之前10年，南怀仁就已经看出了这种交流的前景，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曾经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擅长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他们常常住宫中，经常能和皇帝见面交谈。”——皇帝与传教士们交往的大门似乎一直是敞开的。白晋在写给路易十四的报告中也兴致勃勃地说：“康熙帝需要招聘您的臣民——熟悉科学和艺术的耶稣会士，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同已在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一起，在宫中建立起一个像法国皇家研究院那样的一种研究院。康熙帝的这一英明设想，是在看了我们用满文给他编写的介绍皇家研究院职能的一本小册子之后就已经产生了。他打算编纂介绍西洋各种科学艺术的中文著作，并传播到全国，希望能从尽善尽美的源泉——法国皇家研究院中汲取可供此用的资料。因此，他从法国招聘耶稣会士，就是要在宫中建立研究院。”这一段话曾经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紫禁城里有过研究院，这是一个多么值得重视的材料。莫非，康熙皇帝真有过“这一英明设想”，我们1834年的世界首富
杨红林
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令李士祯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竟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垄断清朝海上外贸，广州十三行成为暴富群体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行商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全国40％的关税收入。
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在后世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有记载称，当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时，竟有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在广东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
资产2600万银元，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伍秉鉴（1769…1843），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
在经营方面，伍秉鉴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发财致富。他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