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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参观了汉阳铁厂，那里的情形是同样地叫人难过。铁厂的规模也是很大的，但办理的极糟，里面到处是破烂，颠颠倒倒，无人过问的样子。并且听人告诉我，这个铁厂因资本缺乏，欧战时已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日本二十五年。后来我到莫斯科去，看见西比利亚道的铁轨多是汉阳铁厂所造。我想一定有人会诧异，为什么自己厂造的铁轨国内看不见，在外国反倒有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张之洞先生看明白一国若要抵御外侮，非有新式武器不可；要办枪炮，非有铁有钢不可；要有铁有钢，又非有矿不可。因此努力办矿，办铁厂与炼钢厂，才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成绩出来。今日谈及张之洞，人都要谈他为老腐败。其实真正知本知末，知所用知所学，真正能实做实干的，至今还要数到他。民国以来的当权握政者，对此等根本大事反倒无人注意了，自己不开煤矿铁矿，不办铁厂钢厂，军用一切，都要仰赖外国。试问谁有资格笑得张之洞先生？一个人要能站立起来，非有骨骼不可，同样的，一个国家要能挺立于世界，亦非有钢有铁不可。道理再浅显也没有了，用不着那些想得高说得远的文章。总而言之，我们必得自己炼钢制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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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3）
那时粤汉铁路局长是我一位熟人。一天，他约我到他局中去坐。那房子堂皇极了，屋中装饰陈设都是洋派，地毯、沙发等等无不极尽奢华。我座谈着，心里总觉着不舒服。那时粤汉路尚未通车，局长先生却摆起这个架子来。他若想想造铁路的款子是从外国借来的，不知他心里难过否。若用这些摆阔的钱去修铁路，至少可多修数十里。我如寒天喝了冷水，在心里冰着，至今还不能忘记。二十五年我从庐山循浙赣路到杭州，看见浙赣路的情形就进步多了。每个车站不过三五间简单的小房，用一二个工役。站长睡行军床，从早到晚勤勤恳恳，无事不干。路务办得极好，路轨修得极好，路员多勤劳朴实，很有一番新精神。又有芜湖对江裕溪口的一条运煤的淮南铁路，也是简便适用，惠益人民者至大。回想起来，中国有些地方的确进步很快。但许多方面仍不免官僚化，不脱老爷少爷的办法，处处学阔，学洋派。不知外国人在中国的，不是大使，就是富商，我们如何能比？人家的国势多么强盛，社会多么富裕，我们如何能比？人家国家出什么？钢铁、大炮、飞机，在我们国里出什么？不过大米、黄豆而已，又怎么能比？“吃饭穿衣量家当”，应该各方面较量较量才是。
九月尾上，中山先生派了徐季龙和钮惕生二位先生带着信到汉口来看我。两位都是基督徒，又是我平时所稔知的朋友。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勉励和鼓舞的话，希望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我很是兴奋感激。我和他们说，连年以来，国事窳败，今日南打北，明日北打南，甚至北与北火拼，南也与南相打，使国家破碎，外侮日亟，人民活在苦痛之中。北方大老们深中清廷遗毒，积重难返，他们之中好的也只是保妻子谋富贵，没有一点为国家为民族的远大眼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把眼睛望着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团体，稍能振作上进的将领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因把我多年的积悃和处境尽情倾吐一番。徐、钮两位先生都很以为然。在一起盘桓多日，又请二位看我们部队的操练。后来我派我的秘书任佑民到广东去回看中山先生，表示，只要他用得着我时，我当然无不尽力以赴。十三年打倒曹、吴之后，我首先即电请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与此次的往还是颇有关系的。
此时吴荫卿先生也来看我。他为九江镇守使，江西军务帮办。和地方上处得极好，百姓都爱戴他。他真正能做到平民化。那时，北洋官吏到了南方，总是军警遍布，戒备森严，把民众当成与自己对垒的仇敌一般。吴则不然，他常常独自一人，拿着一根手杖，满街满巷地转圈，遇见商民就和商民谈话，遇见农民，就对农民问长道短，往往两下谈得忘形。以此很知民间疾苦，与百姓处得非常融洽。其次便是爱贫保赤，真有爱人如己的精神。每在街上遇见无依无靠的孩子，他就带回家来，悉心教养他，又送上学校，使受相当教育，直到能够自立方肯罢休。他的养女养子极多，大都是这样来的。对于自己的儿女和自己亲戚子弟，也是一般地使受教育，决不格外溺爱姑息。等到他们能够自立，即分出去令其独立成家。此时若再求助于他，就是挪用若干银钱，亦必使觅中人，按月计息，定期归还，决不含混过去。持家勤劳节俭，没一点官僚的腐败习气，对朋友真诚热心，最爱说老实话，对于公家事则均能认真办理，任劳任怨以赴。他原是天津武备学生，热心的基督徒。他在第六镇为标统时，最擅长术科，侦探步哨动作尤佳。记得光绪末年，那时候国人尚不知国歌何物，他最先按着风琴，教我们唱歌。他素爱这些陶情益智的东西，还能耍许多有趣的戏法。平日生活有秩序，讲卫生，终年都是行冷水浴，直到七八十岁高龄仍结实健康。我和他很早即相投契，往还甚密。这次他从九江来，我也请他看我们队伍操练。看完，一一加以指教改正，十分详细。随后他又讲话，题目是“排孬种会”，谈的是他自己带兵时，维持军风纪的一个办法，极有意思。他说他民国元年当旅长时，从汉口撤回，驻兵郾城，因为战争之后，纪律不免废弛，官长头目中有些不安分，常有至民家掠掳之事。那时他因公未能和部队住在一起，对于部队中新生的恶劣现象，根本不知道。一天他到郾城，在车站遇见两个头目，向他辞职回家。问他们什么缘故，那两个头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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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4）
“旅长，您不知道，咱们队伍里出了孬种了。头目也有抢人家的，官长也有抢人家的，这样的无法无天，将来还会有好结果么？”
他把事实查问明白，气得发昏，立时集合全体官兵讲话，成立了一个“排孬种会”，以连为单位，设分会，由着大家报告事实，尽量检举孬种，结果检举出三百多人，一律排除出去，押送上火车运走。自此纪律大大整饬，再无为非做歹的事发生了。最后，他说：
“官兵中有孬种，比如劣马一样，劣马不除，好马不能安在。我们要养成有益的好马，即非排除劣马不可；同样的要队伍军纪良好，也非排除孬种不可。”
这番讲话，既有好教训又说得妙趣横生，给我们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日尚能记得。
张敬尧的部队退到湖北，知道王占元要解决他，当时将一部人分载几艘轮船开向武穴。此时不知同谁勾结，又将这部分队伍由武穴开回，要到谌家矶屯驻，显然要同我们队伍闹事。这种扰民害国的部队，使我痛恶，因决定将他们解决。当派韩多峰、张树声布置妥善，于夜把他们全部解决。共缴获七生的五野炮二十七尊、机关枪一营、辎重营一营、炮弹及步枪弹无算，被缴械的兵员全部遣散，办得十分妥当。王占元知道了这事，心痒眼热，以为我们在湖北所做的事，所缴获的枪炮当归给他。我始而不肯给，继而他派人来，再三再四地要求，最后又派了孙传芳来交涉，我不愿为这等事闹成意见，就都送给了他。后来他却把这些器械都被别人缴了去，真是可笑之至的事。
谌家矶附近还有一所扬子机器铁厂。主办者为王宠惠先生之兄，王光先生。王先生曾约我到他厂中参观。细细看了一会儿，办理很是科学化，觉得很好。那时我们十六混成旅在北京办有一所子弟学校，官兵子弟在学校读书至十五六岁者，都令其学一专门之技能。此时我即与王光先生商量，请其每次收我们十名，学习机器及管理各项。后来十六混成旅官兵子弟在此毕业者很多，有的出来充当机器匠，有的主办修械所，颇有成绩。王先生又劝我们旅中的官长们入些股子，俾其业务得以充实发展。我将此意告诉大家，当时很有几位入股的。哪知后来这王先生去世，这个厂旋即倒闭。原来当王先生劝我们入股时，其厂即亏折难支，我们是外行一点不知道。钱虽不多，但都是官长多年节用积蓄下来，所以很觉得对不起他们。由此亦可见出中国工业之一斑，国家事业，握在官僚军阀之手，他们胡乱用人，办的一包糟糕，而且随意抵卖给外国人。真有才能的人，国家不能用他，自己千苦万苦，好容易创出一个小规模的事业，却又为力量所限，无法站立发展，宛如路边野草，只在一种自生自长的情形下听其消灭了。
我在常德时，汇赠罗感恩大夫之子为学费的八千元，罗公子拒而不受，把钱又从美国汇回，前面已经说过。我拿这钱，无法可想，此时特建一座礼拜堂，名为“思罗堂”。全部建筑均用木材，可以随时拆开，随时搬移，如儿童积木一般。木屋有十余间，可容四五百人。落成开幕之日，教会中朋友来参加典礼者很多，如汉口黄吉亭牧师、沈文清牧师、胡兰亭牧师、胡厚斋牧师等都有很好的讲演。自此我们军队驻在哪儿，房子就挪到哪儿。军中讲话、讲课、开会、做礼拜，均用此屋。
这时候，曹锟和段芝泉在直隶扮演的那幕武剧——直皖战争，已告结束。初，曹令吴佩孚攻打保定，段派段芝贵率队自涿州向南抵拒，两方接触，左起天津，右至紫荆关，皆是战线。段芝贵所统的是新成立的西北军及边防军，完全新兵新器械，其军械即用西原借款办的，军中自顾问以至军需军医亦皆用的日本人。这明是皖系打仗，实际显然即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提线的傀儡戏。战事起后，自涿州至定兴一线最为激烈。直军器械窳败，处境至苦，但士气极盛，很能鏖战。皖军处于优裕之境，恃着有日本为后台，反不大肯打。段芝贵在前线指挥，专车中老带着女妓，喝酒打牌，恣意行乐。到高碑店时，直军一个冲锋直打到车站，段芝贵还在车上搂着妓女打牌，竟被直军活捉而去，俘获妓女达四五十名之多。在廊坊，皖军尚有两整旅未及编队的炮队，亦被悉数缴获。至此，皖军终成瓦解，战事即告一段落。
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5）
段先生的惨败，绝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不当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唆使；第二，他不当轻听安福系卖国官僚挑拨离间的话；第三，他不当重用段芝贵这种荒唐鬼。因此国人都痛恨他，反对他，而同情直军。全国民气亦是盼望着皖军败，直军胜。实在的，民意之所向，即胜败之所系。这道理一点都不玄奥。因为士兵是百姓出身，士兵父母兄弟皆是百姓，百姓人人对他切齿痛恨，军队哪能有士气作战？武器纵然精良，处境纵然优势，也是枉然的了。
段先生被打倒之后，当逃入外国使馆的时候，扔下了一个打破了的迷梦。吴佩孚赶快把这个梦拾到手里，自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冲直撞，直到民国十三年坍台方罢。这个迷梦是什么？就是“武力统一”四个字。
我们部队驻在谌家矶，没人理会，到后来弄的吃的都成问题。我几次致电陆军部交涉饷项，先是不理，到后来令我们移驻信阳驻防。
我于十一月初旬率队到信阳，住车站东首，也是临时搭盖帐篷，还是住不下，韩复榘一部分人即分驻确山。在信阳，又令李炘办一工厂，收容所有的退伍兵卒学习手艺。另外又办一教导团仍分官长头目两班，以鹿钟麟为团长，继续加紧官长士兵的教育。办的很有成绩，真是越穷越有精神。信阳有一个很大的沙滩，可容全旅官兵操练。向来在信阳的驻军，与百姓都有意见。我为纠正此项缺点，常常约请百姓看操、谈话，弄得彼此成为一家，与地方上发生很好的感情。
此时信阳道尹及县长都姓杨，他们出门时坐着绿呢大轿，打着官伞，完全满清的官派。民众被赵倜他们压迫得如同死灰，社会上到处都保留着封建意味，毫无一点民国的气象，有几处大宅，封建气味又为浓厚。其中最大是袁乃宽的宅子，叫着袁家大楼。堂皇富丽，巍立于小小的街道上，极惹人目。那院落非常敞大，层层楼房恍如宫殿。花园里的牡丹花之类，到冬天用火烘暖，在朔风大雪的时候，还能凌寒开放。可是主人长年躲在租界里，并不来住。往来的军队随时占据着，门窗户扇都被拆毁，糟蹋得不成样子。袁乃宽为袁世凯的军需，管过数十师的军饷，又做过财政次长，想着他刮过多少人民的脂膏，到处浪费，究竟是什么心思！
我们军队领不着饷，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自皖系兵败失势，直派军阀取而代之，即忙着扩充自己的势力。仍是走的皖系的旧路，但手段更厉害，意气更骄横了。吴佩孚一下就扩充了六师人（第二十一至二十六师），招新兵，办军械，国家财政罗掘净尽。那时的所谓中央，事实上完全抓在直派之手。总统徐世昌，一光杆儿的傀儡，什么家也不能当。总理兼陆军部长靳云鹏，本是皖系大弟子，段先生的亲信，但此时已投降直系，倒过来与段作对了。他满处搜刮，尽力供给直派军阀扩张势力，以维持自己的地位。因此除了奉军而外，各省军队管各省给养，凡所谓中央直辖的军队，中央已经一概不管，听他自生自灭。时驻保定及河间一带的第十一师发生兵变，中央只说要严办官长，而不知实以官兵无饭吃，逼到如此地步。自民国九年六月到十三年冬间，真是黑暗时代中的最黑暗时代，可以说完完全全是吴佩孚一人造成的。
我们几个月领不到饷，向中央交涉中央不管，和河南督军赵倜商量，赵督军自然也不过问。处此艰难窘困之境，我实在再无办法可想。一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那天晚间经过信阳的火车中，有铁路收入的三十万元解送北京。我想，好了，中央既然不管我们，我们难道眼睁睁地饿死？反正是国家的钱，与其给他们吃的脑满肠肥，何不截些下来为我们官兵填填饿瘪的肚子。因于当日打一电报给中央，我说国家军队自当严守纪律，但中央已不把我们当国家军队看待，我们将尽为饿殍，无法枵腹等死矣云云。什么难听的话我都说了。大总统没有回电，但路款毕竟截下十万。然后，我决定到保定去见曹仲三。
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6）
此时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凡事曹都是听吴的。中央被所谓保派，洛派团团保卫。——曹是保定人，吴驻洛阳——吴佩孚恃着直皖战争之功，意气骄盈，咄咄逼人。这，处处都表现出来。
我到保定的那天，曹锟请我们在巡阅使署吃饭。在席的有何春甫（何丰林）、王承斌、吴佩孚、孙岳、曹四、曹七等。何丰林原为前江苏督军李纯的参谋长，李纯新近死去，齐燮元继为苏督，何即为齐之代表。关于李纯的死，因其过于突然，当时有种种传说。一说李是自杀，原因不明。一说李有一四姨太太与马弁有奸，李平时不大去，一日忽然去了，打门不开，叱令开门，那马弁无可躲藏，情急之下，即开门将李打死。一说齐燮元急于要得苏督之位，特设计以毒药杀之。这类说法很多，究亦不能判断孰是孰非。这次我们在席上正吃着饭，吴佩孚就声色俱厉地问何丰林道：
“李督军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一定知道。”
何丰林答道：“也不大清楚，只知道确是自杀的。”
吴追问道：“为什么缘故自杀。”
何说：“不知道。”
吴佩孚即沉下脸，瞪出两颗眼珠，说：“我要在书上写一笔：某年月日，直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杀其长官李纯于南京。还要添一句，其参谋长何某预谋其事！”
何丰林红着脸说：“那不行，那当不起，副使的话说得太重了。”
吴说：“怎么不可以？我这是春秋之笔，我一定这样写！”
何丰林弄得无法下台，神色异常狼狈。曹仲三看见这情形，连忙解围道：“吃菜！吃菜！”一席饭终于不欢而散。
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那时吴佩孚骄横自恃，目中无人的情形。李纯固然死得可疑，但有什么凭据一口咬定是齐燮元所杀？又有何凭据一口咬定何丰林预谋此事？更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中这样地挟逼人家，不顾人家难堪？其骄横放恣若此！
此时曹仲三正忙着在保定西南城角修筑花园（后改为公园），楼台亭榭，栽花植树，他每天带着工，悠闲自得。但一方面李星阁的第十一师，仍在天天闹着兵变，在民间抢掠，抢后逃散。一方面有许多中央直辖的部队都在饿着饭，岌岌不可终日。我想，他难道在睡着觉么，怎么还有这些闲情逸致呢？
在保定数日，交涉饷项的事毫无结果，我乃又到北京。先谒见徐总统，挂了号，传早晨四点钟见面，我打着灯到总统府，他已在那儿。徐虽在政府中做着泥胎，什么事也不能做主，但早起见客“早朝宴罢”的意思是真有的，我两次见他，都是如此。我们谈了几句，就提到军队无饷事上来。我说：
“现在国家行的恐怕是兵变政策。这个政策是真的快成功了。但百姓可也不能活了！”
徐总统听了愕然，问我什么意思。我说：
“许多军队，中央都不发饷，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