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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驻外的代表参加每次会议，都要给国内写报告。朱良报告写好后，誊抄的任务都由吴建民完成。在誊抄过程中，吴建民发现，朱良笔下记述的事情，自己也经历了，可朱良写出来就很有内容，归纳很有条理。报告分析形势，分析苏联代表的动向，分析亚、非、拉代表的心态，很有深度。
事情就是这样，一样的路走过来，有的人收获丰盈很快跃上新的高度；有的人却总在一个平面踯躅蹭蹬。差别就在于有的人观察敏锐，洞悉透彻，并习惯于归纳总结。吴建民对朱良的报告内容和表述留意起来，报告的关注点在哪里，分析推演的逻辑等等，从这中间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因为誊抄大都是在晚上，有时很晚了，虽然吴建民很用心，但在誊抄中也难免会有出错的时候。朱良看到这种情况，一般不郑重其事地批评，而是好像漫不经心地说：“哟，是不是抄得太晚了？”
朱良的这种批评很有艺术性，很委婉，既让人明白以后要注意，办事再严谨些，但又能让人容易接受，精神上也不会背很重的负担。这更赢得吴建民由衷的佩服敬重，觉得遇到这样的领导很幸运。也是在朱良在任期间，吴建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介绍人就是朱良和朱善卿。
而吴建民对梁畊的相知则经历了一些曲折。梁畊来的时候，吴建民已经当了一年多的翻译，就对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了解而言，他比梁畊更熟悉情况，更清楚一些议题的来龙去脉，甚至经历过更多的复杂场面。因此在新领导面前，他有时候讲话就流露出过分自信，甚至在内心轻率地下评断。
此时中苏的纷争升级，在会议中的争执更频繁和激烈。由于梁畊对一些争议事务的前因不太知晓或了解尚不全面，发言时曾让人家抓住把柄，被围攻得很猛，出现过比较被动的局面。遇到这种情况，初来乍到的梁畊也比较紧张，吴建民做翻译就更感觉到压力。事后内心仍会感到不太舒坦，觉得特别窝囊。
外交的独特节奏（4）
1963年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工作期间，与哥伦比亚代表在布达佩斯。
还有一次，梁畊见一位外国代表，见完之后，梁畊送了出去。吴建民记得朱良过去送外国来客，总是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所以在走到那个位置时，他对梁畊说：送到这儿就可以了。梁畊当时没有理会，等送客人回来，对吴建民发起了脾气，他拍着桌子说：“是你见外宾还是我见外宾？这些事是我决定还是你决定？”
梁畊是四川人，他这种拍桌子的方式，与上海人朱良的和风细雨有着分明的差异，不那么容易承受。再想到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会议上曾经出现的被动局面，吴建民一度认为梁畊来了以后，情况不如朱良在的时候，对梁畊的能力有几分猜疑。直到又经过一段时间后，吴建民才逐渐对梁畊加深了了解。
在会议上出现被攻的情况后，梁畊都主动到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汇报，向大使检讨自己的工作，这使吴建民觉得梁畊为人很正直率真。随着对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以及一些争执议题来龙去脉的迅速了解，梁畊的学识和才智在应对事务和会议争辩中渐渐显示了出来；特别是作为一个翻译，当他发现梁畊英语非常好，完全可以不靠翻译自己听说时，他更增加了对梁畊的好感。
不同的代表，有他不同性格和处理事务的态度方式，作为为代表服务的翻译，有一个和代表互相适应磨合的过程，在和代表相处的过程中，吴建民渐渐认识到做人还是有很多学问的，学会了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对年轻人而言，一方面，要有很强的吸纳欲望，要学习，要增益自身禀赋以外的才智；另一方面，要有很强的割舍勇气，将附于自身的弱点瑕疵磨洗掉。璞玉未经雕琢，是显现不出光彩的，但敲打琢磨的痛苦历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下来的。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吴建民也曾经有过浮躁、肤浅，也曾容易因境遇的变异而情绪波动，也曾有过自以为是的时候，特别是有了一点成绩，受到几句表扬后，他也曾经飘飘然……
比如在梁畊刚到世界青年联盟时，曾经出现过被围攻而显得被动的时候，吴建民在翻译时也感觉窝火；而到后来梁畊的才识显示了出来，有时他的发言很精彩，这时吴建民就翻译得特别有劲，语调也特别有气势。他内心的焦躁和激越，总在不经意间形于神色，这种情绪波动的外露，也受到梁畊的批评。
吴建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到布拉格参加国际###的会议，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全国青联的秘书长钱李仁。那次会议争论的气氛很紧张，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钱李仁的辩驳十分有力，吴建民翻译得情绪激动。这一激动，语调便高了起来。钱李仁会下对吴建民说：“你的嗓门那么高干什么？你要注意，你的嗓门不能超过我的嗓门！”
钱李仁的话说得挺不客气，但在有了更多的经历和深入的思考后，吴建民越发感到这些老同志的及时敲打是非常有益的。在国际论坛，在外交场合，不是情绪渲染声调激昂就能占上风的，最能说服人的、最有力量的，还是摆事实和讲道理，而且气氛越紧张，就越要沉着镇静。
（几十年后，当他屡屡在新闻发布的讲台上露面的时候，给多少人留下了温文尔雅理直气缓的感觉，那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1964 年，全国青联副主席王兆华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开会，吴建民受委派从布达佩斯赶过去做翻译。会议期间，苏联人举办了一个招待宴会，吴建民感觉菜不好吃，出于青年人的调皮心理，便故意给服务员出点小难题。还向苏联人调侃说：“听说你们现在好像老吃马肉，是不是牛肉不够吃啊？”
这些情况后来被人报告到王兆华那里去了，王兆华在代表团内部开会时说：“人家准备了宴会，我们要去吃，而且要说好吃。外交场合气氛不能弄得那么紧张，###归###。我们有些年轻同志，讲话像老油子，这样不对。”王兆华并没有点名，但吴建民知道这是在说自己。
1965年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工作期间与法语翻译林迈珠、驻匈使馆外交官朱安康、中国驻世青代表贾学谦（从左至右）。
外交的独特节奏（5）
挨了批评，容易让人沮丧。但聪明的人，会在批评中及时警觉，引起思考，吴建民正是在批评中认识到：外交是讲究理解和风度的，讥笑和嘲讽不是战斗。一个人哪怕有一身的优点，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强者；而一个人倘若能把自身的缺点消除净尽，那才真会让人无懈可击，那才真正让人生畏。
在驻布达佩斯几年间的不断的有所意识，并长期予以注意，使吴建民后来的外交生涯受益匪浅。人们后来看到担任新闻司长、主持发布会的吴建民，看到在国外当大使、出席演讲的吴建民，总是一脸镇定的神情、平和的语调，却不知这正与他年轻时在这方面受过敲打，因而比较早地对此有所警觉思考有关联。
苏联代表提出要和吴建民共进晚餐/就在他们离开时，美国人紧追了过来/“是否中了美国人‘圈套’，使我深深陷入困惑之中。”/周伯萍没注意到这是个很不寻常的提问/周恩来闻知此事非常恼火，说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在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处在激烈交锋的多边外交环境中，与在风平浪静中驻在友好国家的使馆大不一样，是非常锻炼人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面临复杂的局面，要你迅速地做出决断来应对，逼着人很快地成熟、老练，甚至复杂起来。
有时候，代表奉召回国，守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就剩下吴建民一个人。如果这个时候开会的话，就吴建民一个人到会上去听，然后把会议的情况写报告发回国内，这又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因为按正常情况，报告轮不到他去写。
就在一次代表不在布达佩斯的时候，苏联代表与吴建民不期而遇，他提出要和吴建民共进晚餐。吴建民考虑到中苏之间的紧张对峙，心想苏联人单独约他不可能是简简单单地吃个饭，很可能另有图谋，就一口回绝了。
随后，吴建民将这一情况向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做了汇报，使馆也分析这是苏联人要搞什么名堂，认为吴建民拒绝的做法很对。在那个时代，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指派，与不友好国家的外交人员来往，特别是单独来往，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一条铁律。因此当这一情况被报告到国内，吴建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嘉许。全国青联方面更是欣欣然，他们派驻国外的人员在不寻常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考验。
为了说明那个年代人们对没有上级部署的外交接触是多么的谨慎小心，不妨费些篇幅在这里回顾两桩中国外交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事件。
在20 世纪60 年代末，美国与苏联的争霸日益加剧，急于从越南战争泥潭中抽身，同时感到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已不可小觑，美国总统尼克松多次表示决心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希望美中关系能够解冻。他与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一再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尽快向中国人传出美国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美国国务院甚至指示斯托塞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以最快速度给中国人递话，“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
1969 年12 月3 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和翻译景志成应邀出席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在展览会上，景志成发现中美华沙会谈的美方联络秘书西蒙斯与另一美国外交官在说着什么，手指还对着他们指指点点。他们猜测美国人可能要耍什么花招，决定活动结束后迅速离开。而就在他们离开时，美国人却紧追了过来。
当事人景志成这样回忆说：西蒙斯领着那个人追上来，指着另一位介绍说：“先生，这是我们大使。”景志成怕别人发现，他们没有停下脚步。被介绍是大使的人随即用波兰语说：“我是美国大使，我想会见你们代办先生。”景边走边答说：“我转达。”这时李举卿已走出大门，景也加快了步伐。美大使紧追不舍，继续说道：“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他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这时李举卿已走得很远了，景为了甩掉美国人，又说了句“我转达”后急速离去。
其实此事根本谈不上什么接触，景志成总共也就说了两遍“我转达”，事后景志成又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可他的内心却十分忐忑不安起来，“怀疑是否中了美国人‘圈套’，使我深深陷入困惑之中。”由于美国人当时误把李举卿认做中国驻波兰使馆的临时代办雷阳，而且12月11 日，又是雷阳受命与斯托塞尔会晤，故而此事长时间被称为“美国大使追中国临时代办雷阳事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外交的独特节奏（6）
另一桩发生在1973 年5 月7 日，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在与希腊外交部商议完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返回使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都比平时多，好像有重要外事活动，就要翻译查一下是怎么回事，翻译回使馆遂去找值班的人询问。值班的人刚学英语，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张请帖，大使名叫科威克，第一个字母是K，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的请帖，也没注意时间是次日中午，见到翻译就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的招待会回来。翻译因而认为途中所见是科威特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再看请帖上时间是12 点到13 点半，此刻离散场只剩10 分钟了。他匆忙找大使说科威特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有请帖邀大使参加。因时间紧迫，周伯萍来不及看请柬，未假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
科威特大使馆在中国使馆西北，但司机未去过，也不知道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就在中国使馆东南方，结果糊里糊涂开进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刚到希腊任上的周伯萍还不熟悉各国在希腊的外交官，把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当成了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一下车就匆匆忙忙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
此时恰有《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侧，问周伯萍来这里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周伯萍没注意到这是个很不寻常的提问，而只认为是记者寻衅而已，就简单驳斥了几句。美国记者对中国大使的言行一头雾水，可周伯萍并没有理会，在与荷兰、墨西哥等国大使寒暄，并与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别后才离去。
《纽约时报》随即发出中国大使到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的消息。而周伯萍在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才从罗马尼亚大使处得知此事。当时阿拉伯国家都敌视、痛恨以色列，对有关以色列问题特别敏感。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和复杂化，中国使馆一方面采取紧急措施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各国使节说明中国大使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中国外交政策有任何变化，力求尽快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影响；一方面马上向国内报告错误情况并做出检查。
周伯萍随后即接到外交部电话通知：什么话也不要说，立即回国。
据说周恩来闻知此事非常恼火，在国务院办公会上说：“美国出了水门事件，我们出了雅典事件。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必须严肃查处！”总理办公室用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认定此事性质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整个通报措辞严厉。
周伯萍再次写了书面检讨，同时驻希腊使馆也写检讨分担责任。外交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经讨论拟出报告，认为周伯萍所犯错误严重，但考虑其态度正确，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暂时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同意”。
5 月24 日，有周恩来批示的外交部报告以及所附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送到了毛泽东手上，他挥笔圈掉了报告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等语，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还把报告所说周伯萍对错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
毛泽东的圈改，根本改变了外交部报告对此事错误性质的判定，也使周伯萍的处境大为好转。这就是“中国大使误入以色列使馆事件”，也被称为“雅典事件”。
早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伊始，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就一再向外交人员强调：“外交授权有限，外交大权在中央。外交工作出了错，造成的损失收不回来。”他的另一段话：“我们外交工作的任务之一是跟帝国主义，重要的是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外交和军队是斗争的两个拳头。外交人员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要有敌情观念，深刻保持警惕……要有严格的纪律，外出必须两人同行。事先要请示，事后要汇报。”也被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奉为圭臬。因此吴建民拒绝苏联人邀请吃饭一事，在外1965年离开匈牙利之前在使馆院子与韩克华大使（中）和同事林迈珠（左一）。
交系统绝非小事一桩。
中国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只有一个代表，一个翻译。除了本职的翻译工作外，代表要见什么人，都由翻译负责联系。到其他国家开会出差，也是由翻译去办理签证，查看航线怎么走，订机票。代表请客吃饭，翻译点菜，还要帮助端盘子。请客人到中国代表处来交谈，泡茶、倒水也是翻译的事。客人走了，还得刷洗茶壶茶杯盘子。这些看来都是小事，但其中有很多人际交流的学问。
吴建民刚到布达佩斯时，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是柴泽民。他走后，继任者是曾经任湖北省副省长的韩克华，他和“雅典事件”的主角周伯萍同时进入外交界。他来到匈牙利后，经过接触和观察，感觉匈牙利的党和政府并没有紧随苏联旨意敌视中国，相反私下里透露了愿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信息，因此他很希望能更多地展开工作。
韩克华在与各国使节的晤谈过程中，感觉到担任翻译的吴建民的外交潜质。因为那时当翻译还有个任务，就是做记录，对方讲了什么，中国大使讲了什么。这个记录做得好坏，是很能反映人的才具的。他知道吴建民是外交部借调去团中央的，出于展开工作的需要，他给外交部打了个报告，提出想让吴建民到驻匈牙利使馆工作。
此时吴建民在世界青联的工作和他本人的表现，已经得到全国青联的充分认可。他们闻知韩克华打报告的消息，也很想留住这个青年人才，据说甚至动用了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名义，给外交部打报告要求正式调吴建民到团中央工作。
一个年轻翻译，使馆也要，团中央也争，显然是个人才。两边的报告先后送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那里，他做的决断也很干脆：“回外交部。”孰不知他正是一位喜爱人才，也善于使用人才的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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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毛泽东（1）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第一次走近毛泽东那一刻，唐闻生紧张得几乎虚脱/周恩来说：“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吧。”/“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我都主张整一整……”/“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吴建民于1965 年8月离开了布达佩斯。
他走得很匆忙。在匈牙利将近四年，他竟然还没有花点时间，浏览一下布达佩斯的城市风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占满了他的生活，连他在这里掌握了第二、第三外语，其原动力也主要源自斗争的需求。离开世界青联总部，就回使馆，活动的范围就在这两点一线，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如果星期六晚上能放个电影，就很让人高兴了。”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使年轻而活跃的吴建民能把全副精力投于学习外语。
其实从坐落在班促尔街的中国使馆走过几个路口，就有街心花园，春暖之后草木葱茏，花卉斑斓，雕塑掩映其间；狮子桥如巴黎的凯旋门一般威严壮观，横跨蓝色的多瑙河；匈牙利议会大厦的设计匠心独运，造型别致美观……在闹市区的“三一五”广场，耸立着匈牙利著名爱国诗人裴多