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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二月，秦苻坚派遣王猛伐燕，攻陷洛阳。翌年春，慕容垂长子慕容令跑回燕国，慕容垂惧而欲走，苻坚反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的话来安慰他。翌年再派王猛伐燕，克壶关（今山西长治市东南），九月入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十月败慕容评于潞川（今山西长治市），十一月入邺（燕都）执燕王，燕亡。十二月秦迁故燕王及鲜卑四万户于长安，并命王猛为冀州牧，都督关东六州军事。371年，凉州张天锡称藩于秦。于此，秦完成统一中国的北方，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王朝（南方的东晋版图不及前秦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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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不落外人田：苻坚vs慕容垂（3）
“勿以晋为图”的真知灼见
372年，秦以王猛为丞相，苻融为冀州牧。八月，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诸军事。375年王猛寝疾，上疏给苻坚曰：“臣闻报德莫如尽言。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伏维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苻坚接到这份上疏，就预感到王猛不久于世，览之悲恸。
七月苻坚亲至猛府视疾，访以后事。王猛说：“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慕容氏、西羌姚氏，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言终而卒，享年五十一岁。苻坚谓太子苻宏曰：“难道上天不想让我平天下吗？为什么让我的景略死得这么早啊？”可见苻坚是多么悲痛。
王猛的遗言：“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宜渐除之。”这句话非常重要，如果苻坚忠实地履行王猛的叮咛，也就不会有“淝水之战”的败师亡国。
前燕慕容垂降秦时，王猛主张应早除之，认为慕容垂非可驯之物，但苻坚没有听他的话，这就种下后日大患，下面再详述。先说王猛死后的第二年，苻坚派出13万西征军，征服前凉的张天锡，又犯了一次大错误。
前凉位于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是汉族张氏的小政权。本来这个政权是服从于前秦和东晋两方，366年和前秦绝交，371年又称藩于前秦，376年秦遣兵击凉州，败其兵，凉将掌据战死，张天锡降秦，凉亡。苻坚不但不把张天锡处死，反而迎至长安，为他筑高邸，以礼待之。
再说379年，秦陷襄阳，苻坚再犯了一次大错误，东晋梁州刺史朱序被捕后，苻坚赦免他，并授与度支尚书（财政部长）重职。而为前秦作内应的东晋襄阳都护李伯护，反而以不忠之名加以处死。
慕容垂、张天锡和朱序获得延命，构成了前秦苻坚覆亡的败因。
382年冬十一月，亦即淝水之战的前年，苻坚召集群臣于太极殿，“投鞭断流”这句成语的由来，便在这次伐晋的会议上，由苻坚亲口说出的。他对群臣说：“现在四方略定，只有东南一隅，未归属我的领导，我们目前有兵九十七万，想征伐他们，你们意见如何？”
尚书左仆射权翼反对说：“今晋虽微弱，却没有巨烈的社会动荡，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和睦，不可图谋！”太子左卫率石越也以晋有长江之险为由，加以反对。
苻坚且说：“天道幽远，未易可知。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有何天险足以恃啊！”
苻融也不赞成伐晋，他举出三难：晋国无衅、我兵疲畏和天道不顺，想说服苻坚，并泣曰：“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育鲜卑、羌、羯，都把他们安置在京畿附近，太子独与弱卒留京师，臣惧变生肘腋，不可悔也。谢玄像王景略（王猛）一时英杰，陛下尝比之诸葛武侯，难道不记得他临终之言了吗？”
苻融特别要苻坚记起王猛临终遗言，可是苻坚刚愎自用，不听忠告，反而说：“以吾击晋，犹疾风之扫落叶，而你们都言不可，为什么？”
只有慕容垂赞成伐晋，他说：“陛下神武，威震海外，而只有弹丸之地江南，敢违王命，怎么能给小孙留下这点后患呢！《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独断足矣。”
苻坚大悦，说：“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遂锐意取江南。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秦建元十九年（383）秋八月，秦王苻坚率百万大军，旗鼓相望达千里，和谢安所率东晋军，出阵大将谢石和谢玄兄弟对峙于淝水之滨。前秦军以苻融、慕容垂等步骑25万为前锋，以姚苌（降秦的羌族酋长）督益、梁州诸军，苻坚亲率戎卒60余万，骑27万，配合苻融的30万，先至颖口（今安徽颖上县东南正阳关）。
当时迎拒的东晋军仅止8万，分兵攻秦兵，秦步骑崩溃，赴淮死者一万五千人。于是晋兵水陆继进，苻坚登城遥望，见晋兵布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草木，皆以为晋兵。苻坚谓苻融曰：“这是劲敌，怎能说是弱敌呢！”怃然始有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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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不落外人田：苻坚vs慕容垂（4）
秦兵逼淝水而阵，晋谢玄等引兵渡水往击，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之七八。
朱序一看到秦兵撤退，便在后面连喊：“秦兵败矣！”使后继部队也向后撤退，不战而全军覆灭。
淝水之战秦军的败因，就是听到前头部队败退，不敢前进。而乘机连喊“秦兵败矣！”的，不是别人，就是连同张天锡跑到晋营投靠的朱序。
苻坚也中了流矢，单骑走至淮北。是时，惟慕容垂所率三万人独全，苻坚以千余骑去和他会师。慕容垂的世子慕容宝认为“此时不可失”，欲害苻坚，慕容垂且认为“秦王以国士遇我”，感其恩而不敢下手。
行至渑池，慕容垂便向秦王苻坚提出北方诸族闻秦军不利，轻相摇动，欲请奉诏书前去镇慰。苻坚一口答应他。但权翼阻止说：“怎能纵虎归山呢？”苻坚答以：“但是我已许诺，匹夫犹不食言，何况我是一君之主呢！”还是让慕容垂离去。权翼感叹说：“陛下重小信而轻社稷，臣见其往而不返，关东之乱，自此始矣。”
果然，翌年春，慕容垂斩秦将石越，自立为燕王，史称“后燕”。
所用非人，骄兵必败
同年，慕容泓起兵华阴（今陕西渭南县东南，近潼关），慕容冲起兵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姚苌起兵北地（今陕西铜川市东南），纠煽羌豪五万余家，羌、胡降者十余万，仍称秦王。秋，慕容垂围邺，慕容冲进逼长安。翌年（385）姚苌包围逃至五将山的苻坚，遣人将他缢杀。一代英豪苻坚，于此饮恨九泉。苻坚死时四十八岁，死前先将两个女儿杀死，再令夫人张氏和太子苻诜自杀。姚苌的秦，史称“后秦”。
后世史家论及苻坚之败亡，大致认为苻坚失在过于重视降人和骤胜致骄。
前者如不听信王猛的忠告，温存了慕容垂、姚苌、朱序、张天锡等人，并加以重用，甚至用降将朱序打前锋，引来扰乱军心，功败垂成。慕容垂和姚苌见机建立势力，取而代之，以致苻坚连性命都丢在姚苌手上。
后者，也是不听取王猛的遗言，东讨前燕，西伐前凉，每战必胜，攻无不克，骤胜致骄，自以为是北方强国，看不起南方的弹丸之国。但鲜卑、西羌未翦除，即以晋为图，前方失利，后方起乱。后燕、后秦的建立，亦是想当然耳。
虽然如此，苻坚则有一事值得大书特书的。原来，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后凉”之主吕光，本是前秦苻坚手下氐族出身的骁骑将军。383年正月吕光奉命征讨西域（淝水之战发生于同年的秋天），从长安出师时，苻坚命其前往龟兹国把名僧鸠摩罗什带回。385年，吕光得秦主苻坚凶闻，举军缟素，自称酒泉公。鸠摩罗什在吕光身边滞留18年，因精通中文，后被后秦迎来从事译经的工作。
鸠摩罗什在后秦活跃了8年，译出了35部294卷的经书，其中《法华经》是最大的成就，这部经书后来东渡日本成为日莲正宗创价学会的经典。《法华经》另有竺法护译，这是流行于中土的佛经。
由此可见，苻坚在佛教上的贡献，其功厥伟，不可湮灭。他虽爱才如命，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丢在降人的手上，可是垂青名僧一事，却换来千古的称颂，不得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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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旧统大斗法：王安石vs司马光（1）
王安石vs司马光：革新与守旧的对垒郭沫若说：“宋之亡，亡于司马光等人。”这句话，看似说得语重一点，可是衡量当时情况，如果王安石新法实施成功，也许宋室不会覆亡，亦未可知。
在中国古代社会，继体君主第一次大规模的变法维新“王安石变法”，比光绪戊戌年间的“康梁变法”早800年。康梁变法不过百日，王安石变法却持续8年。从时间的长短来说，王安石变法不但比戊戌变法长，也比“商鞅变法”和“桑弘羊盐铁论议”持久得多。
胸怀矫世变俗之志
主张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商鞅身首异地，桑弘羊系狱身死，康梁亡命日本，只有王安石变法虽然没有成功，可是效果远过于其它几次，本人更能寿终正寝，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王安石变法是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执政时实行的，当时王安石年四十九。几年前，亦即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即有矫世变俗之志，曾上万言书，其大要以为：
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提出他对财政改革的主张。但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于是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这时王安石在鄞县已做了20年知县，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与一些大臣又合不来，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江宁去了。
王安石像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市），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少好读书，过目终身不忘。善作文章，“曾巩携其所撰以示欧阳修，修大加叹服，为之延誉”。二十岁中进士（是庆历二年进士第四名），就做上淮南判官，后调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当县官。欧阳修推荐他做谏官，他以祖母年高不就。
王安石任县官初，鄞县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他上任以后，就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终于好过一些。
后来，欧阳修又向朝廷进言，调王安石到京城当“群牧判官”，又改调“度支判官”（管理财政的官），这时他在鄞县已做了二十年的地方官，名声越来越大。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
宋神宗二十岁即位，是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看到国家的不景气情况，有心改革，可是周围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连富弼（同平章事，宰相）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在他即位之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他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
王安石向仁宗呈万言书后，因不受采用，回江宁后一年不到，又知制诰。同年（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司马光知谏院，上“三札子”奏章；其一论君德有三：仁、明、武。其二论政治之道有三：任官、信赏、必罚。其三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又进“五规”：保业、惜时、远谋、谨微、务实。大言特言“君臣名分”的尊君立治主张。
破缸救友的小神童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七岁开始专心读书。他不但读书用功，而且很机灵，小时候用一块大石头砸破大水缸，救出溺水同伴的故事，广泛流传，出了名。宝元初登进士甲科，历事仁、英、神、哲四朝。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以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以王安石知江宁府，同年夏司马光擢升御史中丞。这时候，司马光的官比王安石大，同年秋王安石才升上翰林学士，同年冬司马光又调回翰林学士。所以说，他们两人私交甚笃，但一个是主张新政，一个是反对新政。
新政旧统大斗法：王安石vs司马光（2）
神宗即位的那一年，想起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要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立刻进京城。王安石知道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高兴兴应诏上京去了。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问如何治理国家？王安石即答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神宗要他提出意见书，越加信任王安石。
第二年，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神宗就把王安石提升为御史中丞（副宰相），“士大夫多以为得人，吕诲独言其不通时事”。吕诲向司马光说：“安石好执偏见，天下必受其祸。”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大事，经过神宗批准，就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变法的权抓了来。这样一来，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
王安石为相后，就雷厉风行地实行他的主张，首先设置三司条例司，调查全国的钱粮册，准备变法。其时，有些府县钱粮册30年间未见开封，可见宋政的腐败。因为贿赂风行，贿赂成功，册子就可以不看。下属老百姓最苦，王安石的变法，也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榷制兼并，均济贫乏”，抑制土豪劣绅，救济贫穷百姓，此即王安石的政治原则。其他如理财方案、教育政策，亦以此为最高标准。
王安石变法的精髓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在鄞县试用过的，现在拿来推广到全国实行。农民无钱无种子时，可向政府借贷，年利二分，半年一分，分春秋二季归还本利。如遇水旱荒年，可缓期还钱。并实行“贵发贱敛”的平价方法，每逢粮价涨时，政府就贱价出卖，粮价贱时，就高价收买。资本的来源，就是常平仓中1500万石的谷子。
二、市易法。与青苗法差不多，而以小工商业者为对象。贵发贱敛，平价出卖。设立市易务（银行），有市易务官（银行行长），京师及其它重要的都市皆设有“易务”。
三、均输法。与市易法差不多，行之不久即取消。
四、雇役法（或称免役法）。本来官府的各种差役，如卫前、户长、族长、公府、壮丁，民户要按各家的等级去应差，名目繁多，弄得人人叫苦。王安石实行的雇役法，就是不愿服役者出免役钱，改由官府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五、水利法。此为积极生产的办法，就是开辟农田水利。在王安石执政期间，疏道黄河、汴河，开垦了36万又1178顷荒地。
六、方田均税法。宋神宗像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重新丈量天下的田亩，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重订税额，在东西南北千步见方之田定为41顷，66亩，160步。税收分五等，副产物不收税。
七、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10家一保，有保长；50家为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正副都保长。两丁以上的户口，选一个当壮丁，在农闲时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八、保马法。政府设立畜马监，农家愿意畜马者，政府付之一匹或二匹，或发钱与之。畜马者政府减收粮或秣以钱补助之。国家利用民间养马供军事之用，马的肥瘠国家要检查，马死要赔偿。
九、减兵置将。增强与注意国防。淘汰老弱残兵，另在国防要地置将增兵。在京城附近、河南一带设立37将（师团）以对付东北的敌人辽国，在西北设立42将以对付西夏，国内置13将以对付异民族，防止南方敌人。以上共92将，每将大约3000人以上，有25个指挥；马军13个指挥，士军两个指挥，中央军十个指挥。
十、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学校。宋以诗赋取士，官吏多无能。王安石主张真才实学，故首建太学，利用僧庙道观为课堂，分科教授。有经学科、律学科、医学科、武学科。太学生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班。毕业后称博士。初在京师建立太学，后推广到各府路。在学校普及之前，以科举暂时过渡。科举以经义策略取士。
新政旧统大斗法：王安石vs司马光（3）
理财、强兵、教育并重
王安石变法，把重点放在理财政策、强兵方针、教育方案三方面。理财诸政：为养民之要图，亦即富强的根本；以增加生产、减轻负担、抑制豪强为目的。强兵方针：王安石执政8年，在此期间武功赫赫，平吐番，建西河郡，平川荆之蛮，驱交趾之寇，使其一蹶不振；西北攻打西夏，夺52寨；朝鲜亦归附入贡。教育方案：设立学校，培养致用的人才是王安石的教育理想；但新法首废，科举一法仍留，使经义策略取士流为八股，遗害后代。因新创的学校未能普及，不得不以经义取士作为暂时的措施，想不到这个经义流为八股，后人遂以王安石为祸首。
就在王安石内政修明、武功赫赫的情形下，士大夫阶级中所谓“君子”之流者群起反对。如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等都是。把王安石的理财政策认为“聚敛贪求，与民争利”，强兵方针为“固无远略，惟务改作”，教育方案为“一朝废之，顿失所凭”。究其原因，不外乎变法精神和中国传统的放任习惯相反，并且又触犯了大地主豪强和士大夫的既得利益。
首先反对王安石的是他的前任御史大夫吕诲。他上疏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臣窃忧之。”
接着苏辙谏行均输，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