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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并反复刑讯逼供一个月以后，才陆续释放其中“问题较少”的人，让他们带着满身伤痕踏上插队的路程。一些红卫兵头头，直到1969年9月才取得上山下乡的资格。按规定，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不能到滇西边疆插队。其中有的知青，为了洗刷自己蒙受的政治耻辱，最后选择了到缅甸参加游击战的危险道路黄尧：《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海南纪实》，1989年6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地点的选择（3）
在某些派性严重地区，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还将推进上山下乡作为稳定局势的手段。1969年，河北省保定市将热衷派性武斗的4000名中学毕业生（包括个别大学生）“一锅端”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两派学生按派划线，分头组织，出发日期也错开数日。“红楼”派学生分在一师、二师，“工总”派分在三师、四师。启程之日，车站上武装军人戒备森严，对每名下乡青年行李严格检查，以防夹带武器。当时，两派学生虽水火不相容，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望却是一致的，所以下乡的热情很高。下乡以后，大家地位相当，同病相怜，派性成见逐渐消泯，最后都成了一派，即“知青派”。
当然，在知青安置地点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国家的规划。由于国家将知青安置地点的远近与其所居城市的行政级别、规模大小联系在一起，结果形成了与知青走向相关的一个总体特征，即知青的安置地具有政区的层次性。
第一个层次，跨省安置。
在1962年至1972年上山下乡的873万城镇知青中，属于跨省安置的有135万（占总数的155％）。其中，1966年以前19万人，1967年以后116万人本篇研究时限为1967—1973年，但有关数据来自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附件，时间上限为1962年，下限为1972年。时限上虽有差异，不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因为大规模的跨省安置集中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跨省安置
表3—11962—1972年城镇知识青年跨省区下乡人数统计表
单位：万人
动员地区
安置地点全国
总计北京
市天津
市上海
市浙江
省四川
省江苏
省山东
省湖北
省河北
省陕西
省辽宁
省吉林
省合计13475244726196607823410182202080066023012004其插队6558104616793568253012中兵团691714019403039570410170202080066023012004黑计399010406701698582龙插队620037162269152江兵团337010035081429430吉林插队521100100238083辽宁插队025025新疆兵团1216090827049170080陕西插队262262甘肃兵团211116072023青海兵团074074宁计083045020018插队021003018夏兵团062045017内计1071404347079091012056066012004蒙插队361135198016012古兵团710269149063091056066012004河计12860991187插队12260991127北农场060060山西插队477413064安计13981398插队12831283徽兵团115115江计11191119插队990990西兵团129129江苏插队350350浙江插队220220云计1066084572410插队096096南兵团970084476410贵州插队106106注：1本表是按安置地区所报数字统计的。引自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附件。
2农场数字含在兵团中。
的知青包括三市九省，即三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以及浙江省、四川省、江苏省、山东省、湖北省、河北省、陕西省、辽宁省、吉林省。九省中，除浙江、四川两个人口稠密省份跨省安置人数较多外，其余各省人数很少。而三大直辖市跨省安置知青将近117万人（为全部跨省安置人数的867％）。这就充分说明，跨省安置的主要对象是三大直辖市的青年。
地点的选择（4）
“###”初三大直辖市的青年学生中，基于革命热情而一味要去“天涯战恶风”的大有人在，但国家安置部门极力将三大城市的青年大批分发到外省、区，则始终出自非常实际的考虑：市郊农村地亩有限，人多地少，无法承受大批下乡人口。将这批青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地旷人稀的边疆或者贫困落后的内陆地区，既可减轻大城市就业的压力，又可推动偏远地区的经济开发、特别是边疆地区方兴未艾的军垦事业，一举两得，又何乐而不为？于是，由国务院牵头，经三大城市知青安置办与有关省、区协商，共同制订计划，将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送往四面八方1969年2月，国务院决定由10省（区）接受京、津、沪、浙下乡知青110万人（据《辽宁劳动大事记》第247页）。在此前后，边远省、区接受内地省、市知青的任务显著加重。以黑龙江省为例，1968年6月10日曾同意为京、津、沪三市安置知青35万名；12月25日决定，1969年将接收三市知青23万人，不久又同意接收浙江省知青3万人；到1969年4月19日，又提出本年接收外省市知青30万人的计划。见《黑龙江历史编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8、921、924页。。
由于大多数知青跨省安置，城市郊县农村的安置人数被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表3—2是三大直辖市本地安置与外地安置的比例情况：
表3—2三大直辖市知青本地安置与外地安置情况（1962—1972）
单位：万人
类项
动员地安置人数其中本地安置％外地安置％北京29384911672447833天津30984791552619844上海897723702646607736合计15013334022211673778注：表中数字据国务院知青办《1962年至1972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统计表》和《1962年至1972年城镇知识青年跨省区下乡人数表》。
在三大直辖市中，上海市跨省安置人数最多，天津市跨省安置比例最大，都不是偶然的。自50年代以来，上海市就已人满为患，不仅城区人口密度大，郊县农村地少人多的矛盾也非常尖锐。60年代中叶，上海市郊县面积为59874平方公里，人口4393万人，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34人，是世界各大城市郊县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安置众多下乡知青，不得不倚重外省、区。随着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该市跨省安置的知青越来越多，分布地域越来越广，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内蒙古、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云南、贵州等11个省、区（请参见表3—3）。
表3—3跨省知青安置情况（1962—1979）
单位：万人
安置地共有下
乡知青其中跨
省知青占比例
（％）来源地黑龙江1922240302097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四川吉林10526612581北京天津上海浙江辽宁20180046023北京天津上海新疆416613903337天津上海浙江江苏湖北陕西4903272555北京甘肃2643191723天津山东宁夏5750831444北京天津浙江青海5100741451山东河北510513272599北京天津内蒙299310553525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山西31294861553北京天津安徽725514902054上海江西622511801896上海江苏8612510592上海浙江5959320537上海云南339110663144北京上海四川贵州2241106473上海合计107645142381329911532211注：本表据《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2、16—25页有关数字编成。
地点的选择（5）
天津市自1949年以来，行政区域和行政隶属关系几经变迁，郊县面积盈缩不定见《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50年代初是中央直辖市。1958年改为河北省省辖市，1967年恢复为中央直辖市时，面积仅4994平方公里，约相当今天天津市的不到一半。在1972年8月国务院将河北蓟县、宝坻、静海、宁河、武清等五县划归该市以前，郊区幅员狭小，根本无法容纳源源不断的下乡知青。这应是该市下乡知青跨省安置比例最大的主要原因。该市知青的足迹遍及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宁夏、河北、内蒙古、山西、新疆等九个省、区。
相比之下，北京市郊县面积大，人口密度较低，在三大城市中人口压力是比较小的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辖区面积不断扩大。60年代中叶，北京市面积16808平方公里，人口720余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城区27万人，近郊区2000人，远郊县在50—700人之间。见《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页。。尽管如此，该市跨省安置知青的分布，仍涉及黑龙江、宁夏、吉林、陕西、河北、内蒙古、山西、云南等八个省、区。
在将近135万跨省安置知青中，除“###”前分往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的19万人以外，绝大多数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老三届”学生。
接收外省、市知青的省份一共有17个（参见表3—3），按不同情况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地多人少、有待开发的边疆或偏远省份，如黑龙江、新疆、内蒙古、云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吉林，安置的外省、市知青总计近84万人（占全部跨省、区安置知青人数的62％）。其中黑龙江省安置的人数最多，将近40万人；其次为新疆、内蒙古、云南，人数均在10万人以上。第二类为内地贫困落后、或者有一部分贫困落后地区的省份，如陕西、山西、河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辽宁，安置的外省、市知青共计51万人（占全部跨省、区安置知青人数的38％）。除了少数例外，跨省安置的知青处境都比较艰苦。由于半数以上的跨省安置知青被编入半军事化的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所以“艰苦”的含义对他们而言，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匮乏、体力劳动的繁重，而且还包括组织上的严格约束、思想文化上的有力钳制。
第二个层次，在本省内跨地区安置。
各省、自治区的首府所在地和省、区内若干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除少数在市郊农村落户外，多数在本省范围内安置。下面通过若干具体例子来说明：
湖北省会武汉市，从1968年起，分配毕业生实行“区（市属区）区（地区）对口”办法，即作为动员一方的市属区与作为安置一方的省属地区长期挂钩：江岸区毕业生前往襄阳地区；江汉区的毕业生前往黄冈地区；硚口区的毕业生前往孝感地区；汉阳区的毕业生前往宜昌、咸宁地区；武昌、青山区的毕业生前往荆州地区；洪山、汉桥、东西湖三个郊区的毕业生留在本区内安置《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88页。。
江苏省会南京市，除1000余名“老三届”学生自愿前往内蒙古鄂托克等旗插队、6000余名去国营农场落户外，亦实行类似武汉市的“区区对口”安置办法，即要武区、遵义区与镇江地区；朝阳区与扬州地区；红卫区、浦口区、棲霞区与六合地区；延安区、东方红区、雨花区与淮阴地区彼此挂钩，安置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南京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分布情况一览表》（截至1969年4月21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地点的选择（6）
云南省会昆明市，大部分毕业生安置到滇西南的保山地区和德宏州插队；少部分安置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市郊农村；另有少量毕业生进入“五七”干校《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页。。
上述三省会的毕业生分配模式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应是有代表性的。另外，省内若干大中城市，因毕业生较多，也存在跨地区安置现象。譬如，内蒙古包头市一部分下乡知青被分配到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等盟农、牧区；河南开封市部分毕业生安置到周口地区、驻马店地区、商丘地区农村落户。福建省内人口较多而土地较少的市，知青除就地安排外，一部分安排在其他地区，如厦门、泉州两市知青的安置地主要在三明和龙岩地区。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无须赘述。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跨省、区安置是在国务院有关机构统一指导下进行的话，省内跨地区安置则是在省计委、知青办、劳动、文教等部门通盘规划下的产物。这就体现了知青安置工作中的计划性。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指出，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下展开的，这涉及该运动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所谓“最需要的地方”是指那些最不发达、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也就是指西部和边疆的省份或者那些偏僻多山的省份，而不是那些位于平原的较为富裕和发达的地方。然而事实却是，一部分青年确实被安排到了落后、偏僻、贫穷的地区，但也有更大量的青年被安排到了更现代化、更发达、更繁荣的地区＇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5页。。
作者的观点是无懈可击的，并且触及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换言之，即发展贫困落后地区的宗旨与将大量知青安置到较发达较富庶地区的做法的矛盾。这一矛盾虽在1973年以后才凸显出来，它的端倪却可以径直追溯到运动之初。对此，武汉、南京、昆明三市的知青安置走向提供了佐证。
湖北全省八个地区中，以鄂东北的郧阳、鄂西两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以山地为主，且地旷人稀，而武汉市恰未在这两个地区安置知青。该市知青均安置在平原或丘陵为主的地区。这些地方交通便利，经济亦比较发达。
江苏省南京市于1968年至1969年4月间，将66万余知青分往镇江、扬州、六合、淮阴四专区插队南京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分布情况一览表》。。这些地区大多是比较富庶的“鱼米之乡”，而且除淮阴地区在地理上距南京市较远外，其余三个地区与该市毗邻。
至于云南昆明市知青安置的主要地区——滇西南的保山地区和德宏州，水土条件优越，谷地开阔，且富森林和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内地，是该省开发的重点地区。但该省最艰苦的地区位于滇西北，当地高山峡谷，多高寒山区，人烟稀少，生产以林、牧为主，经济上最落后。
看来，上述三省会知青基本未安置在条件最艰苦的地方。领导者在选择安置地点时，是将开发农村的宗旨与当地实际承受新增人口的能力综合起来考虑的。那些条件恶劣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地区通常被排除在计划安置之外。
地点的选择（7）
实际上，被安置到“最艰苦地区”的大多是跨省、区分配的知青，而各省、区在安排本省知青时则较为务实。十多个省、区在安置自己的知青时，还有责任接收一部分外省、市知青。至少有些省、区，在安置外来知青时，更倾向于将他们放到偏远或者贫困的地区去。如江苏省，在将本省知青安排在条件较好的地区时，却将大批来自上海的知青安置到条件比较艰苦的苏北。在北方省份吉林，1969年接收京、津、沪、浙知识青年42万余人，主要安置到沿边人少地多地区白城、哲盟、延边，后两个地区还是蒙、朝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而同时下乡的本省知青，半数以上安置在交通便利、经济较发达地区据吉林省知青办1972年《全省人口、户数、面积和下乡青年集体户等情况表》中的数字，可知38万外省知青中的831％安置在白城、哲盟、延边地区；而本省17万知青中的625％即106万人安置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其余6万余人分布在通化、白城、延边、哲盟等地。。大量事实证明，令跨省知青最苦不堪言的，往往还不是当地生活条件的艰苦，而是在升学、招工等方面与当地知青相比而处的明显劣势。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因，几乎在所有外来知青与本地知青共居的地方，后者的上调率都要高出于前者。
第三个层次，本地区内跨县安置。
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地区领导机关所在城市的知识青年。地级市基本是人口数十万的中小型城市，下乡知青较多，不可能全部集中在市郊，而是疏散到所属各县。
第四个层次，县级市镇的下乡青年在本县所辖各公社内安置。
从知青安置地域所具有的政区层次性特征中可以看出：行政级别越高、人口越多的城市下放的青年，分布范围越广；反之，行政级别越低、人口越少的市镇出来的青年，其分布范围越狭小。三大直辖市的下乡青年浪迹天涯，而县镇下乡青年只能局守家门前一隅，其间差别是很明显的这当然是就总体情况来说的。在江浙、四川等省份，也有一些人满为患的中小市镇，按统一规划，将知青作了跨省安置。如四川自贡市，近5万知青遍布在全国的5个省、区，9个地区（自治州），42个县，少数安置在市郊。见《自贡市劳动志》，1994年铅印本，第337页。。
然而，运动的领导者苦心孤诣建立起的上述安置模式未能比较长期地坚持下来，事实上跨省安置计划在70年代初即受到严重挫折。1973年国务院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曾制订出新跨省安置计划，但不久就被束之高阁（详见后文）。为了缓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强大阻力，运动的领导者不能不将越来越多的大城市知青就近安置在郊区，辉煌一时的动人口号“到最艰苦和最需要的地方去”随即成了昨日黄花，而这种变动的后果之一则激起了市郊农民的普遍不满，因为当地已经人满为患。领导者所面临的两难选择，是这场运动内部矛盾无法解脱的反映之一。关于这方面问题，将在有关章节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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