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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经济规律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胡乔木同志的文章已讲的＇得＇很清楚。因为我当过知识青年，谈这点认识。
今天，很少会有人认为，把上山下乡作为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长期政策，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劳动力总是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不大，只要政策得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镇新增劳动力是可以自行消化的。这一点，也已为十几年来城市中不断深化的改革所证实。然而，当宣传机器仍在反复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时，敢于站出来道出一个真理，是很需要一些胆识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3）
思想解放运动使各种“左”的思想、理论第一次受到冲击。它给人们干涸的头脑注入了理性清泉，它还营造了一个比较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就谈不上公开表达对上山下乡的不满，或揭示它的弊端。
在趋于宽松的气氛下，还有一些青年，利用文学的形式，批判性地触及上山下乡运动的不良后果。1978年6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卢是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曾有多年插队劳动的经历。在小说《伤痕》中，以“###”为背景，叙述了女知青王晓华与其母亲的畸形关系。王晓华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初，她妈妈被定为“叛徒”。为此，她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以断绝与“叛徒”妈妈的母女之情。但是，到农村后，她始终无法挣脱那个“叛徒妈妈”的家庭“给她套上的绳索”。在“血统论”的沉重压力下，她下乡4年才勉强入了团；她不得不中断了与恋人的爱情，她灰冷痛苦。妈妈的政治历史问题，是压在她心头一块沉重的铅块。可悲的是，她在受到政治歧视###的同时，因为思想上受到极左思潮的困厄，长期同她的母亲实行“决裂”。事情就是这样地令人痛心：正当“四人帮”###王晓华的妈妈，同时也摧残王晓华的心灵的时候，王晓华的“决裂”行动，客观上无异于帮同极左势力在妈妈的心灵上“戳”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她却一直认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革命需要的。
小说主人翁王晓华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小说揭露的社会现象则是完全真实的。小说所写的“血统论”对知识青年的打击、摧残，极左思潮对青年人心灵的腐蚀、毒害，是不少人曾经身受的，卢新华的小说，###了“###”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突破了长期以来文学创作只准“粉饰”、“歌颂”，不准反映生活真实的禁区，因此成了思想解放潮流影响下，文艺领域异军突起的“伤痕文学”的典范。
1978年到1979年初，各地青年自发刊印的文学刊物一时称盛。一些作品，集中描写了知识青年的坎坷命运，反映一代青年从狂热、迷茫，走向彻悟的思想转变历程，叙述了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成功与挫折；这些作品在充分肯定世间的真、善、美的同时，有力鞭挞了那些贻害无穷的假、恶、丑。不论作品的具体内容和主题思想是什么，它们所描写的典型环境和历史背景，大都是那场使我们国家濒于绝境的“###”。
政治###，是“###”中许多知青经历过的可怕梦魇。刘峰的短篇小说《默默祝福》讲述了几名出身“黑七类”被看作“狗崽子”的知识青年，在走投无路情况下，准备偷渡香港的故事。在小说中，作者并不满足于对血统论的鞭挞，而是积极探索了下乡知青在社会底层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插队初期，他们也曾设想过在农村安家，为农村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不久现实便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农村的大多数地方，无论是生产方式、经济状况、文化生活、思想风俗都极为落后，这一切，借知青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系列事实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要青年们到农村插队落户，无非是要丢包袱，即处理掉城市中这一大批过剩的劳动力。艰辛的生活，使知青们的思想有了新发展。对于那些喋喋说教，有的人投以怀疑的目光，并勇敢地进行新的探索；更多的人则为了生存，各自去寻找出路。至于在悲观绝望之极弃世轻生的也屡见不鲜。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4）
化名燕女的短篇小说《凋零》，述说了一名北京女知青与男知青同居怀孕被抛弃，而终于坚强活下去的故事。小说谴责了男知青的自私，企图奸污女知青的大队长的暴虐与愚钝，愚昧村民对女知青遭遇的冷漠。此外如署名澜的长篇小说《灵光》，以一个下乡知识青年的个人遭遇为线索，表现一代青年的思想状况，他们精神上的苦闷与彷徨和生活上的凄楚与悲凉。
广东知青###在短篇小说《你话点算》（系粤语）中，用一位知青家长的口吻，向人诉说了子女插队后的种种遭遇：知青被分派到一个穷地方插队，农民不欢迎。于是将他们集中赶到山里，给几块瘦地办个知青场。“唔讲食菜，食米都艰难，几年中从未分过一分钱，买咸菜都靠我给钱。”后来，当地“土皇帝”又规定，知青一律返回广州市做临时工，一个月交10元钱归队，队里挂名出勤不给工分。广州市里做工机会少，有的知青生计无着，只好重返农村，却发现连住处的床板都被人搬走了。“###”中插队知青大部分生活不能自给，如果再受到当地农民的冷遇或歧视，处境自然很惨。
这些普通知青的创作，艺术上的功底或显不足，人物关系的处理失于简单，对社会的观察还缺少深度。至少对某些作者来说，他们所关注的与其说是作品本身的精雕细琢，不如说是借助文学形式来阐明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当时，下乡知青的坎坷经历往往不为局外人所理解，知青身份常受到歧视，窘迫处境长期得不到改观，返城要求更遇到重重阻力，所以要诉诸笔端，引起世人的重视。事实上，这些作品之所以能给予广大读者——首先是知识青年——以强烈的触动和感染，主要是其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而并非艺术手法上的炉火纯青。
1978年12月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它进一步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就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人物给予重新评价，拨乱反正，昭雪冤案的同时，对以往的知识青年政策也进行了检讨。会议认为：知识青年是受###、“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一代，广大知识青年是无辜的、他们的处境值得同情，困境是需要及时解决的《###同志关于待业青年问题的讲话》，1982年3月2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张改革的中央领导人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为知青问题迎刃而解准备了至关重要的政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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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振聋发聩的评论员文章（1）
1978年下半年，知识青年问题迅速升温，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当时，社会上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议论纷纭。这件事，不仅直接关系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利益和命运，而且牵动千家万户，影响整个社会。11月23日，在“###”中被禁锢十年之久，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重要文章，将这场讨论推向高潮。
这篇文章审时度势，对上山下乡的缘起、历程、得失，以及指导理论的正误，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和分析。它高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次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相公开袒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上山下乡发端于50年代中叶。关于它的缘起，相沿已久的解释一向是着眼于政治意义上的拔高。直到1978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仍说它“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是同1955年毛主席发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分不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1978年12月10日。。与这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不同，评论员文章主要从经济的角度揭示了上山下乡滥觞的缘由：50年代中，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教育事业的普及发展，中小学毕业生的数量急剧上升。由于城市工业和其他行业还没有能力全部吸收不能继续升学的城市知识青年，为了使青年们能各得其所，除了鼓励来自农村的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和工作以外，开始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去农村和边疆，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这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与以往的解释相比，评论员文章将上山下乡的起因归结为城市就业压力的加大，显然比较符合事实。
“###”期间，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规模空前的上山下乡运动？正统的解释一向是强调它的政治目的。在这一点上，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的说法仍未改变。《会议纪要》称：1968年，毛主席根据当时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状况，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广大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形成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高潮。与这种振奋人心的基调格格不入，评论员文章揭示给人们的，则是发动这场运动黯淡而真实的背景：
###之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迅速扩大，甚至出现了“连锅端”的现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迟缓，以至走到崩溃的边缘，城市各行各业能够吸收的人很少。二是由于他们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十七年，大肆砍杀各类高等学校，使大学招生人数大大下降；同时又无视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强行禁止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这样一来，大部分城市知识青年，除了上山下乡，别无其他出路。
“###”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动，实际上还是基于城市就业的压力，只不过在极左路线的严重破坏下，使这个固有的压力急剧增大。就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结束后的若干年里，却一直为舆论工具所讳言。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篇振聋发聩的评论员文章（2）
如何估价“###”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涉及800万在乡知青的稳定，而成为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当时，知识青年返城活动正处在“风乍起”的起步阶段，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防止出现“闹事”的连锁反应，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上山下乡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就成为当务之急。与这种主要基于策略考虑的做法大相径庭，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充分肯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热情和贡献，并不等于可以掩盖上山下乡的真实情况，不去揭露和解决“四人帮”一伙在这方面制造的许多严重的问题。文章在列举###、“四人帮”人为地制造出许多矛盾，把一些知识青年引入歧途，将上山下乡搞成一个谁也碰不得的“禁区”之后，就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作了如下说明：
多数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不少人婚姻、住房、疾病等问题无法解决，很多地方缺少学习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的起码条件，弄得许多知识青年消极低沉，群众怨声载道……混进知识青年战线和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少数坏人，肆无忌惮地乘机谋取私利。他们侵吞和挥霍知识青年工作经费，收受贿赂，勒索礼物，大发“知青财”；他们压制知识青年的###权利，以泄私愤，摧残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以遂私欲；他们利用窃取的决定知识青年抽调去留的大权，搞交易，做买卖，“掉包”顶替，安插亲信，使“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盛行。这种种腐朽丑恶的现象，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的思想意识，###甚至胁迫其中极少数无知的人走上了邪路。总之，###、“四人帮”对经济、教育、作风等方面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震动，并引起国外的重视。《纽约时报》据以判断说：“作为减轻生活当中的苦难和强制成分的新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中国正在静悄悄地撤销不得人心的强迫城市青年下乡安家落户的政策。”《纽约日报》，1978年12月5日。
反应最热烈的当然还是广大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长。1个月内，报社就收到读者来信100余封，在信上署名的300多人。许多知青在信中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决定；认为多少年来，报上只说空话、假话，这次评论员文章说了实话，说明真正关心我们疾苦的还是党中央。当读者普遍认为评论员文章“说出了千万知青的心里话”时，也有个别人对文章的观点提出异议。湖南省两名小学教师在信中称：知青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主要还是个方向问题。抛开这个前提谈知青上山下乡，意义就不完整。至于下乡知青在生活、婚姻、住房、医疗等方面遇到很多困难又得不到解决的说法，“据我们县里的情况以及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并非尽然”。他们强调说，毛主席号召的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真理。与此相反，一位北京读者在肯定文章“说了许多群众的心里话”的同时，又批评它“还是说了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比如‘这些年来，千百万知识青年怀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增长了才干，茁壮地成长起来’云云”，“都歪曲了事实”。这位读者还在信中中肯地指出：“把这些年来上山下乡的异常情况都归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是不对头的。”
尽管评论员文章有其不足，仍不失为解放思想大潮中涌现的一篇好文章。在有影响的大报上，对上山下乡历史真相进行过全面剖析的文章，仅此一篇。这篇文章还用犀利的笔锋驳斥了长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些“左”的理论教条。
正是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知识青年在返城风中理直气壮地提出：“否定###，就要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口号。文章的社会影响还不止这些，由于它明确指出“###”十年来的上山下乡，是###、“四人帮”造成的“恶果”，下乡知识青年成了###、“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使下乡知青认为找到“回城有理”的依据。他们要求像给右派“摘帽”和给冤假错案###那样，为知识青年落实政策。1979年初，各地知青闹事此起彼伏，致使有的领导人大为恼火，批评这篇文章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对这篇文章最感不满的当然还是被“返城风”弄得一筹莫展的国务院知青办，后者很快向所属单位发出通知，说这篇文章并不代表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的精神。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了实话，也惹了麻烦。这以后为了稳定住众多在乡知青，遏止住“返城风”的强劲势头，新闻媒介继续被要求统一口径到“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绩”上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理论组撰写的《统一认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红旗》，1979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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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政策的调整（1）
“###”结束后，上山下乡运动中根深蒂固的矛盾和长期积累的各种严重问题，并没有随着极左派退出历史舞台而消失。从当时情况看，主要问题包括：许多下乡知青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住房、婚姻方面困难突出；“走后门”之风经久不衰，下乡知青的上调机会不平等；将大批知青安置到人口较多的农村社队，加剧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民不满，排斥知青现象进一步发展；下乡知青受###，特别是女知青受摧残问题仍旧相当严重。在这些问题中，最紧迫的还是下乡青年生活困难问题。具体说，又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生活不自给的比例大。据27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有13个省、市、自治区下乡青年生活不能自给的比例在50％以上（自给标准120—180元）。其中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甘肃等省高达70％—80％。跨省插队的老知青困难最大。如上海市在外省插队的224万知识青年，有13万名生活不能自给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有个女知青因此自杀（经抢救未死），她在遗书上写着：“二十几岁的人了，连粮草都做不出来，还要伸手靠家庭，只好离开人间。”家长普遍感到负担重，压力大。有的说：“下去一个孩子，等于降低一级工资。”子女结婚了还得抚养孙子、外孙。上海第十二毛纺厂职工子女下乡后共生154个小孩，有130个送回上海抚养。职工们说：“过去养儿防老，现在养儿到老”，“养了老插队，还要养‘小插队’”。四川广汉县对61名已婚青年进行调查，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30人，倒挂的21人。
不能自给的原因：据辽宁对3800多人的典型调查，一是由于生产发展缓慢，分配收入低，不能自给的占68％；二是以短养长暂时没有收益的占12％；三是本人有病或因家庭有特殊困难出工少的占15％；四是本人参加劳动少的占5％。
另外，在同等生产条件下，下乡青年同农民相比，有五笔收入基本拿不到：自留地收入没有，养猪、养鸡的收入没有，投肥工分没有，家庭小副业没有，技术活、高工分的收入没有。
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流传“男十分，女八分，知识青年还要少两分”。江浙等一些人多地少的地方，还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