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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完了，她就带着同学们唱歌。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得解放，得解放。”
贺自珍的嗓子清脆圆润，唱得很有气势。妇女们都拍起巴掌来。贺自珍又一句一句地教年轻的妇女唱歌。
贺自珍下乡，还宣传移风易俗。她随身带着一把剪子，动员妇女剪头发，说通一个就剪一个，每次都要剪掉几条辫子或发髻。
那时候，少年儿童不分男女，脑后都拖一根辫子。贺自珍又动脑筋要革掉孩子们的辫子，小孩子们的工作比成年人更难做，他们不懂道理，也不耐烦听道理。孩子们的家长出面反对，因为这一带的群众认为，小孩子脑后有辫子可抓，才能够“长命百岁”，“多福多寿”。所以，任凭贺自珍说破嘴皮子，对方还是一个劲地摇头。有一次，贺自珍来了气，也不管他们思想通不通，逮住了就剪。有一个时期，吓得县城里的孩子，见到贺自珍老远就躲起来。
贺自珍作为县团委副书记，还兼做青年工作。她开始也不知道该让青年们去干什么好，就带着他们去打菩萨。她说：“反对封建迷信是移风易俗的一项内容。”她把全县的寺庙有多少，在哪里，都查得清清楚楚，然后把青年分成几路，分头去打菩萨。对这种做法，泥菩萨张不开口，当然无法提抗议，县里的老百姓却都摇头。有的青年和儿童，打完菩萨回到家，要挨父母亲的打。渐渐的，大家对干这件事不积极了。但是，它却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这就是那些到永新宣传宗教的外国传教士，看到革命政权反对宗教，自知继续留在那里，做不了什么事，于是纷纷回国。福音堂小学的男部和女部都停办了。
从此，贺自珍离开学校，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活。
二十年代的永新，封建意识是很浓的。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影响很深，青年男女不能随便交往。为了反封建，她在共青团内，带头组织县里的男女青年，一起搞宣传，一起开展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她在永新县和里田镇都建立了歌舞宣传队，男女青年同台演出革命的歌舞节目。歌舞宣传队轮流到各个乡去演出，很受群众欢迎。至今，永新有的老人还记得，大革命时歌舞演出队演出过“葡萄仙子”的舞蹈，贺自珍有时候也同宣传队的队员一起演出。
随着革命的发展，贺自珍逐步学会了抓工作重点。
在北伐军协助下，永新成立了民主政府后，北伐军就离开永新到吉安和安福去了，只留下了几个干部在永新，协助左派政府工作。保卫永新的责任落在由工会和农会组成的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赤卫军身上。至于为民主政府筹集费用，为工农武装筹办粮草，打击城里的右派，对付土豪劣绅，巩固民主政权，这些任务，都要由永新的共产党员承担。
贺自珍同担任妇女部副部长的妹妹贺怡，还有担任共青团县委书记、国民党县党部商民部部长的哥哥贺敏学商量，怎样完成筹集经费的任务。他们生长在永新，对这里的地主豪绅，谁个好，谁个不好，心中清清楚楚。贺自珍说：
“地主豪绅中各人是不一样的，有的思想比较开明，在县里作恶不多，民愤也不大；有的人却比较顽固，态度很坏，不能把他们一般对待。”
贺怡也说：“对那些思想较好的，要争取他们同情和支持民主政府的工作。”
于是，他们兄妹三人向县党部提出了对县城的地主豪绅分别采取“募捐打粮”和“武装打粮”的办法。“募捐打粮”就是用说服动员的方法，让他们自己拿出钱粮来支援革命。“武装打粮”就是对那些态度恶劣，坚决不肯出钱的，就动用工农赤卫队以武力强行解决。
他们还初步提供了分别用这两种办法打粮的名单。
“武装打粮”的任务由县党部组织工农赤卫队去执行。“募捐打粮”的典型，县党部让她们姐妹去创造。她们两人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贺自珍有一个本家，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拥护三民主义。他是个大地主，会行点医，在县里有一定的影响。她们登门去做他的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果然，把他说服了。他带头拿出一部分钱、粮和各种物资支援革命。在他的带动下，一部分表现比较好的中小地主豪绅，也不同程度地捐献了一些资财。以后，贺自珍又组织县里的青年和妇女，到各区各乡去做“募捐打粮”的工作，这对分化、瓦解豪绅阶级，为民主政府筹集资金，起到一定的作用。
贺自珍的父母也自动提出，捐款支援革命。他们把茶馆存的一部分粮食，还有一部分银元、首饰，捐献出来。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大家的赞扬。
永新县大革命的运动发展到最高峰，党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全县从只有一个党小组发展为四个支部。1927年4月，永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临时县委，贺自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他们一家革命，三兄妹并肩战斗，在永新县一时传为美谈，人们称他们是“永新三贺”。
永新暴动的女将（图）（1）
贺自珍与李敏同贺怡的孩子们在一起 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
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正当贺自珍沉浸在战斗的欢乐中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举起了屠刀。
1927年3月6日，江西省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杀害。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5月21日，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永新县的右派在这种气氛下，蠢蠢欲动。县党部主席周继颐原来是个假左派真右派，这时撕下了左派的外衣，公然叫嚷在县党部和民主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他还下令工人纠察队、农民赤卫军要全部交出武装。在县党部里，其他一些原来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也急剧地向右转。一时间，永新县里杀气腾腾。
1927年6月，临时县委立即讨论了这个形势。大家认为不能退让，要主动打击这股反革命势力。在反动派还没有动手之前，他们指挥工农武装，抢先逮捕了一批右派首领，把他们关进监狱，保住了革命的政权和武装。
这时，贺自珍在吉安。党为了开展吉安县的妇女工作，把她调到那里，担任国民党吉安县县党部妇女部部长和共产党吉安县妇委书记。
贺自珍在吉安，早已脱下学生装，穿起了江西妇女的普通衣着：一件藏青色的大襟短衫，一条深色的长裤，脚上穿着一双布做的凉鞋，鞋上扣上三个连在一起的扣子。这是当时永新最流行的式样。
有一天，她正在吉安县党部办公，永新县委的一位同志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告诉她：“永新出事了，右派夺权了！”贺自珍吓了一跳，连忙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6月份永新左派逮捕右派头面人物的时候，有人漏网了。他们逃离永新后，就同李乙燃土匪武装相勾结，用重金收买他们，武装攻打永新县城。于是，由右派领路，这股土匪突然袭击了永新。他们晚上摸进城，把正在农会开会的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团团围住，全部抓了起来。他们还捣毁了县党部和县里的民众团体，强行缴去了工人和农民赤卫队的武装。那些被左派关在监狱里的右派，全部放了出来。他们到处抓人，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已经有一百多人被关进监狱。这位同志还介绍说，她哥哥贺敏学在大逮捕时已经逃离了县城，隐藏在永新附近的一个庄子开会，准备重新组织武装力量围攻县城，可是消息被走漏，他在乡下被捕了。她的妹妹贺怡和父母亲都逃离了永新，不知躲到什么地方。这就是永新县的“六·九”事变。
她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心里像烧了一把火。被关在监狱里的同志现在怎么样了？会不会遭到不测？永新的革命怎么样了？还能够再起来吗？特别是从附近几个县传来的都是这样的坏消息：什么地方右派夺权了，工农武装被缴枪了，共产党员被杀害了。那些天，她真是坐立不安，彻夜难眠。
永新县一些逃离虎口的共产党员，陆续来到吉安。当时吉安的政权还没有出现反复，算是一块暂时的“绿洲”。她从这些同志的介绍中了解到，永新被右派逮捕的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已经达到四百多人，右派扬言要对其中一部分首要分子处以极刑，情况真是万分危急。
几十年后，贺自珍谈起永新事变时，十分感慨：“我同从永新逃出来的同志议论过这次事变的原因和后果。当时，在井冈山这一带，我们永###的力量是比较强大的，群众基础也是好的，我们想不通，怎么一下子就失败了呢？有的同志说，只怪我们缺乏斗争经验，以为把右派头目抓起来，杀杀他们的威风，他们就不敢乱动了，没有杀他们一批，结果他们翻过身来把我们整垮了。现在看来，这也不是永新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中央推行一条右倾投降路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步步进逼面前，采取退让的政策，致使全国的反动势力来了一次大反扑。这是全局性的问题，不是永新一个县的共产党员所能抵挡得住的。”
当时，他们没有时间对事变进行更深入、系统的总结，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主要的问题是：革命失败了，今后怎么办？
贺自珍在讨论会上慷慨陈词：“大家都说苏联十月革命好，那是人民奋斗牺牲争来的。我们的国家要像苏联那样，就要不怕流血牺牲，奋斗到底！”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永新暴动的女将（2）
贺自珍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们一致表示，要把革命进行下去。大家决定首先做两件事情：一是起草一份宣言，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的罪行，由欧阳洛等带着宣言赴南昌，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清查永新的反革命事变；二是马上联络附近几个县的工农武装，联合攻打永新城，救出监狱里的同志们。会议还一致通过，在吉安重新建立一个县党部，还要把各个民众团体都恢复起来，成立一个各个团体的联合驻吉安办事处。
几天以后，永新县党部的牌子、永新各团体驻吉安办事处的牌子先后挂出来了。
宣言很快也起草出来，贺自珍参与了意见。当她看到最后改好的宣言时，激动地轻声读起来：
“各界革命民众们，你们的革命情绪——反抗、奋斗、牺牲——会不会因蹂躏而忍受，因摧残而消沉？这是绝对不会的。革命本来就是被压迫阶级起来推翻压迫阶级之统治，以求解放，因此反革命的屠杀，不但不能消灭革命，实际是促成革命；革命民众不但不因屠杀而消沉，反而因屠杀而更觉悟……”
“革命民众们，我们只有在再次摧残屠杀之中，深深地认识反革命之残酷，更确定我们的决心！在再次失败流血之后，整顿我们的队伍，严密我们的组织，不要灰心，不要丧气，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运用很好的革命策略，预备同反革命派决一死战，最后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宣言写得多么的好！它是永新县的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屠刀下，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中，坚持革命的一片红心！
欧阳洛等人带着宣言，赴南昌请愿，要求清查永新县的反革命事变。他们到南昌后，请愿没有结果。随即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起义后，欧阳洛历尽险阻到了武汉，找到党的组织，担任了湖北省委书记，后来被敌人逮捕，惨遭杀害。
三路聚兵打永新
永新县驻吉安办事处在派出请愿人员的同时，又派人同附近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联络。他们联络了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这时袁文才已加入共产党，他和王佐原来带领的队伍改为农民自卫军）、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县农民自卫军和杨良善率领的莲花农民自卫军。永新驻吉安办事处约请他们按指定的时间从三路起兵围攻永新。王新亚原是北伐军的一个营长，是湖南浏阳人，北伐军离开永新时，他被留了下来，协助这一带的革命政府组织工农武装。
永新南乡的农民武装基础比较好，永新驻吉安办事处通过那里的党组织，也请他们参加围攻永新的战斗。
为了组织好这次暴动，贺自珍设法同永新县关在监狱里的同志取得联系，把武装攻打永新的消息、日期，告诉那里的同志们，以便里应外合。细心的贺自珍没写片言只字，而是委托一个可靠的老表，秘密回到永新去，把联合进攻永新的日期告诉她的舅母，请舅母通知狱中的同志。这个老表果然把口信带到了。
再说贺自珍的父母和妹妹贺怡，在右派搜城捉人的时候，逃到邻居家的柴房里，躲了起来。当晚，他们在亲友的帮助下，摸到城墙上，用几匹白布接在一起，绑在腰上，坠墙出城。他们有一个亲戚在吉安的青原山当和尚，三个人就投奔这个亲戚去了。家里留下的小弟敏仁和小妹仙圆，由舅母收养。贺敏学被捕后，舅母常常打发小仙圆到监狱里给哥哥送饭。这次，接到贺自珍的口信，她就在送饭的竹筒里，塞上一张小字条，让仙圆送到监狱里。小仙圆不辱使命，完成了送信的任务。但是，在永新暴动以后，反动派重新控制了永新，他们抓不到贺敏学、贺自珍，把一腔怒火发泄到这个不满十岁的小姑娘身上，残酷地把小仙圆杀害了。这是后话。
与贺自珍设法传递口信的同时，永新监狱中的同志也在战斗。他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贺敏学。他们也想到了武装暴动这条路，也打算联络袁文才、王佐、王新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贺敏学把这些意见写在一张薄薄的小字条上，把它塞在一把旧扇子竹把的空洞里，买通了一个看守，把扇子送了出去。
永新暴动的日期到了。贺自珍惦记着暴动的成败，决定回永新参加战斗。她把吉安的工作交代以后，就匆匆地赶回永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永新暴动的女将（3）
时值盛夏，暑气逼人。她走在通往永新的路上，一串串汗水从脸上流了下来，没多大工夫，衣服就湿透了。天气热，贺自珍的心更热，她多么想早一点知道，农民自卫军到了永新城下没有？战斗进行得怎么样了？监狱里的同志们安全脱险没有？她心里急，走得更急了。
从吉安到永新，是一百八十里山路。贺自珍还从没有这样长途跋涉过，只得走一段，坐一段轿子，直到第三天的下午，才赶到永新。当她远远地看到永新的城墙上飘扬着一面红旗时，心里一阵激动，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暴动成功了！她忘记了疲劳，一阵急跑，奔进城去。
展现在她面前的，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景象：街上人来人往，个个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国民革命政府的牌子又挂出来，县委也成立了。三县农民总指挥部的大布告，赫然贴在墙上。贺自珍走近一看，原来是安民告示。铁铺里炉火通红，锤声丁当，人们正在加紧锻造梭镖，要重新组织自己的武装。乡亲们告诉她，三天前三县的农民武装攻破了永新城，监狱里的同志们全部脱险了。永新南乡有几百名农民用他们的鸟枪、土炮也参加了暴动。
她在县城附近的一个庄子里，见到了这次武装暴动的领袖们。大家告诉她，暴动后，他们以狱中党支部作基础，成立了永新、宁冈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贺敏学是党委书记，王新亚是总指挥，袁文才、王佐是副总指挥。
贺自珍到来时，他们正在开军事会议，讨论暴动后的行动。她刚从吉安来，一路上听到南昌暴动以及暴动队伍已撤出南昌，并开往广东的消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同志们。大家分析说，汪精卫已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开撕下了国共合作的假面具，反革命势力非常猖獗。敌人从江西、湖南调集六个团，准备向安福、莲花、永新扑来，并已经占领了这些县的大部分地区。另外，永新的民团并没有走远，他们就在县城附近，准备配合国民党的军队，卷土重来。很明显，光凭三县农民武装，要守住永新城，是不可能的。会议决定，再打一仗，然后主动撤离永新。莲花的农民武装仍回莲花活动；对湖南比较熟悉的王新亚，决定带领安福的农民自卫军，到浏阳一带打游击；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仍回井冈山；永新一部分南乡的农民武装回到家乡去，一部分与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上井冈山。暴动的队伍所以决定分三路行动，是贺敏学同王新亚两个人商量提出来的。他们考虑，一是分散开不致目标过大，二是如果一处革命遭到挫折，另一处的同志还可以继续战斗。因此她完全同意这个决定。
军事会议还对永新的这一仗作了具体的部署：三县的农民自卫军全部撤到城外，分别占领有利地形，埋伏下来，以逸待劳。永新县的人民和南乡的农民自卫军，则组成赤卫队，负责守城。
贺自珍的任务是，带领一支赤卫队守永新南门，永新南门也叫禾川门。禾川河就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流过。贺自珍接受了任务，就赶到南门来。她发现这支赤卫队有几十人，只有三支枪，其他全是赶造出来的梭镖。贺自珍背着一支步枪，腰上扎着一根皮带，挂着子弹带，在南门上带领赤卫队员挑土运砖，修理暴动时打坏的城墙。
接着，她又根据战斗打响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对每个赤卫队员的任务，作了细致的布置和安排，使人人职责分明。她还把城里的儿童团员也动员起来，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是，准备炮和铁桶，越多越好，带到城墙上来。”儿童们都照办了。
贺自珍又想，枪少梭镖多，敌人在城下，我们在城上，怎么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呢？她想了个好主意，让队员们搬许多大石头到城墙上来，等敌人靠近城墙时，往下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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