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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华是采取“不抵抗主义”，这是长时期所作的结论，我们却于心里有不踏实之感，理由：一是没有见到原始资料，唯一像原始资料的是《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6辑上赵镇藩写的那篇《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其中有一段加引号的文字即：“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说是蒋介石于1931年8月16日给张学良的“铣电”。二是作为南京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会明目张胆地不加掩饰地说“不抵抗”还加“主义”，似乎不大可能。于是我们曾怀疑过有无所谓的“不抵抗主义”。在这里我们仅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我们曾参与编辑的“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五十册上有关资料摘录于后：
材料一：“SEP221931”（1931年9月22日）《晨报》报导：“（本市特讯）昨晚张副司令在协和医院接见外国记者团时，答复各记者询问后，作以下之宣言：日军于九月十八日夜间未经通知突然袭击沈阳及东北各地，此举为空前所未有。日本于数星期中激动其国人，并于中国受水灾共祸内战之苦痛时，而取暴行。当余闻及日军在东北，将有某种行动时，余即命令中国军警收兵器于兵库，取不抵抗主义。当日军实行进攻之消息传来时，余又下令勿事抵抗。日方虽对此举认为有临时原因，然张氏宣言称事实证明过去若干时间，日方制造战争已引起世界注意。日军现已开衅，但中国无意以武力对待之。中国方面维持世界公意之判决，并希望而期待对此事件将有公正之判决。张氏称日方欲占至何地为止及其目的，彼均不明，因全部事件均系非常。有询将来交涉系由中央抑由东北地方进行，张氏答称此苟全国一致之问题，当由南京解决。张氏又答苟国联方面提出的问题，则自由南京国府办理，各国记者最后对张氏之接待，表示热烈之谢意，并祝张氏早日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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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SEP221931”（1931年9月22日），《大公报》报导：“（赴沈平津记者团廿日来电）记者团二十日下午一点抵皇姑屯，由日记者野口则清取得领事馆许可，方入附属地内，（日军）进攻西门者，由三经路西侧进攻，城内事先日方已有埋（伏），由便衣队混入内应，击退我国军警，开门放日军入城，日军在发动之先，连日在北大营附近作战斗演习，形势严重，故驻北大营第七旅早有预备，连日即不在营内居住，由另一营守备，及日兵进攻，团长官命令不准应战，由后门退走，日军赶至，纵火焚烧，驻讲武堂之学生队约两千人，亦向沈海线退去，兵工厂迫击炮厂粮服厂等全被占领，兵工厂所存械弹，传闻足数十师之用，与新式机器全被日军运走，。”Ⅰ米Ⅰ花Ⅰ书Ⅰ库Ⅰ ；http：//www。7mihua。com
材料三：“SEP221931”（1931年9月22日）《晨报》报导：“（本报特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厅厅长荣臻，宪兵司令陈兴亚，参谋次长鲍文樾，于前日由沈阳来平，昨晚十时，车过天津，今晨一时十分抵平，张副司令令汤国桢到站迎接，万福麟、周大文、胡若愚等均到站欢迎，荣等下车后，偕汤国桢等乘汽车赴协和医院谒见副司令，因时间过晚，未与记者发表谈话，闻沈阳等处东北军，自无抵抗撤退后，一部分集中锦州，尚有一部分，现拟集中山海关。”
材料四：“SEP241931”（1931年9月24日）《晨报》报导：“（南京二十三日下午六时四十分本报专电）漾（二十三日）国民政府告国民书，原文如左：日军在东三省暴行发生以后，我全国人民应取之态度，中央已有详切之指示。今兹事变起后，政府已立即将日人之暴行，报告于国联，并要求第一步先使日军立即撤退，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根据以上四段材料，可见：
第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方面，至少是东北方面是采取了不抵抗，而且有明确的“不抵抗主义”的对策，尤其是“材料一”中张学良在9月21日晚接见外国记者团时说的一段话：“余即命令中国军警收军器于兵库，取不抵抗主义。”
第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对策是他自己决定的还是按蒋介石的旨意，现在没有原始材料证明是蒋介石的旨意，过去许多史书说是蒋下令采取“不抵抗主义”，均为人云亦云。张学良承认是他下的命令，他说：“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1996年11月香港同泽出版社出版的《张学良文集》（下卷）附录（二）《日本NHK（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的记录》有一目“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把张的“我下了不抵抗命令”的有关谈话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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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蒋介石要负多少责任呢？至少可以说蒋介石是不主张抵抗的，从“材料四”可以看出当时国民政府的态度是：“对日军避免冲突”，“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从分析角度，张学良的对策是符合蒋介石的宗旨，所以对“九一八”日寇入侵就顺着“不抵抗主义”的思路走下去，结果导致整个东北丢失。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要蒋介石出兵抗日。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学生团体来京请愿出兵宣战者不绝，大队集合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常有不逞之徒从中煽动，故意与政府以难堪。唯蒋主席始终保持中和严正之态度，对青年学生绝不取压迫之办法，故两三月间，至京请愿者无虑五六万人，而卒未发生一次冲突，其行动越轨者，亦足以警察徒手驱散或弹压之而已。”打电报到南京提出质问、警告的更是像潮水一样。顾维钧说：“我不但受到学生团体和代表们的质问，而且受到潮水般的来自全国的电报质问，这些电报把直接谈判的计划说成是为委员长保持政权的阴谋。那些发电报的人认为我只是为委员长的政治计划服务的工具，我记得江苏省同乡会发来的一封电报，表示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警告我，如果我不改变态度，就要毁掉我的祖坟。”“我记得上海各界联合会和上海市商会发给我的电报，对我提出的直接谈判的方针也提出了警告。”5米5花5书5库5 ；http：//www。7mihua。com
这时的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再加上宁粤分裂和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头在南京、广州和上海召开，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时会议。在京的中央执监委均参加，于右任任主席，作出了决议：“（1）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请辞职案，决议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2）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决议慰留。”陈布雷在日记中说，蒋介石“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会后，蒋介石发表了辞职通电，说他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三年来“无日不思竭其愚庸，实现总理之遗教，无负党国之付托”。特别提出：“乃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约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中正昔因顾虑政治中断之危，愿为党国忍垢负责于一时者，将转为同志团结与党国统一之梗。且使外交政策，日滋无责任之批评。莫衷一是，现在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他又表态说：“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总理之教训。”同日，林森和陈铭枢联名发表就职通电，各地中委纷纷入京。12月22日至29日，国民党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于右任致《开幕词》，孙科致《闭幕词》。蒋、胡、汪三派表面上实现了统一。会上，通过了改组中央常委会、中政会常委会案。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均为中政会常务委员。孙科在《闭幕词》中讲：这次全会“无论东西南北，各方面的同志，都相率来京，集合一堂，决定党国今后的方针”。还特别表扬了蒋介石，说：“这一次党内同志能够得到精诚团结的结果，我们又不能不想起蒋介石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如无蒋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也不能感动全体同志，有此良好的机会，使大家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回想这几天内开会精神之良好，结果之圆满，不能不对蒋介石同志表示最大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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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后，就带着宋美龄乘飞机到了宁波，随即回他的老家奉化溪口去了。蒋介石在行前曾约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蒋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难。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同时，蒋又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既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并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
5．同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0月，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六一事变”后赴南京参加了“双十节”。接着，宋美龄拉上蒋介石赴杭州参加中央航空学校开学典礼。在杭州，蒋介石将韩复榘（山东省主席）、徐永昌（山西“绥靖”主任）、杨虎城（陕西“绥靖”主任）、戈定远（冀察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宋哲元的代表）以及其他军政头目召集在一起举行会议，以显示所谓中央的统一。这时，西北已成为蒋介石反共的前沿，而西北的局面在蒋介石看来是相当不稳固的，因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和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在全国抗日救亡的大势感召下，“剿匪”态度有所动摇。此时，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线，而张、杨的部队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中又遭到沉重的打击，杨虎城曾说，部队被派往打红军，等于一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张、杨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中国共产党有过接触。对这些举动，蒋介石既不满又担心。10月21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召集张、杨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开会，商议“剿共”事宜。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举动深为不满，认为“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他向张、杨指出两条出路，一是参加“剿共”，二是调离陕甘。张、杨是哪一条路都不愿走，既不听从命令，又不离开西安，于是决定先进忠言，劝蒋介石回心转意，不得已则用武力，即所谓“先忠谏然后兵谏”。
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岁生辰，全国搞了一场“献机”祝寿。29日，宋美龄由上海出发，蒋介石离开西安，在洛阳相聚。30日晚上，洛阳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分校举行一个盛大的提灯游行会，庆祝蒋介石的生辰。31日早晨，“二万多民众齐集洛阳分校，向蒋委员长致敬。阎锡山和商震也特为此事赶到，同其他的要人出席这个庆祝会了，当蒋委员长偕同蒋夫人在二十一响的礼炮声中莅临时，民众鼓掌欢呼，响彻云霄，群众一齐向蒋委员长行三鞠躬礼，以表示庆祝，而蒋委员长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当这个庆祝闭幕时，由蒋夫人将从上海带来的两个巨大的诞辰蛋糕切开，分给当地三十个团体的每个代表”。这场祝寿活动是为了粉饰蒋介石政权的统一。一个外国人写的经蒋介石“特许”的传记中吹嘘说：“凡是曾经参与过这次典礼的，没有不深信中国确已获得了永久的统一。”
原在1936年一二月间，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加紧对张学良、杨虎城及所部的军队的争取工作，另一方面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赴华北前线抗日。到了这一年的8月，红军和张、杨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个方面，在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联合。11月24日，张学良把西北的“前线的紧张的形势”报告蒋介石，并请求蒋介石到洛阳“以待面谒”。12月2日，张学良飞往洛阳向蒋介石“作了一个详细的口头报告”。蒋介石也知道情况危急，在日记上说：“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摄，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4日，蒋由洛阳飞往西安，“决定使纠纷的局势好转，同时亲自指示剿共军事”。当蒋介石抵达西安机场时，“有数百个东北军的军官莅场欢迎，他们表示想向蒋委员长面陈关于剿共军事的意见。蒋委员长就叮嘱他们将意见交给张学良转呈给他。这是东北军对政府所采继续剿共政策表示不满的第一次的公开的表示”。在西安，蒋介石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了数次会议，讨论“剿共”军事，并决定由蒋鼎文担任晋陕宁绥四省的“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多次劝说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但均无效。7日，蒋介石同张学良发生激烈的争论，张学良痛哭陈词，但丝毫不能改变蒋介石的态度，蒋表示他的“剿共”政策至死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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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各种形势交错的影响下，西安事变就发生了。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软禁了蒋介石。“事变”的消息当天由国民党驻潼关的樊松甫军长将张学良自西安发出的一个电报传送南京政府。当时为什么张学良没有向南京发电呢？主要是因为蒋介石逃离华清池住处躲进骊山还未找到，张学良等将领很焦急，所以急电樊松甫说蒋介石“失踪”。南京接到樊转来的电报是12日下午3时50分。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即到12日傍晚，南京政府才接到由西安发来的通电。通电说这次捉蒋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通电并提出西北军民的八大主张，中心点是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1米1花1书1库1 ；www。7mihua。com
当时，宋美龄正在上海以航空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向各级官员了解情况。孔祥熙首先得知蒋介石“被绑架”的消息，随即直接找到宋美龄，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她。她在震惊之余决定马上同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乘夜车返回南京，翌日上午7时抵达。
宋美龄一到南京，看到的情况是“薄雾中南京有股异于往常的混乱味道”。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11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开会，一直开到深夜3时，接着马上开中央政治会议。基于维护政府威信，也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大部分国民党员大骂制造事变的爱国将领，主张“出兵讨逆”，甚至提出“不惜玉石俱焚”。最终会议决定快速、严厉地实行报复行动，立即向西安开战，轰炸这个城市并且进军西北。会议还决议免张学良职，交军亊委员会严办。南京政府这的一决定最受日本的支持，日本是希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新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宋美龄到达南京的这一天（13日），南京收到张、杨发来的电报，明白表示蒋介石是安全的。张学良另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在他致孔祥熙的电报中说：“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在他致宋美龄的电报中说：“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
在南京，实际上是两股势力在发生作用，亲日的为一方，亲英美的为一方，客观上却起着不同的作用。亲日的，当时以何应钦为代表，不论他们是从何种目的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