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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的重大战略意义出发，应继续采取把大多数上海知青稳定在新疆的方针。但是，考虑到新疆农场和知青本人或家庭的实际困难，也要在现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分期分批地把一部分符合本规定的知青商调回沪或迁回上海落户，或调剂到上海市所属的外地农场。具体规定是：
（1）在沪的父母退休、退职，其子女是未婚的新疆农场工人（含1978年以前离婚及丧偶的，不含退干的人员），可以商调回沪；已婚的，如配偶也是上海知青，并符合这种条件，或符合“特殊困难”和“特殊照顾”条件，也可同时商调。
（2）家庭符合“特殊困难”条件之一的农场职工可以商调回沪。这些条件是：1父母在沪的独生子女；2父母在沪，身边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均已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3在沪父母十年###中受###致死现已###昭雪的。
（3）家庭需要“特殊照顾”的农场上海知青可以商调回沪。属于这种情况的有：1父母双亡，弟妹在沪均未成年，需要照顾的。2在沪父母身边虽有子女，但在远郊成家，实际无法经常照顾父母的。3兄弟姐妹有二人以上在新疆的，准予商调一名农场工人。4父母长期（三年以上）在国外工作，家庭有困难需要照顾的。5革命烈士子女。6中国籍外国人，外国籍中国人，港、澳、台胞及华侨子女。个别已担任农场干部的上海知青，如符合上述条件，困难较大的也可参照办理。
（4）因工、因病致残，经地、州医院证明，团场领导审核，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因精神病等不能参加劳动的农场工人，准办理退休或退职手续，由原单位按月发给退休费或生活费，迁回上海落户，不再安排工作。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9）
（5）本人原是上海郊区农村青年的农场职工，可办理离职手续，回原籍落户。
（6）从1979年1月1日起至1980年11月1日止，已批准调回上海的知青，其配偶也是上海知青现留在农场的（含离婚又复婚的），可将其配偶商调到上海市所属农场。
（7）已婚夫妇，一方符合上述（1）（3）两项条件的，可从1982年开始，将夫妇双方逐步调剂到上海所属外地农场。
（8）以上商调回沪或迁回上海落户的农场职工，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9）对已返沪的上海知青，要区别情况予以处理。凡符合各项条件的，办理合法手续，由上海市逐步加以安置；凡不符合条件的，律动员迁回新疆农场。
上述《规定》对知青“顶替”、“特困”、“特殊照顾”、“病退”、离职等返沪条件作了详细说明，进一步放宽了返城限制。按会议估算，在新疆农垦系统488万上海知青中，符合条件的约15万人，不符合条件的约338万人。
会议还商定，对现在新疆农场的上海知青，新疆方面将加强对他们私自返沪的控制新疆自治区政府、上海市政府：《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报告》、《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1981年3月30日。。
到1984年4月，经上海、新疆两地共同努力，已办理符合调、迁回沪条件或调剂去上海农场的知青近16万人。同时，上海市动员盲目倒流的17万名知青返回新疆。留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2年新疆农垦正式恢复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上海知青尚有3万人据《新疆通志？民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1985年底，兵团尚有知青41200人，除30000名上海知青外，还有北京知青3100人，天津知青3100人，武汉市知青2300人，江苏省知青1300人，浙江省知青1400人。。
三万上海知青最终留在了新疆。在1700万城市知青中，像这样的结局是绝无仅有的。上海知青为了返城，尽了极大努力，却未能完全如愿以偿，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上海市人口压力在全国首屈一指，对迁入人口不能不严格限制；新疆战略地位重要，民族关系复杂，基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巩固边疆的大局，需要把一批知识青年留在兵团。这部分青年，文化素质、工作能力在兵团中均属上乘。在以后的年代里多数人成为各单位工作、生产、管理中的骨干。另外，这批知青下乡时间早，年龄大，70年代末，多数已在当地成家立业。家室所累，增加了返城的难度。有些上海知青是与外地知青或当地青年结为姻缘的，不符合返城条件。许多青年虽希望“叶落归根”，但耳闻目睹上海市在住房、就业方面的紧张状况，只好打消了返城的念头。
城市飓风（1）
1979年前后席卷全国的返城风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下乡知青集中安置地，首先是在沿边地区的国营农场；再一种是知青的原居城市，大批知青倒流回城后，自发集结起来向政府请愿，目的同样是返城。当时，全国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受到这股风潮的冲击，特别是上海市，始终处在风潮旋涡的中心。
（一）上海市“二五”卧轨事件
早在1978年11月，上海市街头已出现知识青年请愿、###活动，要求返城。12月10日，各地返沪知青举行###、静坐，提出“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饭吃”的口号。形势日趋动荡。
上海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超大型城市，青年就业、升学一向比较困难。“###”十年，动员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高达100余万，且具有跨省安置多，进入边疆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多的特点。迁往外省的70多万知青分布在东北三省、新疆、内蒙、云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贵州等省、区。在城市1100万人口（其中市区600万人）的巨大压力下，再想为100多万下乡知青（何况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结婚生子）让出一块生存空间来，难度实在是太大了。这就注定了上海知青返城之路更为艰辛坎坷。
上海市知青闹返城的活动历时长，规模大，其中轰动中外的是“二五”卧轨事件。
1979年春节在即，上海市迎来了数十万回家探亲过节的知识青年。节前，上海市有关部门举办了内容丰富的慰问活动，以期安抚情绪不稳的返城知青。然而，节日期间的走亲访友，为知青们沟通信息，彼此串联提供了便利。躁动的情绪藉以蔓延。
2月5日，即春节后的第九天，一大批知识青年（包括部分已在外地就业的知青）在一个所谓“行动委员会”的带动下，走上街头，######，高呼“返沪”的口号，要求市委领导人接见。因要求未得到满足，部分青年于当日下午聚集到上海站共和新路道口，情绪激愤，竟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大批围观者将上海车站通往南京、杭州方向的咽喉要道堵得水泄不通。有的建议：如果市委不解决，将乘46次列车北上北京。一些青年高擎着白布横幅，墨笔大书“坚决要求市委彭冲、王一平接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要回上海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等口号参见《事实真相不容歪曲——二月五日一些人违法拦阻列车纪实》，《解放日报》，1979年2月11日。。上海铁路局的几位负责人奉命到现场，劝说卧轨知青撤离铁路，后者不为所动。
当晚，四名知青代表到上海铁路局办公大楼，请路局向上转达要求市委领导接见的意愿。并表示，只要同意接见，愿意撤离铁路。当获知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严佑民同意在市革委会接见的消息后，代表们便返回共和新路道口叫群众撤离。至此，剑拔弩张的形势有所缓和。但知青的聚众请愿，只是一种自发的行动，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更没有什么组织，一哄而起，“群龙无首”，所以一旦面临何从何去的抉择，势必意见分歧，行动上也无法保持一致。于是，有态度过激者斥责代表是“叛徒”，又有人得寸进尺，提出市委领导人到现场接见的要求。最后，“强硬派”意见占了上风，卧轨行动继续进行。不久，严佑民在市革委会接见知青代表，批评了他们阻拦列车、中断铁路交通、影响铁路运输的行动《事实真相不容歪曲——二月五日一些人违法拦阻列车纪实》，《解放日报》，1979年2月11日。。
城市飓风（2）
铁路大动脉被阻断的消息很快惊动了中央领导部门。6日凌晨，国务院下达了电话指示。随即，部分卧轨青年撤离铁道。至清晨4点，仍有少数盘踞铁路，坚持不走。在这种情况下，市公安局只好调动民警和消防警察前往肇事现场，驱散人群，将少数人扭送公安局。轰动一时的“二五”卧轨事件至此结束。
卧轨事件从5日下午5时开始至翌日凌晨4时30分终止，使作为交通枢纽的铁路大动脉中止运行12个小时。关于这次事件的过程，尤其是造成的损失情况，《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均作了详细报道。这次事件造成损失包括：上海站共有29趟列车不能出站，31趟列车不能进站；沪宁、沪杭两路全线陷于停顿；8万多名旅客（其中包括千余名外宾和华侨）不能进站、出站。并且，搞乱了津浦、浙赣等几条铁路线的运行秩序，长途列车误点波及全国，需要一周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有关部门精确算出：客车始发晚点和停运晚点累积达632小时27分钟，仅此一项就损失21956万元《中国青年报》，1979年2月13日。。总之，这次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政治后果。
为了消除这次事件的影响，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上海市委于2月7日召开电视广播大会，号召知识青年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粗略统计，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谴责这次事件的文章达20篇之多。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将这起卧轨事件与“###”中“那种捣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相提并论，强调对“继续捣乱的人”要进行法律制裁。这家报纸在16日又发表了题为《坚决制止“回沪”风》的社论，对知识青年中“颇有市场”的4个口号：“我们要骨肉团圆”；“我们要求落实政策，有错必纠”；“我们要解决实际困难”；“这是我们的###权利”逐一批驳，最后引导出“千道理，万道理，刮‘回沪风’是没有多少站得住脚的道理”的结论。
春节前后，在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同时发生了知青请愿、###、聚众闹事的事件。
1月25日上午，200多名农场知青在南京市委门口###，要求回城工作。这次###是由苏北东辛农场的一些知青发起的，他们串联了14个农场的知青，利用春节返城的时机，集体运动，要求市委解决他们的问题。
南京市委派秘书长和知青办主任等20多人接待了知青代表。代表们反映的问题有：工资太低，一般是每月20元、28元，最高33元；不少农场干部作风恶劣，打人、骂人是常事，还进行各种体罚。他们对1978年74号文件有关农场知青的规定不满意，要求给他们插队知青的待遇（因为可以上调），不要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待遇（这样只能商调）。主要原因是因为农场知青回城的难度大于插队知青。
少数知青不听劝阻，在墙上刷标语：“还我户口，还我青春，结婚无罪”；有的把矛头指向“走后门”进城的农民工，提出“开后门上来的农民滚回去，把农民工非法占有的招工指标退出来，安插农场知青”。这突出反映了知识青年对农民工大量进城，增加知青返城和就业困难的强烈不满。还有的知青在市委门楼上大书“望乡”两字，以表达回城的迫切心情。下午，一些知青结队到市中心鼓楼、新街口等交通要道。他们拦截汽车，在车身上刷标语，交通堵塞近3个小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城市飓风（3）
这一天，南京市委召开了两次区委书记会议，要求做好农场知青工作：1做好个别头头的说服工作；2市、区、街道、居委会层层做过细的工作；3采取多种形式，稳定知青家长；4各区成立接待办公室，负责人亲自接待上访知青，听取意见；5进行家庭访问，组织节日慰问。由于南京市委的耐心、克制，及时进行细致的说服和疏导，使这次请愿活动很快平息下来。
在浙江省会杭州市，一些在省内外农场工作的知青，以及一些在当地就业的原知青，趁着春节大批返城的机会，成群结队到市委大院请愿，要求返城。据说，一些人在请愿时“大吵大闹”，有的举着横幅堵住大门，有的不听劝阻擅自敲钟，有的强行闯进办公室，有的撞破市委印刷厂的玻璃，严重影响了市委机关办公。2月5日起，一些青年在解放路、延安路口聚众###，拦阻车辆，堵塞交通，以致市公交车停开数日《浙江日报》，1979年2月8日。。为此，2月8日《浙江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要顾全大局，要安定团结》。经过有关部门做工作，逐步平息了这场风波《浙江日报》，1979年2月12日。。
在江西省会南昌市，百余名在芙蓉农场落户的铁路局职工子女，春节期间回城度假时聚集起来，到铁路局机关上访，贴标语，要求铁路局把他们安置到铁路系统工作。他们“一度围攻铁路局的领导同志和冲击列车”，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人民日报》，1979年2月13日。。
在西南最大城市重庆，一些上访者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连续围攻市劳动局干部，甚至把管图章的干部强行拉走，致使机关工作不能正常进行。2月17日《四川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谴责极少数人以发扬###为借口，互相串联，采取“四人帮”过去那一套做法，冲击政府机关，阻塞交通，任意围攻和挟持领导干部，致使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文章强调：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允许的。
在天津市，2月7日发生了严重的聚众闹事事件。据报纸披露，这天下午，在繁华商业区和平路人民商场附近，聚集了许多闹事者。他们###起哄，推翻马路中心的岗台、便道的垃圾果皮筒；拦阻往来车辆；和平路、滨江路一带的交通为之断绝，附近商店被迫停业关门；闹事者还推挤、侮辱过路行人，受害者达百人之多。这起事件被称为“一起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严重事件”《天津日报》，1979年2月15日、21日。。
从上述情况可以得知，1979年春节前后，返城风冲击了一系列城市。卷入这股风潮的成分比较复杂，除下乡知青及其亲属外，还包括城市待业青年、已在外地就业的知识青年，至少在某些场合，少数流氓地痞混迹其间，伺机滋事。这样一来，就加剧了局势的动荡，并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为了刹住变本加厉的返城风，制止越轨行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2月19日，###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接着，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相继发布关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通告》或《布告》。规定，######必须听从民警指挥，不准拦截火车，不准冲击机关，不准煽动闹事，除指定地点外不得在公共场所、建筑物任意张贴标语、海报、大字报，不准印制出售反动书刊画册。违者，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日报》，1979年3月26日。。通知的颁行，对防止再度发生卧轨之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但知青为争取返城而展开的宣传、请愿、###等活动，却仍旧一波连着一波。
城市飓风（4）
（二）风波再起
1979年6月下旬，因上海市有关部门宣布停办农场知青病退、困退回沪工作，引起新的闹事浪潮。市里几乎天天都有知青###、宣传，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三四百人。这些知青包括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来自市郊农场。市郊农场原来实行“进进出出”的方针，自1972年起每年都有万余名知青调回市里，同时接受新下乡知青，知青情绪比较稳定。1978年上海市委为了优先安置本市在外地插队的知青，暂停了市郊农场的招工上调工作，农场知青的思想开始波动。1979年春节前后，上海市实行顶替政策，市郊农场的27万知青职工一下子顶替走了12万人，剩下的知青动荡不安。6月宣布不再招工上调后，许多知青认为返城无望，情绪波动更加强烈。有的知青抱怨“社会太不公平了，干部子女###了，上调就不搞了”。由于绝望，有的精神失常，被送进医院。在消息传开的一个多月中，各农场陆续有人自杀。怠工、###现象迅速扩大。回城闹事的也在增加。
闹市返城的另一部分知青，主要来自黑龙江、新疆和云南国营农场。他们中间，有从黑龙江回沪交涉病退或者等待商调的；有从云南回沪交涉病退、困退或退职回沪的；还有少数已婚的插队知青和一些与京津知青结婚的农场知青。这些知青表示不满，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如与京、津知青结婚的上海知青的安置问题。开始，上海市委派代表赴京、津协商，商定各市知青由各市自行负责安置，以后再逐步商调。京、津两市都按协议安置了与上海知青结婚的本市知青，但上海市后来又不同意这些青年调沪。于是，这些上海知青因爱人已离开农村，自己带着孩子，无法维持生活。又如1978年底云南农场知青一哄而回。云南水利二团干脆给每名知青发300元退职费，将3000名知青全部退回原省市。尔后，四川和北京都安置了本地子弟，上海市却不同意安置。当这些青年中有人要求重回云南时，云南又不收。这些青年说：“同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为什么有两样政策？”
这一时期的知青请愿活动，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1）从分散到联合。以往，不过三五成群，分散活动，没有组织，至此趋向于联合，成立了“知青遗留问题联合委员会”；每个区设立了联络员，募集到一定经费；每次活动，先在区里集中，然后奔赴指定地点。
（2）着重于宣传，扩大影响，争取舆论同情。如有的知青采用乘车不买票的方式，向售票员和乘客诉说他们的困难；他们要求每个知青动员一名家长加入行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